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缘》是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推出的献礼影片。该片以红军长征为题材、阿坝州为地域背景，并在阿坝地区拍摄，展现了红军战士坚韧不屈、英勇顽强的精神以及藏汉人民之间深厚的情谊。作为一部小成本制作的主旋律影片，《红缘》以扎实的剧本创作脱颖而出，入选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少数民族电影展。它给了大片时代的小成本主旋律电影一个启迪，进行扎实的前期调研，实现精良的剧本创作，才是王道。
　　一、主题动人 创作扎实
　　《红缘》讲述了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因伤留在藏族老乡家养伤，与老乡的女儿产生恋情。为千方百计寻找部队，他们与土司家族、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等展开周旋和斗争，最后终于找到部队，主人公带着姑娘的心愿重新投入革命，演绎出一段歌颂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感人情怀的故事。《红缘》从字面上来看，即红色的情缘，喻指红军战士与藏族姑娘的美好情缘。而更深层的讲，这个缘不仅是情，也是一段缘分——红军战士与藏族人民的缘分。一开始，男主角王二虎救了女主角父亲的性命，红军与藏民之间就此结下了一段缘分。之后，在朝夕相处之间，女主角雍初渐渐对王二虎暗生情愫，并萌生了要与他一起北上当红军的念头，这是红军战士与藏族姑娘的一段美好情缘。最后，雍初为了救大少爷彭措，替其挡枪身亡，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我要跟着你当红军，红军不能看着群众受难”，这表明红军的精神已经深深影响了藏族姑娘雍初，她的内心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了身份。而在结尾时，一直对“红汉人”心存偏见的索格土司为王二虎、喜子亲自献上象征友谊的哈达，并饮酒践行表示“索格家与红军永远做朋友”，红军与藏民之间的缘分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情谊在此处得到了一个升华。
　　据四川省影协秘书长张一林介绍，《红缘》来自80多年前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为了原汁原味地表现藏汉人民珍贵的兄弟情谊，创作团队专门前往阿坝地区，进行长时间的考察寻访，访问了很多红军后代，搜集了丰富的历史及故事素材，为电影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剧中的一句台词，“让藏族群众过上富裕的日子，我们才对得起把最后一口粮食省给红军的乡亲”，正是对前期采访时，贺龙的后代贺晓明所说的一句话进行的改编。而影片拍摄时则以阿坝地区著名的卓克基官寨为基地，对该地壮美的自然风光，如草原、雪山、草甸有多处表现。片中藏族角色则全部起用藏族演员，尽力做到原汁原味。可以说，正是《红缘》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才使得它在整体上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气质。
　　二、时空交错 记忆追寻
　　《红缘》展现了两个时空，一个是红军在阿坝与土司家族、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时空，一个是红军后人重新踏足阿坝缅怀先辈的时空，两条线索穿插进行。这两个时空，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大全景中五位红军在阿坝的山头上拄着棍艰难前行，第一个时空的故事由此展开。后一个时空中，爷爷带着孙女重新踏足阿坝，试图让其体会革命先烈的英勇精神。这两个时空，空间相同，时间却相隔久远，却因后人的回忆与故事的真切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融合。而导演设置的后人探寻这条线索，不仅使叙事的羽翼更加丰满，也让红军精神在后一代身上得到了传承。关于记忆的追寻，文化的探访，是很多电影都曾涉猎过的。而对于承担传递主流价值观任务的主旋律影片来说，这样的文化追寻更有意义。如何让上一代人的精神在下一代人手中更好地传承？这或许是主旋律影片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红缘》初始，这种精神的传递是存在隔阂的。爷爷望着纪念碑崇敬的神情与孙女玩着手机发笑的场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文化在两辈人之间形成了断裂。年轻一辈的人对历史不了解、不在意、也不关注。这隐喻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代沟，对于爷爷（传统文化代表）所在意的红军精神，孙女（现代文化代表）并不在意，两人因此发生口角，爷爷大为光火，孙女负气而走。而孙女态度的转变是在遇到乡长小方（红军后代）之后，在听到了更多关于祖爷爷那一代的英勇故事和实地走访之后，孙女对先辈的情感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她甚至提出“情景旅游”的方式来更好地推广这些革命故事，让祖爷爷们的精神一直延续下去。这场既是对先祖的追忆同时也是文化探寻之旅最后以成功告终，也寄托着影片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承接的美好愿景。而孙女的名字为“念念”，也是电影的一大隐喻。这个“念”既是祖爷爷对藏族姑娘雍初的懷念，也寄托着红军战士对后人的期望——要念着这段历史。
　　三、人物丰满 引导巧妙
　　《红缘》篇幅虽小，人物塑造却是比较成功的。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红缘》遵循了双焦点叙事策略，以王二虎、方大姐为代表的红军战士，和以管家、马站长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形成对立双方，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红缘》中，女主角雍初的角色刻画要重于男主角王二虎，这个女性温柔善良，在一开始默默不起眼，却在后面的系列事件中，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面对王二虎疗伤时的柔情，还是面对大少爷示好时的不卑不亢，立志成为红军战士时的坚决，到最后为救大少爷而负枪身亡的英勇，雍初身上既展现了藏族传统女性的美德，也展现了作为一名受到革命启蒙的女先行者的先进性。方大姐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人物个性也很突出，方大姐的爱人冉科长在影片开头为救藏民牺牲，怀着身孕的方大姐在藏民的救助下产下孩子，在得知丈夫牺牲后的消息后，她强忍悲痛的心情表示要继续完成丈夫的任务，体现了她的坚毅、识大体；在得知丹增老人将遭不测后，她挺身而出，并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展现了一名英勇、舍己为人的女红军形象。
　　以往的主旋律影片，往往是正面人物刻画出彩，但是在《红缘》中，反面人物的塑造同样可圈可点，管家这一角色刻画的也相当到位。作为国民党特务安插在官寨的内应，管家一方面表面上在官寨里扮演好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则在暗地里配合马站长实施各种阴谋诡计，成为影片里各种冲突的始作俑者。管家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贪婪、阴狠、狡诈，与主人公光辉正面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在结局中，管家被阴谋败露的马站长一枪击毙，也算是恶有恶报，剧情之中传递着惩恶扬善的正能量价值观。
　　通过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红缘》传递了善恶分明的主流价值观，值得指出的是，《红缘》价值观的传递并不是那么生硬强势，而是借助藏民的选择传递的，尤其是索格土司的态度变化。作为中间者，索格土司一开始对“国民党”和“红汉人”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态度，更像是一个看准实务行事的人。而在经历了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管家与马站长（国民党特务）联合阴谋算计之后，索格土司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把象征友谊的白色哈达献给王二虎、喜子，并表示“索格家与红军永远做朋友”，这似乎也在预示藏汉人民之间必将成为一家，中国共产党必将成为革命的胜利者。
　　值得一提的是，从《湄公河行动》到《战狼2》，主旋律商业大片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截止到9月25日，《战狼》已取得56.58亿元的票房成绩，突破国内票房最高纪录。而对于像《红缘》这样的小成本主旋律影片来说，做到前期的扎实调研、精良的剧本创作，也有望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