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围绕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探讨，从分析其研究视阈与研究理论入手，梳理内特尔的核心观点，再此研究基础上链接现代音乐教育现状及问题进行省思，并探索内特尔所期许展望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发展趋势，以期为音乐教育的未来描绘一幅更富生命力的图景。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 内特尔 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0-0076-03
布鲁诺·内特尔（B.Nettl，1930-）曾参与创立美国音乐人类学会，并任教于伊利诺伊斯大学，是史上知名的音乐人类学家，他不仅在世界音乐教学方面极具专业性，还曾总揽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音乐文化的音乐政策》的编写事宜。除了《原始文化中的音乐》《当代音乐与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的游览》《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改变、适应与生存》以外，布鲁诺·内特尔的学术地位还体现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音乐人类学的31（29）个问题和概念》）以及《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等著作上，此外，《中心的游览：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反思》也对世界音乐产生显著影响。
一、内特尔的思想视阈与研究理路
可以说，内特尔音乐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波及各国相关学术领域，许多学者在自身的研究学习过程中，均以内特尔的思想和音乐人类学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与话语基础，诸如德国的克里斯蒂安·卡登（《音乐社会学》）、美国的斯蒂芬·布鲁姆（《序：民族音乐学家与现代音乐史》）、克里斯多弗·A·沃特曼（《“居居”乐的历史：关于社会音乐实践的理论》）、阿里·吉哈德·雷西（《早期民族音乐学家的历史世界观：1932年开罗的一次东西方的相遇》、史蒂芬·M·斯拉维克（《拉维·香卡：传统音乐和现代性的协调者》）、罗伯特·威特默（《黑足人歌曲传承中的稳定性，1909-1968年》）、丹尼尔·M·纽曼（《跋：范式与故事》），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在自己的论文与研究领域中，引用、借鉴、讨论内特尔的思想理论，包括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价值、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定义、比较音乐学、音乐文化的差异、地方性与传统音乐的魅力、音乐的田野方法等。可见，内特尔及其理论思想价值，在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综观国内外有关内特尔学术思想研究现状，我们看到众多学者用他们的心血与汗水辛勤地付出努力，为我们了解内特尔本人及其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与信息。他们对内特尔的大量著作进行了翻译、整理，尤其是《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译著，较为详尽。同时，也有学者对内特尔研究领域的某一方面做出了深入的思考与归纳，如汤亚汀教授的《内特尔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倾向》，还有学者对于内特尔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总结提炼，如管建华教授的《内特尔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以及汤亚汀教授编译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论题和概念》等，无疑都为我们对相关课题的认识，增添了更加丰富、直接的研读资料。
作为一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一直关注着音乐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演变，他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领域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包括以下各方面：一是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定义、主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结构主义人类学发展、方法论问题、城市音乐人类学与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等。二是内特尔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世界音乐，除美洲印第安和伊朗德黑兰以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印度马德拉布等地证实田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并在中心音乐文化中赋予了边缘文化音乐价值，通过文化并置等手段，重新评判了中心文化音乐的价值。三是纵观近十年，内特尔一直在从事即兴音乐传统的研究，通过对伊朗、南亚、西亚等地即兴传统的深入分析，探讨传统历史对文化的关注，关注创作性的发挥及音乐作曲的方式。四是除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以外，内特尔还高度重视全球性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著述可以发现，内特尔不仅重视并考量音乐教育的现存问题，而且展示出后现代主义音乐人类学倾向。
正因为如此，内特尔的研究思想对一直处于传统音乐教学模式下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学术思维的冲击，激发了笔者研究内特尔及其学术思想的兴趣。同时，其音乐人类学研究也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引发我们对当前音乐教育学科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
二、内特尔思想研究基础上对现代音乐教育问题的省思
追溯历史，至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已出现系统的体系音乐学理论，并发展至当代，该体系的音乐模式从艺术形式的角度阐释音乐研究，最终作为欧洲音乐专属的研究体系，既包括分析和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外，还涉及乐谱记谱法以及音乐的审美愉悦等，充分展示了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或称体系哲学），除了基础性和确定性以外，还体现了同一性与技术性，更显现出较高的科学理性要求。而当前我们的音乐教育模式主要采用的正是这种欧洲大工业时期下产生的体系模式。纵观音乐教育可以发现，西方音乐对普通学校和专业音乐院校均产生深刻影响，除了创作、表演和听觉训练以外，还直接波及音乐教育以及价值观，一切均以科学性、普遍性為代表，在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既要求学习基本乐理、对位法、配器法以及和声，还要求掌握曲式学与音乐欣赏等。该类科学理性标志的教学范式兼具普遍性与多样性，最终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由此可知，教育教学既可以将某种音乐类型或纯音乐本体认知作为核心内容，也可以将技术的强调训练作为关键之处。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内特尔的音乐人类学思想，我们清晰地看到，内特尔在他的研究中强调音乐的文化理解，强调音乐的田野考察、实践活动与亲身体验，强调比较视野、学科交叉的有益性，并且关注传统音乐与即兴音乐的历史与发展价值，关注地方性与非西方音乐，以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内特尔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反思——我们的音乐教育现行模式，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些。 相较于人文的价值理性而言，当代音乐教育学科更加注重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不仅没有展示学科之间的对话，也没有凸显文化之间的交流，无法寻求并确认教育和课程的文化价值意义，甚至未能正视除西方音乐以外的内容，同时也忽视了知识的地方性与差异性。除了音乐教育以外，受认识论引导的客观的知识标准也直接影响了音乐文化的发展意义。
三、内特尔思想启示下对后现代音乐教育学发展趋势的思索
自20世纪60-80年代，世界开始盛行后现代思潮。随着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以往的学院哲学在反形而上的后哲学文化的影响下，转变成为对话式的世界哲学，与罗蒂强调由“体系哲学”转至“教化哲学”的观念完全吻合。相较于当代音乐教育的体系模式而言，以传统认识论为主的体系哲学与之较为相似，除了基本特征以外，也在基本问题方面保持一致，或者说将科学理性视作价值标准，遵循真理观的引导，在践行同一性原则的同时，坚持将体系视作核心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体系音乐学通过找出并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不断打破局限，找到音乐的“教化哲学”滋养，最终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管建华教授在音乐教育领域颇有建树，通过《后现代音乐教育学》指出音乐人类学的文化哲学展示了教化哲学的界定①纵观音乐人类学领域可以发现，不仅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逐渐消弭，甚至本质主义也逐步没落，真切拉近了文化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实现理解与意义的同时，达到对话与多元的境界。
而音樂人类学家内特尔的思想精髓，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精神——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理念。面对音乐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借助整合内特尔音乐思想的方式，通过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发现并解决音乐教育的现存问题，进行教育目的、课程建设、教学活动等内容方面的改革，从而令我们的音乐教育走出西方音乐科学理性的技术工具教学范式与体系模式，不断探索具有全新生命力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的音乐教育发展该走向何方？
首先，在后现代语境下，能够有效增强音乐教育学和文化理解视界之间的融合性。石中英教授认为，神话与习俗的时代是首个教育时代，继而进入哲学时代以及科学时代，并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界定了21世纪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时代。传统音乐教育学主要存在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普遍性，二是文化无涉性，仅赋予音乐以艺术作品的地位，除了音乐存在的方式以外，相关构成要素也是理解音乐的重要标准;并将音乐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认知纯音乐本体，二是提升技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没有考虑与音乐有关的哲学、地理、文学和宗教，亦没有结合相关历史、风俗以及语言等。不同于前者，音乐人类学把音乐划至文化板块，既重视声音、行为以及音乐概念，也强调相关的文化现象。内特尔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表示：“音乐，既要结合相应的文化背景，也要联系有关的社会情况，通过糅合进入文化当中的方式，方能得到最佳的理解。”②文化是音乐的发源地，而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反映着生活，承载着历史的内涵。当我们走出纯技术的教育与研究的桎梏，结合文化意义背景，通过文化角度探知音乐，利用文化的理解方式剖析音乐，我们的音乐教育才能展现并成为音乐生命的写照。
其次，我们的音乐教育学将回归生活世界与社会实践。除了美洲印第安和伊朗德黑兰以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印度马德拉布等地证实田野实地考察的重要地位，获得详实的切身体验的音乐经验。其实，内特尔是将音乐认知视为一种生活经验与实践参与。相较于审美而言，人的起源和存在才是音乐源起与存在的根基。因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具有社会效用的，它不仅源于生活和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建构、实践经验。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同样要求以回归生活世界与实践为本，不能只注重科学世界，而忽视生活世界。
同时，音乐教育学科必然转向对话的人文学科方法。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力求否定西方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方法，强调摧毁基础信念与本质真理，摧毁音乐技术的同一化、客观化、标准化，从而以解释学视角追求多元、追求对话的价值。音乐借助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参与实践，实现活动和音乐主体的对话;学科与学科之间进行交叉对话，除了历史和哲学以外，还能实现与政治学科领域的对话，借助学科对话的手段达到视阈交叉的目的;不仅如此，不同文化之间，也在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中，体会到价值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最后，正如内特尔研究所关注的——音乐教育必然闪现世界音乐的多元色彩。各类音乐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展示出真实有力的文化。在当代音乐学的体系模式的影响下，音乐教育的价值标准逐步单调，知识标准拘于客观，甚至仅将某类歌唱声音作为终极目标，既不能丰富世界音乐文化发展，也无法全面认知差异。通过后现代人类学文化并置的方式，音乐人类学解构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她的目光不仅在关注欧洲音乐体系，还对此外的音乐文化给予高度重视。所以，在未来音乐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地方类与传统类音乐以外，还将在课程与教学体系设置中引入边缘类音乐，并全面展示世界各地域音乐文化的理解，切实实施并推广世界音乐课程，打破西方欧洲音乐体系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彻底走出他人的山谷，领域并接纳体系以外的世界，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迈进。
四、结语
在后现代知识型逐步取代现代知识型的过程中，以往的“客观性”与“中立性”逐渐弱化，“普遍性”的现代也逐步消弭，转而展现出后现代的“文化性”、“境域性”以及“价值性”。我们的音乐教育领域也向往着与更新的视界相遇。进入21世纪初的后工业时代，当代音乐教育必须应对社会文化话语的转变与发展，既要持续优化理论内容，又要不断创新实践，结合发展需求转变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方向，除了音乐人类学以外，还需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视作发展重心，打破以往音乐教育和音乐学的局限，敞开怀抱迎接全新的世界。
注释：
①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②刘沛译：《“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年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第64页。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 内特尔 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0-0076-03
布鲁诺·内特尔（B.Nettl，1930-）曾参与创立美国音乐人类学会，并任教于伊利诺伊斯大学，是史上知名的音乐人类学家，他不仅在世界音乐教学方面极具专业性，还曾总揽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音乐文化的音乐政策》的编写事宜。除了《原始文化中的音乐》《当代音乐与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的游览》《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改变、适应与生存》以外，布鲁诺·内特尔的学术地位还体现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音乐人类学的31（29）个问题和概念》）以及《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等著作上，此外，《中心的游览：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反思》也对世界音乐产生显著影响。
一、内特尔的思想视阈与研究理路
可以说，内特尔音乐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波及各国相关学术领域，许多学者在自身的研究学习过程中，均以内特尔的思想和音乐人类学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与话语基础，诸如德国的克里斯蒂安·卡登（《音乐社会学》）、美国的斯蒂芬·布鲁姆（《序：民族音乐学家与现代音乐史》）、克里斯多弗·A·沃特曼（《“居居”乐的历史：关于社会音乐实践的理论》）、阿里·吉哈德·雷西（《早期民族音乐学家的历史世界观：1932年开罗的一次东西方的相遇》、史蒂芬·M·斯拉维克（《拉维·香卡：传统音乐和现代性的协调者》）、罗伯特·威特默（《黑足人歌曲传承中的稳定性，1909-1968年》）、丹尼尔·M·纽曼（《跋：范式与故事》），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在自己的论文与研究领域中，引用、借鉴、讨论内特尔的思想理论，包括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价值、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定义、比较音乐学、音乐文化的差异、地方性与传统音乐的魅力、音乐的田野方法等。可见，内特尔及其理论思想价值，在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综观国内外有关内特尔学术思想研究现状，我们看到众多学者用他们的心血与汗水辛勤地付出努力，为我们了解内特尔本人及其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与信息。他们对内特尔的大量著作进行了翻译、整理，尤其是《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译著，较为详尽。同时，也有学者对内特尔研究领域的某一方面做出了深入的思考与归纳，如汤亚汀教授的《内特尔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倾向》，还有学者对于内特尔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总结提炼，如管建华教授的《内特尔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以及汤亚汀教授编译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论题和概念》等，无疑都为我们对相关课题的认识，增添了更加丰富、直接的研读资料。
作为一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一直关注着音乐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演变，他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领域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包括以下各方面：一是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定义、主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结构主义人类学发展、方法论问题、城市音乐人类学与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等。二是内特尔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世界音乐，除美洲印第安和伊朗德黑兰以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印度马德拉布等地证实田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并在中心音乐文化中赋予了边缘文化音乐价值，通过文化并置等手段，重新评判了中心文化音乐的价值。三是纵观近十年，内特尔一直在从事即兴音乐传统的研究，通过对伊朗、南亚、西亚等地即兴传统的深入分析，探讨传统历史对文化的关注，关注创作性的发挥及音乐作曲的方式。四是除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以外，内特尔还高度重视全球性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著述可以发现，内特尔不仅重视并考量音乐教育的现存问题，而且展示出后现代主义音乐人类学倾向。
正因为如此，内特尔的研究思想对一直处于传统音乐教学模式下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学术思维的冲击，激发了笔者研究内特尔及其学术思想的兴趣。同时，其音乐人类学研究也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引发我们对当前音乐教育学科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
二、内特尔思想研究基础上对现代音乐教育问题的省思
追溯历史，至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已出现系统的体系音乐学理论，并发展至当代，该体系的音乐模式从艺术形式的角度阐释音乐研究，最终作为欧洲音乐专属的研究体系，既包括分析和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外，还涉及乐谱记谱法以及音乐的审美愉悦等，充分展示了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或称体系哲学），除了基础性和确定性以外，还体现了同一性与技术性，更显现出较高的科学理性要求。而当前我们的音乐教育模式主要采用的正是这种欧洲大工业时期下产生的体系模式。纵观音乐教育可以发现，西方音乐对普通学校和专业音乐院校均产生深刻影响，除了创作、表演和听觉训练以外，还直接波及音乐教育以及价值观，一切均以科学性、普遍性為代表，在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既要求学习基本乐理、对位法、配器法以及和声，还要求掌握曲式学与音乐欣赏等。该类科学理性标志的教学范式兼具普遍性与多样性，最终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由此可知，教育教学既可以将某种音乐类型或纯音乐本体认知作为核心内容，也可以将技术的强调训练作为关键之处。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内特尔的音乐人类学思想，我们清晰地看到，内特尔在他的研究中强调音乐的文化理解，强调音乐的田野考察、实践活动与亲身体验，强调比较视野、学科交叉的有益性，并且关注传统音乐与即兴音乐的历史与发展价值，关注地方性与非西方音乐，以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内特尔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反思——我们的音乐教育现行模式，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些。 相较于人文的价值理性而言，当代音乐教育学科更加注重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不仅没有展示学科之间的对话，也没有凸显文化之间的交流，无法寻求并确认教育和课程的文化价值意义，甚至未能正视除西方音乐以外的内容，同时也忽视了知识的地方性与差异性。除了音乐教育以外，受认识论引导的客观的知识标准也直接影响了音乐文化的发展意义。
三、内特尔思想启示下对后现代音乐教育学发展趋势的思索
自20世纪60-80年代，世界开始盛行后现代思潮。随着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以往的学院哲学在反形而上的后哲学文化的影响下，转变成为对话式的世界哲学，与罗蒂强调由“体系哲学”转至“教化哲学”的观念完全吻合。相较于当代音乐教育的体系模式而言，以传统认识论为主的体系哲学与之较为相似，除了基本特征以外，也在基本问题方面保持一致，或者说将科学理性视作价值标准，遵循真理观的引导，在践行同一性原则的同时，坚持将体系视作核心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体系音乐学通过找出并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不断打破局限，找到音乐的“教化哲学”滋养，最终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管建华教授在音乐教育领域颇有建树，通过《后现代音乐教育学》指出音乐人类学的文化哲学展示了教化哲学的界定①纵观音乐人类学领域可以发现，不仅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逐渐消弭，甚至本质主义也逐步没落，真切拉近了文化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实现理解与意义的同时，达到对话与多元的境界。
而音樂人类学家内特尔的思想精髓，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精神——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理念。面对音乐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借助整合内特尔音乐思想的方式，通过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发现并解决音乐教育的现存问题，进行教育目的、课程建设、教学活动等内容方面的改革，从而令我们的音乐教育走出西方音乐科学理性的技术工具教学范式与体系模式，不断探索具有全新生命力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的音乐教育发展该走向何方？
首先，在后现代语境下，能够有效增强音乐教育学和文化理解视界之间的融合性。石中英教授认为，神话与习俗的时代是首个教育时代，继而进入哲学时代以及科学时代，并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界定了21世纪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时代。传统音乐教育学主要存在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普遍性，二是文化无涉性，仅赋予音乐以艺术作品的地位，除了音乐存在的方式以外，相关构成要素也是理解音乐的重要标准;并将音乐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认知纯音乐本体，二是提升技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没有考虑与音乐有关的哲学、地理、文学和宗教，亦没有结合相关历史、风俗以及语言等。不同于前者，音乐人类学把音乐划至文化板块，既重视声音、行为以及音乐概念，也强调相关的文化现象。内特尔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表示：“音乐，既要结合相应的文化背景，也要联系有关的社会情况，通过糅合进入文化当中的方式，方能得到最佳的理解。”②文化是音乐的发源地，而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反映着生活，承载着历史的内涵。当我们走出纯技术的教育与研究的桎梏，结合文化意义背景，通过文化角度探知音乐，利用文化的理解方式剖析音乐，我们的音乐教育才能展现并成为音乐生命的写照。
其次，我们的音乐教育学将回归生活世界与社会实践。除了美洲印第安和伊朗德黑兰以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印度马德拉布等地证实田野实地考察的重要地位，获得详实的切身体验的音乐经验。其实，内特尔是将音乐认知视为一种生活经验与实践参与。相较于审美而言，人的起源和存在才是音乐源起与存在的根基。因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具有社会效用的，它不仅源于生活和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建构、实践经验。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同样要求以回归生活世界与实践为本，不能只注重科学世界，而忽视生活世界。
同时，音乐教育学科必然转向对话的人文学科方法。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力求否定西方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方法，强调摧毁基础信念与本质真理，摧毁音乐技术的同一化、客观化、标准化，从而以解释学视角追求多元、追求对话的价值。音乐借助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参与实践，实现活动和音乐主体的对话;学科与学科之间进行交叉对话，除了历史和哲学以外，还能实现与政治学科领域的对话，借助学科对话的手段达到视阈交叉的目的;不仅如此，不同文化之间，也在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中，体会到价值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最后，正如内特尔研究所关注的——音乐教育必然闪现世界音乐的多元色彩。各类音乐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展示出真实有力的文化。在当代音乐学的体系模式的影响下，音乐教育的价值标准逐步单调，知识标准拘于客观，甚至仅将某类歌唱声音作为终极目标，既不能丰富世界音乐文化发展，也无法全面认知差异。通过后现代人类学文化并置的方式，音乐人类学解构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她的目光不仅在关注欧洲音乐体系，还对此外的音乐文化给予高度重视。所以，在未来音乐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地方类与传统类音乐以外，还将在课程与教学体系设置中引入边缘类音乐，并全面展示世界各地域音乐文化的理解，切实实施并推广世界音乐课程，打破西方欧洲音乐体系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彻底走出他人的山谷，领域并接纳体系以外的世界，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迈进。
四、结语
在后现代知识型逐步取代现代知识型的过程中，以往的“客观性”与“中立性”逐渐弱化，“普遍性”的现代也逐步消弭，转而展现出后现代的“文化性”、“境域性”以及“价值性”。我们的音乐教育领域也向往着与更新的视界相遇。进入21世纪初的后工业时代，当代音乐教育必须应对社会文化话语的转变与发展，既要持续优化理论内容，又要不断创新实践，结合发展需求转变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方向，除了音乐人类学以外，还需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视作发展重心，打破以往音乐教育和音乐学的局限，敞开怀抱迎接全新的世界。
注释：
①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②刘沛译：《“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年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