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经济崩溃，许多妇女沦为娼妓，被称为“卖春妇”。“卖春妇”这个词的出现，所反映的历史是日本男性沙文主义的传统，它把性交易的主体定位在女性身上。因此如果要批评，就去批评“卖春妇”，这些女人真是够倒霉的了，她们沦为娼妓已很凄惨，还要承担起性交易关系里的污名。
　　1970年代，几个聪明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她们敏锐地体察到“卖春妇”这个名词的不正义性。在性交易里，不是有卖才有买，而是有买才有卖；而且在道德上也应该是买的人必须受到较大的谴责，于是“卖春妇”这个词所激发出来的冤悟，遂使她们发明了“买春”这个词，取代了“卖春”。“买春”“卖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性交易行为里的主体客体关系和道德关系。可说已全被翻转。我一直认为，如果性别问题的研究也有诺贝尔奖，那么“买春”这个词的发明及其所反映的意义，绝对够资格获奖!
　　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贪污行为，发现到明清官场，都有“孝敬”、“送礼”、“贺敬”、“程仪”、“礼数”……等看起来非常四维八德的名称来称之，它造成的效果是：
　　(一)贪污受贿这种事，被用这种符合道德的名称包装后，无论受贿或送贿，都不再有道德上或心理上的压力，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些名称整个地摧毁了中国官场上的道德防线。
　　(二)贪污受贿这种事是法所不许的公共事务，但用了这些称呼后，它等于变成了人际关系的私人问题，甚至成了中国人际关系上“投桃报李”这种价值观的重要成分，这是中国官场腐败的重要起点。
　　因此，事务或行为的被定名，乃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由日本女性主义者将性交易的定名从“卖春”变为“买春”，显示出性别意义的觉醒及价值观的改变，最后这种改变会落实到语言行为上。由過去的中国用语如“孝敬”等字眼来说贪污贿赂。因为如此定名，贪污贿赂已被建构成人际关系的一种礼节，而不再是一种道德及法律的禁制!
　　由上述这两个例子，我们还可看出人类对语言行为“定名”的重要。人类生存的世界非常复杂，为了要去说这个世界。人们遂必须对世上的事务、行为、理想，甚或抽象的想法设定出语言、文学和概念，这就是“定名”。靠着这些“定名”，人们才可能去说这个世界。但因为人是演化的动物，在做“定名”时遂难免受制于当时的情况，因此，一切的“定名”，都不可避免地烙印着时代的痕迹。前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每个字都有一本文化史”，其实是有着颠扑不破的道理。由这个道理也提示了我们。无论治学问、写评论，搞媒体，都必须对语言文字和概念保持敏感和警觉：一个社会如果不进步，通常都是不进步的元素早就躲在语言和语言形成的习惯中，而要进步，有时候的确要从语言概念的批判做起。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说“读书必先识字”这句话延伸出来的道理。
　　因此，我读书时对语言以及由语言所建构出来的习惯、价值甚或制度，遂长期以来皆非常敏感，而且屡次做语言上的考古。我认为庞大的语言世界本身就相当于是一个总体文明的遗址，许多或好或坏的文明痕迹，都可以在语言这个遗址里考古出它的源起。有些坏的文明元素，是靠着语言建构出的牢笼把人囚禁在里面，培养出了文化习惯所致：有时文明的跃升，的确是靠着语言概念的重新设定而有以致之。而且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乃是中国产官学人士考验最大的年代。如果中国人能够设定出对文明能作出贡献的语言概念及做法，和平崛起才有更正面的意义。进步起源于语言和概念的正直和创新，最后也需落实到语言和文化习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