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要才有创造，器座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作为主体的事物，必然会有附属的事物为其提供相对合理、实用的服务。器是主体，座为附属。在汉代以前，人们皆是席地而坐。《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对鸿门宴的记载：“项王按剑而跽”。跽，是指人的臀部贴着后脚跟跪坐。但只有武将才会这样坐，因为他们的剑挂在左边，左手按着剑柄，如果有紧急情况，右手拔剑而起，如果盘腿就不能迅速起身。这种坐姿其实也并不舒适，所以魏晋时期出现了简单的坐具，到唐代出现了榻。当人们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妥当后，就开始讲究排场了——自己有了坐具、卧具，自己喜欢的东西自然也要配上座。
　　现在人们对器座的关注基本局限于形制和材质上，殊不知关注器座的发展史是能体现藏家对一个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器座在汉魏时期逐渐出现，唐代开始多了起来，而宋代逐步对其进行规范。元代统治时间比较短暂，政治、经济不稳定，器座的使用基本是在延续宋代的传统：明代和清代早期其实是追求汉唐审美风尚的，但是当社会趋于稳定之后，又开始追寻宋代器物的文人气质。
　　器座根据不同的场合、材料、地域以及文化寓意等有多种分类。通俗地说，其无非是个托。如果按照场合来说，故宫太和殿的龙椅下面有三级台阶，那也算龙椅的器座，是比较大型的器座了。另外还有室内陈设物以及案头小器物的器座，材料涉及金属、木质、石头、玉器、翡翠、瓷器、象牙、犀角、藤条等。从地域分类来看，苏作较为细致精巧，京派彰显皇家气派，山东更为粗犷，山西器座的工艺又比山东要更好一些。
　　以上分类都比较容易理解。而最有趣却又最不为人注意的是文化寓意上的分类。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器座的足，其数量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常见的有三足、四足、五足，不会有六足、七足、九足，至于八足，体现为圈足下面的八个点或者棱。三足被认为是最符合承重原理的设计，也最容易做，一般为圆形器座所使用：方形器座会采用四足，如鼎的器座：五足使用范围更大，一些圆形器座和随形器座都为五足。如果有工匠做出了六足器座，那说明他是外行。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古代造器是有严格规范的，如果违背了这种规范，势必就会闹出笑话。
　　俗话说“红花需要绿叶衬”，这绿叶配好了增色，配不好则大煞风景，降低了其原有的文化含量。比如，我曾见过给一只铜炉配上象牙器座的，先不说搭配是否合理，单从价值来看，那个器座应该比它要衬托的主器还贵，这就喧宾夺主了。
　　我曾见过一家文博机构收藏有一只冲天耳炉，而其搭配的器座则是一个盘式托，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冲天耳炉有三个乳足，应该放在有三个涡的莲花座上：而盘式托则应该与虬龙耳炉搭配更为合理，因为虬龙耳炉为圈足。
　　还有一种是比例搭配。比如梅瓶是元明时期非常流行的瓷器，其足小瘦高，如果再搭配长腿器座显然会有不稳定感。再如，有的英石山子横向摆放如同千里阵云，气势磅礴，所配器座如果过矮，会影响观赏它的视觉角度，高足座更能烘托它的气势。一般来说，器座不能比主器看起来更大。总的来说，器座尺寸小于主器会显得不稳定，太大则容易抢了主器的风头。
　　主器的文化主题在配座时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如太极三元炉体現的是中国道家文化主题，由于为圆形，配方座则非常违和。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体现“天圆地方”的理念，但配座是要根据主器题材而定的。古代的规矩镜运用了“天圆地方”的理念，但这是在一个器物中体现的，并非分开的两个部分。
　　这样看来，器座的文化还是很深邃的，只是目前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人不多，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器物在陈设和使用中贯穿了文化的传承，跟随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任何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放在器物底下的器座，也可以是一门独立的文化。（注：本文配图为刘锡荣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