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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2010年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一度达到20％以上。
进入2011年以后，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始实施，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货币供应量增速回归到13％－14％的常态水平。货币政策由宽松回归常态，但社会的信贷需求还保持在宽松时期的非正常状态，这就导致一方面银行利润仍维持在高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显现，银企矛盾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并且有观点认为利率市场化是降低银行净息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事关重大，我们既要做好充分的技术准备，更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否则，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可能造成金融体系紊乱，还将给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中国净息差基本合理
从2011年的数据看，国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一般在2.5％－3％区间（监管部门统计为2.7％）。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合理的净息差水平。
笼统地看，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和信用成本要分别消耗掉大约1个点的净息差，可以作为净利润留存并向投资者进行分配的部分大体剩余0.5个到1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有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目前对中小银行的要求是10.5％，大银行是11.5％），而我国商业银行又处于以信贷规模较快增长来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时期，平均看，各银行为支持信贷增长每年需要1个到2个点的净息差予以支撑。
在目前净息差水平下，商业银行可以自我补充一部分资本（即剔除管理成本和信用成本后的0.5个到1个点），同时又需要向市场融资一部分（1个到1.5个点），以维持社会对商业银行信贷功能的要求。如果净息差大幅下降，则意味着商业银行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融资，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又难以承受。因此，2.5％－3％的净息差是一个基本合理的区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相对较低，个别年份较为接近（如2010年，美国银行业整体为3.83％；摩根大通银行2.53％、花旗银行3.41％、富国银行5.69％、汇丰银行2.68％），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决定的。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较发达，社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较小，同时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较宽（相当部分国家允许混业经营），而且非息收入占比较高，这导致它们对利差收入的依赖度远远低于国内商业银行，以较低的净息差就能够在覆盖管理成本、信用成本后进行资本的自我补充，实现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有较强烈的盈利冲动，但净息差水平还比较适中。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则明显偏低。2011年巴西、印度、俄罗斯银行业净息差分别为8％、4.3％和6％，而我国为2.7％。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其他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融资结构与我国相似，商业银行贷款同样稀缺，贷款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市场不发达，通过银行自身积累是资本补充的主要来源，因此，往往会将商业银行追逐利润的目标短期化、极端化。客观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体制，尽管同样具有商业机构的逐利冲动，但不会极端化，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完全服从监管机构的窗口指导。
贷款利率不一定下降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在社会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致使信贷资源持续稀缺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下限管制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实际形成的贷款利率基本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存款利率靠管制，贷款利率靠竞争的机制，形成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水平。目前社会有种说法，认为通过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压缩商业银行净息差，进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客观地看，此种认识有所偏差。
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利率市场化确实带来了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收窄，但却出现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时提升的局面，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比如，美国1980年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利率在1981年分别达到15.91％和18.87％的高点；韩国1991年正式改革，存贷利率迅即上升，1996年分别达到9.81％和11.1％的高点；台湾1985年正式改革，存贷利率逐步攀升，1990年分别达到7.22％和10.5％的高点；拉美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则更是普遍经历了利率的大幅飙升，智利1974年开始改革，1975年取消所有限制，在随后的1977年至1983年期间，利率水平飙升至超过50％的水平；而阿根廷则因利率飙升过快、外资大规模涌入而导致第一次利率市场化（1971年）的失败。
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将改变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利率管制制度的真正受益方是资金使用方（借款人），是各类工商企业和社会的基础建设项目。政府通过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保证了企业和社会基建项目较低的融资成本。银行只是提供资金融通的一个中介，所能起到的只是价格传导的作用，即使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银行也需要维持一个适度的基本可循环的净息差水平，结果只能导致贷款利率的相应提高。换句话说，放开利率管制，受益的是存款人，受损的无疑是用款企业。受益方和受损方互换，这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考虑银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仍然改变不了上述现实。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决定的。截至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突破110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0％以上；2011年全国社会融资总规模70％以上是由银行完成的。在这样一个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融资体系中，银行信贷资源仍将长期稀缺；二是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在推进过程中。这一时期，企业资金需求强烈且对贷款利率不敏感，贷款利率的小幅甚至较大幅度的增长，仍无法抑制企业的贷款冲动。民间借贷利率两倍甚至数倍于银行基准利率，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就是最好的证明。
核心在把握时机
利率市场化改革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核心在于推出时机的把握。
自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目前金融市场利率（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贴现、转贴现等）、外币市场利率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在信贷需求旺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基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贷款利率也基本上市场化；目前还没有市场化的，其实只有存款利率。而且，即使存款利率仍然管制，但借助信托理财、协议存款、财政存款招标等替代方式也已实现部分放开的效果。客观上说，放开这最后的存款利率管制在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
综观实行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把存款利率放开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尽管从利率市场化项目上来看，存款利率只是众多利率品种中的一个，但无疑这是整个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关乎整体改革的成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存款利率一旦放开，则既有的社会财富在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将发生彻底的改变，存款利率必将明显提升，相应的，企业融资成本也必将等比例提高。因此，企业的承受能力是考虑利率市场化最后一步的着眼点，只有在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才是存款利率放开的最佳时点。
而所谓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货膨胀率较低时期。低通胀时期，存款负利率效应不明显，利率放开后，名义存款利率上升不明显，相应的名义贷款利率上升也不明显，企业相对容易承受，对实体经济冲击相对较小；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较稳定时期。生产要素价格稳定，则企业经营预期比较明确，利率市场化后，面对融资成本的上升，企业也可以专心应对。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我们就需要评估当前的通胀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是否处于稳定期。
需要明确时间表
短期来看，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时机还不够理想，主要是物价形势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投放的超量货币所蕴藏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势能尚未完全释放。但中期来看，放开利率管制的条件要好于前些年，主要是因为汇率、土地成本、人员工资等已经经历了一轮较快的增长，目前的涨幅逐渐趋稳，同时，我国经济逐渐步入调整周期，去产能化将带来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稳定甚至下降。因此，我们当前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制定未来三年到五年存款利率放开的明确时间表，给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以明确的预期，以便提前应对资金成本的必然上升。
总体而言，香港的做法比较具有借鉴意义。香港在1994年确定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明确了一个包括各阶段时间节点的分阶段推进方案，给市场以明确的预期。
基本原则是，先逐步放开占比重较小的定期存款利率限制，后放开储蓄和往来存款利率限制；同时，考虑到往来和储蓄存款利率放开更为敏感，在第一阶段（1994年－1995年11月）放开7天及7天以上存款利率之后，安排了一个观察期，分析放宽利率管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直到1998年，金管局认为社会各界可以接受后，才决定再分两个步骤放开7天以下定期和储蓄及往来存款利率限制。到2001年7月，才完成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先后分了两大阶段，五个步骤，历时七年。
进入2011年以后，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始实施，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货币供应量增速回归到13％－14％的常态水平。货币政策由宽松回归常态，但社会的信贷需求还保持在宽松时期的非正常状态，这就导致一方面银行利润仍维持在高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显现，银企矛盾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并且有观点认为利率市场化是降低银行净息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事关重大，我们既要做好充分的技术准备，更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否则，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可能造成金融体系紊乱，还将给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中国净息差基本合理
从2011年的数据看，国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一般在2.5％－3％区间（监管部门统计为2.7％）。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合理的净息差水平。
笼统地看，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和信用成本要分别消耗掉大约1个点的净息差，可以作为净利润留存并向投资者进行分配的部分大体剩余0.5个到1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有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目前对中小银行的要求是10.5％，大银行是11.5％），而我国商业银行又处于以信贷规模较快增长来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时期，平均看，各银行为支持信贷增长每年需要1个到2个点的净息差予以支撑。
在目前净息差水平下，商业银行可以自我补充一部分资本（即剔除管理成本和信用成本后的0.5个到1个点），同时又需要向市场融资一部分（1个到1.5个点），以维持社会对商业银行信贷功能的要求。如果净息差大幅下降，则意味着商业银行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融资，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又难以承受。因此，2.5％－3％的净息差是一个基本合理的区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相对较低，个别年份较为接近（如2010年，美国银行业整体为3.83％；摩根大通银行2.53％、花旗银行3.41％、富国银行5.69％、汇丰银行2.68％），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决定的。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较发达，社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较小，同时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较宽（相当部分国家允许混业经营），而且非息收入占比较高，这导致它们对利差收入的依赖度远远低于国内商业银行，以较低的净息差就能够在覆盖管理成本、信用成本后进行资本的自我补充，实现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有较强烈的盈利冲动，但净息差水平还比较适中。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则明显偏低。2011年巴西、印度、俄罗斯银行业净息差分别为8％、4.3％和6％，而我国为2.7％。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其他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融资结构与我国相似，商业银行贷款同样稀缺，贷款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市场不发达，通过银行自身积累是资本补充的主要来源，因此，往往会将商业银行追逐利润的目标短期化、极端化。客观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体制，尽管同样具有商业机构的逐利冲动，但不会极端化，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完全服从监管机构的窗口指导。
贷款利率不一定下降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在社会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致使信贷资源持续稀缺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下限管制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实际形成的贷款利率基本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存款利率靠管制，贷款利率靠竞争的机制，形成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水平。目前社会有种说法，认为通过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压缩商业银行净息差，进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客观地看，此种认识有所偏差。
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利率市场化确实带来了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收窄，但却出现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时提升的局面，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比如，美国1980年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利率在1981年分别达到15.91％和18.87％的高点；韩国1991年正式改革，存贷利率迅即上升，1996年分别达到9.81％和11.1％的高点；台湾1985年正式改革，存贷利率逐步攀升，1990年分别达到7.22％和10.5％的高点；拉美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则更是普遍经历了利率的大幅飙升，智利1974年开始改革，1975年取消所有限制，在随后的1977年至1983年期间，利率水平飙升至超过50％的水平；而阿根廷则因利率飙升过快、外资大规模涌入而导致第一次利率市场化（1971年）的失败。
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将改变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利率管制制度的真正受益方是资金使用方（借款人），是各类工商企业和社会的基础建设项目。政府通过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保证了企业和社会基建项目较低的融资成本。银行只是提供资金融通的一个中介，所能起到的只是价格传导的作用，即使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银行也需要维持一个适度的基本可循环的净息差水平，结果只能导致贷款利率的相应提高。换句话说，放开利率管制，受益的是存款人，受损的无疑是用款企业。受益方和受损方互换，这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考虑银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仍然改变不了上述现实。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决定的。截至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突破110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0％以上；2011年全国社会融资总规模70％以上是由银行完成的。在这样一个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融资体系中，银行信贷资源仍将长期稀缺；二是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在推进过程中。这一时期，企业资金需求强烈且对贷款利率不敏感，贷款利率的小幅甚至较大幅度的增长，仍无法抑制企业的贷款冲动。民间借贷利率两倍甚至数倍于银行基准利率，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就是最好的证明。
核心在把握时机
利率市场化改革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核心在于推出时机的把握。
自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目前金融市场利率（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贴现、转贴现等）、外币市场利率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在信贷需求旺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基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贷款利率也基本上市场化；目前还没有市场化的，其实只有存款利率。而且，即使存款利率仍然管制，但借助信托理财、协议存款、财政存款招标等替代方式也已实现部分放开的效果。客观上说，放开这最后的存款利率管制在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
综观实行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把存款利率放开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尽管从利率市场化项目上来看，存款利率只是众多利率品种中的一个，但无疑这是整个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关乎整体改革的成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存款利率一旦放开，则既有的社会财富在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将发生彻底的改变，存款利率必将明显提升，相应的，企业融资成本也必将等比例提高。因此，企业的承受能力是考虑利率市场化最后一步的着眼点，只有在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才是存款利率放开的最佳时点。
而所谓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货膨胀率较低时期。低通胀时期，存款负利率效应不明显，利率放开后，名义存款利率上升不明显，相应的名义贷款利率上升也不明显，企业相对容易承受，对实体经济冲击相对较小；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较稳定时期。生产要素价格稳定，则企业经营预期比较明确，利率市场化后，面对融资成本的上升，企业也可以专心应对。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我们就需要评估当前的通胀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是否处于稳定期。
需要明确时间表
短期来看，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时机还不够理想，主要是物价形势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投放的超量货币所蕴藏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势能尚未完全释放。但中期来看，放开利率管制的条件要好于前些年，主要是因为汇率、土地成本、人员工资等已经经历了一轮较快的增长，目前的涨幅逐渐趋稳，同时，我国经济逐渐步入调整周期，去产能化将带来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稳定甚至下降。因此，我们当前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制定未来三年到五年存款利率放开的明确时间表，给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以明确的预期，以便提前应对资金成本的必然上升。
总体而言，香港的做法比较具有借鉴意义。香港在1994年确定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明确了一个包括各阶段时间节点的分阶段推进方案，给市场以明确的预期。
基本原则是，先逐步放开占比重较小的定期存款利率限制，后放开储蓄和往来存款利率限制；同时，考虑到往来和储蓄存款利率放开更为敏感，在第一阶段（1994年－1995年11月）放开7天及7天以上存款利率之后，安排了一个观察期，分析放宽利率管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直到1998年，金管局认为社会各界可以接受后，才决定再分两个步骤放开7天以下定期和储蓄及往来存款利率限制。到2001年7月，才完成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先后分了两大阶段，五个步骤，历时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