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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科学内涵的争议由来已久,从知识论、方法论再到社会体制以及“大科学”概念的成熟,科学内涵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被挖掘和拓展。这不仅与科学本身在近几个世纪的突飞猛进有直接关系,还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追问和反思密切相关。近代市场经济兴起以后,科学社会化的方向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并在当代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得以显现。
［关键词］市场化；科学；社会化；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3-0121-02
从科学的光芒闪耀于人类文明史的那一天起,对于科学是什么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这并非是科学的内涵难以琢磨,而是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所从事的这种特殊的研究活动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果从科学认识发生学的观点看,社会作为各种实体的有机结合,不是像积木那样可以随便分割的,科学在成长的过程中,其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组成实体(如经济、政治、技术、伦理、宗教、艺术等),并发生了很难严格区分的融合和嬗变,科学也就不再像其发生的初期那样容易辨别。生活于各个阶级、阶层中的人们在感受到科学带给自己、带给他人的巨大变化中试图从不同角度审视科学,考察科学,界定科学。
事实上,对科学内涵由来已久的争论极好地体现了科学的社会化过程。人们较早意识到科学是一种目的在于探索自然规律的理性知识,这一点有别于常识和其他知识,但在形态上却没有什么区别。它虽然广泛但却成系统,它虽然繁杂但却有条理,在解释自然方面,比其他知识更具说服力。后来,有人从科学认知方法是否可靠来理解科学成果的正确性,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总结出数学方法、实验手段、逻辑理性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范。科学,以其程序上的一丝不苟保证了结论的无可辩驳。随着科学成果的大量增加,人们发现科学知识的形体虽然是不断增长的、新陈代谢的,但其形态却是单一僵化的。它通常被储存在书本等媒体里,告诉感兴趣的读者前人探索的结果,而得到那个结果之前的艰苦的过程和其中丰富的内涵我们却知之甚少。科学研究者大半生的努力体现在教科书中往往只有短短的几行,更多的人毕生从事与科学相关的活动却无法为后人所知。显然,知识的严谨简洁、其形式的单一有限掩盖了科学社会性的、多元化的内涵。随着科学活动的大面积展开和科学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人们越来越发现：知识和方法的后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本身包含着丰富内容,正如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写道：“从根本上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活动,看做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科学不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的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通过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也许能领会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确定的联系,例如,与政治权威,与职业体系,与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构,以及与文化理想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许许多多的内容也许是科学所先天蕴涵的,它不仅仅意味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行为多种多样,还意味着科学作为一个新的实体给社会既有实体带来的变化多种多样。刘珺珺在《科学社会学》中这样评说：“关于科学的这种认识,不再把科学看做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东西,而强调科学同技术、生产、经济与政治等现象的联系。实际的历史说明了这种观点,所以人们达到这种认识是一种必然。”
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对科学的认识也同样高歌猛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莫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出现并逐渐成熟,其研究内容关注于科学社会结构及科学家的社会关系。与其说他们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的社会内涵,不如说他们找到了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新的切入点。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系统,是一种社会体制(或称社会建制),科学家的工作使这一新职业获得了从业“执照”,获得了与其他职业同等的社会认可,而科学家的职业特色不可替代的关键在于他们建立了一种社会体制,这等于重新诠释了科学。比较成熟的关于“科学体制”的含义如下：它是拥有共同科学目标的科学家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和实现最大社会福利而组织起来进行科学活动的有效程序和稳定结构。其要素包括从事特定活动的人群、用于指导规范特定行为的制度、常规组织和基础设施。这四个要素可以概括为科学人群、科学制度、科学组织和科学设施。体制的实质在于人的集团,这一注重“群体化”的理念与研究方法使得科学的社会活动的研究系统化、规范化了。集团的历史展现了众多从业者的科学活动史,然而,科学活动史研究的不完善导致对其进行的体制化分析成果在应用于现代科学活动时,效果并不显著。比如,考察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科学家角色的出现是从哲学家、神职人员、中世纪大学教师、官吏、工匠、医生、占星术士、炼金术士到业余科学家再到专业科学家；科学组织从无形学院、中世纪大学、十七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研究性大学、工业实验室、政府实验室、再到大学中院系的建立和研究生院制度的形成,这种体制化的考察在科学活动并不广泛深入、活动规模也不大，与其他社会实体的联系并不紧密的时期是卓有成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的巨大发展带来的科学事业的规模和结构上的调整使得科学活动复杂化、多元化,人类科学实践的迅速丰富造成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对落后：“体制”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一个1890年由德国历史学家曼逊(TMommsen)创造的概念“大科学”在20世纪中期以后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巴伯在论及“美国工业和商业界的科学家”(见《科学与社会秩序》)时所使用的“大研究组织”这样的词汇已显得捉襟见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人类基因图谱研究、我国的载人航天等“大科学”的经典之作向科学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后世研究科学学的学者影响巨大的科学史家普赖斯及时发现了这一变化,他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考察科学,重视科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并使用恰当的手段——统计方法和数量工具来描述新时期的科学。“大科学”概念经普赖斯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不仅为同行所接受,而且成为考察现代科学的通用术语。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科学家人数的激增,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加大(科学家人数增长是整个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科学文献的爆炸性增长(科学文摘数目翻倍所需的时间只要十五年),科学研究消耗的资金越来越多(如加速器所需费用在约四十年的时间里翻了25000倍),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科学活动的复杂化：组织管理、能源供给、物资供应、技术指挥、安装建设、保障维修、财务管理、审计监督、协调服务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的行列中,原有的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内容也越发丰富起来,科学人群出现了分化。在“大科学”的研究中,体制化分析显露出其局限：无法反映出科学活动的多元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内涵深化的历史表明：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方法从科学成果的语言形态和操作形态上实现了对科学的初始把握；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社会活动则摆脱了知识定义的僵化束缚,解放和拓展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丰富内涵；而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社会体制从科学家的集团形态和建构形态实现了对科学的社会学把握；“大科学”概念的建立则使我们看到了体制定义无法包容进去和挖掘出来的科学活动的多元性。但“大科学”的多元性在提出的时候是笼统和概括性的,因为即便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也无法预见到科学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更遑论科学对社会各个实体所产生的种种深远的变革。所以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去阐发多元性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市场化；科学；社会化；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3-0121-02
从科学的光芒闪耀于人类文明史的那一天起,对于科学是什么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这并非是科学的内涵难以琢磨,而是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所从事的这种特殊的研究活动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果从科学认识发生学的观点看,社会作为各种实体的有机结合,不是像积木那样可以随便分割的,科学在成长的过程中,其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组成实体(如经济、政治、技术、伦理、宗教、艺术等),并发生了很难严格区分的融合和嬗变,科学也就不再像其发生的初期那样容易辨别。生活于各个阶级、阶层中的人们在感受到科学带给自己、带给他人的巨大变化中试图从不同角度审视科学,考察科学,界定科学。
事实上,对科学内涵由来已久的争论极好地体现了科学的社会化过程。人们较早意识到科学是一种目的在于探索自然规律的理性知识,这一点有别于常识和其他知识,但在形态上却没有什么区别。它虽然广泛但却成系统,它虽然繁杂但却有条理,在解释自然方面,比其他知识更具说服力。后来,有人从科学认知方法是否可靠来理解科学成果的正确性,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总结出数学方法、实验手段、逻辑理性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范。科学,以其程序上的一丝不苟保证了结论的无可辩驳。随着科学成果的大量增加,人们发现科学知识的形体虽然是不断增长的、新陈代谢的,但其形态却是单一僵化的。它通常被储存在书本等媒体里,告诉感兴趣的读者前人探索的结果,而得到那个结果之前的艰苦的过程和其中丰富的内涵我们却知之甚少。科学研究者大半生的努力体现在教科书中往往只有短短的几行,更多的人毕生从事与科学相关的活动却无法为后人所知。显然,知识的严谨简洁、其形式的单一有限掩盖了科学社会性的、多元化的内涵。随着科学活动的大面积展开和科学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人们越来越发现：知识和方法的后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本身包含着丰富内容,正如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写道：“从根本上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活动,看做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科学不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的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通过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也许能领会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确定的联系,例如,与政治权威,与职业体系,与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构,以及与文化理想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许许多多的内容也许是科学所先天蕴涵的,它不仅仅意味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行为多种多样,还意味着科学作为一个新的实体给社会既有实体带来的变化多种多样。刘珺珺在《科学社会学》中这样评说：“关于科学的这种认识,不再把科学看做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东西,而强调科学同技术、生产、经济与政治等现象的联系。实际的历史说明了这种观点,所以人们达到这种认识是一种必然。”
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对科学的认识也同样高歌猛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莫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出现并逐渐成熟,其研究内容关注于科学社会结构及科学家的社会关系。与其说他们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的社会内涵,不如说他们找到了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新的切入点。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系统,是一种社会体制(或称社会建制),科学家的工作使这一新职业获得了从业“执照”,获得了与其他职业同等的社会认可,而科学家的职业特色不可替代的关键在于他们建立了一种社会体制,这等于重新诠释了科学。比较成熟的关于“科学体制”的含义如下：它是拥有共同科学目标的科学家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和实现最大社会福利而组织起来进行科学活动的有效程序和稳定结构。其要素包括从事特定活动的人群、用于指导规范特定行为的制度、常规组织和基础设施。这四个要素可以概括为科学人群、科学制度、科学组织和科学设施。体制的实质在于人的集团,这一注重“群体化”的理念与研究方法使得科学的社会活动的研究系统化、规范化了。集团的历史展现了众多从业者的科学活动史,然而,科学活动史研究的不完善导致对其进行的体制化分析成果在应用于现代科学活动时,效果并不显著。比如,考察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科学家角色的出现是从哲学家、神职人员、中世纪大学教师、官吏、工匠、医生、占星术士、炼金术士到业余科学家再到专业科学家；科学组织从无形学院、中世纪大学、十七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研究性大学、工业实验室、政府实验室、再到大学中院系的建立和研究生院制度的形成,这种体制化的考察在科学活动并不广泛深入、活动规模也不大，与其他社会实体的联系并不紧密的时期是卓有成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的巨大发展带来的科学事业的规模和结构上的调整使得科学活动复杂化、多元化,人类科学实践的迅速丰富造成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对落后：“体制”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一个1890年由德国历史学家曼逊(TMommsen)创造的概念“大科学”在20世纪中期以后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巴伯在论及“美国工业和商业界的科学家”(见《科学与社会秩序》)时所使用的“大研究组织”这样的词汇已显得捉襟见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人类基因图谱研究、我国的载人航天等“大科学”的经典之作向科学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后世研究科学学的学者影响巨大的科学史家普赖斯及时发现了这一变化,他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考察科学,重视科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并使用恰当的手段——统计方法和数量工具来描述新时期的科学。“大科学”概念经普赖斯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不仅为同行所接受,而且成为考察现代科学的通用术语。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科学家人数的激增,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加大(科学家人数增长是整个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科学文献的爆炸性增长(科学文摘数目翻倍所需的时间只要十五年),科学研究消耗的资金越来越多(如加速器所需费用在约四十年的时间里翻了25000倍),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科学活动的复杂化：组织管理、能源供给、物资供应、技术指挥、安装建设、保障维修、财务管理、审计监督、协调服务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的行列中,原有的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内容也越发丰富起来,科学人群出现了分化。在“大科学”的研究中,体制化分析显露出其局限：无法反映出科学活动的多元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内涵深化的历史表明：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方法从科学成果的语言形态和操作形态上实现了对科学的初始把握；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社会活动则摆脱了知识定义的僵化束缚,解放和拓展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丰富内涵；而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社会体制从科学家的集团形态和建构形态实现了对科学的社会学把握；“大科学”概念的建立则使我们看到了体制定义无法包容进去和挖掘出来的科学活动的多元性。但“大科学”的多元性在提出的时候是笼统和概括性的,因为即便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也无法预见到科学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更遑论科学对社会各个实体所产生的种种深远的变革。所以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去阐发多元性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