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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依托语言接触理论，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从语内和语外因素入手，全面分析了诸多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语外音素包括政治目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语内因素认为，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开放调适的体系，是文化发展的赁藉，是动态发展的机制，是扩张竞争的主导，是共同区域的要素，是接触融洽的必然。
关键词：语言接触；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54—04
语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在伴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一个族群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在内部矛盾和社会因素作用下继续发展，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间交往不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它们都从对方吸收语言成分，从最初文化词的借贷，到为适应借词而特意引进音位或创造音位，再到接受、适应语法结构，乃至使语言类型发生改变。叶斯柏森说：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旨在把他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活动。[1]（P3～21）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2]（P86）
新疆古称“西域”，是四大文明、三大语系的交汇地。众多的民族部落、频繁的经济往来，和谐的民族关系、悠久的交流历史为研究语言接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料。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新疆出土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涉及梵语、犍陀罗语、汉语等语言。
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如载：“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3]（P29）由此可见，身处西域的西王母是懂汉语的，或当时至少有懂得两种语言的人存在。在有史记载中，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语——羌语的接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语——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接触；隋唐时期，主要是汉语——粟特语——突厥语——古藏语的接触；五代辽宋金时期，主要是汉语——回鹘语——阿拉伯语——哈卡尼亚语——契丹语——于阗塞语的接触；元明时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的接触；清前期，主要汉语——察合台语的接触；清中后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族语言——通古斯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的接触。[4]以下将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从历时的角度来探讨语内和语外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
一、语外因素
（一）政治联系
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新疆就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驻军屯垦、册分官员、协助管辖等行政形式的出现，汉语在西域，特别是统治阶层的官方语言中得到广泛运用。如日本大谷考察队所获《李柏文书》就是西域长史李柏用汉文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一封书信。[5]（P193）由于行文办公需要使用汉文，这就同塔里木盆地早期印欧人种的语言发生直接的联系。这些地方政权在翻译汉语案牍时，势必会借用汉语若干词语、句式。
（二）经贸往来
新疆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是中原王朝与西方贸易的中转和驿站。19世纪费迪南?冯?李希特霍芬用“Seidenstrasse”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沿岸几个西方国家以及印度通商时所使用的中亚地区的几条道路，而这三条道路基本上都通过新疆。行进在商路的客商既有粟特人，也有波斯人，甚至还有汉人。这些商旅有时依靠通事，有时则依靠商路上的共通语，有时则依靠土著语言。商旅的游动，带来的是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也加强了汉语和新疆土著语言的接触。Sinor曾说：几乎所有尚存的粟特文佛教典籍均是译自汉语，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那些典籍中出现的来自印度的词，居然在外形上也能看出汉语的影响。[6]
（三）文化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7]（P194）反之，不同文化的交流，实际就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佛教的传播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如：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间，译书逾三百卷。经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莲华，大集，维摩诘；论部之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皆成于其手。[8]（P89）尽管我们目前看不到古代龟兹语对汉语的影响痕迹，但是这种接触却是活生生的。在佛教向西域的传播过程中，原本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在西迁至甘州和西州，接受了佛教，其语言则深受回鹘文影响，如：在回鹘文译本《俱舍论颂疏》13行中就夹写了127个汉字，而且汉字与回鹘语词融为一体，甚至直接和其他词语发生语法变化，缀加回鹘语语法附加成分。[9]
（四）移民杂居
从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一支从中亚草原向南迁徙的印欧人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始，[10]（P6）外来移民的步伐就未停止。期间有吐火罗人、塞人、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陆续迁徙至此。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置校尉，屯田渠犁”[11]（P1504）伊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进行有计划的移民屯田。此外，由于躲避战祸、逃离饥馑、战俘掳掠以及寻求财富等各种非计划的移民，涌入新疆的汉族人数大量增加。这些新增移民势必要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关系，从而导致语言接触。如：南北朝时期，移民的聚集使吐鲁番出现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该地“文字亦同华夏，亦用胡书，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12]（P2243）
（五）战争征服
地方政权之间的割地争霸、中央政府的讨伐扩张，出现的结果就是战胜方占据失败方的领地，双方人员之间往来，旋即就是语言的接触。如清高宗在重新统一新疆后，即“初以阿克苏为回部适中之地，喀什噶尔、叶尔羌为回部诸城之冠，英噶萨尔则又境属边，外藩邻接，皆兼设满营、绿营（汉营）”。[13]通晓汉语的满汉官兵进驻这些地区，在加强与统治阶层关系的基础上，也促进其学习汉语。如哈密扎萨克，回子亲王府中的“台吉”，霍家蔑牙斯，气度自殊，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14] 地理毗邻、族际婚姻等形式亦促进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同时也引发了语言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进疆部队的就地转业、大规模的内地支边活动、中央政府的干部援疆和交流制度、中西部地区人口的盲目自流都极大改变了汉语的使用人口和范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更为人员交流、互通有无创造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在各种传媒手段引领下的远程接触异军突起。广播、电视、报刊以及互联网也成为语言接触的重要的社会因素。
二、语内因素
（一）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语言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其产生的背景就是社会群体的出现，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从事劳动的初人有一种原始的语言来作为相互了解的工具。[16]具备某种语言背景的群体在与不同语言背景的群体交往中，语言是最主要的可资利用的工具。无论使用群体交往的程度或性质如何，不同结构的语言体系必定碰撞。这种语言碰撞的外在表现就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词汇。在词语借贷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语言接触。进入西州的回鹘人在征服高昌时，即与有深厚汉文化功底的当地居民发生关系，并从中借贷词语。特别是回鹘佛经中保留下来的佛教词汇，更是如此。比如：bu（布施）、luu（龙）、linxua（莲花）、sua（锁）、suy（罪）、din（禅定）等。此外，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产物的语言也深受处各种关系的影响当中。这些关系自然也包括和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不管这种交往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
（二）语言是开放调适的体系
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开放性。语言作为思维的材料和思想的载体，与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反映关系。语言要迅速、及时和准确地反映人类在社会中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和成果，因此，语言这种符号系统就必须容忍随时发生的必要的扩展和调整。[16]（P8）同时，为反映人类的精神世界，语言必然要在结构上发展或接受某些新的变化。这也要求某一语言主动去其他语言中吸收或借鉴自己没有或不完善的结构。原本游牧于漠北高原的回鹘人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即由草原文化转变为绿洲文化，于是出现了农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借贷经济，而买卖契约亦应运而生。由于在鄂尔浑回鹘汗国语言里没有这些词，因此就从汉语借入。如：yunglaqlq（用）、qa（家）、paon（保人）、krüp olurγui（临座）、sa（仓）、s（界）、quanpu（官布）、γ（石）等。[17]（P77～158）
（三）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凭借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是实现、巩固和传达文化的手段。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18]（P1）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都必须仰赖于中华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文化传统结构的先进和稳定，一直处于主体民族的地位，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吸附和影响作用。[19]（P22）于是，从汉语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形成的因素就成为当然抉择。比如定居后形成的近现代维吾尔绿洲文化中，就成系统地吸收汉语中的蔬菜、主副食、调料等名称，如：saj（菜）、so（葱）、daa（大茴香）、saza（馓子）、moma（馍馍）、dadu（大豆）、manta（包子）、laza（辣椒）等。
（四）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机制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其运用过程中发生变化。而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结构上的变化又确定岀运用语言的新规则。[20]（P204）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是社会的发展，内部因素则是结构的不平衡性。那种认为语言发展完全遵循自己的规律，而与使用者无关的结论是片面的。[21]（P320）使用者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发现或感受到语言结构的不足，就会有意识地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中包括修改、创造、借鉴等方式。以其他语言的类似结构作为蓝图，这是确定新规则的捷径。语言使用者怀着这种目的交际时，就会有计划地进行接触。这一假设是建立在语言使用心理上。以量词为例，古代突厥碑铭语言中量词很少，仅见到yol；在回鹘文献语言中，量词的数量在增加。除了创造外，还借入汉语量词，如：türlüg（种）、küri（斗）、satr（两）、tana、t、badman（重量单位）等。在现代哈萨克语中，不仅借进汉语的度量衡单位，更是利用改变词性和附加式创造量词，如：bet（次）、tal（条）、tartm（口）、ilim（条）等。[22]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过程变化，即在努力使语言表述更精确的前提下，寻找邻近民族语言中的相似结构。这也是促使语言接触一个潜在的因素。
（五）语言是扩张竞争的主导
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增加时，就意味着该语言正在扩张。扩张时，通常会和其他语言接触，或者是一些正在成长的语言，或者是其他正在扩张的语言。[15]（P58）只要使用者在增加，语言必然就得向外扩充其使用领域，特别是在有人居住的地区中扩张时，定会引起原居住地语言使用者的反抗或赞成。无论如何，这都得以语言接触为前提。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语言影响总会出现。以乌鲁木齐为例，随着汉语使用人口的增加，很多维吾尔青年人往往借用汉语词汇甚至语法结构表达思想，这就构成了特殊的语码混杂现象。如：bul kino mojs（这部电影没意思）、xo bala（好孩子）。有首哈密民歌最能体现：derdi joq demsan meni，derdim meni dodexin。jari joq demsan meni，jarim sendin xodexin（你说我没有烦恼吗，我的烦恼多得很。你说我没有情人吗，我的情人比你好得多）。
（六）语言是共同区域的要素
一定区域内存在的民族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既可以是单一语言，也可以是多种语言。在共同区域内，尽管从体质人类学而言，其民族不同，但民族构成要素——民族心理却异常接近。比如在北疆汉族人口占优势的城镇中，“民考汉”就和汉民族非常靠近。于是，在相邻民族里，由于共处一个地理环境中，彼此就会形成“区域民族的共性”，特别是语言结构上类似。这类同言线一多，相邻语言在结构上就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以致使先前存在的这些语言之间渊源上的差异模糊起来，形成了某种语言联盟。[23]（P216）这种语言联盟形成的基础就是语言之间的接触，并通过接触使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在结构上逐步趋同。以新疆语言联盟为例：新疆汉语方言中体现岀阿尔泰语系的一些特征，并淡化汉藏语系的一些本质特征；而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中也出现意合特点，并逐步由综合手段向分析手段发展，凸显汉藏语系的特点。 （七）语言是接触融合的必然
语言的分化和融合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现象。语言分化是指从原始共同语分离岀亲属语言，亲属语言分化岀方言。语言融合是指一种语言排挤或替代另一种或几种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21]（P312）语言融合需要借助民族接触或融合，即语言接触是语言融合的基石。语言融合的过程是异常缓慢的，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以塔里木盆地民族融合为例：8、9世纪及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24]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才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语言间相互借词是普遍现象，现今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即使是所谓最发达的语言）不向另一种语言借词，所谓“纯洁”的语言根本不存在。[25]（P174）而语言间相互借词就是语言接触的一个外在表现。当语言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种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接触。[26]（P292）语言接触不仅与语言的社会功能有关，也与其思维功能有关。只强调语外或语内因素，都是有失偏颇的。
无论是汉语，还是新疆少数民族语言，都是在语言接触中逐步定型、完善的。语言接触的历史，就是语言丰富发展的历史，研究民汉语言接触历史，不仅能初步阐释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更能把握语言演变的未来，为语言规划勾勒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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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actors of Language Contact—Taking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in Xinjiang for Example
XU Y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lle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 830046， Xinjiang， China）
Abstract：Based on language contact theory， the article takes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language contact。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s political goals，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migration and war & conquest while internal factors regard language as a produ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system of open and adjustment， a depend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 mechanism of dynamic development， a leader of expanding competition， a key element of common region and a necessity of contact and harmony。
Keywords：language contact； factors； analysis
〔责任编辑：黎玫〕
关键词：语言接触；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54—04
语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在伴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一个族群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在内部矛盾和社会因素作用下继续发展，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间交往不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它们都从对方吸收语言成分，从最初文化词的借贷，到为适应借词而特意引进音位或创造音位，再到接受、适应语法结构，乃至使语言类型发生改变。叶斯柏森说：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旨在把他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活动。[1]（P3～21）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2]（P86）
新疆古称“西域”，是四大文明、三大语系的交汇地。众多的民族部落、频繁的经济往来，和谐的民族关系、悠久的交流历史为研究语言接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料。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新疆出土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涉及梵语、犍陀罗语、汉语等语言。
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如载：“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3]（P29）由此可见，身处西域的西王母是懂汉语的，或当时至少有懂得两种语言的人存在。在有史记载中，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语——羌语的接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语——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接触；隋唐时期，主要是汉语——粟特语——突厥语——古藏语的接触；五代辽宋金时期，主要是汉语——回鹘语——阿拉伯语——哈卡尼亚语——契丹语——于阗塞语的接触；元明时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的接触；清前期，主要汉语——察合台语的接触；清中后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族语言——通古斯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的接触。[4]以下将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从历时的角度来探讨语内和语外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
一、语外因素
（一）政治联系
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新疆就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驻军屯垦、册分官员、协助管辖等行政形式的出现，汉语在西域，特别是统治阶层的官方语言中得到广泛运用。如日本大谷考察队所获《李柏文书》就是西域长史李柏用汉文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一封书信。[5]（P193）由于行文办公需要使用汉文，这就同塔里木盆地早期印欧人种的语言发生直接的联系。这些地方政权在翻译汉语案牍时，势必会借用汉语若干词语、句式。
（二）经贸往来
新疆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是中原王朝与西方贸易的中转和驿站。19世纪费迪南?冯?李希特霍芬用“Seidenstrasse”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沿岸几个西方国家以及印度通商时所使用的中亚地区的几条道路，而这三条道路基本上都通过新疆。行进在商路的客商既有粟特人，也有波斯人，甚至还有汉人。这些商旅有时依靠通事，有时则依靠商路上的共通语，有时则依靠土著语言。商旅的游动，带来的是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也加强了汉语和新疆土著语言的接触。Sinor曾说：几乎所有尚存的粟特文佛教典籍均是译自汉语，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那些典籍中出现的来自印度的词，居然在外形上也能看出汉语的影响。[6]
（三）文化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7]（P194）反之，不同文化的交流，实际就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佛教的传播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如：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间，译书逾三百卷。经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莲华，大集，维摩诘；论部之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皆成于其手。[8]（P89）尽管我们目前看不到古代龟兹语对汉语的影响痕迹，但是这种接触却是活生生的。在佛教向西域的传播过程中，原本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在西迁至甘州和西州，接受了佛教，其语言则深受回鹘文影响，如：在回鹘文译本《俱舍论颂疏》13行中就夹写了127个汉字，而且汉字与回鹘语词融为一体，甚至直接和其他词语发生语法变化，缀加回鹘语语法附加成分。[9]
（四）移民杂居
从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一支从中亚草原向南迁徙的印欧人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始，[10]（P6）外来移民的步伐就未停止。期间有吐火罗人、塞人、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陆续迁徙至此。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置校尉，屯田渠犁”[11]（P1504）伊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进行有计划的移民屯田。此外，由于躲避战祸、逃离饥馑、战俘掳掠以及寻求财富等各种非计划的移民，涌入新疆的汉族人数大量增加。这些新增移民势必要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关系，从而导致语言接触。如：南北朝时期，移民的聚集使吐鲁番出现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该地“文字亦同华夏，亦用胡书，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12]（P2243）
（五）战争征服
地方政权之间的割地争霸、中央政府的讨伐扩张，出现的结果就是战胜方占据失败方的领地，双方人员之间往来，旋即就是语言的接触。如清高宗在重新统一新疆后，即“初以阿克苏为回部适中之地，喀什噶尔、叶尔羌为回部诸城之冠，英噶萨尔则又境属边，外藩邻接，皆兼设满营、绿营（汉营）”。[13]通晓汉语的满汉官兵进驻这些地区，在加强与统治阶层关系的基础上，也促进其学习汉语。如哈密扎萨克，回子亲王府中的“台吉”，霍家蔑牙斯，气度自殊，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14] 地理毗邻、族际婚姻等形式亦促进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同时也引发了语言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进疆部队的就地转业、大规模的内地支边活动、中央政府的干部援疆和交流制度、中西部地区人口的盲目自流都极大改变了汉语的使用人口和范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更为人员交流、互通有无创造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在各种传媒手段引领下的远程接触异军突起。广播、电视、报刊以及互联网也成为语言接触的重要的社会因素。
二、语内因素
（一）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语言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其产生的背景就是社会群体的出现，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从事劳动的初人有一种原始的语言来作为相互了解的工具。[16]具备某种语言背景的群体在与不同语言背景的群体交往中，语言是最主要的可资利用的工具。无论使用群体交往的程度或性质如何，不同结构的语言体系必定碰撞。这种语言碰撞的外在表现就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词汇。在词语借贷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语言接触。进入西州的回鹘人在征服高昌时，即与有深厚汉文化功底的当地居民发生关系，并从中借贷词语。特别是回鹘佛经中保留下来的佛教词汇，更是如此。比如：bu（布施）、luu（龙）、linxua（莲花）、sua（锁）、suy（罪）、din（禅定）等。此外，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产物的语言也深受处各种关系的影响当中。这些关系自然也包括和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不管这种交往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
（二）语言是开放调适的体系
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开放性。语言作为思维的材料和思想的载体，与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反映关系。语言要迅速、及时和准确地反映人类在社会中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和成果，因此，语言这种符号系统就必须容忍随时发生的必要的扩展和调整。[16]（P8）同时，为反映人类的精神世界，语言必然要在结构上发展或接受某些新的变化。这也要求某一语言主动去其他语言中吸收或借鉴自己没有或不完善的结构。原本游牧于漠北高原的回鹘人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即由草原文化转变为绿洲文化，于是出现了农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借贷经济，而买卖契约亦应运而生。由于在鄂尔浑回鹘汗国语言里没有这些词，因此就从汉语借入。如：yunglaqlq（用）、qa（家）、paon（保人）、krüp olurγui（临座）、sa（仓）、s（界）、quanpu（官布）、γ（石）等。[17]（P77～158）
（三）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凭借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是实现、巩固和传达文化的手段。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18]（P1）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都必须仰赖于中华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文化传统结构的先进和稳定，一直处于主体民族的地位，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吸附和影响作用。[19]（P22）于是，从汉语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形成的因素就成为当然抉择。比如定居后形成的近现代维吾尔绿洲文化中，就成系统地吸收汉语中的蔬菜、主副食、调料等名称，如：saj（菜）、so（葱）、daa（大茴香）、saza（馓子）、moma（馍馍）、dadu（大豆）、manta（包子）、laza（辣椒）等。
（四）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机制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其运用过程中发生变化。而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结构上的变化又确定岀运用语言的新规则。[20]（P204）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是社会的发展，内部因素则是结构的不平衡性。那种认为语言发展完全遵循自己的规律，而与使用者无关的结论是片面的。[21]（P320）使用者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发现或感受到语言结构的不足，就会有意识地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中包括修改、创造、借鉴等方式。以其他语言的类似结构作为蓝图，这是确定新规则的捷径。语言使用者怀着这种目的交际时，就会有计划地进行接触。这一假设是建立在语言使用心理上。以量词为例，古代突厥碑铭语言中量词很少，仅见到yol；在回鹘文献语言中，量词的数量在增加。除了创造外，还借入汉语量词，如：türlüg（种）、küri（斗）、satr（两）、tana、t、badman（重量单位）等。在现代哈萨克语中，不仅借进汉语的度量衡单位，更是利用改变词性和附加式创造量词，如：bet（次）、tal（条）、tartm（口）、ilim（条）等。[22]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过程变化，即在努力使语言表述更精确的前提下，寻找邻近民族语言中的相似结构。这也是促使语言接触一个潜在的因素。
（五）语言是扩张竞争的主导
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增加时，就意味着该语言正在扩张。扩张时，通常会和其他语言接触，或者是一些正在成长的语言，或者是其他正在扩张的语言。[15]（P58）只要使用者在增加，语言必然就得向外扩充其使用领域，特别是在有人居住的地区中扩张时，定会引起原居住地语言使用者的反抗或赞成。无论如何，这都得以语言接触为前提。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语言影响总会出现。以乌鲁木齐为例，随着汉语使用人口的增加，很多维吾尔青年人往往借用汉语词汇甚至语法结构表达思想，这就构成了特殊的语码混杂现象。如：bul kino mojs（这部电影没意思）、xo bala（好孩子）。有首哈密民歌最能体现：derdi joq demsan meni，derdim meni dodexin。jari joq demsan meni，jarim sendin xodexin（你说我没有烦恼吗，我的烦恼多得很。你说我没有情人吗，我的情人比你好得多）。
（六）语言是共同区域的要素
一定区域内存在的民族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既可以是单一语言，也可以是多种语言。在共同区域内，尽管从体质人类学而言，其民族不同，但民族构成要素——民族心理却异常接近。比如在北疆汉族人口占优势的城镇中，“民考汉”就和汉民族非常靠近。于是，在相邻民族里，由于共处一个地理环境中，彼此就会形成“区域民族的共性”，特别是语言结构上类似。这类同言线一多，相邻语言在结构上就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以致使先前存在的这些语言之间渊源上的差异模糊起来，形成了某种语言联盟。[23]（P216）这种语言联盟形成的基础就是语言之间的接触，并通过接触使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在结构上逐步趋同。以新疆语言联盟为例：新疆汉语方言中体现岀阿尔泰语系的一些特征，并淡化汉藏语系的一些本质特征；而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中也出现意合特点，并逐步由综合手段向分析手段发展，凸显汉藏语系的特点。 （七）语言是接触融合的必然
语言的分化和融合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现象。语言分化是指从原始共同语分离岀亲属语言，亲属语言分化岀方言。语言融合是指一种语言排挤或替代另一种或几种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21]（P312）语言融合需要借助民族接触或融合，即语言接触是语言融合的基石。语言融合的过程是异常缓慢的，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以塔里木盆地民族融合为例：8、9世纪及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24]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才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语言间相互借词是普遍现象，现今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即使是所谓最发达的语言）不向另一种语言借词，所谓“纯洁”的语言根本不存在。[25]（P174）而语言间相互借词就是语言接触的一个外在表现。当语言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种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接触。[26]（P292）语言接触不仅与语言的社会功能有关，也与其思维功能有关。只强调语外或语内因素，都是有失偏颇的。
无论是汉语，还是新疆少数民族语言，都是在语言接触中逐步定型、完善的。语言接触的历史，就是语言丰富发展的历史，研究民汉语言接触历史，不仅能初步阐释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更能把握语言演变的未来，为语言规划勾勒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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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actors of Language Contact—Taking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in Xinjiang for Example
XU Y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lle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 830046， Xinjiang， China）
Abstract：Based on language contact theory， the article takes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language contact。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s political goals，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migration and war & conquest while internal factors regard language as a produ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system of open and adjustment， a depend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 mechanism of dynamic development， a leader of expanding competition， a key element of common region and a necessity of contact and harmony。
Keywords：language contact； factors； analysis
〔责任编辑：黎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