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于坚在《赠小丁》里别有用心地写道:“至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嘿嘿冷笑”,时代的尴尬造成了诗人的尴尬。后朦胧诗自从确立其身份和姿态以来,就一直面对着政治、技术理性、商品经济结盟的意识形态压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使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换,人的生存变得日趋表层化、平面化,对内在精神的渴求愈来愈被肤浅的欲望所取代,作为民族触角的诗人所营造的语言幻觉显得越来越轻飘。诗歌事实上正逐渐遭到社会大众的遗弃。王寅对“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的感谢”（《朗诵》）,俞心焦对诗人末日的《悼念》,伊沙的《饿死诗人》和“在冬天”“给诗人收尸”的宣告（《悲愤的收尸者》）,以及刘漫流向“未来的读者们”“郑重托付”“这些”“主人已逝”的诗篇的举措（《致未来的读者们》）,还有廖亦武在《死城》、《黄城》中对“无出路”状态的展示等,都表明我们已进入了思想贫困时代。后朦胧诗的语境完整地经历了尼采的“上帝之死”、德里达和福柯的“人之死”、利奥塔德的“知识分子之死”而抵达了“悲剧之死”的境地。在这过程中,后朦胧诗歌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流向,诗人们要么随着时代一起破碎、瓦解、变动,要么转向关注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的永恒命题,即从拆解与重构的不同角度给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