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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副名联使得宋朝宰相吕端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与历史上谨慎”榜样的孔明先生不同，似平“糊涂”的吕宰相之所以赢得后世赞誉却在于修养，在于功名富贵之外的淡然态度其实，正是桨辱乔迂、利害得失所谓小事上的“糊涂”，吕端才能在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上“明白。”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在什么年代也没有太出息!武杰老先生以南方人少有的直白、给素以“老北京人清谈之风”为菜的记者来了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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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造船系学习。1946年底，我开始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活动。1948年1月29日，在同济大学组织的一次“反迫害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作为纠察队员之一，与其他同学一道手挽手地迎着冲上来的国民党宪兵马队，被他们用马刀砍伤(其他同学也有受伤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其美路事件”。同年5月，我加入了地下党组织。1948年8月26日深夜，我被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在蓬莱路拘留所关押了53天，后因“无证据”被释放。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民船建造，但不管是军船还是民船总还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所以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我就报名参加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二分校造船系的学习。主要学习水面舰艇与潜艇制造相关的专业，学制三年。分校的主要教员、教材都来自列宁格勒的苏联海军高等工程学校。苏联专家先教中国老师，然后再由他们教我们。当时海军是新建军种，入选要求很严格，因此每人都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自豪。大连第一海军学校的校长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将军，但海校的日常教学、训练工作都由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将军负责。对于他我始终充满了崇敬之情，因为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以身作则，治军极严。不只是我，所有健在的当年海校的人都对张学思将军感念至深，可惜他在“文革”中死于不白之冤。
我们的伙食标准是很高的，仅次于潜灶。再加上那时的东西非常便宜，所以吃的相当好。饭后还有水果，每当我们排队去食堂进餐的时候，附近农村的孩子们就跟着我们喊：“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当地的村民往往拿着盆、碗等家什儿，等我们吃完后，把吃剩的食物拿回家。地方上曾有人对此有意见：老百姓生活很困难，但军队却这样浪费。后来部队把这些人带到训练场和军舰上，亲身体验后的他们，吃惊之余也理解了我们的伙食安排。那时这种情况在空军航校也发生过。
在海校学习期间，我最感到骄傲的是参加1953年的国庆阅兵。我们是作为海军方队受阅的，那年8月我们就在天坛练习队列和正步走。我记得毛主席是乘敞棚汽车从西长安街方向过来检阅的，毛主席喊“同志们好!”，我们就回答“为人民服务!”那时的心情实在是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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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我从海校毕业之后，在海军修造部监用处工作了几个月，主要监督舰艇的战斗使用。1955年4月，我被调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军代表处，负责仿苏潜艇的建造和监督验收。
当时根据中苏军事工业协作的“六四协定”，苏联有偿向我们转让了护卫舰、港艇、扫雷艇等海军装备的制造技术。
江南造船厂仿制的苏联潜艇，其国内代号是613型，我国称为03型，西方称为W型。03型潜艇水上排水量1050吨，水下排水量为1340吨，最大航速水上18节，水下13节，武备为12枚533毫米鱼雷(或22枚水雷)。该艇的原型是纳粹德国的21型潜艇。但未及投产德国就投降了，苏联缴获了全部图纸，做了微小改动之后，变成了自己的613型。性能在当时尚属先进，对我国海军来说是“好东西”。
苏方向我们提供了全套的图纸和技术装备，并且派出了从班组长到监造师一整套的技术人员，一对一手把手地教中方人员。后来在军代表室，他们也派驻了军代表，将一整套苏联的潜艇监造程序和方法教给我们。当时正是中苏关系密月时期，所以，合作还是挺融洽的。
在江南造船厂的技术人员中，真正系统学习过潜艇制造的人很少，所以有关技术问题(质量、进度等)我能和苏联专家讨论。有时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当时，我完全是出于公心，但没想到后来却成为我的“罪状”。1957年反右时，有一条“公式”——“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就是右派”。这是后话了。
当然，在那时的条件下，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是造不成潜艇的。其实时至今日，我们在潜艇设计制造方面的许多理论计算规范、工艺、工装和试验方法还是在沿用苏联的东西。
苏联人性格很直爽，争吵过后，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一拍你的肩膀还是“哈拉少”(俄语“好”的音译)。苏联专家当时都是带着家属来的，每个周末，他们都要通宵达旦跳舞。他们还特别爱喝酒，但说实在话，没有品位，根本分不出好赖。1956年春节我和几个同事去探望苏联专家，带给他们几瓶“茅台”，他们一看，高兴地要命，掀开瓶盖仰脖就往嘴里倒，刚喝了两口，就辣得直伸舌头，连说“你们中国酒不好不好，太辣太辣!”我们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喝才能品出这国酒的滋味，可他们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还有一点我想说：当时的宣传是苏联给我们无私援助，其实代价是很高昂的。我们军代室的一个苏军艇长，每月工资达到5000卢布，折合人民币有一万多元，毛主席当时工资不才400多元嘛!当时猪肉才二三毛钱一斤!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讲给《兵器知识》的年轻读者听，增加点历史知识，还是有好处的。
1957年4月，江南厂生产的第一艘03型潜艇在进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时，艇体发生异常噪声。当时在艇上的苏联专家解决不了，就抱怨是中国工人建造质量问题。那次试验我设去，是返航后机电业务长告诉我的。我很生气，找到苏联专家和他们理论。我说，“是你们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施工组装，而且每道工序都经过军代表的验收检查，怎么是我们的责任呢?”于是我要求随艇出海检查。果然，潜艇在做水下高速航行时，发出高频噪声，我仔细检查后发现，噪声源在指挥台(围壳)靠近艇艏部位的艇底部。我让潜艇停航上浮，走出艇外到甲板上查看，发生噪音部位在艏部龙骨带(艇外附装的供起吊潜艇的钢带)位置。我根据噪声的情况，判断可能是龙骨带与艇底结合得不够紧密、有空隙，潜艇高速航行时，水从空隙中穿过，产生水动力噪音。于是我让随艇的工人师傅卸下艇艏龙骨带，再次下潜做高速航行试验，果然噪音没有了，率真的苏联专家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同年，江南厂制造的第二艘03型潜艇在旅顺口外试航，做“试潜定重”试验，以确定潜艇的排水量与潜艇重量的平衡。这是新造潜艇第一次出海必须过的第一关。“试潜定重”就是潜艇在海上停航状态根据中央指挥舱机电长的指令， 逐步往调整水舱里注水，使潜艇逐步下潜。但这条艇在试潜时，注入调整水舱的水已经超过额定水量，可艇尾还是向上翘着，不肯下潜。机电长下令将艇首平衡水舱的水都打到尾部平衡水舱里了，但还是不行。苏联专家下令启动电机开“前进一”(速度在4节左右)，想迫使潜艇下潜，但艇首往水里扎，尾部还是露在水面。苏联专家又要“前进二”(速度在8节左右)，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速度再快会把艇尾水舱压坏的，苏联专家说，“那怎么办，返航吧?”我说，“先别急，检查一下再说”。因为我考虑潜艇尾部下不去，肯定是尾部某个舱里有“空气垫”(舱内有空气，水放不进去)。可工厂的人说、出海前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不相信，亲自从艇中部逐个检查压载水舱的放气阀门，发现水舱的阀门都是开的。但最后到尾部燃油舱时，我发现阀门是关着的。我赶紧打开，只听“砰”的一声，潜艇尾部就逐渐下潜了。机电长随之进行平衡重量，解决了艇尾不肯下潜的问题，后来查明：工厂工人以为燃油舱是满的，其实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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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研制成功035型(西方称之为“宋”级)常规潜艇。第一条艇顺利通过考核交付部队。但第二条艇(舷号342)在工厂试航末期，水下高速航行时出现异常噪音，久未解决，影响了交船。
1982年12月，海军召集各方专家到旅顺基地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我参加了会议。到达基地以后。我先听取了汇报，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又到现场看了潜艇。据参加试航的人讲：342艇首鱼雷舱右舷底部淡水舱部位在高速航行时发生频率很高的异常噪声，当时认为可能是淡水舱结构刚度不够，所以现场对淡水舱做了加固措施，但仍无济于事。第二天，我随艇出海，果然艇艏淡水舱右舷底部有噪声发生，非常刺耳。潜艇返航后，我要来了该部位的图纸查看后认定，发生噪声的部位是右侧压载水舱进水格子板的部位，我怀疑可能是进水格子板脱焊造成的水动力噪声。我又问：342艇淡水舱结构是否与首艇是一样的?回答是一模一样，“那首艇有噪声吗?”我又问道，他们说没有。我说，“既然两艇结构相同，而首艇没有出现噪声，那就说明异常噪声绝不是由淡水舱结构刚度不够造成的。所以你们加强结构的办法是没有用的。我建议派潜水员下去察看进水格子板是否有脱焊现象。潜水员下水后果然发现进水格子板脱焊达200多厘米，证实了我的估计，于是工厂派焊工进行了水下焊接。第二天再出海试验，噪声消除，妨碍342艇交船的“拦路虎”被清除了。为此会了一次餐，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错，所以喝了不少。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能为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我们军队急需装备，那种自豪感与荣誉感不是金钱多少能比拟的。
我从1954年开始从事潜艇制造的工作，几十年了，也做出了一些成绩(1956年获得二等功嘉奖)，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参与核潜艇研制试验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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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8年11月正式调入“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在此之前(1958年上半年)工厂开展反右斗争，我因先前顶撞过苏联专家成了“准右派”，连写三次检查都没过关，工厂还将情况反映到政务院说我“使苏联专家无法工作”。政务院将信转到海军，主管装备的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带领舰船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来到上海，调查此事，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了我和江南厂总军代表孙仲引同志。我检查了自己的“问题”，薛部长当即说：“你不用再检查了，去北京工作吧!”来到北京后，又是薛部长以“脑袋担保”(因为我在1948年被捕过，有人有异议)，把我调到当时高度机密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
薛部长工作果断、有魄力、敢于负责、尊重知识，在他手下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舒畅、也是最难忘的日子。“林彪事件”之后，他回到北京，又召见过我征询有关海军装备科研等问题，我向他提出一些建议，后来都付诸实施。几年前他去世了，我一直非常怀念他。
我到“造船技术研究室”后，一直在张景诚和李建球两位正副组长的带领下，从事艇体结构的研究设计工作。当时“造船技术研究室”是集中了全国潜艇和舰船方面的精英。
那时的资料非常少，我们所能见到的国外核潜艇资料，只有英国公开发行的《简氏防务年鉴》上的几张照片。张景诚同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造船专家，他看完照片以后就和李建球等开始搞初步设计。负责总体的金士谟用厚纸板剪成样板贴在50：1的船体平面图上，然后再绘成总体图。我是负责结构工作，开始进行基本结构的强度计算，主要是消化苏联常规潜艇的设计技术。实际上，我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就是一个按苏联标准设计、再放大、装上核反应堆与相关设备的常规潜艇。西方各国搞核潜艇时也都是这样的，因为除去动力之外，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样或基本相似的。
后来我们搞出了初步设计图，让苏振华政委带到苏联。得到了他们的基本认可。详细情况在贵刊记者采访李建球先生的文章里都讲了，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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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由于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核潜艇研制工作也被迫“放慢速度”。“造船技术研究室”经过整编只留下几个人，我被分配到七院科技部舰艇处任助理员。担负潜艇研制的技术管理工作。从那以后，虽然我没再直接从事核潜艇的研制，但我从心里却一直非常关注，并尽可能地做着与之相关的技术管理和知识储备工作。
1964年7月，为了准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我和一些同志奉命来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做核试验效应物的准备。我们组织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三个护卫舰上层建筑模型，分别放在距爆心1200米、1600米和2000米处，并在里面放了猴子、羊、白鼠等动物。另外在距爆心800米处放置了5毫米厚的钢质圆形靶板。原子弹爆炸后我们检查发现：1200米处的效应物有变形，其它两处没有变形，动物都没有什么异样。800米处靶板变形严重。我曾三次进入爆炸现场，此时102米高的铁塔像面条一样，地表的沙石都成了玻璃状。
在这次核试验中，我立了三等功，回到北京以后，七院院长刘华清少将和副院长于笑虹等院领导接见了我们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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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下水，以后又有几艘陆续下水入役。这些核潜艇出厂试验中其它项目都完成，可一直未做极限潜深试验。我国自制的核潜艇到底能潜多深，部队指战员心中都没有底。为此海军会同造船部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核潜艇深水试验报告。1987年11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报告，深水试验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我被邀请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这次试验，进行试验的是404号核潜艇。
说起核潜艇深潜试验倒让我想起了 我国第一艘03型常规潜艇的深潜试验。按照计划，03型要在浙江舟山群岛以东海域试验(因为那里的水深在200米以上，而03型的设计极限潜深是170米，所以符合要求)。但当我们到达试验海域时，却发现有国民党飞机在活动，而我们没有防空手段。为了以防万一，避免我们海军的“宝贝疙瘩”出事，只好转到辽东一带海域试验了，而那一带水浅，所以只做了80米左右的坐沉(潜艇潜到海底)试验。当然，以后还是到海南岛以东海域做了完整的试验。
正当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完成、即将投入试验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依照他的课题研究结果对核潜艇耐压液舱的稳定性提出置疑：耐压液舱的稳定性储备不足，不能保证深潜试验安全。他们还向海军技术部门写了信，海军当即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加以解决，否则深潜试验就不能进行。七院领导研究决定，由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到后怕。要知道，我的处理意见直接关系到我国核潜艇的发展，那一刻，我真切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前面讲过，我国核潜艇的结构强度计算是按照苏联的标准进行的。而我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时的第一步，就是对苏联的设计计算资料和相关规则进行了彻底的摸排和验证。我坚信，依照这些设计出来的核潜艇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把那位教授的计算方案找来仔细研究之后，得出了结论：那位教授在分析耐压液舱结构时，把“边界条件”搞错了，把“自由支持”当成“刚性固定”来考虑，从而导出了错误的公式。于是，我在相关的技术会议上陈述了自己的结论，指出了教授的错误所在。深水试验领导小组“技术保障组”和总体所的同志们也都支持我的意见。可海军技术部门还不放心，于是我们院又让徐秉汉副所长做了试验，证实了我的结论，最后问题得以解决。谁料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耐压液舱的问题刚解决，上海一所大学在接受对核潜艇鱼雷发射装置强度进行论证时，又提出该装置强度不够。“长征”核潜艇鱼雷发射采用的是高压水发射方式，即鱼雷发射前先将鱼雷发射管内注满海水，然后用高压水将海水和鱼雷一起推出艇外，这种发射方式的优点在于隐蔽性好，因为如果用高压空气直接发射会有气泡逸出，容易暴露。但这种方式对鱼雷发射装置强度要求较高。但我们在设计核潜艇时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予了充分考虑，鱼雷发射装置的强度是有足够保证的。讨论会上，我和技术保障组组长吴廷国同志进行了仔细的讲解与分析。会后七院领导又要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会后，我又仔细研读了上海方面的课题，得出结论：他们在分析鱼雷发射装置受力状态时把与之相关的“边界条件”弄错了，把鱼雷发射装置与艇体连接处的艇壳体变形看成“自由”的，而实际上是要受到与壳体焊接在一起的、刚性相当大的鱼雷发射装置基座的“制约”(加固)，所以不可能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他们把鱼雷发射装置基座处的潜艇壳体变形夸大了，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结论。我的意见得到了认可，也为深潜扫除了最后一个理论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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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初404号核潜艇在驱逐舰的护卫下，通过台湾海峡航渡到广东湛江军港。我是3月底到达湛江港的。
这次深水试验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进行极限深度考核潜艇艇体强度、密封性和艇上设备的可靠性。二是深水发射鱼雷。深潜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潜到极限深度的一半，经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极限深潜。
4月20日下午核潜艇驶离湛江军港，向东南方向航行200海里后进入试验海域。21日上午9时，潜艇开始下潜，到潜到预定的150米时，应变记录发现异常，表明艇体测量部位可能发生“塑性变形”，但却很有规律，所有测试点都出现异常。可当潜艇上浮以后，测量记录沿原曲线又返回“零点”，艇体并没有残余变形(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刚蒸好又松又软的馒头，用手指一按会出现一个坑，过一会坑虽然小了，但还是有痕迹的，这就是残余变形)，这点是很重要的，说明在半极限深度时艇体没有发生残余变形，而是测量结果“失真”所致。但是否继续试验下去，众说纷纭，又成了问题。当天晚上，我找到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从结构力学角度上向他说明：404艇半极限深潜试验时并没有发生壳体的“残余变形”，如果这次终止试验，以后再组织类似试验是不可能了，核潜艇研制工作留有这样的“缺口”就太可性了。黄旭华总师当时虽然没明确表态，但我感觉他还是听进去了。
第二天，技术保障组开会，讨论半极限深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其他同志也很快认可了。但对于为什么会“失真”有争议，多数同志认为是测试电缆从变流机组旁边通过，由变流机组的磁场干扰所致。但我认为如果是变流机组干扰，变化曲线不会是有规律的，而可能是与测试技术有关，试验领导小组责成702所徐秉汉副所长到南海舰队通讯兵部商借“屏蔽电缆”。过了两天，徐秉汉来找我说：“通讯兵部没有那么多电缆，怎么办?”我说：“没有就算了，反正不会影响试验，而且‘失真’也是有规律的，就这样试下去吧。”
4月29日，404艇继续进行深潜试验。当潜到230米深(相当于23个大气压)时，艇体发出了几声像开枪那样的响声(这是在高压下艇体挤压艇内设置发出的声音，任何类型的潜艇在深水试验时都会发生，是正常的)，个别支撑角钢弯曲，同时有几处出现轻微渗水现象，但应变测试结果和上次一样。所以在各部门认真检查、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潜艇继续下潜，到12时零3分，2舱的深度计指针摆到极限深度，404艇深潜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时，我那颗悬了多日的心才真正踏实了。
404艇在完成极限深潜试验之后，又在5月20目进行了大深度鱼雷发射试验。一共发射了4枚鱼雷，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至此，404艇完成了所有的试验项目，从而也为我国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划上了圆满句号。
有人说我在核潜艇试验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实在是过奖了。我只不过在尽一个多年从事潜艇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本份而已。上面谈的一些问题，我不解决，别人也会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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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造船系学习。1946年底，我开始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活动。1948年1月29日，在同济大学组织的一次“反迫害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作为纠察队员之一，与其他同学一道手挽手地迎着冲上来的国民党宪兵马队，被他们用马刀砍伤(其他同学也有受伤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其美路事件”。同年5月，我加入了地下党组织。1948年8月26日深夜，我被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在蓬莱路拘留所关押了53天，后因“无证据”被释放。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民船建造，但不管是军船还是民船总还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所以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我就报名参加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二分校造船系的学习。主要学习水面舰艇与潜艇制造相关的专业，学制三年。分校的主要教员、教材都来自列宁格勒的苏联海军高等工程学校。苏联专家先教中国老师，然后再由他们教我们。当时海军是新建军种，入选要求很严格，因此每人都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自豪。大连第一海军学校的校长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将军，但海校的日常教学、训练工作都由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将军负责。对于他我始终充满了崇敬之情，因为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以身作则，治军极严。不只是我，所有健在的当年海校的人都对张学思将军感念至深，可惜他在“文革”中死于不白之冤。
我们的伙食标准是很高的，仅次于潜灶。再加上那时的东西非常便宜，所以吃的相当好。饭后还有水果，每当我们排队去食堂进餐的时候，附近农村的孩子们就跟着我们喊：“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当地的村民往往拿着盆、碗等家什儿，等我们吃完后，把吃剩的食物拿回家。地方上曾有人对此有意见：老百姓生活很困难，但军队却这样浪费。后来部队把这些人带到训练场和军舰上，亲身体验后的他们，吃惊之余也理解了我们的伙食安排。那时这种情况在空军航校也发生过。
在海校学习期间，我最感到骄傲的是参加1953年的国庆阅兵。我们是作为海军方队受阅的，那年8月我们就在天坛练习队列和正步走。我记得毛主席是乘敞棚汽车从西长安街方向过来检阅的，毛主席喊“同志们好!”，我们就回答“为人民服务!”那时的心情实在是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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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我从海校毕业之后，在海军修造部监用处工作了几个月，主要监督舰艇的战斗使用。1955年4月，我被调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军代表处，负责仿苏潜艇的建造和监督验收。
当时根据中苏军事工业协作的“六四协定”，苏联有偿向我们转让了护卫舰、港艇、扫雷艇等海军装备的制造技术。
江南造船厂仿制的苏联潜艇，其国内代号是613型，我国称为03型，西方称为W型。03型潜艇水上排水量1050吨，水下排水量为1340吨，最大航速水上18节，水下13节，武备为12枚533毫米鱼雷(或22枚水雷)。该艇的原型是纳粹德国的21型潜艇。但未及投产德国就投降了，苏联缴获了全部图纸，做了微小改动之后，变成了自己的613型。性能在当时尚属先进，对我国海军来说是“好东西”。
苏方向我们提供了全套的图纸和技术装备，并且派出了从班组长到监造师一整套的技术人员，一对一手把手地教中方人员。后来在军代表室，他们也派驻了军代表，将一整套苏联的潜艇监造程序和方法教给我们。当时正是中苏关系密月时期，所以，合作还是挺融洽的。
在江南造船厂的技术人员中，真正系统学习过潜艇制造的人很少，所以有关技术问题(质量、进度等)我能和苏联专家讨论。有时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当时，我完全是出于公心，但没想到后来却成为我的“罪状”。1957年反右时，有一条“公式”——“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就是右派”。这是后话了。
当然，在那时的条件下，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是造不成潜艇的。其实时至今日，我们在潜艇设计制造方面的许多理论计算规范、工艺、工装和试验方法还是在沿用苏联的东西。
苏联人性格很直爽，争吵过后，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一拍你的肩膀还是“哈拉少”(俄语“好”的音译)。苏联专家当时都是带着家属来的，每个周末，他们都要通宵达旦跳舞。他们还特别爱喝酒，但说实在话，没有品位，根本分不出好赖。1956年春节我和几个同事去探望苏联专家，带给他们几瓶“茅台”，他们一看，高兴地要命，掀开瓶盖仰脖就往嘴里倒，刚喝了两口，就辣得直伸舌头，连说“你们中国酒不好不好，太辣太辣!”我们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喝才能品出这国酒的滋味，可他们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还有一点我想说：当时的宣传是苏联给我们无私援助，其实代价是很高昂的。我们军代室的一个苏军艇长，每月工资达到5000卢布，折合人民币有一万多元，毛主席当时工资不才400多元嘛!当时猪肉才二三毛钱一斤!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讲给《兵器知识》的年轻读者听，增加点历史知识，还是有好处的。
1957年4月，江南厂生产的第一艘03型潜艇在进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时，艇体发生异常噪声。当时在艇上的苏联专家解决不了，就抱怨是中国工人建造质量问题。那次试验我设去，是返航后机电业务长告诉我的。我很生气，找到苏联专家和他们理论。我说，“是你们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施工组装，而且每道工序都经过军代表的验收检查，怎么是我们的责任呢?”于是我要求随艇出海检查。果然，潜艇在做水下高速航行时，发出高频噪声，我仔细检查后发现，噪声源在指挥台(围壳)靠近艇艏部位的艇底部。我让潜艇停航上浮，走出艇外到甲板上查看，发生噪音部位在艏部龙骨带(艇外附装的供起吊潜艇的钢带)位置。我根据噪声的情况，判断可能是龙骨带与艇底结合得不够紧密、有空隙，潜艇高速航行时，水从空隙中穿过，产生水动力噪音。于是我让随艇的工人师傅卸下艇艏龙骨带，再次下潜做高速航行试验，果然噪音没有了，率真的苏联专家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同年，江南厂制造的第二艘03型潜艇在旅顺口外试航，做“试潜定重”试验，以确定潜艇的排水量与潜艇重量的平衡。这是新造潜艇第一次出海必须过的第一关。“试潜定重”就是潜艇在海上停航状态根据中央指挥舱机电长的指令， 逐步往调整水舱里注水，使潜艇逐步下潜。但这条艇在试潜时，注入调整水舱的水已经超过额定水量，可艇尾还是向上翘着，不肯下潜。机电长下令将艇首平衡水舱的水都打到尾部平衡水舱里了，但还是不行。苏联专家下令启动电机开“前进一”(速度在4节左右)，想迫使潜艇下潜，但艇首往水里扎，尾部还是露在水面。苏联专家又要“前进二”(速度在8节左右)，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速度再快会把艇尾水舱压坏的，苏联专家说，“那怎么办，返航吧?”我说，“先别急，检查一下再说”。因为我考虑潜艇尾部下不去，肯定是尾部某个舱里有“空气垫”(舱内有空气，水放不进去)。可工厂的人说、出海前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不相信，亲自从艇中部逐个检查压载水舱的放气阀门，发现水舱的阀门都是开的。但最后到尾部燃油舱时，我发现阀门是关着的。我赶紧打开，只听“砰”的一声，潜艇尾部就逐渐下潜了。机电长随之进行平衡重量，解决了艇尾不肯下潜的问题，后来查明：工厂工人以为燃油舱是满的，其实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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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研制成功035型(西方称之为“宋”级)常规潜艇。第一条艇顺利通过考核交付部队。但第二条艇(舷号342)在工厂试航末期，水下高速航行时出现异常噪音，久未解决，影响了交船。
1982年12月，海军召集各方专家到旅顺基地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我参加了会议。到达基地以后。我先听取了汇报，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又到现场看了潜艇。据参加试航的人讲：342艇首鱼雷舱右舷底部淡水舱部位在高速航行时发生频率很高的异常噪声，当时认为可能是淡水舱结构刚度不够，所以现场对淡水舱做了加固措施，但仍无济于事。第二天，我随艇出海，果然艇艏淡水舱右舷底部有噪声发生，非常刺耳。潜艇返航后，我要来了该部位的图纸查看后认定，发生噪声的部位是右侧压载水舱进水格子板的部位，我怀疑可能是进水格子板脱焊造成的水动力噪声。我又问：342艇淡水舱结构是否与首艇是一样的?回答是一模一样，“那首艇有噪声吗?”我又问道，他们说没有。我说，“既然两艇结构相同，而首艇没有出现噪声，那就说明异常噪声绝不是由淡水舱结构刚度不够造成的。所以你们加强结构的办法是没有用的。我建议派潜水员下去察看进水格子板是否有脱焊现象。潜水员下水后果然发现进水格子板脱焊达200多厘米，证实了我的估计，于是工厂派焊工进行了水下焊接。第二天再出海试验，噪声消除，妨碍342艇交船的“拦路虎”被清除了。为此会了一次餐，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错，所以喝了不少。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能为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我们军队急需装备，那种自豪感与荣誉感不是金钱多少能比拟的。
我从1954年开始从事潜艇制造的工作，几十年了，也做出了一些成绩(1956年获得二等功嘉奖)，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参与核潜艇研制试验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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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8年11月正式调入“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在此之前(1958年上半年)工厂开展反右斗争，我因先前顶撞过苏联专家成了“准右派”，连写三次检查都没过关，工厂还将情况反映到政务院说我“使苏联专家无法工作”。政务院将信转到海军，主管装备的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带领舰船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来到上海，调查此事，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了我和江南厂总军代表孙仲引同志。我检查了自己的“问题”，薛部长当即说：“你不用再检查了，去北京工作吧!”来到北京后，又是薛部长以“脑袋担保”(因为我在1948年被捕过，有人有异议)，把我调到当时高度机密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
薛部长工作果断、有魄力、敢于负责、尊重知识，在他手下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舒畅、也是最难忘的日子。“林彪事件”之后，他回到北京，又召见过我征询有关海军装备科研等问题，我向他提出一些建议，后来都付诸实施。几年前他去世了，我一直非常怀念他。
我到“造船技术研究室”后，一直在张景诚和李建球两位正副组长的带领下，从事艇体结构的研究设计工作。当时“造船技术研究室”是集中了全国潜艇和舰船方面的精英。
那时的资料非常少，我们所能见到的国外核潜艇资料，只有英国公开发行的《简氏防务年鉴》上的几张照片。张景诚同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造船专家，他看完照片以后就和李建球等开始搞初步设计。负责总体的金士谟用厚纸板剪成样板贴在50：1的船体平面图上，然后再绘成总体图。我是负责结构工作，开始进行基本结构的强度计算，主要是消化苏联常规潜艇的设计技术。实际上，我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就是一个按苏联标准设计、再放大、装上核反应堆与相关设备的常规潜艇。西方各国搞核潜艇时也都是这样的，因为除去动力之外，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样或基本相似的。
后来我们搞出了初步设计图，让苏振华政委带到苏联。得到了他们的基本认可。详细情况在贵刊记者采访李建球先生的文章里都讲了，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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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由于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核潜艇研制工作也被迫“放慢速度”。“造船技术研究室”经过整编只留下几个人，我被分配到七院科技部舰艇处任助理员。担负潜艇研制的技术管理工作。从那以后，虽然我没再直接从事核潜艇的研制，但我从心里却一直非常关注，并尽可能地做着与之相关的技术管理和知识储备工作。
1964年7月，为了准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我和一些同志奉命来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做核试验效应物的准备。我们组织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三个护卫舰上层建筑模型，分别放在距爆心1200米、1600米和2000米处，并在里面放了猴子、羊、白鼠等动物。另外在距爆心800米处放置了5毫米厚的钢质圆形靶板。原子弹爆炸后我们检查发现：1200米处的效应物有变形，其它两处没有变形，动物都没有什么异样。800米处靶板变形严重。我曾三次进入爆炸现场，此时102米高的铁塔像面条一样，地表的沙石都成了玻璃状。
在这次核试验中，我立了三等功，回到北京以后，七院院长刘华清少将和副院长于笑虹等院领导接见了我们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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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下水，以后又有几艘陆续下水入役。这些核潜艇出厂试验中其它项目都完成，可一直未做极限潜深试验。我国自制的核潜艇到底能潜多深，部队指战员心中都没有底。为此海军会同造船部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核潜艇深水试验报告。1987年11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报告，深水试验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我被邀请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这次试验，进行试验的是404号核潜艇。
说起核潜艇深潜试验倒让我想起了 我国第一艘03型常规潜艇的深潜试验。按照计划，03型要在浙江舟山群岛以东海域试验(因为那里的水深在200米以上，而03型的设计极限潜深是170米，所以符合要求)。但当我们到达试验海域时，却发现有国民党飞机在活动，而我们没有防空手段。为了以防万一，避免我们海军的“宝贝疙瘩”出事，只好转到辽东一带海域试验了，而那一带水浅，所以只做了80米左右的坐沉(潜艇潜到海底)试验。当然，以后还是到海南岛以东海域做了完整的试验。
正当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完成、即将投入试验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依照他的课题研究结果对核潜艇耐压液舱的稳定性提出置疑：耐压液舱的稳定性储备不足，不能保证深潜试验安全。他们还向海军技术部门写了信，海军当即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加以解决，否则深潜试验就不能进行。七院领导研究决定，由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到后怕。要知道，我的处理意见直接关系到我国核潜艇的发展，那一刻，我真切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前面讲过，我国核潜艇的结构强度计算是按照苏联的标准进行的。而我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时的第一步，就是对苏联的设计计算资料和相关规则进行了彻底的摸排和验证。我坚信，依照这些设计出来的核潜艇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把那位教授的计算方案找来仔细研究之后，得出了结论：那位教授在分析耐压液舱结构时，把“边界条件”搞错了，把“自由支持”当成“刚性固定”来考虑，从而导出了错误的公式。于是，我在相关的技术会议上陈述了自己的结论，指出了教授的错误所在。深水试验领导小组“技术保障组”和总体所的同志们也都支持我的意见。可海军技术部门还不放心，于是我们院又让徐秉汉副所长做了试验，证实了我的结论，最后问题得以解决。谁料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耐压液舱的问题刚解决，上海一所大学在接受对核潜艇鱼雷发射装置强度进行论证时，又提出该装置强度不够。“长征”核潜艇鱼雷发射采用的是高压水发射方式，即鱼雷发射前先将鱼雷发射管内注满海水，然后用高压水将海水和鱼雷一起推出艇外，这种发射方式的优点在于隐蔽性好，因为如果用高压空气直接发射会有气泡逸出，容易暴露。但这种方式对鱼雷发射装置强度要求较高。但我们在设计核潜艇时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予了充分考虑，鱼雷发射装置的强度是有足够保证的。讨论会上，我和技术保障组组长吴廷国同志进行了仔细的讲解与分析。会后七院领导又要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会后，我又仔细研读了上海方面的课题，得出结论：他们在分析鱼雷发射装置受力状态时把与之相关的“边界条件”弄错了，把鱼雷发射装置与艇体连接处的艇壳体变形看成“自由”的，而实际上是要受到与壳体焊接在一起的、刚性相当大的鱼雷发射装置基座的“制约”(加固)，所以不可能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他们把鱼雷发射装置基座处的潜艇壳体变形夸大了，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结论。我的意见得到了认可，也为深潜扫除了最后一个理论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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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初404号核潜艇在驱逐舰的护卫下，通过台湾海峡航渡到广东湛江军港。我是3月底到达湛江港的。
这次深水试验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进行极限深度考核潜艇艇体强度、密封性和艇上设备的可靠性。二是深水发射鱼雷。深潜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潜到极限深度的一半，经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极限深潜。
4月20日下午核潜艇驶离湛江军港，向东南方向航行200海里后进入试验海域。21日上午9时，潜艇开始下潜，到潜到预定的150米时，应变记录发现异常，表明艇体测量部位可能发生“塑性变形”，但却很有规律，所有测试点都出现异常。可当潜艇上浮以后，测量记录沿原曲线又返回“零点”，艇体并没有残余变形(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刚蒸好又松又软的馒头，用手指一按会出现一个坑，过一会坑虽然小了，但还是有痕迹的，这就是残余变形)，这点是很重要的，说明在半极限深度时艇体没有发生残余变形，而是测量结果“失真”所致。但是否继续试验下去，众说纷纭，又成了问题。当天晚上，我找到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从结构力学角度上向他说明：404艇半极限深潜试验时并没有发生壳体的“残余变形”，如果这次终止试验，以后再组织类似试验是不可能了，核潜艇研制工作留有这样的“缺口”就太可性了。黄旭华总师当时虽然没明确表态，但我感觉他还是听进去了。
第二天，技术保障组开会，讨论半极限深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其他同志也很快认可了。但对于为什么会“失真”有争议，多数同志认为是测试电缆从变流机组旁边通过，由变流机组的磁场干扰所致。但我认为如果是变流机组干扰，变化曲线不会是有规律的，而可能是与测试技术有关，试验领导小组责成702所徐秉汉副所长到南海舰队通讯兵部商借“屏蔽电缆”。过了两天，徐秉汉来找我说：“通讯兵部没有那么多电缆，怎么办?”我说：“没有就算了，反正不会影响试验，而且‘失真’也是有规律的，就这样试下去吧。”
4月29日，404艇继续进行深潜试验。当潜到230米深(相当于23个大气压)时，艇体发出了几声像开枪那样的响声(这是在高压下艇体挤压艇内设置发出的声音，任何类型的潜艇在深水试验时都会发生，是正常的)，个别支撑角钢弯曲，同时有几处出现轻微渗水现象，但应变测试结果和上次一样。所以在各部门认真检查、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潜艇继续下潜，到12时零3分，2舱的深度计指针摆到极限深度，404艇深潜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时，我那颗悬了多日的心才真正踏实了。
404艇在完成极限深潜试验之后，又在5月20目进行了大深度鱼雷发射试验。一共发射了4枚鱼雷，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至此，404艇完成了所有的试验项目，从而也为我国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划上了圆满句号。
有人说我在核潜艇试验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实在是过奖了。我只不过在尽一个多年从事潜艇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本份而已。上面谈的一些问题，我不解决，别人也会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