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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束手无策到治疗的规范化，白血病治疗进入“现代史”的时间不过几十年。中国的白血病学科，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也有了60年历史。
与其他西医学科不同的是，中国的医生们除了引进和学习西方同行在白血病治疗上的经验，还从中国传统药物和医学经验中获取线索，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白血病药物，并获得令世界瞩目的效果。
中国唯一的血液病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用60载岁月见证了中国白血病学科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医生的付出，见证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开创精神。
由于建立在天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通常被业内人士称为天津血研所。这家集临床治疗与科研为一体的机构，以严谨的治学和医疗风范，为中国同行树立了标杆。天津血研所不仅最早组织了全国白血病流行病学调查，为中国白血病治疗搜集了珍贵的基础数据，而且，天津血研所也最早提出规范化治疗的口号，并将规范化治疗推广到全国。
白血病治疗如履薄冰，规范化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失误，保障患者安全。有人说天津血研所就像中国白血病规范化治疗的“黄埔军校”，全国的血液科医生在这里接受培训，把规范、严谨的治疗理念带到各地。
在天津血研所采访，记者最大的感受是，我很难分清这些每天与白血病打交道的人，究竟是医生还是科学家。就像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王建祥教授身上看到的那样，说起病人时，他是饱含情感的医生；说起科研上的进展，他又是理性严谨的科学家。无论哪一种角色，这一群人，都正在为给患者争取更好的生命质量，而辛勤工作。
军营里建起的医院
天津和平区，热闹的南京路上，几幢白色的朴素大楼伫立在车水马龙间，本地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家血液病医院，但同时，又对这家医院充满好奇和陌生感。
天津血研所不远处，有一个名为海光寺的地方，事实上，医院所在的位置，曾经也是海光寺的范围。海光寺清代曾是津门名刹，1900年，盛极一时的名寺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随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光寺并在废墟上建造兵营。1903年，兵营成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天津宪兵队也在此驻扎。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光寺日本兵营成为集中华北地区日本降军的地方，不久这些降军被遣送回国，海光寺兵营遂为国民党军队所接收。
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战争中的输血问题，国家需要建设一所专门研究血液的机构。1957年，天津血研所奠基人、中国血液学创始人邓家栋教授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发现天津具备现成的医院和研究所的条件，无需新建，所以选址天津，并在全国抽调了所需的专家，组建了血液学研究所，当时的名字是“输血及血液研究所”。
天津血研所被安排在海光寺兵营建造。至今，血研所大院里，还保存有昔时日本兵营遗留下来的营房、马厩及带有无线电屏蔽装备的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
天津血研所初建时以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为血液学的重点研究课题。邓家栋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校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兼助教，同时参加内科血液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还是医学院见习学生的时候，邓家栋就已经开始注意血液疾病，当时的白血病病人，基本没有治疗方法，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症状。
1938年冬，邓家栋被派赴美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迈诺特（George R.Minot）和卡斯尔（Wikkiam B.Castke）等著名血液学家的领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在美国的两年，邓家栋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血液学理念。
天津血研所建立初期，仅用几年时间就迅速地开展科研工作，同时还培训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血液科医生。但天津血研所也可谓命运多舛，“文革”时期，出于战备的考虑，国家指令整体搬迁至四川，1982年才重新回到天津。与血研所一样，2004年辞世的创建人邓家栋，也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起伏。“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隔离审查，1971年被遣送江西五七干校，1972年因病离五七干校回京。
王建祥主任告诉《新民周刊》，他曾到四川血研所旧址探访，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令人唏嘘。
见证中国白血病学科发展史
尽管经历坎坷，但天津血研所的治学之风延续下来，哪怕是在艰苦且动荡的年月，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靛玉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研制、开发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满意疗效，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问世前我国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主要治疗药物之一。
1958年起，天津血研所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中医辨证施治，选取了当归芦荟丸作为治疗组方，治疗22例患者16例取得疗效，部分患者达血液学完全缓解。医生们很想知道，到底是药物中的哪一个成分，对白血病产生了疗效。
科研人员开展了研究，发现组方中的青黛就是治疗的有效成分，并从青黛中提取出吲哚类物质靛玉红。青黛中所含靛玉红仅为0.1%-0.3%，为了提高产量，研究人员借鉴国外方法，开发出全合成和半合成靛玉红。这个过程，有些类似青蒿素的研发。同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数个科研团队从中医药方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最终，屠呦呦从黄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在疟疾治疗上获得非常好的效果。2015年，屠呦呦因在研发青蒿素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
类似的故事，天津血研所还有一个。天津血研所主持完成了传统中药复方制剂药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该药已获得SFDA批准上市，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用药选择。 中国医生对白血病的认识，最早来自西方，留学归来的医生们把欧美发达国家关于白血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法带回中国。但中国白血病患者到底有多少？发病率高还是低？哪些种类的白血病患者多？这些流行病学的基本信息，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
为了解我国白血病的发病规律，天津血研所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次摸清了中国白血病基本状况。调查从1986开始持续了3年，对24个省、市、自治区的46个调查点进行了白血病发病情况调查，从中发现了中国白血病发病的基本情况和分布规律。
这次调查发现，中国白血病的年发病率为2.76/10万；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发病率为1.62/10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为0.69/10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为0.36/10万，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0.05/10万，特殊类型白血病为0.03/10万。在所有白血病中，AML发病率最高，ALL次之，CML第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及特殊类型白血病较少，占3.4%。
3年调查的数据显示，男性白血病年发病率略高于女性。AML、CML发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老年期形成发病高峰；而ALL的发病高峰为0-9岁，之后于30岁前随年龄增长，发病率下降。
这些数据目前依然是我国白血病流行病学的主要来源。
从严格意义上看，白血病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不同的疾病。因此，要想治疗白血病，首先要对白血病的类型进行分类。直到今天，如果一位病人被初步诊断为白血病，医生要做的第一步也还是为病人分型。只有区分了白血病的类型，医生才可能按照相关指南和规范提出治疗方案。
在条件艰苦的上世纪50年代末，天津血研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对粒细胞型白血病患者临床表现、血象、细胞形态的研究，首先发现并提出一种新的粒细胞白血病亚型——亚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后来，科研人员进一步对这种白血病的组织化学、超微结构、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行研究，进一步确定它是一组独立的疾病。
到1980年，新发现的这一白血病亚型，得到全国大多数血液学工作者的承认，将其单独分为一型。国外对这一类白血病的系统研究始于1970年代，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白血病分型才单独将其命名。
推动规范化治疗
自成立起，扎实严谨的治学之风，就一直是天津血研所的一大特色，如人的性格一样，这种风格流淌在血脉中，一代一代传承。多年在学术上的探索和为患者尽心尽力的治疗，使得天津血研所始终是中国血液病学领域令同行敬重的机构，这家医院，也广泛地影响了中国血液病治疗的整体水平。
目前王建祥教授带领的天津血研所白血病诊疗中心，是一个精干的团队，近几年承担了卫生行业科研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新药创制、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研究。
白血病病情复杂，个体差异大，王建祥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每一个患者的治疗都是个体化治疗。每一个成功化疗方案的形成，都是在参考了国际通行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探索出的自己的化疗方案。不过，个体化治疗并不等于不需要规范，相反，在如此复杂的疾病面前，从经验和科研中总结而来的规范，是病人安全和疗效的保障。
在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规范化治疗上，天津血研所用数十年的时间探索，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规范。
特别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治疗达到缓解后该如何进行缓解后的治疗上，白血病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2001年发表的相关研究结果认为，缓解后治疗6个疗程以上的患者长期无病生存期（DFS）不亚于既往维持治疗3年的患者，治疗≥8（8-12）疗程的患者，中位DFS达48.8个月，5年DFS 31.6%。这一结论为我国后来制定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指南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细胞遗传学特点与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密切相关。2005年， 白血病团队首次大系列报道了染色体核型分组与AML的疗效。在此基础上，王建祥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预后分层研究，制定了根据危险度分层治疗的策略，推动了国内AML诊断治疗的规范化，提高了整体治疗水平。
王建祥教授介绍说，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天津血研所白血病团队负责起草了2009年急性髓系白血病诊断治疗的专家共识和2011年的指南；负责起草了2012年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治疗的专家共识。
在另一种急性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上，天津血研所针对国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诊断治疗不规范、疗效较差的现状，作为项目负责单位组织全国20家主要血液病诊治中心开展成人ALL精确诊断和规范化治疗的多中心研究，规范了成人ALL的治疗方案，提高了我国成人ALL的整体诊治水平。
规范化究竟为何重要？天津血研所刘兵城医生告诉记者，如果有患者是从外地赶来天津看病的，她会有些担心。在一些治疗不正规的地方，患者初诊时脾脏的数据没有测量清楚或者没有记录完整，会给刘兵城的诊断带来麻烦。因为通常初诊的医生会给患者开药，病人吃了药以后，脾脏已经发生改变，医生没办法再了解病人发病初期的情况，这给分型带来困难。
有效的药物出现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大多数可以带药治愈，但患者还是需要定期的监测和坚持服药，但在一些规范化做得不够的医院里，监测和患者依从性都比较差，这会大大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王建祥教授告诉《新民周刊》，为了让更多医院做到诊疗规范化，天津血研所每年要承担超过100名血液科医生的培训任务。由于天津血研所是全国规模最大、唯一的血液病专科医院，在其他地方视为罕见病的疾病，在这里却能经常见到，前来进修的医生不仅能够学习到规范化诊疗，还有机会练就独有的技能。
历经60载，天津血研传承自己的文化与信念，为中国血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与其他西医学科不同的是，中国的医生们除了引进和学习西方同行在白血病治疗上的经验，还从中国传统药物和医学经验中获取线索，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白血病药物，并获得令世界瞩目的效果。
中国唯一的血液病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用60载岁月见证了中国白血病学科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医生的付出，见证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开创精神。
由于建立在天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通常被业内人士称为天津血研所。这家集临床治疗与科研为一体的机构，以严谨的治学和医疗风范，为中国同行树立了标杆。天津血研所不仅最早组织了全国白血病流行病学调查，为中国白血病治疗搜集了珍贵的基础数据，而且，天津血研所也最早提出规范化治疗的口号，并将规范化治疗推广到全国。
白血病治疗如履薄冰，规范化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失误，保障患者安全。有人说天津血研所就像中国白血病规范化治疗的“黄埔军校”，全国的血液科医生在这里接受培训，把规范、严谨的治疗理念带到各地。
在天津血研所采访，记者最大的感受是，我很难分清这些每天与白血病打交道的人，究竟是医生还是科学家。就像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王建祥教授身上看到的那样，说起病人时，他是饱含情感的医生；说起科研上的进展，他又是理性严谨的科学家。无论哪一种角色，这一群人，都正在为给患者争取更好的生命质量，而辛勤工作。
军营里建起的医院
天津和平区，热闹的南京路上，几幢白色的朴素大楼伫立在车水马龙间，本地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家血液病医院，但同时，又对这家医院充满好奇和陌生感。
天津血研所不远处，有一个名为海光寺的地方，事实上，医院所在的位置，曾经也是海光寺的范围。海光寺清代曾是津门名刹，1900年，盛极一时的名寺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随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光寺并在废墟上建造兵营。1903年，兵营成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天津宪兵队也在此驻扎。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光寺日本兵营成为集中华北地区日本降军的地方，不久这些降军被遣送回国，海光寺兵营遂为国民党军队所接收。
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战争中的输血问题，国家需要建设一所专门研究血液的机构。1957年，天津血研所奠基人、中国血液学创始人邓家栋教授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发现天津具备现成的医院和研究所的条件，无需新建，所以选址天津，并在全国抽调了所需的专家，组建了血液学研究所，当时的名字是“输血及血液研究所”。
天津血研所被安排在海光寺兵营建造。至今，血研所大院里，还保存有昔时日本兵营遗留下来的营房、马厩及带有无线电屏蔽装备的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
天津血研所初建时以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为血液学的重点研究课题。邓家栋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校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兼助教，同时参加内科血液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还是医学院见习学生的时候，邓家栋就已经开始注意血液疾病，当时的白血病病人，基本没有治疗方法，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症状。
1938年冬，邓家栋被派赴美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迈诺特（George R.Minot）和卡斯尔（Wikkiam B.Castke）等著名血液学家的领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在美国的两年，邓家栋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血液学理念。
天津血研所建立初期，仅用几年时间就迅速地开展科研工作，同时还培训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血液科医生。但天津血研所也可谓命运多舛，“文革”时期，出于战备的考虑，国家指令整体搬迁至四川，1982年才重新回到天津。与血研所一样，2004年辞世的创建人邓家栋，也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起伏。“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隔离审查，1971年被遣送江西五七干校，1972年因病离五七干校回京。
王建祥主任告诉《新民周刊》，他曾到四川血研所旧址探访，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令人唏嘘。
见证中国白血病学科发展史
尽管经历坎坷，但天津血研所的治学之风延续下来，哪怕是在艰苦且动荡的年月，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靛玉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研制、开发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满意疗效，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问世前我国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主要治疗药物之一。
1958年起，天津血研所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中医辨证施治，选取了当归芦荟丸作为治疗组方，治疗22例患者16例取得疗效，部分患者达血液学完全缓解。医生们很想知道，到底是药物中的哪一个成分，对白血病产生了疗效。
科研人员开展了研究，发现组方中的青黛就是治疗的有效成分，并从青黛中提取出吲哚类物质靛玉红。青黛中所含靛玉红仅为0.1%-0.3%，为了提高产量，研究人员借鉴国外方法，开发出全合成和半合成靛玉红。这个过程，有些类似青蒿素的研发。同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数个科研团队从中医药方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最终，屠呦呦从黄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在疟疾治疗上获得非常好的效果。2015年，屠呦呦因在研发青蒿素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
类似的故事，天津血研所还有一个。天津血研所主持完成了传统中药复方制剂药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该药已获得SFDA批准上市，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用药选择。 中国医生对白血病的认识，最早来自西方，留学归来的医生们把欧美发达国家关于白血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法带回中国。但中国白血病患者到底有多少？发病率高还是低？哪些种类的白血病患者多？这些流行病学的基本信息，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
为了解我国白血病的发病规律，天津血研所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次摸清了中国白血病基本状况。调查从1986开始持续了3年，对24个省、市、自治区的46个调查点进行了白血病发病情况调查，从中发现了中国白血病发病的基本情况和分布规律。
这次调查发现，中国白血病的年发病率为2.76/10万；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发病率为1.62/10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为0.69/10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为0.36/10万，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0.05/10万，特殊类型白血病为0.03/10万。在所有白血病中，AML发病率最高，ALL次之，CML第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及特殊类型白血病较少，占3.4%。
3年调查的数据显示，男性白血病年发病率略高于女性。AML、CML发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老年期形成发病高峰；而ALL的发病高峰为0-9岁，之后于30岁前随年龄增长，发病率下降。
这些数据目前依然是我国白血病流行病学的主要来源。
从严格意义上看，白血病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不同的疾病。因此，要想治疗白血病，首先要对白血病的类型进行分类。直到今天，如果一位病人被初步诊断为白血病，医生要做的第一步也还是为病人分型。只有区分了白血病的类型，医生才可能按照相关指南和规范提出治疗方案。
在条件艰苦的上世纪50年代末，天津血研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对粒细胞型白血病患者临床表现、血象、细胞形态的研究，首先发现并提出一种新的粒细胞白血病亚型——亚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后来，科研人员进一步对这种白血病的组织化学、超微结构、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行研究，进一步确定它是一组独立的疾病。
到1980年，新发现的这一白血病亚型，得到全国大多数血液学工作者的承认，将其单独分为一型。国外对这一类白血病的系统研究始于1970年代，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白血病分型才单独将其命名。
推动规范化治疗
自成立起，扎实严谨的治学之风，就一直是天津血研所的一大特色，如人的性格一样，这种风格流淌在血脉中，一代一代传承。多年在学术上的探索和为患者尽心尽力的治疗，使得天津血研所始终是中国血液病学领域令同行敬重的机构，这家医院，也广泛地影响了中国血液病治疗的整体水平。
目前王建祥教授带领的天津血研所白血病诊疗中心，是一个精干的团队，近几年承担了卫生行业科研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新药创制、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研究。
白血病病情复杂，个体差异大，王建祥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每一个患者的治疗都是个体化治疗。每一个成功化疗方案的形成，都是在参考了国际通行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探索出的自己的化疗方案。不过，个体化治疗并不等于不需要规范，相反，在如此复杂的疾病面前，从经验和科研中总结而来的规范，是病人安全和疗效的保障。
在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规范化治疗上，天津血研所用数十年的时间探索，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规范。
特别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治疗达到缓解后该如何进行缓解后的治疗上，白血病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2001年发表的相关研究结果认为，缓解后治疗6个疗程以上的患者长期无病生存期（DFS）不亚于既往维持治疗3年的患者，治疗≥8（8-12）疗程的患者，中位DFS达48.8个月，5年DFS 31.6%。这一结论为我国后来制定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指南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细胞遗传学特点与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密切相关。2005年， 白血病团队首次大系列报道了染色体核型分组与AML的疗效。在此基础上，王建祥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预后分层研究，制定了根据危险度分层治疗的策略，推动了国内AML诊断治疗的规范化，提高了整体治疗水平。
王建祥教授介绍说，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天津血研所白血病团队负责起草了2009年急性髓系白血病诊断治疗的专家共识和2011年的指南；负责起草了2012年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治疗的专家共识。
在另一种急性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上，天津血研所针对国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诊断治疗不规范、疗效较差的现状，作为项目负责单位组织全国20家主要血液病诊治中心开展成人ALL精确诊断和规范化治疗的多中心研究，规范了成人ALL的治疗方案，提高了我国成人ALL的整体诊治水平。
规范化究竟为何重要？天津血研所刘兵城医生告诉记者，如果有患者是从外地赶来天津看病的，她会有些担心。在一些治疗不正规的地方，患者初诊时脾脏的数据没有测量清楚或者没有记录完整，会给刘兵城的诊断带来麻烦。因为通常初诊的医生会给患者开药，病人吃了药以后，脾脏已经发生改变，医生没办法再了解病人发病初期的情况，这给分型带来困难。
有效的药物出现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大多数可以带药治愈，但患者还是需要定期的监测和坚持服药，但在一些规范化做得不够的医院里，监测和患者依从性都比较差，这会大大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王建祥教授告诉《新民周刊》，为了让更多医院做到诊疗规范化，天津血研所每年要承担超过100名血液科医生的培训任务。由于天津血研所是全国规模最大、唯一的血液病专科医院，在其他地方视为罕见病的疾病，在这里却能经常见到，前来进修的医生不仅能够学习到规范化诊疗，还有机会练就独有的技能。
历经60载，天津血研传承自己的文化与信念，为中国血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