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准确判断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科学预见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决策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
　　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一年间，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國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虽然从那以后，邓小平再也没有走出国门，但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始终使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1978年5月，当中国派出第一个高规格的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欧洲5国时，西方经济大国都纷纷对中国表示出急不可耐的投资热情。在他们的眼中，行将开放的东方大国无疑是过剩资本最好的出路。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共需关系。在日本访问时，有西方记者担心中国可能吸收日本资本过多，有损西方投资利益，邓小平不失时机地鼓励他们与日本展开竞赛。在谈到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时，邓小平破天荒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理念令整个世界耳目一新。在美国，邓小平更是把这种互利共赢的新理念变成了新实践。中美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协定就是共同利益，就是紧密联系，就是共同发展。难怪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到这些协定时感慨地说：“中国的大门再也不会关闭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访美、访日是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破冰之旅，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奏曲。1979年访美回来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试办经济特区，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接着，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智力以及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工作全面展开。这一个个大手笔，使对外开放精彩纷呈，很快成为共识。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深入剖析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这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表述。以此为依据，到年底，邓小平修改了过去提出的不切实际的中国20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了“小康”目标。同时，他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观点，这就为我们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指出了攻坚的方向。毫无疑问，这些对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新思想都是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
　　决策改革开放，需要正确把握世界形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更离不开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访美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战争可以避免，我们要一心一意地搞建设。80年代中期，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全面改革就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势如破竹地展开的。1984年到198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过五关斩六将”，层层推进，大气磅礴，取得了重大进展。5年间，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基本突破了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入分析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大趋势，采取积极对策，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确定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施“走出去”战略，使中国彻底融入了世界共同发展的滚滚大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已经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健康发展，使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对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认识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这是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