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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改革”前的许多年里，其UFO报告资料需要突破重重壁垒才能从苏联到达西方，因此，对西方研究人员来说，苏联的UFO 报告格外珍贵。这些壁垒既包括当时苏联大众媒体与目击者的绝对沉默和守口如瓶，也包括将材料翻译出来再将这些未经许可的材料转送至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一些业余UFO研究团体就跟他们的西方同行取得了联系，这种联系被小心谨慎地维持了几十年。当时的苏联人乐于收到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免费UFO书籍和期刊，但如果想把未经中央官方媒体刊发的UFO材料发给对方，就需要三思而后行了。
当然，苏联的UFO 数据确实传到了西方UFO 组织和期刊手中，在这股数据传播的微弱溪流中，有些报告靠谱，有些不靠谱[ 将明显的已识别飞行物（IFO）和类不明飞行物（quasi-UFO）与严格意义上的不明飞行物（UFO）混淆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西方UFO学家并未对此表示不满。毕竟，从一个集权国家获得这些数据实属不易，大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这些材料也非常有价值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飞碟与西方国家并无太大差别。真是谢天谢地！
从1986年开始，这股细流就汇聚成了汪洋。对苏联民众，尤其是苏联的UFO组织来说，受邀出国拜访朋友、同行已非难事（虽然出境签证直到苏联解体才被废除），数据交换也因此颇成规模。专家互访以及独联体的UFO学家参加国际UFO会议已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自由的新风气下，即便是苏联国防部收集的UFO目击报告，也开始公之于众。事实上，这样一个新形势对世界UFO学具有相当的影响，人们需要对此给予正确评价。
目前的UFO学界有两大派别——狂热支持者与过度怀疑者，在这两种相反论调势均力敌之时，对后苏联时代的UFO研究现状给予正确评价是必要且及时的。支持者相信，随着苏联UFO数据的解密，大量UFO问题将得到解决，关于外星智慧的假说也能得到证实。而过度怀疑者认为，苏联的UFO档案毫无价值，不值得认真分析。他们认为，狡猾的俄罗斯人只是用编造的童话故事替代真实信息来愚弄西方UFO 学家，从而骗取渴望已久的美元。这不是对待苏联UFO档案该有的态度，因为，尽管苏联政府不是民主选举政府，不比民主政府更聪明，但也傻不到哪儿去。它当然不可能对UFO现象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真真切切存在着，而且不能任由毫无经验的目击者将其随意曲解为已识别的自然和技术现象。毕竟，UFO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遭遇不明飞行物的是天空中的飞行员，而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因此，尽管一些顶尖科学家习惯将其视为无稽之谈，科学界却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此外，这也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这种遭遇很少引起实际的损害或者其他明显的后果。对深陷军备竞赛、“三分天下”和经济困难时期的苏联政府来说，实在无暇对UFO事件过多关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对UFO目击报告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却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苏联的“独立UFO专家”也搜集了相关UFO数据并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探明事件真相。有时，他们甚至会印刷一些刊印文本（数量非常有限，但成功避开了苏联检察机关的耳目）。这些材料中的信息有些非常重要，也有很多无关痛痒。因为没法获得关于太空和军事测试的秘密数据，很多情况下，研究人员会将火箭的发射和返回大气层误认为是不明飞行物。事实上，尽管工作条件艰苦，苏联“地下”UFO学的知识和专业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狂热支持者得出的结论似乎略显仓促，他们认为，尽管苏联的一些UFO报告、统计数据、当局对UFO现象的分析以及西方的调查中确实包含一些重要信息，但其军方的UFO 档案很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了。这些数据很可能只是扩充现有UFO 档案的数量，不会使我们对UFO现象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
但是，过度怀疑者同样也是错误的，事实上，需要对苏联的UFO档案进行认真且不带任何偏见的分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苏联的“UFO研究领域”还是相对“纯净”的，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各种耸人听闻的报纸所玷污。苏联的目击者对不明飞行物的具体细节——比如已知的外观和行为特征——知之甚少，充其量也就知道“根据官方信息，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明飞行物”，如果他决定将目击报告发给某家报纸、科普杂志、天文台或者直接给科学院，就说明他认为该事件极其不同寻常，必须认真对待。
奥伯格对待后苏联时代的UFO学的态度非常傲慢，他的标准很简单：就某些不明飞行物（或者伪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性质与自己意见相左者，都是无能之辈，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严肃的UFO学家都必须不顾一切地将俄罗斯受感染而无可救药的UFO知识隔离开来……每隔一二十年，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俄罗斯的顶尖UFO 学家是否仍然坚信1967年的新月形不明飞行物和1977年的水母形不明飞行物是外星飞船？若依然如此，他们活该再吃一次闭门羹。”
每个俄罗斯（以防万一，也可能是乌克兰）的UFO学家看到这段话估计都会拍着胸膛说，自己从没有认为那些该死的不明飞行物是外星飞船！俄罗斯人非常清楚“隔离”这个词的含义，不想冒这个险。著名的美国UFO 专家煞费苦心地让我们走上正道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乖乖听从他的指挥。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谢谢奥伯格先生。
保险起见，我必须承认，我认为1967年的新月形不明飞行物是未完成绕地飞行而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导弹弹头的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但这能完全排除其为不明飞行物的可能性吗？未必！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彼得罗扎沃茨克的“水母”现象，肯定与“宇宙-955”号侦察卫星的发射密切相关，但还是存在一些重要的异常特征。我希望近期能就这一问题详细讨论一下。
独联体成员国的UFO 学是否就很完美呢？当然不是！跟美国和欧洲的UFO学水平差不多。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UFO学甚至是“欠完美”的，原因很简单，它是刚刚在自由的新形势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起步，对“疾病”尚无免疫力。在我们与不同寻常的“疾病”长期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市井化”的UFO主题让很多研究者错愕不已。
不过，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我们有许多严肃的专家致力UFO学的研究，比如简德莱斯博士（与奥伯格的观点相左）、普拉托夫博士、普喀什博士，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们还有一大批科学家、学者和工程师，他们对待UFO问题的态度不偏不倚（与西方UFO学家不同），愿意对此进行严肃而专业的研究。同时，这样还可以实现将UFO问题科学化的“中介目的”。独联体面临的困境可能会减缓这一进程的发展，但不可能终止它的前进。
来自独联体、欧洲和美国的严肃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以理查德· 海恩斯博士为首的“美国—独联体空中异常事物联合会”就是这种合作的最成果。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将独联体的UFO资料由俄语译成英语并负责分发译文，感兴趣的个人和组织可以联系他们位于美国的联合会办公室。至少，你可以有机会就目前UFO学的优缺点形成自己的观点。
当然，苏联的UFO 数据确实传到了西方UFO 组织和期刊手中，在这股数据传播的微弱溪流中，有些报告靠谱，有些不靠谱[ 将明显的已识别飞行物（IFO）和类不明飞行物（quasi-UFO）与严格意义上的不明飞行物（UFO）混淆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西方UFO学家并未对此表示不满。毕竟，从一个集权国家获得这些数据实属不易，大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这些材料也非常有价值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飞碟与西方国家并无太大差别。真是谢天谢地！
从1986年开始，这股细流就汇聚成了汪洋。对苏联民众，尤其是苏联的UFO组织来说，受邀出国拜访朋友、同行已非难事（虽然出境签证直到苏联解体才被废除），数据交换也因此颇成规模。专家互访以及独联体的UFO学家参加国际UFO会议已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自由的新风气下，即便是苏联国防部收集的UFO目击报告，也开始公之于众。事实上，这样一个新形势对世界UFO学具有相当的影响，人们需要对此给予正确评价。
目前的UFO学界有两大派别——狂热支持者与过度怀疑者，在这两种相反论调势均力敌之时，对后苏联时代的UFO研究现状给予正确评价是必要且及时的。支持者相信，随着苏联UFO数据的解密，大量UFO问题将得到解决，关于外星智慧的假说也能得到证实。而过度怀疑者认为，苏联的UFO档案毫无价值，不值得认真分析。他们认为，狡猾的俄罗斯人只是用编造的童话故事替代真实信息来愚弄西方UFO 学家，从而骗取渴望已久的美元。这不是对待苏联UFO档案该有的态度，因为，尽管苏联政府不是民主选举政府，不比民主政府更聪明，但也傻不到哪儿去。它当然不可能对UFO现象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真真切切存在着，而且不能任由毫无经验的目击者将其随意曲解为已识别的自然和技术现象。毕竟，UFO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遭遇不明飞行物的是天空中的飞行员，而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因此，尽管一些顶尖科学家习惯将其视为无稽之谈，科学界却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此外，这也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这种遭遇很少引起实际的损害或者其他明显的后果。对深陷军备竞赛、“三分天下”和经济困难时期的苏联政府来说，实在无暇对UFO事件过多关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对UFO目击报告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却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苏联的“独立UFO专家”也搜集了相关UFO数据并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探明事件真相。有时，他们甚至会印刷一些刊印文本（数量非常有限，但成功避开了苏联检察机关的耳目）。这些材料中的信息有些非常重要，也有很多无关痛痒。因为没法获得关于太空和军事测试的秘密数据，很多情况下，研究人员会将火箭的发射和返回大气层误认为是不明飞行物。事实上，尽管工作条件艰苦，苏联“地下”UFO学的知识和专业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狂热支持者得出的结论似乎略显仓促，他们认为，尽管苏联的一些UFO报告、统计数据、当局对UFO现象的分析以及西方的调查中确实包含一些重要信息，但其军方的UFO 档案很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了。这些数据很可能只是扩充现有UFO 档案的数量，不会使我们对UFO现象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
但是，过度怀疑者同样也是错误的，事实上，需要对苏联的UFO档案进行认真且不带任何偏见的分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苏联的“UFO研究领域”还是相对“纯净”的，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各种耸人听闻的报纸所玷污。苏联的目击者对不明飞行物的具体细节——比如已知的外观和行为特征——知之甚少，充其量也就知道“根据官方信息，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明飞行物”，如果他决定将目击报告发给某家报纸、科普杂志、天文台或者直接给科学院，就说明他认为该事件极其不同寻常，必须认真对待。
奥伯格对待后苏联时代的UFO学的态度非常傲慢，他的标准很简单：就某些不明飞行物（或者伪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性质与自己意见相左者，都是无能之辈，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严肃的UFO学家都必须不顾一切地将俄罗斯受感染而无可救药的UFO知识隔离开来……每隔一二十年，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俄罗斯的顶尖UFO 学家是否仍然坚信1967年的新月形不明飞行物和1977年的水母形不明飞行物是外星飞船？若依然如此，他们活该再吃一次闭门羹。”
每个俄罗斯（以防万一，也可能是乌克兰）的UFO学家看到这段话估计都会拍着胸膛说，自己从没有认为那些该死的不明飞行物是外星飞船！俄罗斯人非常清楚“隔离”这个词的含义，不想冒这个险。著名的美国UFO 专家煞费苦心地让我们走上正道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乖乖听从他的指挥。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谢谢奥伯格先生。
保险起见，我必须承认，我认为1967年的新月形不明飞行物是未完成绕地飞行而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导弹弹头的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但这能完全排除其为不明飞行物的可能性吗？未必！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彼得罗扎沃茨克的“水母”现象，肯定与“宇宙-955”号侦察卫星的发射密切相关，但还是存在一些重要的异常特征。我希望近期能就这一问题详细讨论一下。
独联体成员国的UFO 学是否就很完美呢？当然不是！跟美国和欧洲的UFO学水平差不多。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UFO学甚至是“欠完美”的，原因很简单，它是刚刚在自由的新形势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起步，对“疾病”尚无免疫力。在我们与不同寻常的“疾病”长期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市井化”的UFO主题让很多研究者错愕不已。
不过，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我们有许多严肃的专家致力UFO学的研究，比如简德莱斯博士（与奥伯格的观点相左）、普拉托夫博士、普喀什博士，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们还有一大批科学家、学者和工程师，他们对待UFO问题的态度不偏不倚（与西方UFO学家不同），愿意对此进行严肃而专业的研究。同时，这样还可以实现将UFO问题科学化的“中介目的”。独联体面临的困境可能会减缓这一进程的发展，但不可能终止它的前进。
来自独联体、欧洲和美国的严肃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以理查德· 海恩斯博士为首的“美国—独联体空中异常事物联合会”就是这种合作的最成果。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将独联体的UFO资料由俄语译成英语并负责分发译文，感兴趣的个人和组织可以联系他们位于美国的联合会办公室。至少，你可以有机会就目前UFO学的优缺点形成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