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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初，笔者应项城市政协委派，为筹备纪念家乡人张伯驹先生诞辰110周年事，有幸查阅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存档的张伯驹先生的部分生平资料，发现张伯驹于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发端于人们津津乐道、长传不衰的那样一段“历史佳话”。说是1972年1月，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发现了张伯驹送的挽联，并嘱周总理安排张的工作，于是，张伯驹很快被聘为馆员了。
其实，在此前几个月，安排张伯驹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活动已在另一个渠道展开，到了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时，已是水到渠成，事成定局，聘书只待发出了。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情况，更为此事“锦上添花”。历史就是这样的真实而奇妙。
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发端来自于张伯驹的求助、章士钊先生的帮助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是民国初年曾任河南都督的张镇芳的儿子，青年时代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他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文物鉴赏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曲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周汝昌先生曾称他“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
令人敬佩的是，张伯驹于解放前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不使其流落国外，解放后悉数捐献国家。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无情批斗，以至失去工作，流落于街头巷尾。1970年3月，张伯驹夫妇被下放到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插队，被当地以年龄过大、没有子女在身边，且是退职后插队，不合插队规定为由，不予接收，然后回到北京，过起了有家难归、家徒四壁而又处处遭人白眼的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窘迫而难堪。
在这种情况下，张伯驹想到自己一生舍生忘死，倾家荡产收藏国宝，然后慨然献给国家，几十年来爱党爱国，晚年却受此不公正待遇，以至流离失所，感到实在委屈。于是，他于1971年10月11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困境，希望得到解决。张伯驹在信中写道：“周总理钧鉴敬启者，伯驹自清末寓居北京已六十年，……七O年春，我夫妇听从组织安排至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至则大队以不合插队规定，不予落户，于是折回北京，……户口至今仍未解决，溥溥大地，锥无可立，伏乞能饬属准予报入户口，实为至感……。”在信的结尾，张伯驹再次恳切地写道：“章行严先生卓著风义，笃念旧交，因托其转呈此函。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政策，不使其无生活出路，不使有弃物弃材，用敢上陈下情，不胜屏营之至，谨致。”
但是，张伯驹先生并没有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总理，而是交给了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知名人士章士钊先生，请他转交。
11月24日，章士钊馆长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了张伯驹的信。章士钊的信文是：“张伯驹有函呈公，求为代陈，事具函内，不加观缕，钊认为伯驹先生事紧迫，公如许允中央文史馆员，即时发表，可免除该馆员其他一切困难，乞酌，张函附呈。”显然，聘请张伯驹为文史馆员的想法，最早是由章士钊提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收到章士钊的信和转来的张伯驹的信后，遂于12月9日作了批示：张伯驹先生可否安置为文史馆员，望与文史馆主事者一商。
周恩来总理于日理万机之时，收阅此信后，并迅速作出了批示。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老一代知识分子体恤照顾的关切之情。周总理办事一向是沉稳、谨慎、机敏的，他的批示虽然用了商量的口气，没有强下命令的意思，但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平易态度和明显的倾向。
中央文史研究馆根据周总理的批示精神，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人前往吉林了解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的情况。1971年12月20日，吉林省博物馆高风家同志以书面形式简短地介绍了张伯驹的情况。同日，吉林省艺术学校曲景安同志也扼要介绍了潘素的情况。
根据这些调查情况，中央文史研究馆立即于12月29日向时任总理秘书兼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吴庆彤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函，并附了《关于张伯驹政治历史情况的报告》。中央文史馆信函称：“张伯驹情况白克涛同志专程赴吉林作了了解，……，根据总理批示精神，可以考虑聘为文史馆员，现将张的政治历史情况材料送上，请审阅核定。”
当日，吴庆彤同志便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信函上作了批示：“同意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请丁江同志批。”丁江同志在丁江两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写了“同意”二字。
隔了几天，已是1972年1月5月，中央文史研究馆办公室根据这一系列领导批示精神，很快拟出了聘任张伯驹先生为馆员的聘书草样，并送呈有关领导审阅。聘书也很简明，上书：
×××先生：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兹聘任您为国务院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其时亦称国务院文史研究馆——笔者注）馆员。
特此通知。
××××
1972年1月
这一聘书草样只注了月份，未注明具体日期，显然是留待确定发送时间后再准备加上的。到了这时，可以说万事齐备，只待东风。聘书就要发出了。而这时，历史又演出了传奇性的一幕。
陈毅同志于1972年1月6日不幸逝世。到了1月10日，毛主席突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又意外发现了张伯驹送的挽联，于是有了嘱咐周总理关照张伯驹先生的“最高指示”。周总理听了毛主席的安排，非常高兴，这时候他早已是成竹在胸了，而今，又有了毛主席的指示，真像万事俱备的东风一样，“聘书”，便于农历新年之际很快送到了张伯驹先生的门口，从此改变了张伯驹先生一生的命运，成就了这一段历史佳话。1972年，终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富不骄、贫能安、性情博雅通脱，心怀坦荡超逸的传奇一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高尚品格。
（作者为河南省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其实，在此前几个月，安排张伯驹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活动已在另一个渠道展开，到了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时，已是水到渠成，事成定局，聘书只待发出了。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情况，更为此事“锦上添花”。历史就是这样的真实而奇妙。
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发端来自于张伯驹的求助、章士钊先生的帮助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是民国初年曾任河南都督的张镇芳的儿子，青年时代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他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文物鉴赏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曲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周汝昌先生曾称他“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
令人敬佩的是，张伯驹于解放前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不使其流落国外，解放后悉数捐献国家。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无情批斗，以至失去工作，流落于街头巷尾。1970年3月，张伯驹夫妇被下放到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插队，被当地以年龄过大、没有子女在身边，且是退职后插队，不合插队规定为由，不予接收，然后回到北京，过起了有家难归、家徒四壁而又处处遭人白眼的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窘迫而难堪。
在这种情况下，张伯驹想到自己一生舍生忘死，倾家荡产收藏国宝，然后慨然献给国家，几十年来爱党爱国，晚年却受此不公正待遇，以至流离失所，感到实在委屈。于是，他于1971年10月11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困境，希望得到解决。张伯驹在信中写道：“周总理钧鉴敬启者，伯驹自清末寓居北京已六十年，……七O年春，我夫妇听从组织安排至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至则大队以不合插队规定，不予落户，于是折回北京，……户口至今仍未解决，溥溥大地，锥无可立，伏乞能饬属准予报入户口，实为至感……。”在信的结尾，张伯驹再次恳切地写道：“章行严先生卓著风义，笃念旧交，因托其转呈此函。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政策，不使其无生活出路，不使有弃物弃材，用敢上陈下情，不胜屏营之至，谨致。”
但是，张伯驹先生并没有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总理，而是交给了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知名人士章士钊先生，请他转交。
11月24日，章士钊馆长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了张伯驹的信。章士钊的信文是：“张伯驹有函呈公，求为代陈，事具函内，不加观缕，钊认为伯驹先生事紧迫，公如许允中央文史馆员，即时发表，可免除该馆员其他一切困难，乞酌，张函附呈。”显然，聘请张伯驹为文史馆员的想法，最早是由章士钊提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收到章士钊的信和转来的张伯驹的信后，遂于12月9日作了批示：张伯驹先生可否安置为文史馆员，望与文史馆主事者一商。
周恩来总理于日理万机之时，收阅此信后，并迅速作出了批示。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老一代知识分子体恤照顾的关切之情。周总理办事一向是沉稳、谨慎、机敏的，他的批示虽然用了商量的口气，没有强下命令的意思，但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平易态度和明显的倾向。
中央文史研究馆根据周总理的批示精神，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人前往吉林了解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的情况。1971年12月20日，吉林省博物馆高风家同志以书面形式简短地介绍了张伯驹的情况。同日，吉林省艺术学校曲景安同志也扼要介绍了潘素的情况。
根据这些调查情况，中央文史研究馆立即于12月29日向时任总理秘书兼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吴庆彤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函，并附了《关于张伯驹政治历史情况的报告》。中央文史馆信函称：“张伯驹情况白克涛同志专程赴吉林作了了解，……，根据总理批示精神，可以考虑聘为文史馆员，现将张的政治历史情况材料送上，请审阅核定。”
当日，吴庆彤同志便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信函上作了批示：“同意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请丁江同志批。”丁江同志在丁江两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写了“同意”二字。
隔了几天，已是1972年1月5月，中央文史研究馆办公室根据这一系列领导批示精神，很快拟出了聘任张伯驹先生为馆员的聘书草样，并送呈有关领导审阅。聘书也很简明，上书：
×××先生：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兹聘任您为国务院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其时亦称国务院文史研究馆——笔者注）馆员。
特此通知。
××××
1972年1月
这一聘书草样只注了月份，未注明具体日期，显然是留待确定发送时间后再准备加上的。到了这时，可以说万事齐备，只待东风。聘书就要发出了。而这时，历史又演出了传奇性的一幕。
陈毅同志于1972年1月6日不幸逝世。到了1月10日，毛主席突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又意外发现了张伯驹送的挽联，于是有了嘱咐周总理关照张伯驹先生的“最高指示”。周总理听了毛主席的安排，非常高兴，这时候他早已是成竹在胸了，而今，又有了毛主席的指示，真像万事俱备的东风一样，“聘书”，便于农历新年之际很快送到了张伯驹先生的门口，从此改变了张伯驹先生一生的命运，成就了这一段历史佳话。1972年，终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富不骄、贫能安、性情博雅通脱，心怀坦荡超逸的传奇一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高尚品格。
（作者为河南省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