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要去黄山写生。我叮嘱：带相机。时间短，任务重，来不及画的就拍些资料。儿不耐烦，说：“知道了”。随后问：“带哪一台？”我就说;“350D单反相机拍摄质量好，背起来却沉重。就带索尼傻瓜吧！”儿说：“嗯！”我回头对妻说：“看富成什么了？我们是有着两台相机的。”妻不说话，只是满意地笑。
　　临行前，我又叮嘱儿：“看好了再拍，节约点。”儿笑了，说“老爸呀！拜托，这可是数码相机，能拍几百张。回来输入电脑，继续可以拍呀！”
　　我先是笑自己的唠叨，继而感到我的落时。妻就数落我是自小因为照相落下病根儿了。
　　那时，拍一张照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就在我看了那场拥挤而闷热的电影之后的几天里，那个大嘴的张局长领着县文化馆的干部来过两次学校。文化馆的干部是何等的气派啊！他也是背着两台相机的；胸前挂着的是135华山牌的，小巧而精致。肩膀上挂着的是海鸥双镜头的相机，并且还背着一台可以发出很亮的光的“闪光机”。干部带鸭舌帽，穿皮夹克，抽“宝成”牌的香烟，走路四平八稳，说话指指点点。我们觉得他比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还牛气。
　　他是专为那位高呼革命口号的同学来拍照的。一切要恢复当时的情景，以增强现场感。我们帮着找来了同学，在文化馆干部的精心导演之下，同学重新“晕倒”在一棵大树下，干部又选了几名“形象好”的同学，围在他的身边，做千般万般呼唤的模样。我却因为形象丑陋，又数日未洗脸而落选，心里便十分的沮丧。
　　“叭”的一声，一道蓝光闪过。从半园形的闪光灯里便弹出一只小小的灯泡儿。我们立即像抢爆竹一样地围在地上寻找，争抢。那只已经变黑了的，如花生米粒大小的灯泡儿就在数十只小手里传来传去地看，上面还带着温度……
　　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预谋着一件大事；要去照一次相。
　　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没有照过相。家里是有一张照片的。那是父亲单位的全体人员的合影。数十个人被挤在一个小小的方框内，人头小如绿豆。我就坐在父亲的怀里，脸面没有火柴头儿大。那年我三岁，应该算作是第一次照相，可我并不记得，且照片里的人脸面模糊，连我自己都不能把那个“小小的人”认作是我。
　　我一连数日在照相馆的门口徘徊。看那镶嵌在镜框儿里的别人的照片，羡慕至极，但却没有勇气走入。我没有钱，我连一枝带橡皮的铅笔都买不起的，岂敢奢侈地去照一张相？
　　过了不几日，文化馆的橱窗里贴出了那摄影干部给我们同学拍摄的照片。天哪！有课本儿那么大呢！同学的脸面大如铜钱，且十分的清晰。我们就赞叹着文化馆的照相机器好。很多人在围着观看。蓦地，我发现照片右下角儿竟然还伸进一条腿，似有人正向“现场”跑来。我兴奋地告诉同学，那腿就是我的。同学们立即否定了我的说法，说：你穿的是布鞋，且露脚趾头，而照片上的脚是穿着胶鞋的。细看，果然是胶鞋，我立即红了脸。
　　当天下午，我就跑进了照相馆。照相馆的人一边喝水，一边在练习打算盘，算盘就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要斗私批修。照相怎么照？”我说。“狠斗私字一闪念。一寸三毛五、二寸四毛七。”照相的人说。他也是戴着鸭舌帽的，且说话有些结巴：“今天光…光线啊就不行了，明天上……上午照”。我“嗯”了一声，转身离开。
　　我开始筹措照相的钱。先是翻箱倒柜地寻找。母亲就问：“你这是做甚哩？”我说：“你不要管。”几个小时的劳作，结果如下：牙膏皮两个，古铜钱三枚。相距甚远。牙膏皮两个可以卖到四分钱，而古铜钱是不值钱的，那是论斤按废铜卖的。我掂了掂手中的三枚铜钱，想，做一只鸡毛毽子是够了。
　　我跑到二哥所在的单位，偷偷地到各个宿舍看了一遍，按照牙膏的数量多少，做了一番统计。一周后，又做了一次观察，但令我沮丧的是，那牙膏数量的多少似乎并没什么变化，疑心他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每天都不刷牙的？这个方案很快被我否决，这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凑够照相的钱呀！
　　下午放学的路上，我忍不住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同学，想不到竟投了他的情怀。我们索性坐在一棵柳树下，详细地商议照一次相的事宜。
　　“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老师说的真是厉害。同学的主意让我钦佩不已：我们照一张合影，费用均摊。县屠宰场缺饲料喂养待宰的猪，大量收购猪草，两分钱一斤的，我们去挖猪草，卖钱……
　　那天下午，我俩激动得没有了饥饿感。拥抱、击掌、拍肩膀，恋恋不舍地分手。
　　那一个月是艰难而又幸福的。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还在梦中，就被同学叫醒。我是多么不情愿起床，可想到能照一张相，我还是默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猪草是一筐一筐的送往屠宰场。牙膏皮的收集工作正常进行，已拥有了十二个。那可是两毛四分钱啊！每天下午放学归来，我就将这些纸币、硬币统统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数。末了，就攥在手里，直至那钱变得温热。之后，就在院子里转悠。将硬币包在纸币里，远远地抛出，又装出不经意地样子走过去，迅速捡起，做左顾右盼状，享受着“捡钱”的快感！
　　乐极往往生悲。一个下午当我享受完“捡钱”的快感之后却发现少了一枚两分的硬币。一张纸币太过破旧，未能包紧而致使一枚硬币不知滚落何处。我找遍了院子每一个角落，仍不见踪影，就坐在地上流泪。母亲就数落说有两个钱就“烧”的不行了，“狗肚子里搁不住酥油”。末了，又安慰我说：“找找看，实在找不到，就给你二分钱。”我破涕为笑。
　　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不仅存够了照相的钱，而且还余出八毛多钱。我和同学商议着说：照相是要穿新衣服的。在与母亲磨缠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要出了五寸布票，我们厮跟着到百货公司，经过精心挑选，用八毛钱五寸布票各自买了一件蓝白道儿相间，被叫作“海军衫”的短袖衫。
　　 那天晚上，我将那件“海军衫”叠放在枕头旁，直至鸡叫头遍才慢慢睡着。
　　一大早起来，我便嚷着要洗脸，全家皆以为奇。我通常是一周洗一次脸。我对母亲和姐姐们大声地说：“今儿我照相呀！”洗了脸，梳了头，照了三次镜子。二八式的分头，光亮整齐，脸上有光泽，虽说鼻梁塌了一点儿，也还端庄。这“海军衫”实在是太漂亮了，穿在身上又是别样的绵软与舒坦。我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往照相馆去。我觉得天气是那样的好，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荡着笑意，也觉得每个人都在用羡慕的眼神看我的分头，看我的“海军衫”。
　　同学比我到的还早，老远就向我招手。见面后，双方又似乎都觉得怪，彷佛不认识，相互地笑，拍肩膀，说：“快走！”
　　照相的人说我们来得太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能照。我们说先开票，我们等。
　　开票时，我们才发现忽略了一件大事：二寸一张四毛七，各自拿出两毛三，那一分怎么办？我们试探着让他少收一分钱，照相的人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不可能。俩个碎娃娃还搞价？一边商量去。”
　　商量的结果是那一分钱由我出。其理由是：我的脸盘儿比同学大，自然要占一些面积。再则，我留分头，也是占地方的，而同学是留寸头的。我心里实在是不高兴。脸面大，我是无力改变，但至此以后，我就不再留分头。
　　太阳终于斜斜地照进摄影间，我们坐在一只条儿凳上，任凭照相人的摆布。一只很大的像手风琴风箱一样的照相机就摆在我们面前，上边蒙了一块很大的黑布。照相人的头就在那黑布间钻来钻去。“靠近一点，再近一点。左边的头向右边靠，右边的头向左边靠！”照相人指挥着我们。我心里就不高兴，想，我们又不是婆姨汉，靠那么近干甚？照相人一再启发我们要笑一点。我觉得我笑的十分难看。果然照相人不高兴了，说：“右边那个小子，你比哭还难看，自然一些！”
　　我们被折腾了很长时间，脸部肌肉也有些僵化。终于听到“吧嗒”一声。我们长长地嘘出一口气。
　　“等一下！”照相人说。他自己的脸有些微红，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啊球！底版还没装呢！”
　　难熬的一周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照片。激动之情难于言表。细细地看，却发现脸面模糊不清。同学就和照相人交涉。照相人解释说：“机子太老，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却不依，说：我们是花了这么多钱的。双方就争执起来。
　　最终结果是退给我们五分钱得以了结。出得门来我们高兴地说：“还可以分清谁是谁，不错！”遂将退来的五分钱买了桃子，共十颗，我分得六颗。原因是照相时，我多交了一分钱。
　　儿时的记忆往往会让人终身不忘。那以后至今，我虽摆弄过数十种的相机，给我，也给别人照了数千张的照片，但却常常在有意无意间地会想到：不要乱照，节约一点。以至于如妻所说：“照相，让你落下了病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