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指挥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同台合作。曲目之一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在这个乐团指挥柴可夫斯基作品，可以说是班门弄斧。乐团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为基础，全团60%的演奏员是这一学院教授，乐团经理原来只给一次排练机会：“大家喝醉了都不会错。”但是我要求排练3天，我要表现我所理解的柴可夫斯基和俄罗斯文化。
　　那一次演出，下半场“柴四”让他们信服，上半场由吕思清、孔祥东领衔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让他们震撼。全世界都认为交响乐是西方的—一自文艺复兴至今交响乐发展出德奥、西欧、东欧、北欧、俄罗斯等学派—一今日中国完全有基础也有条件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我们善于学习，不仅精准、娴熟地掌握交响乐不同派别的技法，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音乐传统和中国文化根基。过去我们也不乏优秀原创交响乐作品，但是缺乏普遍认同感，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演奏西方曲目才是正宗，演中国作品“差不多”就行了。就是这种“差不多”心态，让好作品也出不来好效果。现在大家有了共识，而且作曲、指挥、演奏三方面都达到国际水准。
　　尤其很多中国音乐家在国际上大露头角，谭盾、叶小纲、陈其钢、王西麟、郭文景等，但是众人只知道中国音乐家不知道中国作品怎么行？建立中国交响乐学派最终靠的是作品。有了作品，再交由这一批中坚力量在海内外演出。2017年，大提琴家王健在德国演奏陈其钢取材琴曲《梅花三弄》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大受欢迎，无论台上的演奏家还是台下观众，都要求增加场次。
　　近20年，我每年委约海内外中国作曲家拿出原创作品，比如郭文景打击乐协奏曲《山之祭》、交响序曲《莲花》，张干一交响曲《荼》等等，创作主题往往是我和音乐家彼此激发碰撞的结果，具体创作全权交由作曲家。音乐史讲的是作曲家和作品的历史，像莫扎特、贝多芬，他们被载入史册离不开乐队演奏。对于当代中国音乐家、当代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来说，我们在做同样的事。北京交响乐团倾全力把当代作品带到各国观众面前，8次欧洲巡演，中美洲、北美洲巡演，参加德沃夏克音乐节等主流国际音乐节，乐团每场演出有一半都是中國作品；百代唱片公司为乐团录制8张唱片，也有一半是中国当代作品。我个人应邀担任海外乐团客座指挥，同样坚持中外作品1：1。
　　10多年过去，国外观众对中国当代原创交响作品的接受心态也在发生转变。一开始是猎奇、勉强接受，后来是理解，再后来是不仅主动要求带中国作品去，而且经常要求加演。外国乐迷难以想象中国人不仅娴熟掌握西方交响乐写作技法，而且创作出他们所没有的音乐。比如中国民乐的笛子、琵琶等，表现力极强，交响乐队的厚度和纯度恰恰可以衬托出民乐的独特音色。
　　可用于建构中国交响学派的中国素材太丰富了，古代的、现代的，地域的、民族的，戏曲的、民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上党梆子，这种语言就是西方音乐语言里压根没有的。更不用说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性大，淮扬的温软、蜀地的高亢、东北的野性、燕赵的悲怆，真正深入进去，不可穷尽。鲍元恺《炎黄风情—一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就是化用中国中南、西南、东北、西北、江浙等6个地区民歌创作而成。我们马上到台湾演出，这次新加上了台湾地区民歌素材。这种化用不是拼贴，是融入血脉的对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情感的理解和传递。
　　此次北京交响乐团参加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选择的也都是融汇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的委约作品。音乐是语言的尽头，此次演奏的郭文景交响序曲《莲花——献给2012年伦敦奥运会》非常东方，作曲家和演奏家共同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音块、音场，有彷徨、有苦闷、有冲突、有醍醐灌顶的豁然开朗和空灵之美；张干一管弦乐组曲《云南随想》，是作曲家多次深入云南采风后，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造性使用；鲍元恺第三交响曲《京剧》，第一乐章悲壮的行板突出铜管乐器，对应京剧中的净行，第一二乐章诙谐的急板对应丑行，第三乐章深沉的慢板全部使用弦乐，对应旦行，第四乐章辉煌的快板突出打击乐，是生行；下半场是周龙交响组曲《京华风韵》，叙事性和画面感更强，是作曲家远在异国对老北京生活记忆的遥想和历史回想。
　　指挥这些中国原创作品，我最大感受是：这些就是我们母语的体现。我们和西方音乐之间存在着文化和历史隔膜，需要学习转化过程，就像傅聪先生所说，他演奏肖邦时把自己对唐诗的理解融了进去。中国作品不然，我们可以最直接、最深入地理解它、诠释它。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什么经演不衰？它来自越剧。戏曲、民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了儿百年，有深刻的人民性。李德伦老师等老一代音乐大师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交响乐发展和普及。继续探寻中国文化根脉，通过交响乐这种国际通行的艺术语言，把中国文化展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音乐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