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9年的康定,只是中国内陆一个偏远的小城,但它却是一代枭雄刘文辉全力施展其政治野心的最大舞台与根据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急速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社会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但在这个更新过程中,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无奈。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已两年。元月一日,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在音乐会上合唱着抗战歌曲。
但是对于康定,这一天值得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国民党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
一个浮出水面的新省
1933年秋,刘文辉与刘湘的叔侄大战如火如荼,刘文辉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来,一路退守雅安。在雅安,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但当地一位精通星相术的神父却送给他一句充满玄机的话语:“生命始于四十。”
40岁的确是一个转机,这一年刘文辉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在四川边远贫瘠的康定,44岁的刘文辉如愿以偿,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1939年元月的康定,刘文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大街面上贴满了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他还特意把康定最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中正街”。为了突出建省的喜气,街上四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
元月的西康省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百姓和喇嘛,几乎全城出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辉端坐正中,左右为与会的高官、大员和各县县长。
当刘文辉作演讲时,瘦高而两颊松弛的他,一改从前的沮丧与低调,在台上豪情壮志地阐释了自己为这个新省确定的目标:“化边地为腹地”,赶上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化边地为腹地
1939年的康定,因为一个新省份的出现,政治上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而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也的确收到了成效。1939年的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办公外,必于12:00-13:00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将重要事件当场提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效率提高不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在1939年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一次演讲中,他用少有的温情语调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
当年,遍布康定与西康的一大景观是:简陋的县政府与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1939年,就连刘文辉的西康省省政府也朴素得近乎简陋了:大门洞开,未设一扇门户,门前砖石柱子斑驳,书写着“西康省政府”的牌楼背后,不得不用几根巨大的木梁在两边支撑着,以免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轰然倒下。而刘本人对教育是如此重视,以至于同年,巴安县县长赵国泰为表自己对省主席的忠心不二,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
1939年,康定全城仅有一座装机容量为50千瓦的小水电站。在俄国人顾彼得的记述中,康定当时许多民房和店铺虽然配备有足够的电灯泡,但灯泡的象征意义远远胜过它的实用价值。电站发电机常常损坏,由于功率太小而负荷太大,电灯在夜里开始很亮,但慢慢地会变得昏暗下去,在漫漫长夜中继续变成黯淡的隐隐约约的一丝红光。当店铺、饭馆、戏院都关了门,人们开始回去睡觉时,电灯又会猛地亮了起来,由此烧掉不少灯泡。
康定古城二水夹流,滔滔的河水成为刘文辉眼中发展康定的最佳自然资源,1939年10月25日,西康省著名的《康导月刊》刊登了一条新闻:省政府要在康定城外的升航村建立一座新的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其发电机是从美国运来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发电机运进了康定。
然而,正是在包括修建水电站等一系列革新举动中,刘文辉却面对一个巨大的矛盾:金钱。升航水电站前后共花了一亿元,刘文辉几乎动用了当时康定所有的银行资金,最后还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笔钱。不仅建水电站,百废待兴的西康省到处需要用钱。
康藏茶叶公司诞生,姜氏家族退场
解决的办法,刘文辉想到了:整治“边茶贸易”。
20世纪30年代,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是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的康定向内地运出羊毛40万斤、麝香1200斤、兽皮4万余张,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药材累计15万斤左右;而内地输入茶33万包,布10万匹,面粉、青油两项累计近80万斤。一个弹丸小城,因为汉藏贸易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
因此,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刘文辉的这一决定,对于西康的大茶商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比如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这个茶叶大户,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请引”设店办茶厂算起,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
直至1939年以前,雅安边茶每年都在6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竟达830万斤,这其中姜氏茶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告示中,以后边茶贸易的操作已讲得明明白白:统制购销,茶商入股,把原来五斗米一担的茶价压低至二斗米。同时,因收购价低,茶农纷纷砍伐茶树改种其他作物,且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割烟季节又正是采茶时季,茶农干脆割烟而疏忽采茶,茶叶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
于是“公兴茶店”分店的商铺内,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加入“康藏茶叶公司”,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西藏的高僧喝不到姜家名茶“仁真杜吉”,为此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取茶。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将“仁真杜吉”运入西藏: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坐竹筏到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后,再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然后经远洋轮船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
1939年的年末,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两白银,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退出茶叶贸易。伴随着“仁真杜吉”品牌的消失,伴随着西康新省的发展,民间大茶商以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中转站,赶脚运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饮鸩止渴的鸦片贸易
茶叶是可以摆在明面上的交易,而鸦片,则是暗地开放的“恶之花”。的确, 20世纪30年代的康定及至西康,无疑是鸦片毒品鼎盛的黄金年代。
1939年,学成回国的黄万里,以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工程师、测量队长的身份,正在实地踏勘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在日后的报告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
同是这一年的五六月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四川。他受国民党政府外派视察西康省宁属地区,目睹地方政府与地方军阀只顾搜刮民财以饱私囊,民不堪命,水患匪患频起,到处种植鸦片,大鸦泛滥,曾痛心疾首地赋诗《西昌》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
1939年,在康定,面对全国的禁绝鸦片令,刘文辉经常召开“禁政”大会,大会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鸦片种植广泛,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刘文辉的防地。据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披露:鸦片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39年的康定城内,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后,他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这样,一个普通的职员哪怕一年做几趟,也能获利许多倍。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晚年回忆道: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就是其中之一。
恶之花四处绽放,这是当时一个新省诞生时无法逃避的尴尬。晚年的刘文辉也曾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影像与歌声中的康定
1939年,在康定,有人早已将“溜溜调”列为“康定十景”之一,名曰“子耳樵歌”。而此时,“跑马溜溜”山歌的重要传播人之一戴爱莲,正在英国为购买一张回国的船票而费尽心机。而在康定,这一年,张央,曹淑芳、李郁青、李培源、孙玉华等一批热血青年,正收拾行李,准备去陪都重庆市就读直属教育部的国立边疆学校,在那里,5年后,一位叫沙梅的音乐人,将把这首“溜溜调”记下,出版在一名本叫《沙梅歌曲集》的书中;也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文季的福建学生,正立志报考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不久后,他将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转交给他的声乐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将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又将把《跑马溜溜的山上》正式改名为《康定情歌》,并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演唱。
同时,1939年夏天,一支马队开往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川西藏区,这是“川康科学考察团”,其中有一位名叫孙明经的年青人。
在西康,孙明经完成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他后来回忆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五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拍摄了八百多张照片,业经编目。”
这些老照片记录了一段不该被人们忘记的历史,这段特殊岁月的时间起始在1939年,故事的主人公只有短短两个字:康定。
1939年,“跑马溜溜”的康定原本是中国内陆一个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但它却在刘文辉的苦心经营下,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省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跑马溜溜”的山歌在这个过程中传出山外,外省的年轻人带着现代化的照相器材来这里,留下了一个城市变革时期的容颜,以及这个过程中康定摆脱不掉的尴尬。 ■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已两年。元月一日,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在音乐会上合唱着抗战歌曲。
但是对于康定,这一天值得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国民党政府一个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会。
一个浮出水面的新省
1933年秋,刘文辉与刘湘的叔侄大战如火如荼,刘文辉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来,一路退守雅安。在雅安,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但当地一位精通星相术的神父却送给他一句充满玄机的话语:“生命始于四十。”
40岁的确是一个转机,这一年刘文辉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在四川边远贫瘠的康定,44岁的刘文辉如愿以偿,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1939年元月的康定,刘文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弥补内战时留下的隔阂,大街面上贴满了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他还特意把康定最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中正街”。为了突出建省的喜气,街上四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
元月的西康省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百姓和喇嘛,几乎全城出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辉端坐正中,左右为与会的高官、大员和各县县长。
当刘文辉作演讲时,瘦高而两颊松弛的他,一改从前的沮丧与低调,在台上豪情壮志地阐释了自己为这个新省确定的目标:“化边地为腹地”,赶上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化边地为腹地
1939年的康定,因为一个新省份的出现,政治上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而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也的确收到了成效。1939年的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办公外,必于12:00-13:00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将重要事件当场提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效率提高不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在1939年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一次演讲中,他用少有的温情语调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
当年,遍布康定与西康的一大景观是:简陋的县政府与豪华的学堂。这恰好证明了刘文辉的那句话:官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官员就地免职。1939年,就连刘文辉的西康省省政府也朴素得近乎简陋了:大门洞开,未设一扇门户,门前砖石柱子斑驳,书写着“西康省政府”的牌楼背后,不得不用几根巨大的木梁在两边支撑着,以免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轰然倒下。而刘本人对教育是如此重视,以至于同年,巴安县县长赵国泰为表自己对省主席的忠心不二,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
1939年,康定全城仅有一座装机容量为50千瓦的小水电站。在俄国人顾彼得的记述中,康定当时许多民房和店铺虽然配备有足够的电灯泡,但灯泡的象征意义远远胜过它的实用价值。电站发电机常常损坏,由于功率太小而负荷太大,电灯在夜里开始很亮,但慢慢地会变得昏暗下去,在漫漫长夜中继续变成黯淡的隐隐约约的一丝红光。当店铺、饭馆、戏院都关了门,人们开始回去睡觉时,电灯又会猛地亮了起来,由此烧掉不少灯泡。
康定古城二水夹流,滔滔的河水成为刘文辉眼中发展康定的最佳自然资源,1939年10月25日,西康省著名的《康导月刊》刊登了一条新闻:省政府要在康定城外的升航村建立一座新的500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其发电机是从美国运来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发电机运进了康定。
然而,正是在包括修建水电站等一系列革新举动中,刘文辉却面对一个巨大的矛盾:金钱。升航水电站前后共花了一亿元,刘文辉几乎动用了当时康定所有的银行资金,最后还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笔钱。不仅建水电站,百废待兴的西康省到处需要用钱。
康藏茶叶公司诞生,姜氏家族退场
解决的办法,刘文辉想到了:整治“边茶贸易”。
20世纪30年代,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是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的康定向内地运出羊毛40万斤、麝香1200斤、兽皮4万余张,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药材累计15万斤左右;而内地输入茶33万包,布10万匹,面粉、青油两项累计近80万斤。一个弹丸小城,因为汉藏贸易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
因此,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刘文辉的这一决定,对于西康的大茶商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比如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这个茶叶大户,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请引”设店办茶厂算起,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
直至1939年以前,雅安边茶每年都在6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竟达830万斤,这其中姜氏茶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告示中,以后边茶贸易的操作已讲得明明白白:统制购销,茶商入股,把原来五斗米一担的茶价压低至二斗米。同时,因收购价低,茶农纷纷砍伐茶树改种其他作物,且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割烟季节又正是采茶时季,茶农干脆割烟而疏忽采茶,茶叶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
于是“公兴茶店”分店的商铺内,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加入“康藏茶叶公司”,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西藏的高僧喝不到姜家名茶“仁真杜吉”,为此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取茶。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将“仁真杜吉”运入西藏: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坐竹筏到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后,再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然后经远洋轮船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
1939年的年末,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两白银,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退出茶叶贸易。伴随着“仁真杜吉”品牌的消失,伴随着西康新省的发展,民间大茶商以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中转站,赶脚运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饮鸩止渴的鸦片贸易
茶叶是可以摆在明面上的交易,而鸦片,则是暗地开放的“恶之花”。的确, 20世纪30年代的康定及至西康,无疑是鸦片毒品鼎盛的黄金年代。
1939年,学成回国的黄万里,以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工程师、测量队长的身份,正在实地踏勘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在日后的报告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
同是这一年的五六月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四川。他受国民党政府外派视察西康省宁属地区,目睹地方政府与地方军阀只顾搜刮民财以饱私囊,民不堪命,水患匪患频起,到处种植鸦片,大鸦泛滥,曾痛心疾首地赋诗《西昌》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
1939年,在康定,面对全国的禁绝鸦片令,刘文辉经常召开“禁政”大会,大会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鸦片种植广泛,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刘文辉的防地。据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披露:鸦片的利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39年的康定城内,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后,他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这样,一个普通的职员哪怕一年做几趟,也能获利许多倍。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晚年回忆道: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就是其中之一。
恶之花四处绽放,这是当时一个新省诞生时无法逃避的尴尬。晚年的刘文辉也曾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影像与歌声中的康定
1939年,在康定,有人早已将“溜溜调”列为“康定十景”之一,名曰“子耳樵歌”。而此时,“跑马溜溜”山歌的重要传播人之一戴爱莲,正在英国为购买一张回国的船票而费尽心机。而在康定,这一年,张央,曹淑芳、李郁青、李培源、孙玉华等一批热血青年,正收拾行李,准备去陪都重庆市就读直属教育部的国立边疆学校,在那里,5年后,一位叫沙梅的音乐人,将把这首“溜溜调”记下,出版在一名本叫《沙梅歌曲集》的书中;也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文季的福建学生,正立志报考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不久后,他将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转交给他的声乐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将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又将把《跑马溜溜的山上》正式改名为《康定情歌》,并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演唱。
同时,1939年夏天,一支马队开往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川西藏区,这是“川康科学考察团”,其中有一位名叫孙明经的年青人。
在西康,孙明经完成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他后来回忆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五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拍摄了八百多张照片,业经编目。”
这些老照片记录了一段不该被人们忘记的历史,这段特殊岁月的时间起始在1939年,故事的主人公只有短短两个字:康定。
1939年,“跑马溜溜”的康定原本是中国内陆一个满目疮痍的西部小城,但它却在刘文辉的苦心经营下,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省也从边地踏上了迈向经济中心的进程,“跑马溜溜”的山歌在这个过程中传出山外,外省的年轻人带着现代化的照相器材来这里,留下了一个城市变革时期的容颜,以及这个过程中康定摆脱不掉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