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4000多年来勤劳勇敢的昌宁人民在滇西大地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该区域先后出土了不同类型的典型器物在整个云南乃至全国极具代表性。这些青铜器包括了礼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四大类。从青铜器物的历史特点入手，进一步探析昌宁青铜文化发展与哀牢古国息息相关的历史变迁过程。
　　关键词：青铜文化；青铜器；哀牢国；历史变迁；发展
　　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繁衍生息，在这片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也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昌宁地处滇西大理、临沧、保山三地结合部，地理环境及位置十分优越，自上世纪50-90年代以来，昌宁出土了上百余件（套）青铜器。
　　在云南昌宁县境内先后28次，在5个乡镇25个地点，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从出土地理位置来看，昌宁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右甸坝中部和以北地区，以及大田坝以南一带。它们分属于不同地貌环境的两个地带。而在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大甸山墓地出土的铜柄铜钺也成为昌宁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此把铜柄铜钺高1.288米，末端锋利，工艺精湛，它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这也充分证明了墓葬主人身份的高贵，作为全国首次发现的代表性器物，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昌宁在古哀牢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
　　1976 年大田坝村民在放牧时因牛蹄踩踏出坑洞而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在这里考古队正规发掘的古墓有50多座，墓葬形成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是迄今澜沧江以西发现的唯一战国时期的墓葬群。其中有随葬器物的墓葬 36 座，共出土器物300余件，多为青铜兵器和装饰品，另有少量陶器、石器等。这些满面沧桑斑驳，镌刻着时间之痕的青铜器，见证了昌宁千百年来的历史，也见证了古哀牢战场历史足迹。白沙坡曾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出土器物有铜矛、铜剑、铜镯、铜铃、花形和蝶形铜饰等。
　　2012年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器物看，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具有典型特点的青铜文化。大甸山墓地发掘各类墓葬共198座，其中，土坑竖穴墓174座，土洞墓23座，瓮棺墓1座，出土各类随葬品268件（套）。主要有铜鼓、铜釜、铜剑鞘等等，以铜弯刀（含人面纹弯刀）、铜矛、铜钏、铜钺、铜剑数量居多。
　　从昌宁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物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铜鼓、铜钟、以及剑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哀牢国两级分化的加剧和阶级关系的明朗和固定，通俗地说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如典籍所载成了“王、渠帅、小王、邑君”等级隶主贵族，而更多的人则沦为奴隶。如果说，象征着物主政治地位的青铜钟、鼓等礼乐重器是古哀牢国阶级社会业已定型的标志的話，那么此间出士的象征着物主军事权威的铜钺、钢戚等军中重器以及刀、剑、矛、戈、矢等常规实战兵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则生动表明，以掠夺或反掠夺、征服和反征服为基本动因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已成为哀牢国生存及发展进程中一个经常性的“国之大事”。
　　事实上，哀牢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于西南极边并强盛一时，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对先进固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战争的直接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随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侵略和扩张也就在所难免——“哀牢略微，自古有之”，史载哀牢王扈栗的自白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其结果是，周边一些原非九隆世系的部族也主动或被迫加盟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样，“哀牢夷”也就由最初的九隆氏族扩展演化为“有闺濮、鸿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的庞大族群，而哀牢国的疆域则随之东扩、西渐、南伸，并最终开创了“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历史辉煌。
　　汉晋时代，滇西大地在哀牢内附前后的近百年间，一边是有永昌郡的建制，一边却是哀牢国的邑聚散布，在这样的背景下，哀牢文化仍然是哀牢夷区的主体文化。然而在哀牢首邑保山坝及各分邑昌宁、腾冲、临沧、德宏等地的大部分区域内汉文化带来的农业、手工业、建筑、交通和采矿业已较为繁荣。以大田坝白沙坡对面的“铁匠寨”为中心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使哀牢国铸就了瑰丽壮观的“青铜文化”。它与哀牢人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艺术风格一脉相承。
　　哀牢国是奴隶制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王制体系，实行王权（政务）、神权（祭祀）、军权（征伐）三权合一的统治制度，数以百计的大中小王都集三权于一身。以工族、“邑豪”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们锦衣玉食，甚至打猎时都在马笼套上镶嵌闪闪发光的金银饰品，而很多穷苦人民穿的是“树皮衣”，打着赤脚，吃的是山茅野菜。
　　哀牢国战争频繁，载入史书的共有 9 场，除前述的不韦之战、陈蚕之战和鹿茤之战外，另外影响历史进程的还有多场战争。关于哀牢国的战争，最早记述于公元前8世纪的周宣王时代，《纪古滇说集》载：周宣王时，西天竺国（印度）阿育王有神骥一匹直奔东去，遂遣子率众追击，不期哀牢君主阻兵塞道，不复返矣。古文的记述很有深意，翻译成现代的意思就一句话：阿育王的势力扩张至哀牢地受阻。而后，又有《缅甸史》载：古印度王子来缅甸建太公城，太公（城）于纪元前600年时为华人（哀牢人）所毁。由此而知，哀牢势力触及缅北地区。
　　其后的战争是：公元前109年，滇中设益州郡，遣将征“西南夷之未服者”，渡澜沧水，取哀牢地，置“不韦县”。
　　公元42年，夷帅陈蚕反。45年，追至不韦击斩之。斩杀七千人，生得五千人，马三千匹，畜三万头。
　　公元47年，鹿茤之战。
　　公元76年（汉章帝建初元年），扈栗之后的哀牢王类牢与永昌郡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攻嶲唐（漕涧）、博南（永平），燔烧民舍。次年，邪龙（巍山）昆明夷卤承应募率种人合诸郡兵击斩类牢于博南。此后，哀牢真正“转衰”。
　　公元119年（汉孝安帝元初六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反，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
　　随后的蜀汉时期，后主建兴时，永昌郡夷僚持险不宾，数为寇害，蜀汉遣将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始宁。
　　西晋末年哀牢闽濮反。
　　南朝元嘉年间“缅戎寇场”。
　　其后，在汉文化的史书中便有永昌郡“有名无民，空荒不立”的记述。其实，这一记述表达的，是中央王朝对边民失去了控制，直至后来的南诏、大理立国。
　　如今生活在保山大地上的人们，或许无法考证白沙坡哀牢战场中的濮族先民们牺牲于哪一场战争。然而，我们却不难认定：发生在哀牢大地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哀牢转衰”的过程，以至于繁衍至今的哀牢后裔们永远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