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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斯科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文根据对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和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的分析和研究，认为这主要是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同时还因为当时莫斯科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仍旧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键词】莫斯科，南昌起义，态度变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09－06
莫斯科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文拟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和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对莫斯科这一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
一、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
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证实，莫斯科曾经支持中共发动南昌起义，这首先表现在驻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都曾经直接参与了对南昌起义的策划。比如，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就披露了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数次商讨南昌起义的情况：1927年“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在这次晤谈过程中，张国焘提出了“须要紧急处理的”南昌起义的准备事宜问题，中共方面需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中共方面“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张国焘这里所说的“罗明那滋”，就是于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前来接替鲍罗廷和罗易工作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只是译名差异而已。罗明纳兹当时表示：“一切要请示莫斯科。”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张国焘作了这样的描述：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俄顾问加仑”是指B.K.布留赫尔，“加伦”是B.K.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在与会者商讨的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至于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起义者们的下一步行动和计划问题，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经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比较高，有开展革命运动的良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提供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表示赞同他的建议：“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参加了上述张国焘所回忆的1927年7月26日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及相关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二、莫斯科给中共发来令人费解的电报
可是，不久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密电就让中共领导人陷入了一头雾水之中，因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这封密电的内容实在令人费解，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中收录了这封密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清晰地记载着：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这里所说的“伯纳”，是指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乌拉尔斯基”是指化名为“加伦”的苏联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
表面上看来，莫斯科发来的这封密电可谓是意见非常全面，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全给说到位了，“如果有成功的把握”，“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问题在于，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爆发之前，谁能确保这场武装起义必定能获得成功?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着实让中共领导人费解，而且起义之后的史实证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确实引发了中共领导层的歧见和矛盾。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南昌起义“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涛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涛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涛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涛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对于所受的处分非常不服，自认为自己去南昌执行和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任务和指示，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呈交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指责上述张太雷的说辞“与事实不符”，并且作了详细的回忆和叙述，辩解自己根本没有假传圣旨，而是完全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行事的。而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申辩信却作了这样的答复：
国涛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涛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涛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涛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
上述档案文件材料表明，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有关南昌起义的模棱两可的意见电，确实令中共领导人很费解，并且引发了中共高层的歧见和矛盾。实际上，从莫斯科发给中共的密电原文全文 来看，虽然莫斯科表面上似乎并不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然而实质上则对举行南昌起义持反对意见。
首先，在暴动发动之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能确保暴动成功，而莫斯科回电则声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则隐含着让中共为一旦暴动失败而承担责任的威胁，至少莫斯科明确地回避了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它置身事外的态度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回避了明确让中共放弃南昌暴动的责任。与此同时，莫斯科表明了它的真实态度：“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相比较而言，莫斯科对同年12月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的态度则非常明确：1927年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前来中国指导广州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新任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很显然，莫斯科有关南昌起义事宜的答复电之所以含义晦涩、模棱两可，是故意而为之。
其次，与此同时，莫斯科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加南昌起义，上述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就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7月29日，莫斯科再次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发去密电，直接指示“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发送两封密电严禁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而且莫斯科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向中共明确表示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与此同时，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将军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下达了不得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根据曾经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B.E.戈列夫1927年9月14日在莫斯科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举行的会议上的回忆，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在这次会议上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自1927年1月2日开始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E.B.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说，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B.K.布留赫尔将军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而M.Ф.库马宁参与了南昌起义则纯属他没有及时收到B.K.布留赫尔的指示而造成的意外。E.B.捷斯连科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
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E.B.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M.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B.K.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M.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
从整个事件的逻辑关系来看，莫斯科当然非常清楚，中共方面制订南昌暴动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援助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在制订南昌暴动计划的时候，对莫斯科方面能向其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援助是充满期待的，但是莫斯科的此封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对中共的经费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莫斯科的潜在意思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地、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表态也表明莫斯科实质上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的。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上文已经提及的1927年7月26日下午中共常委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
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锋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上述由张国焘转述的罗明纳兹的话，得到了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的证实，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不是由共产国际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确定的，而确实如上文张国焘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罗明纳兹对他所说的那样是由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特字第97号)”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档案文件表明：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实质上是由联共(布)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的，而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三、莫斯科对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发生了变化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中国国内而且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奉系张作霖派中国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历山大·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等人当时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经很难认出。我熟悉他，我们常在大使馆花园相遇，我带着小儿子散步，他见面总是要抚爱一番。李大钊十分喜爱孩子。”遭到逮捕和殴打的还有15名苏联工作人员。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遇袭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被绞杀，而且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对中国当局违背国际法起码准则的野蛮行径表示严正抗议，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 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比如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派遣专人去中国，以确保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政府声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苏联情报人员的可能暴露，同时“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派遣……工作人员赴中国时，将根据政治局的本决议制定的专门细则发给在华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而且“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向其境外工作人员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销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在张作霖派军警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搜查出有损苏联政府声誉和形象的文件材料之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各自的媒体上大肆渲染这些文件材料，苏联驻境外各使领馆都承受着突遭搜查的担心，面临着遭受查抄的危险和压力。而就在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的1927年5月12日这一天，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英国政府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关于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的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的决定和做法，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公然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自然非常关心各驻外使领馆的处境和安全状况，一再敦促并要求各驻外使领馆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并且直接请求中央政治局下令禁止共产国际在苏联驻外各使领馆里继续开展谍报活动。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都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援助，可是莫斯科一度看好的中国革命盟友和合作对象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因而莫斯科对于国民党存有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之后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将军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人抱有幻想，并且这一点还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同，就是极好的证明。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发送给他们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然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莫斯科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于中共此次发动南昌暴动能否获得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又一个原因。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莫斯科对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和态度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措辞非常精妙、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仍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可是，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因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共在南昌起义过程中，除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曾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南昌暴动策动会议，以及苏联军事顾问M.Ф.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努力奋斗。
第四，正是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并且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种种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
【作者简介】徐元宫，男，1968年生，江苏人，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史、中苏关系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莫斯科，南昌起义，态度变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09－06
莫斯科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文拟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和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对莫斯科这一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
一、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
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证实，莫斯科曾经支持中共发动南昌起义，这首先表现在驻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都曾经直接参与了对南昌起义的策划。比如，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就披露了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数次商讨南昌起义的情况：1927年“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在这次晤谈过程中，张国焘提出了“须要紧急处理的”南昌起义的准备事宜问题，中共方面需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中共方面“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张国焘这里所说的“罗明那滋”，就是于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前来接替鲍罗廷和罗易工作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些文献资料还将此人译成“罗米纳兹”，实指同一人，只是译名差异而已。罗明纳兹当时表示：“一切要请示莫斯科。”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南昌起义问题，对这一天的会商情况张国焘作了这样的描述：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俄顾问加仑”是指B.K.布留赫尔，“加伦”是B.K.布留赫尔在中国使用的化名，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称其为“加仑”，也是译名差异而已。在与会者商讨的过程中，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至于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起义者们的下一步行动和计划问题，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经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比较高，有开展革命运动的良好基础，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苏联方面提供的援助，这样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表示赞同他的建议：“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参加了上述张国焘所回忆的1927年7月26日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及相关档案文件清晰地证实：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动和计划。
二、莫斯科给中共发来令人费解的电报
可是，不久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密电就让中共领导人陷入了一头雾水之中，因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这封密电的内容实在令人费解，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中收录了这封密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清晰地记载着：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这里所说的“伯纳”，是指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乌拉尔斯基”是指化名为“加伦”的苏联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
表面上看来，莫斯科发来的这封密电可谓是意见非常全面，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全给说到位了，“如果有成功的把握”，“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问题在于，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爆发之前，谁能确保这场武装起义必定能获得成功?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着实让中共领导人费解，而且起义之后的史实证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确实引发了中共领导层的歧见和矛盾。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南昌起义“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涛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涛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涛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涛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对于所受的处分非常不服，自认为自己去南昌执行和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任务和指示，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呈交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指责上述张太雷的说辞“与事实不符”，并且作了详细的回忆和叙述，辩解自己根本没有假传圣旨，而是完全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行事的。而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申辩信却作了这样的答复：
国涛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涛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涛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涛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
上述档案文件材料表明，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有关南昌起义的模棱两可的意见电，确实令中共领导人很费解，并且引发了中共高层的歧见和矛盾。实际上，从莫斯科发给中共的密电原文全文 来看，虽然莫斯科表面上似乎并不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然而实质上则对举行南昌起义持反对意见。
首先，在暴动发动之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能确保暴动成功，而莫斯科回电则声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则隐含着让中共为一旦暴动失败而承担责任的威胁，至少莫斯科明确地回避了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它置身事外的态度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回避了明确让中共放弃南昌暴动的责任。与此同时，莫斯科表明了它的真实态度：“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相比较而言，莫斯科对同年12月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的态度则非常明确：1927年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前来中国指导广州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新任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很显然，莫斯科有关南昌起义事宜的答复电之所以含义晦涩、模棱两可，是故意而为之。
其次，与此同时，莫斯科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加南昌起义，上述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就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7月29日，莫斯科再次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发去密电，直接指示“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发送两封密电严禁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而且莫斯科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向中共明确表示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与此同时，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将军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下达了不得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根据曾经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B.E.戈列夫1927年9月14日在莫斯科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举行的会议上的回忆，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在这次会议上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自1927年1月2日开始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E.B.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说，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B.K.布留赫尔将军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而M.Ф.库马宁参与了南昌起义则纯属他没有及时收到B.K.布留赫尔的指示而造成的意外。E.B.捷斯连科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
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E.B.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M.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B.K.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M.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
从整个事件的逻辑关系来看，莫斯科当然非常清楚，中共方面制订南昌暴动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援助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在制订南昌暴动计划的时候，对莫斯科方面能向其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援助是充满期待的，但是莫斯科的此封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对中共的经费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莫斯科的潜在意思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地、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表态也表明莫斯科实质上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的。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上文已经提及的1927年7月26日下午中共常委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
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锋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上述由张国焘转述的罗明纳兹的话，得到了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的证实，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不是由共产国际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确定的，而确实如上文张国焘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罗明纳兹对他所说的那样是由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特字第97号)”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档案文件表明：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实质上是由联共(布)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的，而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三、莫斯科对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发生了变化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中国国内而且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奉系张作霖派中国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历山大·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等人当时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经很难认出。我熟悉他，我们常在大使馆花园相遇，我带着小儿子散步，他见面总是要抚爱一番。李大钊十分喜爱孩子。”遭到逮捕和殴打的还有15名苏联工作人员。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遇袭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被绞杀，而且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对中国当局违背国际法起码准则的野蛮行径表示严正抗议，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 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比如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派遣专人去中国，以确保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政府声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苏联情报人员的可能暴露，同时“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派遣……工作人员赴中国时，将根据政治局的本决议制定的专门细则发给在华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而且“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向其境外工作人员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销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在张作霖派军警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搜查出有损苏联政府声誉和形象的文件材料之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各自的媒体上大肆渲染这些文件材料，苏联驻境外各使领馆都承受着突遭搜查的担心，面临着遭受查抄的危险和压力。而就在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的1927年5月12日这一天，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英国政府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关于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的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的决定和做法，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公然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自然非常关心各驻外使领馆的处境和安全状况，一再敦促并要求各驻外使领馆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并且直接请求中央政治局下令禁止共产国际在苏联驻外各使领馆里继续开展谍报活动。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都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援助，可是莫斯科一度看好的中国革命盟友和合作对象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因而莫斯科对于国民党存有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之后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将军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人抱有幻想，并且这一点还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同，就是极好的证明。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发送给他们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B.K.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然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莫斯科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于中共此次发动南昌暴动能否获得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又一个原因。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莫斯科对南昌起义的前后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和态度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措辞非常精妙、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仍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可是，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因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共在南昌起义过程中，除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曾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南昌暴动策动会议，以及苏联军事顾问M.Ф.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努力奋斗。
第四，正是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并且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种种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
【作者简介】徐元宫，男，1968年生，江苏人，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史、中苏关系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