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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凭借《平原上的摩西》等一系列作品突然闯入了文学界和读者们的视野，他平静地描述命运的诡谲和惨烈，有时戏谑又满含悲悯地叙述着每个人的细碎生活和世事斗转。他的语言风格让人们惊讶。作为80后，双雪涛与人们熟知的“80后”作家们全然不同，如果说之前的那些明星作家依靠的是符号和标签，双雪涛则更接近于一个成熟的、真正的作家。
五年前，29岁的银行信贷员双雪涛决定辞去安稳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理想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他当时并不十分肯定，但可以确信的是，绝不会是辞职前的样子。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子，身形依旧消瘦。不同的是，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一名职业小说家。
如今，每隔十天或是半个月，双雪涛便会从北京回沈阳一次。这个曾经闻名全国的重工业城市，是他出生、长大并依旧居住的地方。那些无比熟悉的地名、人群和气候，曾经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习惯，后来也不断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部分小说里，成为故事的背景和底色。
因为阅读，这个曾经不爱与人交流的东北青年踏上了漫长的写作之路。因为写作，这个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小说家以一个迟来者的新人姿态，闯入了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人们在《平原上的摩西》作品中惊讶于这位作者老成的技法结构与纵深的叙事空间，似乎无法将他与外界对“八零后作家”的惯有印象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然在那些最具个人美学风格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可能性。
肯定和赞誉给双雪涛带来了一定的信心，但并没有让写作本身变得更加轻松。在北京待久了之后，他开始尝试处理新的经验和问题，也在写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更多的限制，甚至困境。他仍然将自己比作文字的学徒，如今刚刚拿到创作的“执照”，接下来的每一步依旧险象环生。
最近，双雪涛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飞行家》刚刚出版，相关琐事占据了不少时间，一直坚持白天规律写作的他有时不得不在晚上继续劳作。新的长篇计划已经开始。为此，他甚至蓄起了胡须，作为督促自己的方式。但严重的鼻炎伴随着感冒，不断地困扰着他，让他说起话来有些难受，声音里仿佛结了霜。
“越来越难了，花的时间也多了点。”双雪涛说，“写不完（胡子）就不剪了，事儿特别多，得逼迫自己。”他背着单肩运动包，将未吸完的烟摁灭在喷泉边的垃圾桶上。
当双雪涛在2016年登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领奖台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已经33岁，与获得“年度小说家”的张悦然仅仅相差一岁。作为“80后”的代表作家之一，后者成名已久，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教师，而双雪涛正是文学院“首届创意写作班”的成员。
十多年前，同辈的韩寒和郭敬明等人通过新概念比赛等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市场的宠儿。大众过于轻率地使用“80后作家”这样的命名方式，作为这一代写作者的通行称谓，并给他们戴上“叛逆”和“个性”的标签。如今，韩寒和郭敬明与文学的关系已经越加疏远，一些坚持创作的小说家则选择转型，逐步在作品中摆脱青春文学的痕迹。
但双雪涛并没有踏上这条大多数人走过的路。当他在2010年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80后作家”们所熟悉的入场机制已经不再，纯文学内部也没有多少生机，双雪涛只能依靠写作本身。
“双雪涛绝不像有的80后作家那样追求语言的华丽。他的作品是扑面而来的、北风般的冷峭。”青年批评者李德南这样评价道。
从2013年开始，双雪涛的作品逐渐在《收获》等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引起了评论家与读者的关注。
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校园成长、奇人故事和侦探悬疑。借由这些不同的承载方式，双雪涛找到了进入现实和历史的通道。时代的剧变、成人世界的残酷与社会的种种褶皱，都被纳入到了双雪涛为伦理与道德所搭建的故事框架中。
从2015年开始，《平原上的摩西》等作品陆续发表，后来结成同名小说集并于次年出版。在这篇小说中，双雪涛选择让不同的故事角色以各自的视角进行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人物叙述的辨识度不是很高，也可以看出在结构方式等层面受到的前人影响，但这部作品还是让人们表面的平淡與繁复的结构中，看到了双雪涛出色的叙事技巧和对于社会现实不同维度的分解能力。
双雪涛出生在沈阳，少年时，全家都生活在艳粉街，祖父在烟厂工作，父母则皆是工人。那时候，改革的春风裹挟着一切，而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地区则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逐渐落到了时代的后面，沈阳作为其中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也开始走下坡路。
进入到1990年代，很多工厂因为长时间的效益下滑，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工厂几千人，先给小部分人放假了，先回家休息，轮流上班，这是一个先兆。下一步停薪留职，薪水没有了，职位还有。接下来就是下岗和买断，根据工龄给你一笔钱，算是遣散费。”双雪涛这样回忆道。
1995年，还在上初中的双雪涛目睹自己的父母双双下岗。此后，他们靠做小买卖度日，“卖过蛋糕饼干，还有苞米和茶叶蛋。我的父母在该上学的年纪赶上了上山下乡，之后回到了工厂，并在90年代被安排下岗，他们这一代人基本没有什么可以选。”双雪涛感叹道。时代转型的大潮下，个人的成败显得微不足道。有人下海经商，成为富翁，也有人从此落入了颓唐的境地。
相比之下，双雪涛觉得自己这一代已经足够幸运，“初中和高中读的都是市里不错的学校”。毕业之后，他不断地将回忆切换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在那个剧变之后的边缘社会，感受着日渐分裂的道德景观。“社会发展太快了，我和上一辈虽然只是两代人，却像是相差了整整一百年，如同现代人和古人的区别。”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此后的写作中，双雪涛的故事里频频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比如杀人犯、抢劫者、宗教信徒，以及更多面目模糊的人们。如影随形的是破败的工厂、鱼龙混杂的艳粉街、坍塌的教堂和被拆除的历史雕塑。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乐于选取的那种年少天真的叙述者往往被赋予了棱镜般的透视能力。“青少年时期的人比较有意思，很多东西没有定性，卡在了少儿和成人之间，有种液态的东西。”双雪涛说。
2007年，双雪涛进入到银行系统，成为了一名信贷员，负责政府和企业贷款等业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但他觉得痛苦。他将创作看作是一种呼喊，又或是一封不知寄向何处的信件，希望有可以听懂的人收到。而在现实中，他并不习惯跟陌生人打交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写影评和小说。他想要在文字的世界里为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现实重建一种秩序。
双雪涛尝试着给台湾的文学比赛投稿。2011年，他凭借处女作《翅鬼》获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跟中彩票一样，后来觉得自己真是幸运。”
2012年，双雪涛作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放弃体面的工作，从银行辞职。“也没想以后能活得多好，就是上班上不下去，闹心，实在受不了，工资基本上相当于给我的精神损失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现在想来，双雪涛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并没有觉得辞职后作为职业写作者的生活有哪里特别不容易。“到目前为止，活得还行，没去要饭，给了我自信心。但其实，伴随着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有一百个坎儿能把我撂倒，只不过我运气好一点，跨过来了而已。”他笑着感叹道。
写作仍在继续。对于那个故乡社会里的人们，双雪涛怀有一种天生的亲切和悲悯。
双雪涛无意还原一个客观上真实的东北社会，在他看来那并不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他想要在那个颓败已久的社会空间中，抓住一瞬即逝的光，在“失败者之歌”的叙述中，为人性与尊严找到一方破旧的神龛。
双雪涛仍然记得自己阅读阿城《棋王》时的感受，并被其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质地所打动。他也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同样以下棋为主题的作品《大师》。“在一个特殊的地域里，往往会形成一种人的特殊状态。我写东北，有现实的观察，也放置了我对道德的理想，需要一个人为了一句承诺而去努力，这样的主题放在东北社会的颓败里去讨论会比较适当。”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发表于2017年年初的《飞行家》中，当下与过去的二层叙述不断延展并最终交汇，俗世奇人的故事背后，是个人与时代的错位。最终，历史的遗迹在日常生活的变革中被逐步拆解，尘世的飞行家在曾经喧嚣的红旗广场上完成了一次有些戏谑又不乏悲壮的仪式。
辞职之后，原本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双雪涛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将写小说的时间挪到了白天，像村上春树那样，尝试着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写作由冲动与奋战驱动逐渐转变为一种长久的劳作与忍耐。与此同时，他步入而立之年，娶妻生子，成为丈夫和父亲。
而在来到北京之后，他发现所处的世界和熟悉的东北生活有着极大的差异。在这里待久了，他越来越多地嘗试新的题材，而那个东北的故乡社会则被放置在一些小说的背景中，甚至越来越远，几乎到了肉眼无从分辨的地步。
他开始接触更多的人，做出版的，写小说的，搞电影的，当然，还有与他一样，喜欢踢球的新朋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新鲜感和好奇心，却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全感。
“以前在东北，遇到的人没有这么复杂，毕竟在一个地域里会有一些共性。但在北京，各个地区的人都有，有些既不能说是好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他这样说道。
在东北，双雪涛曾在那些被时代裹挟着命运的人们身上，体会到“天地不仁”的意味，也让他意识到“人要自己有仁”。而现在，他进入到了一个驳杂的圈子里，如同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虽然文学标准从来没有定论，但圈子里的人情世故和评判尺度的差异仍然让他觉得惊讶，“文化秀场”的喧嚣则尤其让他感到厌倦。
他努力避开这些纷扰，继续磨炼手艺。很多时候他感到疲惫，特别劳累。但跋涉久了，也会忽然感到步履轻松，用他所熟悉的表意系统，写出让他特别满意的作品，“特别爽”。
只不过，求变的渴望仍然催促着他。作为一名身处当代社会的写作者，他想要回应自己所遇到的这些新问题。如何处理城市的经验，如何书写现代都市中的个体遭遇，这些问题曾经难倒了很多作家。他们在乡土和小城叙事的世界里得心应手，但对于现代都市的书写却难言成功，尽管很多人认为，对乡土社会的书写本身便是在对现代生活进行回应。
双雪涛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难度。前辈作家的写作与努力常常给他启迪，“有时候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我的痛苦，有时候也会让我的痛苦更深。”
在新的写作背景下，苦心经营的隐喻系统忽然失效，暧昧与焦虑相互交杂的现代生活依然变换着它的模样。很快，疲乏顺着熟悉的方向再次回到身旁，他感到压抑，不断尝试着新的语言和形式，试着为这种焦虑赋形。他觉得，即使失败，也会对此后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刚刚出版的小说集《飞行家》中，两种写作的努力和尝试如此清晰地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从《跷跷板》到《飞行家》，东北社会的种种景观依次展开，对于其中的荒诞与反讽，双雪涛都显得从容不迫。
直到《北方化为乌有》，写作的裂变清晰可见，在熟悉的北方社会和都市的现代生活之间，双雪涛借由一个有着悬疑色彩的故事框架，询问着写作本身的限度。而到了《白鸟》，个人成长史、都市生活、获奖感言等等形式被一个作家口吻的叙述者所勾连，前后并置在一个文本中，在分裂的形态中，似乎找不到主题的藏身之所。
除了写作，双雪涛也在寻找新的途径，去回应当下的困惑，比如影视改编。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另一部小说《刺杀小说家》也将改编成电影，执镜的是他熟悉的某位青年导演。但他知道自己身份最牢靠的定位。“最主要的还是写作，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控的东西。”双雪涛这样说道。
五年前，29岁的银行信贷员双雪涛决定辞去安稳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理想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他当时并不十分肯定，但可以确信的是，绝不会是辞职前的样子。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子，身形依旧消瘦。不同的是，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一名职业小说家。
如今，每隔十天或是半个月，双雪涛便会从北京回沈阳一次。这个曾经闻名全国的重工业城市，是他出生、长大并依旧居住的地方。那些无比熟悉的地名、人群和气候，曾经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习惯，后来也不断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部分小说里，成为故事的背景和底色。
因为阅读，这个曾经不爱与人交流的东北青年踏上了漫长的写作之路。因为写作，这个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小说家以一个迟来者的新人姿态，闯入了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人们在《平原上的摩西》作品中惊讶于这位作者老成的技法结构与纵深的叙事空间，似乎无法将他与外界对“八零后作家”的惯有印象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然在那些最具个人美学风格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可能性。
肯定和赞誉给双雪涛带来了一定的信心，但并没有让写作本身变得更加轻松。在北京待久了之后，他开始尝试处理新的经验和问题，也在写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更多的限制，甚至困境。他仍然将自己比作文字的学徒，如今刚刚拿到创作的“执照”，接下来的每一步依旧险象环生。
最近，双雪涛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飞行家》刚刚出版，相关琐事占据了不少时间，一直坚持白天规律写作的他有时不得不在晚上继续劳作。新的长篇计划已经开始。为此，他甚至蓄起了胡须，作为督促自己的方式。但严重的鼻炎伴随着感冒，不断地困扰着他，让他说起话来有些难受，声音里仿佛结了霜。
“越来越难了，花的时间也多了点。”双雪涛说，“写不完（胡子）就不剪了，事儿特别多，得逼迫自己。”他背着单肩运动包，将未吸完的烟摁灭在喷泉边的垃圾桶上。
迟来的闯入者
当双雪涛在2016年登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领奖台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已经33岁，与获得“年度小说家”的张悦然仅仅相差一岁。作为“80后”的代表作家之一，后者成名已久，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教师，而双雪涛正是文学院“首届创意写作班”的成员。
十多年前，同辈的韩寒和郭敬明等人通过新概念比赛等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市场的宠儿。大众过于轻率地使用“80后作家”这样的命名方式，作为这一代写作者的通行称谓，并给他们戴上“叛逆”和“个性”的标签。如今，韩寒和郭敬明与文学的关系已经越加疏远，一些坚持创作的小说家则选择转型，逐步在作品中摆脱青春文学的痕迹。
但双雪涛并没有踏上这条大多数人走过的路。当他在2010年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80后作家”们所熟悉的入场机制已经不再，纯文学内部也没有多少生机，双雪涛只能依靠写作本身。
“双雪涛绝不像有的80后作家那样追求语言的华丽。他的作品是扑面而来的、北风般的冷峭。”青年批评者李德南这样评价道。
从2013年开始，双雪涛的作品逐渐在《收获》等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引起了评论家与读者的关注。
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校园成长、奇人故事和侦探悬疑。借由这些不同的承载方式，双雪涛找到了进入现实和历史的通道。时代的剧变、成人世界的残酷与社会的种种褶皱，都被纳入到了双雪涛为伦理与道德所搭建的故事框架中。
从2015年开始，《平原上的摩西》等作品陆续发表，后来结成同名小说集并于次年出版。在这篇小说中，双雪涛选择让不同的故事角色以各自的视角进行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人物叙述的辨识度不是很高，也可以看出在结构方式等层面受到的前人影响，但这部作品还是让人们表面的平淡與繁复的结构中，看到了双雪涛出色的叙事技巧和对于社会现实不同维度的分解能力。
被损害的人们
双雪涛出生在沈阳，少年时，全家都生活在艳粉街，祖父在烟厂工作，父母则皆是工人。那时候，改革的春风裹挟着一切，而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地区则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逐渐落到了时代的后面，沈阳作为其中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也开始走下坡路。
进入到1990年代，很多工厂因为长时间的效益下滑，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工厂几千人，先给小部分人放假了，先回家休息，轮流上班，这是一个先兆。下一步停薪留职，薪水没有了，职位还有。接下来就是下岗和买断，根据工龄给你一笔钱，算是遣散费。”双雪涛这样回忆道。
1995年，还在上初中的双雪涛目睹自己的父母双双下岗。此后，他们靠做小买卖度日，“卖过蛋糕饼干，还有苞米和茶叶蛋。我的父母在该上学的年纪赶上了上山下乡，之后回到了工厂，并在90年代被安排下岗，他们这一代人基本没有什么可以选。”双雪涛感叹道。时代转型的大潮下，个人的成败显得微不足道。有人下海经商，成为富翁，也有人从此落入了颓唐的境地。
相比之下，双雪涛觉得自己这一代已经足够幸运，“初中和高中读的都是市里不错的学校”。毕业之后，他不断地将回忆切换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在那个剧变之后的边缘社会，感受着日渐分裂的道德景观。“社会发展太快了，我和上一辈虽然只是两代人，却像是相差了整整一百年，如同现代人和古人的区别。”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此后的写作中，双雪涛的故事里频频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比如杀人犯、抢劫者、宗教信徒，以及更多面目模糊的人们。如影随形的是破败的工厂、鱼龙混杂的艳粉街、坍塌的教堂和被拆除的历史雕塑。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乐于选取的那种年少天真的叙述者往往被赋予了棱镜般的透视能力。“青少年时期的人比较有意思，很多东西没有定性，卡在了少儿和成人之间，有种液态的东西。”双雪涛说。
尘世的飞行家
2007年，双雪涛进入到银行系统，成为了一名信贷员，负责政府和企业贷款等业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但他觉得痛苦。他将创作看作是一种呼喊，又或是一封不知寄向何处的信件，希望有可以听懂的人收到。而在现实中，他并不习惯跟陌生人打交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写影评和小说。他想要在文字的世界里为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现实重建一种秩序。
双雪涛尝试着给台湾的文学比赛投稿。2011年，他凭借处女作《翅鬼》获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跟中彩票一样，后来觉得自己真是幸运。”
2012年，双雪涛作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放弃体面的工作，从银行辞职。“也没想以后能活得多好，就是上班上不下去，闹心，实在受不了，工资基本上相当于给我的精神损失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现在想来，双雪涛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并没有觉得辞职后作为职业写作者的生活有哪里特别不容易。“到目前为止，活得还行，没去要饭，给了我自信心。但其实，伴随着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有一百个坎儿能把我撂倒，只不过我运气好一点，跨过来了而已。”他笑着感叹道。
写作仍在继续。对于那个故乡社会里的人们，双雪涛怀有一种天生的亲切和悲悯。
双雪涛无意还原一个客观上真实的东北社会，在他看来那并不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他想要在那个颓败已久的社会空间中，抓住一瞬即逝的光，在“失败者之歌”的叙述中，为人性与尊严找到一方破旧的神龛。
双雪涛仍然记得自己阅读阿城《棋王》时的感受，并被其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质地所打动。他也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同样以下棋为主题的作品《大师》。“在一个特殊的地域里，往往会形成一种人的特殊状态。我写东北，有现实的观察，也放置了我对道德的理想，需要一个人为了一句承诺而去努力，这样的主题放在东北社会的颓败里去讨论会比较适当。”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发表于2017年年初的《飞行家》中，当下与过去的二层叙述不断延展并最终交汇，俗世奇人的故事背后，是个人与时代的错位。最终，历史的遗迹在日常生活的变革中被逐步拆解，尘世的飞行家在曾经喧嚣的红旗广场上完成了一次有些戏谑又不乏悲壮的仪式。
写作的裂变
辞职之后，原本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双雪涛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将写小说的时间挪到了白天，像村上春树那样，尝试着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写作由冲动与奋战驱动逐渐转变为一种长久的劳作与忍耐。与此同时，他步入而立之年，娶妻生子，成为丈夫和父亲。
而在来到北京之后，他发现所处的世界和熟悉的东北生活有着极大的差异。在这里待久了，他越来越多地嘗试新的题材，而那个东北的故乡社会则被放置在一些小说的背景中，甚至越来越远，几乎到了肉眼无从分辨的地步。
他开始接触更多的人，做出版的，写小说的，搞电影的，当然，还有与他一样，喜欢踢球的新朋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新鲜感和好奇心，却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全感。
“以前在东北，遇到的人没有这么复杂，毕竟在一个地域里会有一些共性。但在北京，各个地区的人都有，有些既不能说是好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他这样说道。
在东北，双雪涛曾在那些被时代裹挟着命运的人们身上，体会到“天地不仁”的意味，也让他意识到“人要自己有仁”。而现在，他进入到了一个驳杂的圈子里，如同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虽然文学标准从来没有定论，但圈子里的人情世故和评判尺度的差异仍然让他觉得惊讶，“文化秀场”的喧嚣则尤其让他感到厌倦。
他努力避开这些纷扰，继续磨炼手艺。很多时候他感到疲惫，特别劳累。但跋涉久了，也会忽然感到步履轻松，用他所熟悉的表意系统，写出让他特别满意的作品，“特别爽”。
只不过，求变的渴望仍然催促着他。作为一名身处当代社会的写作者，他想要回应自己所遇到的这些新问题。如何处理城市的经验，如何书写现代都市中的个体遭遇，这些问题曾经难倒了很多作家。他们在乡土和小城叙事的世界里得心应手，但对于现代都市的书写却难言成功，尽管很多人认为，对乡土社会的书写本身便是在对现代生活进行回应。
双雪涛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难度。前辈作家的写作与努力常常给他启迪，“有时候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我的痛苦，有时候也会让我的痛苦更深。”
在新的写作背景下，苦心经营的隐喻系统忽然失效，暧昧与焦虑相互交杂的现代生活依然变换着它的模样。很快，疲乏顺着熟悉的方向再次回到身旁，他感到压抑，不断尝试着新的语言和形式，试着为这种焦虑赋形。他觉得，即使失败，也会对此后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刚刚出版的小说集《飞行家》中，两种写作的努力和尝试如此清晰地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从《跷跷板》到《飞行家》，东北社会的种种景观依次展开，对于其中的荒诞与反讽，双雪涛都显得从容不迫。
直到《北方化为乌有》，写作的裂变清晰可见，在熟悉的北方社会和都市的现代生活之间，双雪涛借由一个有着悬疑色彩的故事框架，询问着写作本身的限度。而到了《白鸟》，个人成长史、都市生活、获奖感言等等形式被一个作家口吻的叙述者所勾连，前后并置在一个文本中，在分裂的形态中，似乎找不到主题的藏身之所。
除了写作，双雪涛也在寻找新的途径，去回应当下的困惑，比如影视改编。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另一部小说《刺杀小说家》也将改编成电影，执镜的是他熟悉的某位青年导演。但他知道自己身份最牢靠的定位。“最主要的还是写作，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控的东西。”双雪涛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