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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1年，你与父亲一起荣登美国高尔夫杂志“世界高尔夫权力榜”第4名，2013年，你与朱鼎耀同为世界高尔夫十大权力人士，是榜单前10名中仅有的亚洲人。你怎么看待权力？
朱鼎健：责任，绝对是责任。过去两年我对高尔夫做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加大推广使这项运动普及化。高尔夫要全民化、大众化， 观澜湖在中国对高尔夫的推广主要面向青少年。观澜湖·海口是全世界最大的公众球场，此外，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球会将十个球场全部设为公众球场。虽然实际情况与我的要求还有很远距离，但这样的推广得到外界认可，给了我这个荣誉。
记者：父亲给你的影响深远。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父亲和家长这两个角色？
朱鼎健： 我是家里的长子，但我从小没有觉得一定会接父亲的班，也没有刻意争取过这个职位。我爸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的成长压力是，作为大哥一定要有大哥的风范、责任和榜样。我没有叛逆、没有文身、没有穿耳。我父母没有读过大学，对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读完大学。我不喜欢读书，但把大学压缩到两年读完。我从小看到爸爸早出晚归。小时候看得到他不断付出和奋斗。我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也是用这一套教育下一代。为什么我经常出差，为什么我上班比你上学早，因为我有企业的责任。
记者：这样的传统教育方式是否适合于你自己的女儿？
朱鼎健：我很小就很有方向感。我还早婚，22岁。结婚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决定。我爸也是早婚。在我们的家族观念里，一定要先成家再立业。我和我父亲都属于慈父，但有很多原则。我很小的女儿9岁，她想要一个电子表。我的二女儿12岁，看了看，说几百块钱，不值这个价，她不要这个品牌。我小时候很想要一个卡带，很想唱《我是中国人》和《龙的传人》。那时我在外国读书，买起来很贵。我爸说难得想要，去买吧，但我最后还是回了香港才买，比外国便宜。
记者：你对下一代有什么样明确的要求吗？
朱鼎健：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我32岁时接班，在32岁时找到我的生存价值是什么。那时候我给自己说，我可以。我父母这么年轻离开，我的生存价值是给他们争光。我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勤二代。我的女儿都是在香港接受基础教育，我希望她们在家庭环境里学到更多东西。我们每年都会安排家庭旅行，去不同的地方让孩子加多知识面和吸收更多的创意。游泳是一项很闷的运动，我会抽出时间陪女儿一起游。这是女儿们喜欢我的原因。我也经常给太太惊喜，情人节和生日会给她买花。最近她去美国看大女儿，我买花去机场接飞机，她自己反而觉得尴尬。我和太太认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的人生道理很简单，吵架需要两张嘴 ，一张嘴吵不起来。我很注重企业形象和家庭形象，以至于没有什么私生活可以被关注。我在香港穿拖鞋和短裤出去。社会有自己的一把尺去量。如果我的下一代在学校时，被人谈到她的爸爸怎么样怎么样，这并不是荣耀的事。我唯一上的娱乐媒体是观澜湖做的世界高尔夫明星派对比赛。
记者：这样的自律会不会偶尔感到压抑？
朱鼎健：我有一个原则，我不开心要尽快让能够让自己恢复休息好心情，不顺利的时候要迅速从中找到自己。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休息好自己的心情，要提醒自己。每个人都会走错路，人生太多路可以走，要不断尝试。一条路走不通就马上换。任何人都会犯错，只要不重复同样的错。我是一个一定要控制自己情商的人。就像坐飞机晚点几个小时，开车走错路或者堵在路上都会烦躁。我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把开心当作一项原则。我没有明确也不抵触任何宗教信仰，去到教堂我会打十字架，去到庙里我会烧香。但我更倾向于佛教多一点。我有自己的价值观。父亲去世很早，我看着他怎么入土，看先知放了什么东西在棺木里面。他创造了很多财富，财富最后搬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传承他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价值。所以我不能做蜡烛，而是做LED，长效而节能。
记者：高尔夫是一项最具社交功能的运动，你在生意场上却并不标榜应酬。对你而言，对 “朋友”和“合作伙伴”有什么样的划分？
朱鼎健：我的合作伙伴全部都比我老，同时又都是父辈交起来的朋友。他们看着我成长，觉得我值得相信。我和盛智文合作观澜湖·兰桂坊项目，我认同他是很有创意的人，也觉得兰桂坊很适合海口，但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和冯小刚导演也是两代人的交情。我们一直是朋友， 会聊时事，谈头脑风暴， 没想到会突然间有了合作。合作又会让朋友关系产生越来越深的交往。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没有约束，我很喜欢这样的交往方式。我是处女座，我对自己追求完美。社会对人的眼光是很清楚，没有灰色地带，对企业也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朋友和合作伙伴也是。
记者：从吴晓莉、施荣忻到霍启刚，香港精英群体在内地兼任各种政治性身份的情况并不少见。观澜湖集团主席之外，你也是全国政协特邀香港人士中最年轻的委员。对于这样的政治身份，你怎么对待？
朱鼎健：既然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最认真的政协委员。去年我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提案内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香港内地青年文化交流以及为外国人来华留学。我的提案内容没有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观澜湖做的是健康产业，对于企业而言，是每个同事和企业的健康，对于社会而言，涉及每一个细节。
记者：从观澜湖的公益慈善方向，到政协提案，你都格外关注教育和青少年。近20年来，观澜湖集团用于公益慈善方面的捐赠超过5亿元。你的慈善观是什么？
朱鼎健：我是全国青联常委。在这个工作上最开心的时候是能做很多香港青年来内地交流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香港青年了解了中国内地文化和发展，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认识不局限于香港。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最强大的五千年历史，让香港青年去任何游客都会去的历史景点，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接触面。我去年组织两岸三地几百个学生火车旅行， 大家坐火车上船， 渡到了观澜湖·海口。这就像谈到一个香港年轻人怎么在内地奋斗一样，是一些引领潮流的动作。我在他们眼里也是年轻人，我告诉他们，观澜湖有一万五千多人，平均年龄是29岁。我们跟很多年轻人交流，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观澜湖有很多大专生，也有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这一代比我们那一代聪明。在智能化的社会，比我们同年级时的想法要超前很多。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速，他们认识和推动世界的转速在提升。年轻人必须有发挥的空间和平台，这不是工业时代，让他们停留在一个工序上。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发挥激情，去创新，追求新的变化和新的改进。
记者：你如看待外界对你的评价——正能量大使，你又如何评价自己？
朱鼎健：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我的世界要么黑，要么白。我的肤色特别黑，我的自我要求特别白。别人看我，可能喜欢泡妞，或者享受。但是我只是想改变命运。我经常笑，我对着你笑，你会对着我笑。我看到你笑，我就开始开心一点。最重要的是心灵，快乐从家人处得到。家里人幸福，我才快乐。做人要做善事。积福，这个福气是努力而来，不断累积。我是最不像富二代的富二代。
朱鼎健：责任，绝对是责任。过去两年我对高尔夫做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加大推广使这项运动普及化。高尔夫要全民化、大众化， 观澜湖在中国对高尔夫的推广主要面向青少年。观澜湖·海口是全世界最大的公众球场，此外，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球会将十个球场全部设为公众球场。虽然实际情况与我的要求还有很远距离，但这样的推广得到外界认可，给了我这个荣誉。
记者：父亲给你的影响深远。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父亲和家长这两个角色？
朱鼎健： 我是家里的长子，但我从小没有觉得一定会接父亲的班，也没有刻意争取过这个职位。我爸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的成长压力是，作为大哥一定要有大哥的风范、责任和榜样。我没有叛逆、没有文身、没有穿耳。我父母没有读过大学，对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读完大学。我不喜欢读书，但把大学压缩到两年读完。我从小看到爸爸早出晚归。小时候看得到他不断付出和奋斗。我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也是用这一套教育下一代。为什么我经常出差，为什么我上班比你上学早，因为我有企业的责任。
记者：这样的传统教育方式是否适合于你自己的女儿？
朱鼎健：我很小就很有方向感。我还早婚，22岁。结婚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决定。我爸也是早婚。在我们的家族观念里，一定要先成家再立业。我和我父亲都属于慈父，但有很多原则。我很小的女儿9岁，她想要一个电子表。我的二女儿12岁，看了看，说几百块钱，不值这个价，她不要这个品牌。我小时候很想要一个卡带，很想唱《我是中国人》和《龙的传人》。那时我在外国读书，买起来很贵。我爸说难得想要，去买吧，但我最后还是回了香港才买，比外国便宜。
记者：你对下一代有什么样明确的要求吗？
朱鼎健：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我32岁时接班，在32岁时找到我的生存价值是什么。那时候我给自己说，我可以。我父母这么年轻离开，我的生存价值是给他们争光。我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勤二代。我的女儿都是在香港接受基础教育，我希望她们在家庭环境里学到更多东西。我们每年都会安排家庭旅行，去不同的地方让孩子加多知识面和吸收更多的创意。游泳是一项很闷的运动，我会抽出时间陪女儿一起游。这是女儿们喜欢我的原因。我也经常给太太惊喜，情人节和生日会给她买花。最近她去美国看大女儿，我买花去机场接飞机，她自己反而觉得尴尬。我和太太认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的人生道理很简单，吵架需要两张嘴 ，一张嘴吵不起来。我很注重企业形象和家庭形象，以至于没有什么私生活可以被关注。我在香港穿拖鞋和短裤出去。社会有自己的一把尺去量。如果我的下一代在学校时，被人谈到她的爸爸怎么样怎么样，这并不是荣耀的事。我唯一上的娱乐媒体是观澜湖做的世界高尔夫明星派对比赛。
记者：这样的自律会不会偶尔感到压抑？
朱鼎健：我有一个原则，我不开心要尽快让能够让自己恢复休息好心情，不顺利的时候要迅速从中找到自己。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休息好自己的心情，要提醒自己。每个人都会走错路，人生太多路可以走，要不断尝试。一条路走不通就马上换。任何人都会犯错，只要不重复同样的错。我是一个一定要控制自己情商的人。就像坐飞机晚点几个小时，开车走错路或者堵在路上都会烦躁。我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把开心当作一项原则。我没有明确也不抵触任何宗教信仰，去到教堂我会打十字架，去到庙里我会烧香。但我更倾向于佛教多一点。我有自己的价值观。父亲去世很早，我看着他怎么入土，看先知放了什么东西在棺木里面。他创造了很多财富，财富最后搬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传承他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价值。所以我不能做蜡烛，而是做LED，长效而节能。
记者：高尔夫是一项最具社交功能的运动，你在生意场上却并不标榜应酬。对你而言，对 “朋友”和“合作伙伴”有什么样的划分？
朱鼎健：我的合作伙伴全部都比我老，同时又都是父辈交起来的朋友。他们看着我成长，觉得我值得相信。我和盛智文合作观澜湖·兰桂坊项目，我认同他是很有创意的人，也觉得兰桂坊很适合海口，但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和冯小刚导演也是两代人的交情。我们一直是朋友， 会聊时事，谈头脑风暴， 没想到会突然间有了合作。合作又会让朋友关系产生越来越深的交往。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没有约束，我很喜欢这样的交往方式。我是处女座，我对自己追求完美。社会对人的眼光是很清楚，没有灰色地带，对企业也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朋友和合作伙伴也是。
记者：从吴晓莉、施荣忻到霍启刚，香港精英群体在内地兼任各种政治性身份的情况并不少见。观澜湖集团主席之外，你也是全国政协特邀香港人士中最年轻的委员。对于这样的政治身份，你怎么对待？
朱鼎健：既然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最认真的政协委员。去年我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提案内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香港内地青年文化交流以及为外国人来华留学。我的提案内容没有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观澜湖做的是健康产业，对于企业而言，是每个同事和企业的健康，对于社会而言，涉及每一个细节。
记者：从观澜湖的公益慈善方向，到政协提案，你都格外关注教育和青少年。近20年来，观澜湖集团用于公益慈善方面的捐赠超过5亿元。你的慈善观是什么？
朱鼎健：我是全国青联常委。在这个工作上最开心的时候是能做很多香港青年来内地交流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香港青年了解了中国内地文化和发展，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认识不局限于香港。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最强大的五千年历史，让香港青年去任何游客都会去的历史景点，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接触面。我去年组织两岸三地几百个学生火车旅行， 大家坐火车上船， 渡到了观澜湖·海口。这就像谈到一个香港年轻人怎么在内地奋斗一样，是一些引领潮流的动作。我在他们眼里也是年轻人，我告诉他们，观澜湖有一万五千多人，平均年龄是29岁。我们跟很多年轻人交流，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观澜湖有很多大专生，也有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这一代比我们那一代聪明。在智能化的社会，比我们同年级时的想法要超前很多。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速，他们认识和推动世界的转速在提升。年轻人必须有发挥的空间和平台，这不是工业时代，让他们停留在一个工序上。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发挥激情，去创新，追求新的变化和新的改进。
记者：你如看待外界对你的评价——正能量大使，你又如何评价自己？
朱鼎健：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我的世界要么黑，要么白。我的肤色特别黑，我的自我要求特别白。别人看我，可能喜欢泡妞，或者享受。但是我只是想改变命运。我经常笑，我对着你笑，你会对着我笑。我看到你笑，我就开始开心一点。最重要的是心灵，快乐从家人处得到。家里人幸福，我才快乐。做人要做善事。积福，这个福气是努力而来，不断累积。我是最不像富二代的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