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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社会，人们的行为理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强烈，于是我国婚姻文化呈现出多种变迁：婚姻观念多元化、婚姻行为多样化、婚姻角色平权化以及婚姻与性相分离等。这些现象大致是由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异质化和高速流动、传统之性禁锢和现代的性解放之间的张力、社会生活及文化领域的高度商业化、计划生育政策等造成的。然而这也导致了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的核心——家庭的许多正向功能被严重弱化。
关键词 婚姻文化 家庭功能 现代性 弱化 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社会在三十多年来的快速转型，婚姻文化也无可避免在此洪流之中被席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大致包括：婚姻观念多元化、婚姻行为多样化、婚姻角色平权化以及婚姻与性相分离。
一、婚姻文化变迁的原因浅析
当代中国婚姻文化深层次的变迁既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全面变革等外部动因，也有源于婚姻文化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
经济的发展为婚姻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财富的积累迅速提升生活质量。社会上各种消费和服务行业也应运而生，引导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观念。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全面提高，经济的发展业已实质性地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促使婚姻观念从传统的重视繁衍、经济等基本需求转向注重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从重视家族、家庭转向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个性自由及其张扬。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男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差距缩小，女性在某些行业反而拥有优先发展机会。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改变了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被动角色，男女平权化成为婚姻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次，社会的异质化和高速流动使社会舆论对婚姻行为的监督功能虚化，婚姻文化在较为宽容的社会环境里加快了变迁速度。现代社会使个人的生活空间被相对放大，因而道德与舆论对个人行为的监督要比传统的同质型熟人社会显得格外宽松，道德对人的行为干预形式由他律主导型转向了自律主导型，只要不触法律底线，现代人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人际交往环境加速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已习惯于见怪不怪；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更加一体化，但如从个体生活的角度观之，则日益趋于碎片化了。社会在微观结构上的这种空前的变化，给处于婚姻中的人们以更加自由的行动空间，舆论监督的功能因而虚化，人们在生物本能的驱使下更易于追求个性化的婚姻生活方式，甚至不用为婚姻的越轨行为而担心承受道德和舆论的谴责。
再次，我国传统的性禁锢和西方现代的性解放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合力，促使性道德的错乱，加剧了婚姻文化朝向片面追求性快乐的消极方向变迁。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对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压抑人的本能需求，造成全民族的“性紧张”。这种性禁锢一旦在相应的制度规范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后，长期遭压抑的性张力很容易迫使人们走向另一种极端。以张扬人的生物性为其本质特征的所谓“人本主义”因而得以在都市人群的婚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性文化的不恰当张扬并未给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带来多少正向的价值，反倒增加了当代婚姻文化变迁中的不和谐之音。事实证明，内涵已与原意发生了本质性差异的性解放只会成为婚姻的最大威胁因素。
最后，日常生活以及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的高度商业化。 一方面，社会的泛市场化使经济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硬标准”，人格业已资本化，婚姻观更加“务实”，择偶上“重物轻人”。另一方面，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中国的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一定程度上为情色文化所主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婚姻观念和性道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诱导婚姻越轨行为的发生，尤其是演艺界公众人物屡屡失范的婚姻行为更是在社会上起着消极的示范效应。而且核心家庭结构简单，相对传统大家庭而言，核心家庭成员不用在家庭人际关系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因此，夫妇双方更有条件追求婚姻生活的质量。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必然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角色、婚姻行为等，从而加速了婚姻文化变迁。
二、婚姻文化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就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所承担的功能而言，婚姻文化的变迁对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造成一些功能的消亡，也增强或催生了某些新功能。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家庭许多具有正向价值的功能因婚姻文化的迅速裂变而被严重弱化，对社会的和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家庭开始显现出符号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所谓后现代特征。
第一，家庭的生育功能被边缘化，性功能在表面上受到重视的同时实质上被弱化。在奉行“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种唯生为上价值观的中国传统社会，结婚成家、让家庭担当起人口再生产的功能、延续祖宗香火，是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因此，生育功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的传统社会甚至超越了家庭养老送终的功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在以都市家庭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核心家庭里，生育功能不仅退居次要的位置，而且随着丁克家庭和不婚群体的快速增加，生育功能在人们的观念和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呈现进一步的边缘化趋势，现代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爱情与婚姻质量的追求。
其次，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 中国现代家庭的结构与人际关系的简化，固然改变了传统大家庭对其成员的权利和主体性施以压抑的可能性，使平等、自由、独立等合乎人性的新型家庭人际关系得以确立，但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则使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凸显，降低了家庭抗风险能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导致农业文明社会下传统的家庭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基本消失；婚前财产公证和家庭AA制的出现并在都市白领阶层中的流行，也使现代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离婚率迅速增高，家庭作为人生的港湾这一满足亲密关系和相依关系的情感功能日益弱化，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增加；婚姻当事人追求自我感觉的不恰当夸大导致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降低，使家庭对下一代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当然也使家庭的养老功能令人担忧，促使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家庭文化中的地位严重降低。诸如此类的种种因婚姻文化变迁而带来的消极后果，造成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呈现整体性的弱化趋势。 其三，家庭的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弱化。在人类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对下一代施以合乎社会理性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均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家庭的这一功能对社会尤为重要，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和社会惯习得以顺利地代际传承，是社会这一特殊的存在赖以实现自我复制的最为根本的机制之基础。中国当前婚姻文化变迁所引发的严峻的家庭问题，使家庭所承担的积极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受到严重冲击。家庭责任感的模糊和缺失或者夫妻关系失衡使许多家庭事实上成为儿童人格失常的首要原因。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成长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养方式会对其终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卡迪纳的名言“儿童是成人之父”，实际上强调的正是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未成年人的行为越轨业已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虽然社会和学校对此现象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和教育功能的弱化与失当，毫无疑问是青少年成长危机的主因。
其四，家庭对社会的稳定功能弱化。我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曾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万事兴”。可见，家庭对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稳定功能，它满足了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家庭使社会成员自出生之日起就被安置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这种社会关系，个体获得了最初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并在成长过程中借助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而逐渐认同这种源自家庭的社会角色，即是说，家庭在总体上保证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各就其位。实际上，家庭的生育功能、安全与保障功能、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皆是家庭对社会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功能体现。这些功能的弱化，必然带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所承担的社会稳定功能的消解。此外，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看，婚姻把性活动规范于家庭中，确保了性伴侣在死亡或离去时，家庭能够提供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替换功能，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业已使家庭的这一功能被严重弱化。毋庸讳言，性活动的社会失范不仅造成疾病的泛滥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当代中国许多家庭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社会在其最基本的结构层面，正面临着人的生物本能非理性宣泄而产生的可怕的稳定危机。
其五，家庭的政治功能急剧弱化乃至消亡。从政治角度看，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国同构式传统社会里，家庭在社会的底层满足了国家对政治的需求，家庭生活实际上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补充和延伸，齐家与治国相提并论。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依然把家庭作为模塑社会成员政治人格的主要场域。国家利用其超强的社会、文化的干预能力，以行政、社会管理、宣传、教育等方式，将社会生活政治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结果家庭肩负起了政治教化的责任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本主义发展趋势。但是，如果家庭的政治功能在家庭的功能结构体系里完全消失，而社会又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机制的话，势必对家庭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国家意识、政治责任感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目前，这种影响业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显现，它应当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
（作者：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发展）
注释：
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第136页.
语出《周易·条辞传》.
语出《孟子·离娄上》.
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第153页.
参考文献：
[1]巫昌祯著：《家庭社会学纲要》，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2]潘允康著：《家庭社会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3]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善华编著：《家庭社会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6]缪勒利尔著 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婚姻与家庭》， 北京：婚姻与家庭杂志社，1985
[8]（美）赖德勒等著 林克明译：《婚姻生活的艺术》， 安徽：黄山书社，1986
[9]萧瀚编：《婚姻二十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林昆辉主编：《家庭心理学：婚姻与家庭》，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11]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编：《婚姻家庭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12]刘英， 薜素珍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13]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4]刘达临等著：《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关键词 婚姻文化 家庭功能 现代性 弱化 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社会在三十多年来的快速转型，婚姻文化也无可避免在此洪流之中被席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大致包括：婚姻观念多元化、婚姻行为多样化、婚姻角色平权化以及婚姻与性相分离。
一、婚姻文化变迁的原因浅析
当代中国婚姻文化深层次的变迁既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全面变革等外部动因，也有源于婚姻文化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
经济的发展为婚姻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财富的积累迅速提升生活质量。社会上各种消费和服务行业也应运而生，引导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观念。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全面提高，经济的发展业已实质性地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促使婚姻观念从传统的重视繁衍、经济等基本需求转向注重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从重视家族、家庭转向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个性自由及其张扬。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男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差距缩小，女性在某些行业反而拥有优先发展机会。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改变了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被动角色，男女平权化成为婚姻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次，社会的异质化和高速流动使社会舆论对婚姻行为的监督功能虚化，婚姻文化在较为宽容的社会环境里加快了变迁速度。现代社会使个人的生活空间被相对放大，因而道德与舆论对个人行为的监督要比传统的同质型熟人社会显得格外宽松，道德对人的行为干预形式由他律主导型转向了自律主导型，只要不触法律底线，现代人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人际交往环境加速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已习惯于见怪不怪；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更加一体化，但如从个体生活的角度观之，则日益趋于碎片化了。社会在微观结构上的这种空前的变化，给处于婚姻中的人们以更加自由的行动空间，舆论监督的功能因而虚化，人们在生物本能的驱使下更易于追求个性化的婚姻生活方式，甚至不用为婚姻的越轨行为而担心承受道德和舆论的谴责。
再次，我国传统的性禁锢和西方现代的性解放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合力，促使性道德的错乱，加剧了婚姻文化朝向片面追求性快乐的消极方向变迁。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对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压抑人的本能需求，造成全民族的“性紧张”。这种性禁锢一旦在相应的制度规范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后，长期遭压抑的性张力很容易迫使人们走向另一种极端。以张扬人的生物性为其本质特征的所谓“人本主义”因而得以在都市人群的婚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性文化的不恰当张扬并未给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带来多少正向的价值，反倒增加了当代婚姻文化变迁中的不和谐之音。事实证明，内涵已与原意发生了本质性差异的性解放只会成为婚姻的最大威胁因素。
最后，日常生活以及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的高度商业化。 一方面，社会的泛市场化使经济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硬标准”，人格业已资本化，婚姻观更加“务实”，择偶上“重物轻人”。另一方面，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中国的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一定程度上为情色文化所主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婚姻观念和性道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诱导婚姻越轨行为的发生，尤其是演艺界公众人物屡屡失范的婚姻行为更是在社会上起着消极的示范效应。而且核心家庭结构简单，相对传统大家庭而言，核心家庭成员不用在家庭人际关系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因此，夫妇双方更有条件追求婚姻生活的质量。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必然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角色、婚姻行为等，从而加速了婚姻文化变迁。
二、婚姻文化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就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所承担的功能而言，婚姻文化的变迁对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造成一些功能的消亡，也增强或催生了某些新功能。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家庭许多具有正向价值的功能因婚姻文化的迅速裂变而被严重弱化，对社会的和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家庭开始显现出符号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所谓后现代特征。
第一，家庭的生育功能被边缘化，性功能在表面上受到重视的同时实质上被弱化。在奉行“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种唯生为上价值观的中国传统社会，结婚成家、让家庭担当起人口再生产的功能、延续祖宗香火，是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因此，生育功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的传统社会甚至超越了家庭养老送终的功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在以都市家庭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核心家庭里，生育功能不仅退居次要的位置，而且随着丁克家庭和不婚群体的快速增加，生育功能在人们的观念和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呈现进一步的边缘化趋势，现代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爱情与婚姻质量的追求。
其次，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 中国现代家庭的结构与人际关系的简化，固然改变了传统大家庭对其成员的权利和主体性施以压抑的可能性，使平等、自由、独立等合乎人性的新型家庭人际关系得以确立，但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则使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凸显，降低了家庭抗风险能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导致农业文明社会下传统的家庭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基本消失；婚前财产公证和家庭AA制的出现并在都市白领阶层中的流行，也使现代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离婚率迅速增高，家庭作为人生的港湾这一满足亲密关系和相依关系的情感功能日益弱化，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增加；婚姻当事人追求自我感觉的不恰当夸大导致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降低，使家庭对下一代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当然也使家庭的养老功能令人担忧，促使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家庭文化中的地位严重降低。诸如此类的种种因婚姻文化变迁而带来的消极后果，造成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呈现整体性的弱化趋势。 其三，家庭的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弱化。在人类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对下一代施以合乎社会理性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均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家庭的这一功能对社会尤为重要，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和社会惯习得以顺利地代际传承，是社会这一特殊的存在赖以实现自我复制的最为根本的机制之基础。中国当前婚姻文化变迁所引发的严峻的家庭问题，使家庭所承担的积极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受到严重冲击。家庭责任感的模糊和缺失或者夫妻关系失衡使许多家庭事实上成为儿童人格失常的首要原因。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成长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养方式会对其终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卡迪纳的名言“儿童是成人之父”，实际上强调的正是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未成年人的行为越轨业已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虽然社会和学校对此现象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和教育功能的弱化与失当，毫无疑问是青少年成长危机的主因。
其四，家庭对社会的稳定功能弱化。我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曾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万事兴”。可见，家庭对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稳定功能，它满足了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家庭使社会成员自出生之日起就被安置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这种社会关系，个体获得了最初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并在成长过程中借助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而逐渐认同这种源自家庭的社会角色，即是说，家庭在总体上保证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各就其位。实际上，家庭的生育功能、安全与保障功能、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皆是家庭对社会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功能体现。这些功能的弱化，必然带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所承担的社会稳定功能的消解。此外，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看，婚姻把性活动规范于家庭中，确保了性伴侣在死亡或离去时，家庭能够提供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替换功能，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业已使家庭的这一功能被严重弱化。毋庸讳言，性活动的社会失范不仅造成疾病的泛滥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当代中国许多家庭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社会在其最基本的结构层面，正面临着人的生物本能非理性宣泄而产生的可怕的稳定危机。
其五，家庭的政治功能急剧弱化乃至消亡。从政治角度看，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国同构式传统社会里，家庭在社会的底层满足了国家对政治的需求，家庭生活实际上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补充和延伸，齐家与治国相提并论。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依然把家庭作为模塑社会成员政治人格的主要场域。国家利用其超强的社会、文化的干预能力，以行政、社会管理、宣传、教育等方式，将社会生活政治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结果家庭肩负起了政治教化的责任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本主义发展趋势。但是，如果家庭的政治功能在家庭的功能结构体系里完全消失，而社会又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机制的话，势必对家庭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国家意识、政治责任感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目前，这种影响业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显现，它应当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
（作者：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发展）
注释：
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第136页.
语出《周易·条辞传》.
语出《孟子·离娄上》.
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第153页.
参考文献：
[1]巫昌祯著：《家庭社会学纲要》，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2]潘允康著：《家庭社会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3]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善华编著：《家庭社会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6]缪勒利尔著 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婚姻与家庭》， 北京：婚姻与家庭杂志社，1985
[8]（美）赖德勒等著 林克明译：《婚姻生活的艺术》， 安徽：黄山书社，1986
[9]萧瀚编：《婚姻二十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林昆辉主编：《家庭心理学：婚姻与家庭》，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11]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编：《婚姻家庭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12]刘英， 薜素珍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13]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4]刘达临等著：《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