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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其新作《文学事件》中，他重申了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重要关系，并且对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特别是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的解读问题，是伊格尔顿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试图总结和梳理的。
关键词：文学；意识形态；形式；结构化
作者简介：朱鸿旭（1991-），男，汉族，四川省通江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2
引言：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通过梳理和总结众多文论流派的理论主张，对文学本质、事件、虚构等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阐释，并提出了“结构化”的文学阅读策略。伊格尔顿曾自称：我不把自己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考察文学与社会的方法和视角在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文學事件》中，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且积极与新的思想潮流进行融汇与交流，显示出他对理论问题的创新性和敏锐性。
一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中，作品的结构、风格、语言等形式方面，甚至作品的消费方式、外观、生产方式都是考察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切入口。西方理论界对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虽然在伊格尔顿这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起点和先声却早有渊源，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西方批评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谓的“形式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形式意识形态”并不是文学或艺术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仅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类型、风格、结构和叙事方式等等形式之中。[2]早在卢卡奇那里，形式就被看做是意识形态在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承担者，法兰克福学派则运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出了“审美形式理论”，通过这种形式一元论寻求人类解放的真理。马舍雷对于文本中的“沉默”的研究，以及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都体现出从文本形式的裂缝中寻找文本阐释空间的尝试。而几乎与伊格尔顿同时，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清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促进了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构建。西方学者对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左翼政治力量的衰落，共产主义实验的破灭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和削弱，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寻找新的理论资源，进行调试和更新。并且，马克思对文学的论述本身就是零散不成体系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也有利于理论家进行创新和探索。另外，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形式论”的理论思潮席卷了各个研究领域，不论是在语言学，哲学还是文学理论界都有巨大的导向作用，这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与形式研究的结合。
二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他的讨论主要是在评述各个文论流派主张的过程中展开的，他发现“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极富成效的联盟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所带来的问题与其所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3]这种联盟关系主要就体现在形式主义为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新的途径，在这条新途径的开辟者中，首屈一指的是法国理论家马舍雷，马舍雷把文学看作是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完成了它的经验化过程，成为接受者可以感知的经验。通过文学的中介，意识形态从观念系统转化为一种工具，接受者凭借这种工具可以理解作为社会和历史决定物的自身。但是，马舍雷同时指出，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发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文本的镜面反映，意识形态被打碎、翻转和暴露，在文本中改变了它原来的面目”[4]，只有在作品的深层，在黑暗与沉默、空白与未定之处，我们才能找到意识形态逃逸的踪迹。伊格尔顿肯定了马舍雷的沉默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通常拒绝承认自己的边界，天真地想象自己的范围是无限的、永恒的。不过，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和具体化的作用恰恰在于：它使所有那些因为某种社会现实而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的缺口、沉默和省略开始言说自身。”[5]马舍雷的沉默理论同时提示了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在文本之前，它是一个自足自在的抽象系统，维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而在文本中，它又能巧妙地隐藏自身，当普通读者和传统批评注目于作品内容之时，使自己抽身而出。这一点似乎是伊格尔顿之前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声称：“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破坏控制它的意识形态”[6]而在《文学事件》中，他对此做了更正，他承认自己忽略了意识形态的“足智多谋”和“多产性”。伊格尔顿认为，马舍雷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种子扎根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土壤之中，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意识形态内容和自身之间展开了一种内在的距离，这种距离允许我们用一种疏离和潜在解放的方式觉察出意识形态的内容。”[7]这一理论无疑对马舍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马舍雷又启发了伊赛尔的空白理论，从而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推向更新的阶段。
三
在伊格尔顿这里，形式的内涵也更加宽广了，不仅包括语言、修辞和风格意义上的形式，也包括潜在的形式，即空白或沉默的形式。形式的沉默和空白也为《文学事件》第五节“策略化阅读”埋下了伏笔。
前面已经谈到，伊格尔顿肯定了马舍雷对关于意识形态的“沉默”理论，承认了意识形态的多产性和足智多谋。那么，如何发现潜藏在文本深处，甚至是文本空白处的意识形态呢？伊格尔顿对此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过，他在对精神分析的评述中已经给了我们提示：“正如潜在的渗透到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一样，无意识并非是我们可以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我们认知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已经被自我策略化地塑造过了的形式。”这一分析的重点虽然不在意识形态，不过，既然他也承认了意识形态和无意识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大可以仿照他的说法：我们认知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已经被作者策略化地塑造过的文学形式。 这一策略化的塑造过程就是文学事件，文学事件与结构化是同一个意义的两种不同表示，伊格尔顿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解释了他对“事件”的理解：我们需要一种将梦文本（dream-text）当做事件和结构的分析方法，也即把它结构化的分析方法。这正是弗洛伊德在谈及“梦的运作”（dream-work）所用的方法，它代表了一种对梦的材料的生成、压缩、抑制、变形、替换、伪装、美化的动态过程。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确实给了伊格尔顿很大的启示，与梦的生成类似，文学同样是材料的变形和伪装过程，是意识形态的隐匿和置换的过程。正因为这样的过程是动态的，从而使文学成为一种事件，一种意义的生产过程。
伊格尔顿把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解读过程看做是一个“问答式”的结构，“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過程，就是重构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语境，这些语境提出问题，而作品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8]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答一样重要，因为问题指示了解决的方向，当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其答案也就在不远处了。伊格尔顿把阿尔都塞的“问题式”（problematic）阅读方法和福柯的“认知决定性”（episteme-determines）结合起来，这些理论都强调，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框架将会决定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什么成为答案和解释。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结合了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等人的理论成果，又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方法，其生成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再加上他飞扬的文采和跳动的思绪，使他的思想显得驳杂艰深，缤纷诡谲。他在《文学事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反复思考。
注释：
[1]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
[2]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
[3]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95.
[4]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 Geoffrey Wall，Routledge，London，1978.P132.
[5]同上P96.
[6]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 1976，Ch.5
[7]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96.
[8]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7.
参考文献：
[1]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2]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M]. Geoffrey Wall，Routledge，London，1978.
[3]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M].London 1976.
[4]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
关键词：文学；意识形态；形式；结构化
作者简介：朱鸿旭（1991-），男，汉族，四川省通江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2
引言：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通过梳理和总结众多文论流派的理论主张，对文学本质、事件、虚构等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阐释，并提出了“结构化”的文学阅读策略。伊格尔顿曾自称：我不把自己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考察文学与社会的方法和视角在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文學事件》中，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且积极与新的思想潮流进行融汇与交流，显示出他对理论问题的创新性和敏锐性。
一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中，作品的结构、风格、语言等形式方面，甚至作品的消费方式、外观、生产方式都是考察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切入口。西方理论界对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虽然在伊格尔顿这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起点和先声却早有渊源，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西方批评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谓的“形式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形式意识形态”并不是文学或艺术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仅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类型、风格、结构和叙事方式等等形式之中。[2]早在卢卡奇那里，形式就被看做是意识形态在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承担者，法兰克福学派则运用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出了“审美形式理论”，通过这种形式一元论寻求人类解放的真理。马舍雷对于文本中的“沉默”的研究，以及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都体现出从文本形式的裂缝中寻找文本阐释空间的尝试。而几乎与伊格尔顿同时，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清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促进了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构建。西方学者对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左翼政治力量的衰落，共产主义实验的破灭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和削弱，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寻找新的理论资源，进行调试和更新。并且，马克思对文学的论述本身就是零散不成体系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也有利于理论家进行创新和探索。另外，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形式论”的理论思潮席卷了各个研究领域，不论是在语言学，哲学还是文学理论界都有巨大的导向作用，这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与形式研究的结合。
二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他的讨论主要是在评述各个文论流派主张的过程中展开的，他发现“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极富成效的联盟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所带来的问题与其所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3]这种联盟关系主要就体现在形式主义为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新的途径，在这条新途径的开辟者中，首屈一指的是法国理论家马舍雷，马舍雷把文学看作是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完成了它的经验化过程，成为接受者可以感知的经验。通过文学的中介，意识形态从观念系统转化为一种工具，接受者凭借这种工具可以理解作为社会和历史决定物的自身。但是，马舍雷同时指出，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发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文本的镜面反映，意识形态被打碎、翻转和暴露，在文本中改变了它原来的面目”[4]，只有在作品的深层，在黑暗与沉默、空白与未定之处，我们才能找到意识形态逃逸的踪迹。伊格尔顿肯定了马舍雷的沉默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通常拒绝承认自己的边界，天真地想象自己的范围是无限的、永恒的。不过，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和具体化的作用恰恰在于：它使所有那些因为某种社会现实而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的缺口、沉默和省略开始言说自身。”[5]马舍雷的沉默理论同时提示了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在文本之前，它是一个自足自在的抽象系统，维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而在文本中，它又能巧妙地隐藏自身，当普通读者和传统批评注目于作品内容之时，使自己抽身而出。这一点似乎是伊格尔顿之前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声称：“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破坏控制它的意识形态”[6]而在《文学事件》中，他对此做了更正，他承认自己忽略了意识形态的“足智多谋”和“多产性”。伊格尔顿认为，马舍雷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种子扎根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土壤之中，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意识形态内容和自身之间展开了一种内在的距离，这种距离允许我们用一种疏离和潜在解放的方式觉察出意识形态的内容。”[7]这一理论无疑对马舍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马舍雷又启发了伊赛尔的空白理论，从而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推向更新的阶段。
三
在伊格尔顿这里，形式的内涵也更加宽广了，不仅包括语言、修辞和风格意义上的形式，也包括潜在的形式，即空白或沉默的形式。形式的沉默和空白也为《文学事件》第五节“策略化阅读”埋下了伏笔。
前面已经谈到，伊格尔顿肯定了马舍雷对关于意识形态的“沉默”理论，承认了意识形态的多产性和足智多谋。那么，如何发现潜藏在文本深处，甚至是文本空白处的意识形态呢？伊格尔顿对此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过，他在对精神分析的评述中已经给了我们提示：“正如潜在的渗透到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一样，无意识并非是我们可以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我们认知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已经被自我策略化地塑造过了的形式。”这一分析的重点虽然不在意识形态，不过，既然他也承认了意识形态和无意识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大可以仿照他的说法：我们认知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已经被作者策略化地塑造过的文学形式。 这一策略化的塑造过程就是文学事件，文学事件与结构化是同一个意义的两种不同表示，伊格尔顿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解释了他对“事件”的理解：我们需要一种将梦文本（dream-text）当做事件和结构的分析方法，也即把它结构化的分析方法。这正是弗洛伊德在谈及“梦的运作”（dream-work）所用的方法，它代表了一种对梦的材料的生成、压缩、抑制、变形、替换、伪装、美化的动态过程。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确实给了伊格尔顿很大的启示，与梦的生成类似，文学同样是材料的变形和伪装过程，是意识形态的隐匿和置换的过程。正因为这样的过程是动态的，从而使文学成为一种事件，一种意义的生产过程。
伊格尔顿把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解读过程看做是一个“问答式”的结构，“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過程，就是重构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语境，这些语境提出问题，而作品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8]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答一样重要，因为问题指示了解决的方向，当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其答案也就在不远处了。伊格尔顿把阿尔都塞的“问题式”（problematic）阅读方法和福柯的“认知决定性”（episteme-determines）结合起来，这些理论都强调，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框架将会决定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什么成为答案和解释。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结合了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等人的理论成果，又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方法，其生成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再加上他飞扬的文采和跳动的思绪，使他的思想显得驳杂艰深，缤纷诡谲。他在《文学事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反复思考。
注释：
[1]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
[2]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
[3]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95.
[4]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 Geoffrey Wall，Routledge，London，1978.P132.
[5]同上P96.
[6]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 1976，Ch.5
[7]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96.
[8]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7.
参考文献：
[1]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2]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M]. Geoffrey Wall，Routledge，London，1978.
[3]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M].London 1976.
[4]王杰 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