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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树新娘》是著名美籍印度裔移民女作家芭拉蒂·穆克尔吉小说创作的成熟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塔拉的寻根之旅，再现了殖民霸权、父权制度及阶级压迫对女性，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的摧残与迫害，探讨了殖民阴霾下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分析小说中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几位典型女性的形象，反思其殖民背景下重建自我身份的历程，揭示其回归精神家园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芭拉蒂·穆克尔吉；《树新娘》；女性主义意识；自我身份；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6009004
Abstract：The Tree Bride is a mature fiction creat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Indian immigrant female writer Bharati Mukherjee. The novel is a reproduction of colonial hegemony， patriarchy， and class oppression upon women， especially upon the Third World women. Through Tara Chatterjee’s “root search”， it explores the road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in the colonial shadow and embodies the writer’s persistent strong sense of feminism. By employing postcolonial feminism criticism，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some typical female figure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periods in the novel， reflecting on their self-identity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gainst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and revealing their strong desire of returning to spiritual home.
Key words：Bharati Mukherjee； The Tree Bride； sense of feminism； self-identity； spiritual hom
芭拉蒂·穆克尔吉是继奈保尔和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美文坛享有盛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在其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获得多项殊荣。自1971年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老虎的女儿》（The Tiger’s Daughter），穆克尔吉笔耕不缀，创作文体涉及小说、游记、政论等。1988年，她以短篇小说集《中间人》（The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跻身美国精英作家之列，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移民作家。作为一位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美籍印度裔女性作家，穆克尔吉一向关注女性命运，其小说多以生活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印度裔女性移民为主人公。穆克尔吉从女性的视角描写殖民主义对印度女性的深刻影响，为第三世界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树新娘》[1]是她创作成熟期的作品，穆克尔吉称其为自己“最富有印度色彩的一部作品”[2]48。小说以全球化时代的印度与美国为主要背景，通过印度裔美国移民塔拉·卡特吉的“寻根”故事，描写了印度人民独立前后的生存状态，深入探讨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之路，体现了作者“世界公民”身份构建意识的形成过程。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文本细读，揭示作者于小说中蕴含的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殖民时期备受压迫的女性
穆克尔吉的作品从女性体验的角度对印度、移居进行思索。印度裔女性移民是她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人公形象。其作品中充满了印度移民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探究。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穆克尔吉来说，在西方社会她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印度她就更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了——这里有她的童年，她的亲人，朋友，她的爱和恨……因此，她对印度文化的考察……更注重个人的情感——穆克尔吉主要聚焦于印度女性的生活和情感。”[3]149穆克尔吉是拥有印度传统底蕴的美国公民（如她自己所认为那样），她笔下的移民问题是“对主体性的性别与种族含义的探讨。”[4]对殖民时期女性压迫的历史、社会原因的分析是通向理解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之根源的途径。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女性，由于其种族、阶级的差异，所受到的压迫程度也不尽相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其结合女性主义思考与对殖民体制的批判，否认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唯一因素，即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5]在《树新娘》中，穆克尔吉通过对殖民时期三类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忠实地再现了殖民压迫、父权制度及阶级压迫对该时期女性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摧残与迫害。
小说通过叙述者塔拉之口首先刻画的是印度民族独立斗士树新娘。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树新娘五岁的时候按照印度传统方式被包办给邻村一个十二岁男孩，男孩在来举行婚礼的路上被眼镜蛇咬到，中毒身亡，但是婚礼依然照常举行。权宜起见，她的父亲将她嫁给森林深处一棵高大的树，将丰厚的嫁妆埋在树下，并折取了树上的树枝，插在家中院子里，作为她与树丈夫的孩子。从此，树新娘一直生活在自己家中。作者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弊病毫不掩饰，对于树新娘的一生充满了同情。她借叙述者塔拉之口，充满怜悯地嘲弄道：“婚礼依旧要举行，婚姻比其参与者更重要。”[1]32与树新娘一样的印度传统女性还有很多。印度童婚盛行，“其他的女孩面临相似的命运，她们被嫁给了石头或者鳄鱼。”[1]33树新娘的丈夫在途中遇难，这使树新娘沦为寡妇。在印度，女人一旦成为寡妇，就等于失去了做人的权利，被视为不祥之物。尽管如此，树新娘却自力更生、博学多识，她自学孟加拉语、英语、波斯语，教育村中的孩子们学习语言、文字，从卑微的被世人诅咒的“不祥之物”成为印度民众心目中的女神；她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为甘地的食盐进军贡献自己全部的嫁妆与财宝，直至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树新娘代表着印度殖民时期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上层社会知识女性。穆克尔吉在作品中使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叙述树新娘自强、独立、奉献的一生，甚至借助白人殖民者的口吻表达出来对树新娘的敬佩与赞赏之情：“她留着短发，但我想她不是为了时尚。那是因为实用，因为她不必取悦丈夫，她可以按照自己方便来想怎么就怎么……她是一个俊俏的女人，但不是一下就能以女性的方式来吸引人的那种。她的表情太过坚强，她的双眉太过强势。她自学阅读和书写非常有力的英语，这对于那个时间和地方的女人来说太不寻常了。”[1]207-208对树新娘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穆克尔吉对受父权压迫深重的传统印度女性抗争不公命运的歌颂，肯定了印度反殖民主义独立斗争中女性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女性自身拥有的巨大潜能。在《树新娘》中，穆克尔吉反复以她的故事作为副歌，体现出其对女性力量的尊崇，表达了作家本身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第二类是“失语”的印度中下层妇女。相比树新娘，殖民时期印度下层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不仅仅要承受殖民者的压迫、本民族传统习俗下父权制的重重束缚，还要承受来自本民族内部种姓制度的压迫。正如斯皮瓦克在其重要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所宣称：“作为殖民地的下层妇女（属下妇女）的‘他者’，‘受到双重的掩盖’”[6]。印度低种姓妇女对由于自己卑微的种姓地位所受到的深重压迫，已经毫无怨言，几千年的深重压迫，往往使得她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在小说中，很多低种姓妇女视婆罗门阶层出生的树新娘为女神，“每天都会有一群妇女坐在她的门外向‘塔拉嬷嬷’祈祷。求神赐（她们）孩子，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她们）求子，求健康的儿子，求丈夫，求稳重的丈夫——而她本人对丈夫和孩子一无所知。”[1]212小说中的下层妇女处于沉默的边缘状态，是叙述者塔拉话语中的“他者”；塔拉寻遍了有关家族、民族的历史，其中罕见下层妇女的记录，这恰恰证实了整体的民族记忆对下层妇女存在的淡化、对下层妇女地位的不屑一顾。她们只是愚昧、迷信、落后的代名词。她们没有名字，是一个个空洞的、没有表情的人物，在他人的叙述中走完自己卑微的一生。
白人殖民者的印度情妇也是“沉默的他者”， 她们由于自身特殊的身份而被进一步地边缘化。她们同前殖民地的下层妇女一样属于“属下妇女”，不被尊重，深受迫害，甚至被包括普通属下妇女在内的印度人排斥。她们更无法进入白人的世界，即使有了白人殖民者的孩子，也不能使她们像“人”一样地活着。白人殖民者可以同时拥有很多印度情妇，但这些印度情妇们连同她们所生的混血孩子，都不为白人殖民者承认。例如，小说中东印度公司主管托德·纽金特本性残暴。他居住的豪宅按照印度风俗及印度风格装修建造，他没有妻子，却有被称为“bibi”的印度女人给他生养孩子。由于英国人的印度化受到英国政府严格限制，他从未对外公开过这个印度女人及他们的孩子。而是在英国本国找了一个“优雅”、“有教养”、“会唱歌”、“能让人开心”的年轻家庭教师奥莉薇做未婚妻。白人殖民者对印度女性的压迫表现在对其印度情妇的占有。
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中，殖民者/西方常被描述成“阳性的”、“侵略的”、“统治的”，而被殖民者/东方常被描述为“阴性的”、“被占据的”、“屈从的”。正如小说中英国水手老汤姆所说：“伦敦太富裕了。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什么都没有。但是乔治城和香港就不同了，每个人都穷，所以像我这张脸在那里会有机会……我这张老脸，能得手威利国王都得不到的女孩子们。”[1]80对于老汤姆来说，“去东方”就意味着征服、机遇、财富与女人。在老汤姆之类的英国人眼中，东方如同虚弱的少女，在那里可以收获颇丰。
最后，失去身份的奥莉薇。奥莉薇是《树新娘》中一个极具有戏剧化命运的女性人物。她本是英国小镇亚尔马的一个纯真、善良的家庭教师。她个性直率，总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在兄长的介绍与安排下，她坐船从英国去印度与其未婚夫，即当时东印度公司督查托德·纽金特结婚。在海上，她的船遭遇海盗。作为船上唯一一名女性乘客，她不幸被海盗团伙轮奸并作为妓女几经倒卖。海盗事件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数年之后，辗转到达印度的她已经面目全非：“那个女人蹲在他面前，来来回回猛烈地摇头，她的头发蓬乱半遮着脸，双眼狂野还充着血……嘴巴已经塌陷，牙齿也掉光了，她的下巴和鼻子勾在了一起。”[1]130尽管如此，她却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证实自己的身份。然而，海盗事件使她失去了一切，她的纯真、梦想、贞操、应有的地位，还有最根本的自我认知的身份。她由一个有教养的清教徒变成了妓女，她的自我身份永远地消失了。她的未婚夫不但不接受这样一个她，还想法设法将其毁灭。来自白人父权社会的专横压制，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剥夺了最后属于奥莉薇的身份，奥莉薇只能继续去做低下的妓女，被认为是一个谎称自己是纽金特未婚妻的高明骗子。
奥莉薇坎坷多舛的命运显示：殖民时期的白人妇女一旦失去了其“高高在上”的身份，便和前殖民地女性一样遭受殖民主义和夫权制度的双重压迫。伴随着帝国的扩张，前宗主国大英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处于下层社会的白人到印度去是由于他们在英国无以为生，帝国的繁荣只属于富人。海盗事件中幸存的船员，他们原本有机会救奥莉薇，可当他们想到她是压榨他们的英国上层社会富人的未婚妻，想到她曾与极为严苛的船长关系甚好，便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海盗掠走。来自非洲海岸的海盗团体掠走奥莉薇，对她实施强暴，更多是出于对白人殖民者洗劫他们家园、掠夺他们财富、使他们流离失所，以及对他们在非洲贩卖黑奴等行径的泄愤与报复。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参与了殖民侵略、贩卖奴隶等种种罪恶行径，纽金特代表着殖民时期处于社会高层的白人殖民统治者，他才是这群非洲海盗真正想要报复的对象，奥莉薇不幸地充当了替罪羊。奥莉薇是父权制的牺牲品，是大英帝国内部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也是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牺牲品。
二、后殖民时期开始觉醒的女性
对于后殖民时期的印度裔女性移民来说，殖民主义仍旧影响她们的生活。如萨义德所说：“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后殖民化时代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副产品……只要这些人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在旧帝国和新国家的夹缝中存在，他们的状况就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版图重叠的地域中表现出紧张、不安定和矛盾。”[7]一方面，在前宗主国殖民教育的影响下，她们疏离本民族文化，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她们又很难与新移入国家的文化习俗相融合。穆克尔吉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以及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冲破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在文化的差异性中生存。在《树新娘》中她一边反思过去，一边介入现实。她把对后殖民时期女性的思考，置于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中。穆克尔吉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被人认同、被人看见的欲望，一种被当做人而不是被当作少数异类的要求……”[3]147 第一，重建自我身份的塔拉。塔拉在《树新娘》中自白：“我来自高度宗教化的正统印度婆罗门家庭，但是如果你了解在加州的我，你绝对猜不出来（这点）。我和我的姐妹们接受的教育是典型加尔各答上、中层所接受的修道院学校英语教育，但是我们都不信那套文化说教。”[1]43尽管塔拉与姐妹们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但印度教正统思想对她们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歧视女性的文化仍旧在她们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此外，修道院学校对女性教育所设立的目标并不是鼓励她们去实现自我价值，而仅是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成功男性渴望的妻子。“那些老师相信‘常识’，她们认为的‘常识’是如果我们了解欧洲及美国的现状，能说出联合国官员、美国影星和戴维斯杯运动员的名字的话，我们就能成为那些雄心勃勃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新郎们所向往的妻子。”[1]37正因此，叙述者塔拉顺从父亲之意嫁给比西·卡特吉。比西是与塔拉属于印度同一阶层的成功男性，他们的婚姻符合印度传统的婚姻方式。在婚姻的初期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在二十一岁之前，我对自己祖传的职责相当满意。我结婚了，有一个儿子，物质上安逸，有一个受崇拜的丈夫——还缺什么呢？八年后，我感到自己是封闭式社区内的一名特权囚犯，我听到周围所有的声音，电视上、杂志上的所有故事都在抱怨，我做出了加州式的事情，自己出去闯生活。”[1]16
美国式的自由激发了塔拉去重新构建自我身份，她的女性意识由模糊变得清晰。“我想知道是否‘妻子’是我能有的唯一的角色，我能否在这个国家里拥有我自己的身份。”[1]19她开始渴望走出家庭，成为拥有社会角色的独立的人，而不仅仅是受男性支配（婚前由父亲支配，婚后由丈夫支配）的“他者”。几年之后的塔拉描述自己：“以我的步态，我太过于美国化。过去裹着纱丽的我不曾那么自信地走过路。我已经几年没有裹纱丽了。”[1]58纱丽是印度女性的传统服饰，它象征着印度的深闺制。摆脱纱丽包裹之后的塔拉感到了独立人格所带来的“自信”；拒绝纱丽象征着塔拉对印度文化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男性附庸这一身份的否定与抗争。
穆克尔吉在塔拉的故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婚姻的思考。她曾告诉迈克尔·克拉斯尼说，“比西是她想象之中她的父母将会给她选择的新郎。”[2] xviii“穆克尔吉强调移民对寄居国文化地图主动积极的重描。她认为，将移民们的美国生活称为'熔炉'体验不如称为'融合'更为贴切，因为，来到美国的移民并非被铸造成白人的模式。”[8]150在《树新娘》这部小说中，塔拉已经三十六岁，经历了东西方的文化冲击、两次恐怖袭击，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印度文化身份，并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不自知。自幼接受的西方教育及其婚后所受的美国文化影响，一度使她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及生活方式是她应该追求的目标；她曾以为自己了解西方，了解自己。然而，美国式的自由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要的生活。婚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她改变了自我认同，几经波折后，她最终选择了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主动融入新移入国家文化，而非按照“白人的模式”生活。尽管塔拉选择生活在美国加州，她不再模仿白人，而是选择了以印度的文化身份积极融合到美国的多元文化生活中。印度裔美国移民的塔拉，其独立人格的最终获得是其自我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充分表达。
第二，回归精神家园的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塔拉在第一次遭受恐怖袭击之后选择的妇科医生。她在小说中出现不多，却代表了后殖民时期游离在本土与帝国之间的精神流浪者。在美国，她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但却无从了解自己的身世。维多利亚的父亲是印度殖民时期白人殖民者沃地与一个印度妓女所生的私生子。与殖民时期印度的很多混血儿童一样，她的父亲从未被白人祖父承认过。因此，维多利亚的父亲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这导致了维多利亚生前大多数时间对自己身世毫不知情。在塔拉第二次遭受恐怖袭击之时，维多利亚不幸遇难。临终前，她才得知自己的身世：“我是印度人！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某个远方的朋友说话。”[1]242。
尽管她承认自己是印度人，她仍选择暂时不将全部身世告诉丈夫，对于自己是英国人与印度下等女人的后代，她仍感到难以启齿。与父亲不同的是，她在情感上认可了自己的印度身份：“就在两个小时前，她表达出对印度强烈的柔情。我回忆她的遗言：‘五个小印度人。’比西和我，亚西和她，还有宝宝构成五个。最终，她感到自己属于印度人。”[1]244维多利亚死后按照印度风俗举行了葬礼，尽管她生前大部分时间不知道自己的印度身份，死后，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穆克尔吉通过维多利亚的故事再次表达了自我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并暗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的。《树新娘》控诉了殖民主义在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给女性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灾难，特别是给第三世界女性带去巨大的伤痛。
三、结语
作为一位拥有印度婆罗门家庭背景、自幼接受西方殖民教育、经历过印度独立并在北美生活多年的印度裔美国作家，穆克尔吉拥有世界视野并深谙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文化乃至孟加拉文化的内质有着深刻的理解。穆克尔吉《树新娘》的创作就是基于她自己全球化生活状态，对东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思考。她曾和塔拉一样去过孟加拉地区去做“美国式的寻根之旅”， 并坦然承认：“如果我一直呆在印度，可能我永远不会迫切想要写《好女儿》与《树新娘》。”[2]144通过《树新娘》，作者寄寓了对女性自我解放道路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向往。《树新娘》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其探讨的问题同样值得当代中国学者思考：面对强势异域文化的冲击，需要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积极融合到异域文化中；重建本民族文化身份是通向自我身份认同的必要途径与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才在全球化流变的身份环境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Mukherjee， Bharati. The Tree Bride [M].New York： Hyperion Books， 2004.
[2]Edwards，Bradley C.Conversations with Bharati Mukherjee [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9.
[3]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3.
[4]Dascalu， Cristina Emanuela. Imaginary Homelands of Writers in Exile： Salman Rushdie， Bharati Mukherjee， and V .S. Naipaul[M].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7：3.
[5]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6-197.
[6]罗刚，刘象愚.后殖民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5.
[7]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03.
[8]尹锡南.芭拉蒂·穆克吉的跨文化书写及其对奈保尔的模仿与超越[J].国外文学，2010（1）：148-153.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芭拉蒂·穆克尔吉；《树新娘》；女性主义意识；自我身份；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6009004
Abstract：The Tree Bride is a mature fiction creat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Indian immigrant female writer Bharati Mukherjee. The novel is a reproduction of colonial hegemony， patriarchy， and class oppression upon women， especially upon the Third World women. Through Tara Chatterjee’s “root search”， it explores the road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in the colonial shadow and embodies the writer’s persistent strong sense of feminism. By employing postcolonial feminism criticism，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some typical female figure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periods in the novel， reflecting on their self-identity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gainst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and revealing their strong desire of returning to spiritual home.
Key words：Bharati Mukherjee； The Tree Bride； sense of feminism； self-identity； spiritual hom
芭拉蒂·穆克尔吉是继奈保尔和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美文坛享有盛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在其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获得多项殊荣。自1971年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老虎的女儿》（The Tiger’s Daughter），穆克尔吉笔耕不缀，创作文体涉及小说、游记、政论等。1988年，她以短篇小说集《中间人》（The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跻身美国精英作家之列，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移民作家。作为一位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美籍印度裔女性作家，穆克尔吉一向关注女性命运，其小说多以生活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印度裔女性移民为主人公。穆克尔吉从女性的视角描写殖民主义对印度女性的深刻影响，为第三世界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树新娘》[1]是她创作成熟期的作品，穆克尔吉称其为自己“最富有印度色彩的一部作品”[2]48。小说以全球化时代的印度与美国为主要背景，通过印度裔美国移民塔拉·卡特吉的“寻根”故事，描写了印度人民独立前后的生存状态，深入探讨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之路，体现了作者“世界公民”身份构建意识的形成过程。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文本细读，揭示作者于小说中蕴含的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殖民时期备受压迫的女性
穆克尔吉的作品从女性体验的角度对印度、移居进行思索。印度裔女性移民是她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人公形象。其作品中充满了印度移民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探究。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穆克尔吉来说，在西方社会她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印度她就更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了——这里有她的童年，她的亲人，朋友，她的爱和恨……因此，她对印度文化的考察……更注重个人的情感——穆克尔吉主要聚焦于印度女性的生活和情感。”[3]149穆克尔吉是拥有印度传统底蕴的美国公民（如她自己所认为那样），她笔下的移民问题是“对主体性的性别与种族含义的探讨。”[4]对殖民时期女性压迫的历史、社会原因的分析是通向理解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之根源的途径。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女性，由于其种族、阶级的差异，所受到的压迫程度也不尽相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其结合女性主义思考与对殖民体制的批判，否认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唯一因素，即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5]在《树新娘》中，穆克尔吉通过对殖民时期三类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忠实地再现了殖民压迫、父权制度及阶级压迫对该时期女性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摧残与迫害。
小说通过叙述者塔拉之口首先刻画的是印度民族独立斗士树新娘。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树新娘五岁的时候按照印度传统方式被包办给邻村一个十二岁男孩，男孩在来举行婚礼的路上被眼镜蛇咬到，中毒身亡，但是婚礼依然照常举行。权宜起见，她的父亲将她嫁给森林深处一棵高大的树，将丰厚的嫁妆埋在树下，并折取了树上的树枝，插在家中院子里，作为她与树丈夫的孩子。从此，树新娘一直生活在自己家中。作者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弊病毫不掩饰，对于树新娘的一生充满了同情。她借叙述者塔拉之口，充满怜悯地嘲弄道：“婚礼依旧要举行，婚姻比其参与者更重要。”[1]32与树新娘一样的印度传统女性还有很多。印度童婚盛行，“其他的女孩面临相似的命运，她们被嫁给了石头或者鳄鱼。”[1]33树新娘的丈夫在途中遇难，这使树新娘沦为寡妇。在印度，女人一旦成为寡妇，就等于失去了做人的权利，被视为不祥之物。尽管如此，树新娘却自力更生、博学多识，她自学孟加拉语、英语、波斯语，教育村中的孩子们学习语言、文字，从卑微的被世人诅咒的“不祥之物”成为印度民众心目中的女神；她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为甘地的食盐进军贡献自己全部的嫁妆与财宝，直至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树新娘代表着印度殖民时期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上层社会知识女性。穆克尔吉在作品中使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叙述树新娘自强、独立、奉献的一生，甚至借助白人殖民者的口吻表达出来对树新娘的敬佩与赞赏之情：“她留着短发，但我想她不是为了时尚。那是因为实用，因为她不必取悦丈夫，她可以按照自己方便来想怎么就怎么……她是一个俊俏的女人，但不是一下就能以女性的方式来吸引人的那种。她的表情太过坚强，她的双眉太过强势。她自学阅读和书写非常有力的英语，这对于那个时间和地方的女人来说太不寻常了。”[1]207-208对树新娘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穆克尔吉对受父权压迫深重的传统印度女性抗争不公命运的歌颂，肯定了印度反殖民主义独立斗争中女性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女性自身拥有的巨大潜能。在《树新娘》中，穆克尔吉反复以她的故事作为副歌，体现出其对女性力量的尊崇，表达了作家本身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第二类是“失语”的印度中下层妇女。相比树新娘，殖民时期印度下层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不仅仅要承受殖民者的压迫、本民族传统习俗下父权制的重重束缚，还要承受来自本民族内部种姓制度的压迫。正如斯皮瓦克在其重要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所宣称：“作为殖民地的下层妇女（属下妇女）的‘他者’，‘受到双重的掩盖’”[6]。印度低种姓妇女对由于自己卑微的种姓地位所受到的深重压迫，已经毫无怨言，几千年的深重压迫，往往使得她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在小说中，很多低种姓妇女视婆罗门阶层出生的树新娘为女神，“每天都会有一群妇女坐在她的门外向‘塔拉嬷嬷’祈祷。求神赐（她们）孩子，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她们）求子，求健康的儿子，求丈夫，求稳重的丈夫——而她本人对丈夫和孩子一无所知。”[1]212小说中的下层妇女处于沉默的边缘状态，是叙述者塔拉话语中的“他者”；塔拉寻遍了有关家族、民族的历史，其中罕见下层妇女的记录，这恰恰证实了整体的民族记忆对下层妇女存在的淡化、对下层妇女地位的不屑一顾。她们只是愚昧、迷信、落后的代名词。她们没有名字，是一个个空洞的、没有表情的人物，在他人的叙述中走完自己卑微的一生。
白人殖民者的印度情妇也是“沉默的他者”， 她们由于自身特殊的身份而被进一步地边缘化。她们同前殖民地的下层妇女一样属于“属下妇女”，不被尊重，深受迫害，甚至被包括普通属下妇女在内的印度人排斥。她们更无法进入白人的世界，即使有了白人殖民者的孩子，也不能使她们像“人”一样地活着。白人殖民者可以同时拥有很多印度情妇，但这些印度情妇们连同她们所生的混血孩子，都不为白人殖民者承认。例如，小说中东印度公司主管托德·纽金特本性残暴。他居住的豪宅按照印度风俗及印度风格装修建造，他没有妻子，却有被称为“bibi”的印度女人给他生养孩子。由于英国人的印度化受到英国政府严格限制，他从未对外公开过这个印度女人及他们的孩子。而是在英国本国找了一个“优雅”、“有教养”、“会唱歌”、“能让人开心”的年轻家庭教师奥莉薇做未婚妻。白人殖民者对印度女性的压迫表现在对其印度情妇的占有。
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中，殖民者/西方常被描述成“阳性的”、“侵略的”、“统治的”，而被殖民者/东方常被描述为“阴性的”、“被占据的”、“屈从的”。正如小说中英国水手老汤姆所说：“伦敦太富裕了。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什么都没有。但是乔治城和香港就不同了，每个人都穷，所以像我这张脸在那里会有机会……我这张老脸，能得手威利国王都得不到的女孩子们。”[1]80对于老汤姆来说，“去东方”就意味着征服、机遇、财富与女人。在老汤姆之类的英国人眼中，东方如同虚弱的少女，在那里可以收获颇丰。
最后，失去身份的奥莉薇。奥莉薇是《树新娘》中一个极具有戏剧化命运的女性人物。她本是英国小镇亚尔马的一个纯真、善良的家庭教师。她个性直率，总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在兄长的介绍与安排下，她坐船从英国去印度与其未婚夫，即当时东印度公司督查托德·纽金特结婚。在海上，她的船遭遇海盗。作为船上唯一一名女性乘客，她不幸被海盗团伙轮奸并作为妓女几经倒卖。海盗事件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数年之后，辗转到达印度的她已经面目全非：“那个女人蹲在他面前，来来回回猛烈地摇头，她的头发蓬乱半遮着脸，双眼狂野还充着血……嘴巴已经塌陷，牙齿也掉光了，她的下巴和鼻子勾在了一起。”[1]130尽管如此，她却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证实自己的身份。然而，海盗事件使她失去了一切，她的纯真、梦想、贞操、应有的地位，还有最根本的自我认知的身份。她由一个有教养的清教徒变成了妓女，她的自我身份永远地消失了。她的未婚夫不但不接受这样一个她，还想法设法将其毁灭。来自白人父权社会的专横压制，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剥夺了最后属于奥莉薇的身份，奥莉薇只能继续去做低下的妓女，被认为是一个谎称自己是纽金特未婚妻的高明骗子。
奥莉薇坎坷多舛的命运显示：殖民时期的白人妇女一旦失去了其“高高在上”的身份，便和前殖民地女性一样遭受殖民主义和夫权制度的双重压迫。伴随着帝国的扩张，前宗主国大英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处于下层社会的白人到印度去是由于他们在英国无以为生，帝国的繁荣只属于富人。海盗事件中幸存的船员，他们原本有机会救奥莉薇，可当他们想到她是压榨他们的英国上层社会富人的未婚妻，想到她曾与极为严苛的船长关系甚好，便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海盗掠走。来自非洲海岸的海盗团体掠走奥莉薇，对她实施强暴，更多是出于对白人殖民者洗劫他们家园、掠夺他们财富、使他们流离失所，以及对他们在非洲贩卖黑奴等行径的泄愤与报复。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参与了殖民侵略、贩卖奴隶等种种罪恶行径，纽金特代表着殖民时期处于社会高层的白人殖民统治者，他才是这群非洲海盗真正想要报复的对象，奥莉薇不幸地充当了替罪羊。奥莉薇是父权制的牺牲品，是大英帝国内部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也是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牺牲品。
二、后殖民时期开始觉醒的女性
对于后殖民时期的印度裔女性移民来说，殖民主义仍旧影响她们的生活。如萨义德所说：“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后殖民化时代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副产品……只要这些人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在旧帝国和新国家的夹缝中存在，他们的状况就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版图重叠的地域中表现出紧张、不安定和矛盾。”[7]一方面，在前宗主国殖民教育的影响下，她们疏离本民族文化，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她们又很难与新移入国家的文化习俗相融合。穆克尔吉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以及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冲破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在文化的差异性中生存。在《树新娘》中她一边反思过去，一边介入现实。她把对后殖民时期女性的思考，置于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中。穆克尔吉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被人认同、被人看见的欲望，一种被当做人而不是被当作少数异类的要求……”[3]147 第一，重建自我身份的塔拉。塔拉在《树新娘》中自白：“我来自高度宗教化的正统印度婆罗门家庭，但是如果你了解在加州的我，你绝对猜不出来（这点）。我和我的姐妹们接受的教育是典型加尔各答上、中层所接受的修道院学校英语教育，但是我们都不信那套文化说教。”[1]43尽管塔拉与姐妹们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但印度教正统思想对她们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歧视女性的文化仍旧在她们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此外，修道院学校对女性教育所设立的目标并不是鼓励她们去实现自我价值，而仅是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成功男性渴望的妻子。“那些老师相信‘常识’，她们认为的‘常识’是如果我们了解欧洲及美国的现状，能说出联合国官员、美国影星和戴维斯杯运动员的名字的话，我们就能成为那些雄心勃勃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新郎们所向往的妻子。”[1]37正因此，叙述者塔拉顺从父亲之意嫁给比西·卡特吉。比西是与塔拉属于印度同一阶层的成功男性，他们的婚姻符合印度传统的婚姻方式。在婚姻的初期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在二十一岁之前，我对自己祖传的职责相当满意。我结婚了，有一个儿子，物质上安逸，有一个受崇拜的丈夫——还缺什么呢？八年后，我感到自己是封闭式社区内的一名特权囚犯，我听到周围所有的声音，电视上、杂志上的所有故事都在抱怨，我做出了加州式的事情，自己出去闯生活。”[1]16
美国式的自由激发了塔拉去重新构建自我身份，她的女性意识由模糊变得清晰。“我想知道是否‘妻子’是我能有的唯一的角色，我能否在这个国家里拥有我自己的身份。”[1]19她开始渴望走出家庭，成为拥有社会角色的独立的人，而不仅仅是受男性支配（婚前由父亲支配，婚后由丈夫支配）的“他者”。几年之后的塔拉描述自己：“以我的步态，我太过于美国化。过去裹着纱丽的我不曾那么自信地走过路。我已经几年没有裹纱丽了。”[1]58纱丽是印度女性的传统服饰，它象征着印度的深闺制。摆脱纱丽包裹之后的塔拉感到了独立人格所带来的“自信”；拒绝纱丽象征着塔拉对印度文化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男性附庸这一身份的否定与抗争。
穆克尔吉在塔拉的故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婚姻的思考。她曾告诉迈克尔·克拉斯尼说，“比西是她想象之中她的父母将会给她选择的新郎。”[2] xviii“穆克尔吉强调移民对寄居国文化地图主动积极的重描。她认为，将移民们的美国生活称为'熔炉'体验不如称为'融合'更为贴切，因为，来到美国的移民并非被铸造成白人的模式。”[8]150在《树新娘》这部小说中，塔拉已经三十六岁，经历了东西方的文化冲击、两次恐怖袭击，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印度文化身份，并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不自知。自幼接受的西方教育及其婚后所受的美国文化影响，一度使她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及生活方式是她应该追求的目标；她曾以为自己了解西方，了解自己。然而，美国式的自由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要的生活。婚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她改变了自我认同，几经波折后，她最终选择了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主动融入新移入国家文化，而非按照“白人的模式”生活。尽管塔拉选择生活在美国加州，她不再模仿白人，而是选择了以印度的文化身份积极融合到美国的多元文化生活中。印度裔美国移民的塔拉，其独立人格的最终获得是其自我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充分表达。
第二，回归精神家园的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塔拉在第一次遭受恐怖袭击之后选择的妇科医生。她在小说中出现不多，却代表了后殖民时期游离在本土与帝国之间的精神流浪者。在美国，她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但却无从了解自己的身世。维多利亚的父亲是印度殖民时期白人殖民者沃地与一个印度妓女所生的私生子。与殖民时期印度的很多混血儿童一样，她的父亲从未被白人祖父承认过。因此，维多利亚的父亲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这导致了维多利亚生前大多数时间对自己身世毫不知情。在塔拉第二次遭受恐怖袭击之时，维多利亚不幸遇难。临终前，她才得知自己的身世：“我是印度人！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某个远方的朋友说话。”[1]242。
尽管她承认自己是印度人，她仍选择暂时不将全部身世告诉丈夫，对于自己是英国人与印度下等女人的后代，她仍感到难以启齿。与父亲不同的是，她在情感上认可了自己的印度身份：“就在两个小时前，她表达出对印度强烈的柔情。我回忆她的遗言：‘五个小印度人。’比西和我，亚西和她，还有宝宝构成五个。最终，她感到自己属于印度人。”[1]244维多利亚死后按照印度风俗举行了葬礼，尽管她生前大部分时间不知道自己的印度身份，死后，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穆克尔吉通过维多利亚的故事再次表达了自我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并暗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的。《树新娘》控诉了殖民主义在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给女性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灾难，特别是给第三世界女性带去巨大的伤痛。
三、结语
作为一位拥有印度婆罗门家庭背景、自幼接受西方殖民教育、经历过印度独立并在北美生活多年的印度裔美国作家，穆克尔吉拥有世界视野并深谙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文化乃至孟加拉文化的内质有着深刻的理解。穆克尔吉《树新娘》的创作就是基于她自己全球化生活状态，对东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思考。她曾和塔拉一样去过孟加拉地区去做“美国式的寻根之旅”， 并坦然承认：“如果我一直呆在印度，可能我永远不会迫切想要写《好女儿》与《树新娘》。”[2]144通过《树新娘》，作者寄寓了对女性自我解放道路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向往。《树新娘》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其探讨的问题同样值得当代中国学者思考：面对强势异域文化的冲击，需要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积极融合到异域文化中；重建本民族文化身份是通向自我身份认同的必要途径与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才在全球化流变的身份环境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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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锡南.芭拉蒂·穆克吉的跨文化书写及其对奈保尔的模仿与超越[J].国外文学，2010（1）：148-153.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