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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东北亚棋局扑朔迷离，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及主要新兴市场贸易摩擦升级，主要经济体与宏观经济政策背离，国内强监管时代来临等，为商业银行发展环境增加了不确定性。迎接风险挑战，坚持科学发展是银行未来重大课题。
国内外形势将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既面临重大挑战，也仍具有历史机遇。
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守成大国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全面战略博弈持续升温，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日益显现，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空前复杂巨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新加坡历史性“特金会”圆满收场，朝鲜核问题似乎有转机，但后续进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围绕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将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战短期内虽不会出现大的波澜，但贸易冲突将长期存在，冲突频率和烈度难以预测。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俄罗斯与欧美战略博弈持续，伊朗核问题再现危局。世界将进入5～10年的危险动荡期。
二是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7%，2018年增长3.9%，2019年增长3.9%。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周期分化，增长政策分道扬镳。美国经过6～7年调整，进入新一轮金融周期阶段，欧元区金融周期在前些年欧债危机爆发时见顶，目前还未达到底部。日本金融周期仍处于向上缓慢爬行阶段。由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导致的国际资金流动方向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增加了较多金融风险，处于充满新风险的发展阶段。总体看，全球进入了不同寻常的挑战时期，全球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为全球增长增加了巨大不确定性。
三是发达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IMF预计，2017年、2018年、2019年欧元区的GDP增长速度将分别为2.4%、2.2%和2.0%。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负效应初步得到遏制，欧洲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将有利于其持续复苏，但欧洲整体凝聚力在下降。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部分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加上欧洲整体信贷增速疲软，劳动力市场改善缓慢，叙利亚难民涌入，经济复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衰退110多个月，充分就业渐行渐近，消费支出增加，政府开支上升，美元利率进入加息周期，贸易条件改善，美元回流、股市繁荣、大规模减税和外来投资增加可能延长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但是，过分强调“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元过于强势，不仅将恶化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预期，也会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威胁。IMF最新预计，美国2017年增长2.3%，2018年和2019年将分别增长2.7%和2.5%。日本经济走上温和上扬的上半场，消费温和复苏、零售小幅反弹，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一定的宽松空间。日本坚持自由贸易和中日关系回暖将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预期。但是外需仍然乏力、工业产出增速低迷、存货出货比仍处于危机后的高位。预计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1.8% 2018年和2019年将分别增长1.2%和1.9%。
四是新兴市场面临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整体呈现向好趋势，但分化仍旧明显。预计2017～2019年经济体平均增长4.7%、4.9%、5.0%。随着美国加息周期的持续，部分新兴市场成为资产抛售重灾区，大量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强美元、美国债收益攀升是新兴市场的“毒药”，新兴市场可能被迫加息，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在增加。近期阿根廷、土耳其、印尼、巴西等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敲响了危机警钟。
从金砖国家看，虽然巴西正在从历史上最糟糕的衰退中恢复，但今年以来罢工浪潮、商品出口受挫、大选不明朗等因素导致巴西雷亚尔总跌幅已经达到18%，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预计2017～2019年巴西平均增长分别为1.1%、1.9%、2.1%。俄罗斯由于近年来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产业结构升级限制、卢布贬值等战略困局，IMF预计2017～2019年将分别增长1.8%、1.7%、1.5%。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8年GDP增长率为2.1%，2019年为2.2%，2020年为2.3%。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地缘政治环境得天独厚，发展潜力巨大。长期看，借助货币废旧换新，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有利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预计2017～2019年将分别增长6.4%、7.4%、7.8%。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GEP）的最新数据分析，南非2018年增长率将升至1.1%。但是，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凸显了财政调整、遏制财政赤字和维持金融稳定的紧迫性。该国政治和政策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资本流动出现逆转。
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看，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整体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越南今年GDP增速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表現最好的国家之一。强劲的投资和国内消费推动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国际油价的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带动非油气领域的增长，中东地区经济有望触底回升，但地缘政治风险仍是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南美地区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势头不及预期。非洲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2018年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至3.2%，2019年将持续上涨至3.5%。
从经济增长动力看，2008～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超过100%。未来三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增加和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效应的显现，服务业的加速开放，中国消费增长的空间仍非常大，消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一是预计最终消费率将从2014年的51.2%提高至60%以上，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二是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三是2020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将高于60%。从投资角度看，企业去杠杆压力，资管新规出台后金融机构去杠杆步伐加快，企业盈利预期恶化，将影响投资增速。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外需承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下降，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雄安新区、海南大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基建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未来五年，进出口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我国将吸收6000亿美元外国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 从国家经济政策导向看，在货币政策方面，预计2020年底前基准利率将有所提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可能会进一步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强化对中小企业、普惠金融、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乡村振兴、绿色环保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倾斜支持。M2增长从12%上升到13%，年均新增人民币贷款13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年均增量在20万亿元。在财政政策方面，预计政府将持续采取减收增支双管齐下的宽财政政策，重点是对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进行营改增改革，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实施定向税费减免，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除银行贷款和债券外，短期内地方政府融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制约点和突破口。政府也可以定向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撬动相应投资。
从经济增长发展趋势看，到20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将达到1.3万到1.4万美元的水平。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明显提升，但增速放缓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IMF最新预测2017～2019年中国将分别增长6.8%、6.6%、6.4%。当前国家经济最大的挑战还在于要加快打造几个数万亿级产值的新兴产业群，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的脱胎换骨。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可能导致全球产业结构、全球贸易以及投资格局的重要转变。
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引领世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1～2013年，美国先后出台《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等，鼓励投资制造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以低碳、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生物制药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通过贸易保护形式遏制其他新兴大国高新产业发展，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日本政府IT战略本部在2009年7月推出“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2014年，日本发布《制造业白皮书》，强调重点发展制造业的尖端领域，加快机器人、下一代清洁能源汽车、再生医疗以及 3D打印等行业的发展。2013年，德国出台工业4.0计划，通过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实现信息网络与物理生产系统的融合，改变生产与服务模式，使德国成为先进智能制造的创新者和供应者。
首先，现代服务产业和新兴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未来几年电子信息、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得到较快发展。国家将加大对智慧城市、信息消费领域的支持，支持智能交通业发展，信息产业产值将超过10万亿元。2020年，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万亿～53万亿元，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以网游、动漫、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消费和旅游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消费金融支持政策大力出台、扶贫攻坚战展开、全面二孩政策甚至放开生育、乡村振兴战略等都会促进医疗服务领域、养老健康产业等需求增长。
其次，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将超常规发展。未来几年，国家将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芯片等领域专项规划，机器人产业集群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尽管我国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出口和投资限制等一些不利国际因素，但依靠几十年积累的综合实力，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以“中国制造业2025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指引的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业等将实现快速增长。
首先，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将加速重组。未来几年，国际贸易分工体系、贸易格局、产业结构、区域合作方式将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尽管存在国际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分歧甚至贸易摩擦，但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预计到2024年，中美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中欧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俄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中非贸易额将达4000亿美元。中印贸易额将突破1500亿美元。新兴市场份额仍会持续上升，但速度放缓，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加强，服务业从发达国家外流的趋势将继续。
其次，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推进。我国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和横向经济轴带。自由贸易区数量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展，海南省开放层次空前提高孕育巨大机遇。珠三角地區未来将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域。泛珠三角地区将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务贸易、旅游、农业、人力资源、科教文化、医疗社保、环境生态、信息化建设、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到2020年将提升到50%。京津冀地区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投资需求达数十万亿元。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地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创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引领示范作用。产业转移、现代农业、能源原材料、绿色产业、建筑业、电力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各相关省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
最后，“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加速形成。“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GDP之和预测为13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的16%左右；人口总数为32亿人（不含中国），占全球人口的43%；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2%。大型基础设施和纵贯全国、联通世界的高速铁路网建设将推进全国，加速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5年亚洲基础设施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总投资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通过高铁、快速海运、航空和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连接，有可能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亚非欧经济共同市场或命运共同体”。
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8月24日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国企改革任务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改革与发展并重，改革为发展提供活力；二是速度与质量并重，速度为质量提供基础；三是创新与重组、清退并重，重组与清退为创新提供条件；四是开放与发展并重，开放为发展提供市场。未来三年，预计将持续展开部分重要领域的混合所有制、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等10项改革试点工作，重点是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强强联合、拆分重组、混合参股、关停并转、内部重组等多种方式的重组整合案例将持续涌现。央企将在重要前瞻战略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共用技术平台等重要行业和领域加强重组并购。地方国资可能按照“一个产业，一家集团公司”思路整合。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冲击。目前国际利率水平总体保持低位，但存在调整的不确定性。但是美联储开启新加息周期以来已经七次加息，加息周期可能持续到2019年。近期，美债收益率上涨，美元持续走强，使新兴市场受到冲击。历史似乎在重演，在美联储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与因减税而增发国债的组合进攻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被双重“血洗”，国内流动性紧张，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甚至不排除爆发局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今年以来美元兑阿根廷比索汇率已经上涨了近20%。除了阿根廷，最近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等货币汇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印度时隔四年突然宣布加息，以应对财政状况紧张、油价上涨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值得特别关注。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动荡。由于美国原油库存减少、OPEC和非OPEC将继续维持减产协议至2018年底甚至更久、意大利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增加对石油的需求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国际油价将在每桶65美元～100美元区间波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美国石油产量增加、替代性能源产量的提升等因素也会制约国家油价上升。目前，黄金价格已经上涨至1300美元附近，受美联储加息影响，国际金价将受到一定压力，但一旦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升和石油价格趋稳，黄金将再度崛起。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至1.52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平均增长率为3%左右。欧洲、北美FDI流入量将下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量将再创新高。
利率市场化将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金融机构存贷款竞争加剧。长远看，人民币利率将呈现贷款利率下降、存款利率上扬的走势，短期内会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从主要经济体国际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运行规律看，中国银行业净利差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按照平均值从高到底排序，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未来三年，预计人民币利差水平将波动在2%左右，管理优秀的银行利差将上行至2.5%左右。中长期看，人民币利差水平有上升空间。依赖于存贷业务、客户基础薄弱、中间业务发展缓慢的银行将受到较大冲击，必须拓展新的业务和收入来源。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中要强化风险控制。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确保尽早尽快落地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预计在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和外汇市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的规模和力度。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呈现震荡贬值走势。未来三年，汇率机制改革将使商业银行外汇风险更加显性化、日常化，提高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变得更加迫切。客户规避外汇风险需求明显增大，要求银行在资产管理、交易支付、货币转换等领域提供更多外汇交易和衍生产品等避险工具。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将提速，这就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要加强海外机构布局，加强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强化跨境金融服务。
金融脱媒将快速发展。未来我国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融资结构将从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和直接融资并重的格局过渡，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将继续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例将提高到100%左右。未来三年，中国资本市场将在震荡中上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未来几年，我们认为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以及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光通信投资将贯穿整个“十三五”，而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也将成为重点投资领域。
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市场将增长近两倍，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预计将达5万亿～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由2014年的800亿元扩大至8200亿元。电子商务规模将超越传统市场规模，逐步成为流通、消费主流。加快包括高速宽带、5G网络、IPv6网络、云计算中心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网“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这些都需要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提升科学发展能力。
未来三年，客户金融需求将发生结构性变化，银行要扩展服务范围，主动捕获、掘融、洞察融资需求。
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将更加复杂化
首先，国内企业战略性重组对金融产品和需求有差异化的需求。国有企业将加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联合重组、优势资产资源集中集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等方面的力度。要求银行提供并购贷款等融资服务、撮合顾问等中间业务、基金资管等投行业务、供应链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债转股、框架性合作等综合融资服务。
其次，企业“走出去”要求银行给予大力支持。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跨境投资国，对外投资将从目前累积8000多亿美元上升到2万亿美元左右。要求银行提供境外融资、法律咨询、资金结算便利、境内外资金集中统一管理、降低经营成本、规避投资风险、理财增值、资产管理、现金管理、产业链融资、人民币跨境结算、中期票据、套期保值等多方面金融产品和服务。
最后，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也需要银行给予支持。为了满足企业多元化发展的融资需要，银行可以牵头为企业组织平台委贷、信托贷款、BT模式融资、应收款保理、发行短期融资券。另外，银行也必须通过产品、流程、机制等创新，拓宽小企业融资渠道。
2020年中国私人财富总量将达到227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理财、财富管理和资管受到空前严格监管，但客户的金融需求正向“投资理财专业性”和“金融服务综合化”回归，未来财富管理和资管市场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居民对资产保值增值需求更为强烈。逐渐旺盛的草根群体金融需求要求建立普惠型金融体系。居民出国留学、旅游、商贸、移民、务工等境外活动对跨国境金融服务的需求高涨。
商业银行要针对客户群的年龄层次、资产状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特点，设计相关产品或产品组合，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要将服务链延伸到客户的各需求层次进行跨行业整合，挖掘客户“衣食住行医”全方位需求，打通网络环境中的客户需求链条、大数据链条和服务主体协同链条，从融资服务小生态升级至网络服务大生态。
（作者系中信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
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
国内外形势将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既面临重大挑战，也仍具有历史机遇。
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守成大国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全面战略博弈持续升温，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日益显现，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空前复杂巨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新加坡历史性“特金会”圆满收场，朝鲜核问题似乎有转机，但后续进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围绕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将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战短期内虽不会出现大的波澜，但贸易冲突将长期存在，冲突频率和烈度难以预测。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俄罗斯与欧美战略博弈持续，伊朗核问题再现危局。世界将进入5～10年的危险动荡期。
二是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7%，2018年增长3.9%，2019年增长3.9%。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周期分化，增长政策分道扬镳。美国经过6～7年调整，进入新一轮金融周期阶段，欧元区金融周期在前些年欧债危机爆发时见顶，目前还未达到底部。日本金融周期仍处于向上缓慢爬行阶段。由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导致的国际资金流动方向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增加了较多金融风险，处于充满新风险的发展阶段。总体看，全球进入了不同寻常的挑战时期，全球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为全球增长增加了巨大不确定性。
三是发达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IMF预计，2017年、2018年、2019年欧元区的GDP增长速度将分别为2.4%、2.2%和2.0%。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负效应初步得到遏制，欧洲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将有利于其持续复苏，但欧洲整体凝聚力在下降。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部分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加上欧洲整体信贷增速疲软，劳动力市场改善缓慢，叙利亚难民涌入，经济复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衰退110多个月，充分就业渐行渐近，消费支出增加，政府开支上升，美元利率进入加息周期，贸易条件改善，美元回流、股市繁荣、大规模减税和外来投资增加可能延长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但是，过分强调“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元过于强势，不仅将恶化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预期，也会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威胁。IMF最新预计，美国2017年增长2.3%，2018年和2019年将分别增长2.7%和2.5%。日本经济走上温和上扬的上半场，消费温和复苏、零售小幅反弹，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一定的宽松空间。日本坚持自由贸易和中日关系回暖将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预期。但是外需仍然乏力、工业产出增速低迷、存货出货比仍处于危机后的高位。预计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1.8% 2018年和2019年将分别增长1.2%和1.9%。
四是新兴市场面临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整体呈现向好趋势，但分化仍旧明显。预计2017～2019年经济体平均增长4.7%、4.9%、5.0%。随着美国加息周期的持续，部分新兴市场成为资产抛售重灾区，大量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强美元、美国债收益攀升是新兴市场的“毒药”，新兴市场可能被迫加息，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在增加。近期阿根廷、土耳其、印尼、巴西等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敲响了危机警钟。
从金砖国家看，虽然巴西正在从历史上最糟糕的衰退中恢复，但今年以来罢工浪潮、商品出口受挫、大选不明朗等因素导致巴西雷亚尔总跌幅已经达到18%，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预计2017～2019年巴西平均增长分别为1.1%、1.9%、2.1%。俄罗斯由于近年来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产业结构升级限制、卢布贬值等战略困局，IMF预计2017～2019年将分别增长1.8%、1.7%、1.5%。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8年GDP增长率为2.1%，2019年为2.2%，2020年为2.3%。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地缘政治环境得天独厚，发展潜力巨大。长期看，借助货币废旧换新，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有利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预计2017～2019年将分别增长6.4%、7.4%、7.8%。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GEP）的最新数据分析，南非2018年增长率将升至1.1%。但是，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凸显了财政调整、遏制财政赤字和维持金融稳定的紧迫性。该国政治和政策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资本流动出现逆转。
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看，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整体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越南今年GDP增速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表現最好的国家之一。强劲的投资和国内消费推动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国际油价的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带动非油气领域的增长，中东地区经济有望触底回升，但地缘政治风险仍是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南美地区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势头不及预期。非洲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2018年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至3.2%，2019年将持续上涨至3.5%。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充满挑战的新周期
从经济增长动力看，2008～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超过100%。未来三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增加和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效应的显现，服务业的加速开放，中国消费增长的空间仍非常大，消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一是预计最终消费率将从2014年的51.2%提高至60%以上，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二是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三是2020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将高于60%。从投资角度看，企业去杠杆压力，资管新规出台后金融机构去杠杆步伐加快，企业盈利预期恶化，将影响投资增速。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外需承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下降，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雄安新区、海南大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基建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未来五年，进出口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我国将吸收6000亿美元外国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 从国家经济政策导向看，在货币政策方面，预计2020年底前基准利率将有所提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可能会进一步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强化对中小企业、普惠金融、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乡村振兴、绿色环保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倾斜支持。M2增长从12%上升到13%，年均新增人民币贷款13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年均增量在20万亿元。在财政政策方面，预计政府将持续采取减收增支双管齐下的宽财政政策，重点是对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进行营改增改革，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实施定向税费减免，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除银行贷款和债券外，短期内地方政府融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制约点和突破口。政府也可以定向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撬动相应投资。
从经济增长发展趋势看，到20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将达到1.3万到1.4万美元的水平。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明显提升，但增速放缓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IMF最新预测2017～2019年中国将分别增长6.8%、6.6%、6.4%。当前国家经济最大的挑战还在于要加快打造几个数万亿级产值的新兴产业群，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的脱胎换骨。
各国经济结构在调整中寻找新定位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可能导致全球产业结构、全球贸易以及投资格局的重要转变。
国际产业结构正在向高级化和创新化发展
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引领世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1～2013年，美国先后出台《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等，鼓励投资制造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以低碳、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生物制药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通过贸易保护形式遏制其他新兴大国高新产业发展，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日本政府IT战略本部在2009年7月推出“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2014年，日本发布《制造业白皮书》，强调重点发展制造业的尖端领域，加快机器人、下一代清洁能源汽车、再生医疗以及 3D打印等行业的发展。2013年，德国出台工业4.0计划，通过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实现信息网络与物理生产系统的融合，改变生产与服务模式，使德国成为先进智能制造的创新者和供应者。
国内产业结构正在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移
首先，现代服务产业和新兴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未来几年电子信息、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得到较快发展。国家将加大对智慧城市、信息消费领域的支持，支持智能交通业发展，信息产业产值将超过10万亿元。2020年，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万亿～53万亿元，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以网游、动漫、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消费和旅游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消费金融支持政策大力出台、扶贫攻坚战展开、全面二孩政策甚至放开生育、乡村振兴战略等都会促进医疗服务领域、养老健康产业等需求增长。
其次，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将超常规发展。未来几年，国家将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芯片等领域专项规划，机器人产业集群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尽管我国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出口和投资限制等一些不利国际因素，但依靠几十年积累的综合实力，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以“中国制造业2025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指引的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业等将实现快速增长。
国内外区域经济结构整合重组孕育巨大商机
首先，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将加速重组。未来几年，国际贸易分工体系、贸易格局、产业结构、区域合作方式将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尽管存在国际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分歧甚至贸易摩擦，但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预计到2024年，中美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中欧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俄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中非贸易额将达4000亿美元。中印贸易额将突破1500亿美元。新兴市场份额仍会持续上升，但速度放缓，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加强，服务业从发达国家外流的趋势将继续。
其次，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推进。我国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和横向经济轴带。自由贸易区数量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展，海南省开放层次空前提高孕育巨大机遇。珠三角地區未来将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域。泛珠三角地区将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务贸易、旅游、农业、人力资源、科教文化、医疗社保、环境生态、信息化建设、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到2020年将提升到50%。京津冀地区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投资需求达数十万亿元。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地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创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引领示范作用。产业转移、现代农业、能源原材料、绿色产业、建筑业、电力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各相关省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
最后，“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加速形成。“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GDP之和预测为13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的16%左右；人口总数为32亿人（不含中国），占全球人口的43%；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2%。大型基础设施和纵贯全国、联通世界的高速铁路网建设将推进全国，加速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5年亚洲基础设施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总投资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通过高铁、快速海运、航空和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连接，有可能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亚非欧经济共同市场或命运共同体”。
供给侧改革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8月24日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国企改革任务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改革与发展并重，改革为发展提供活力；二是速度与质量并重，速度为质量提供基础；三是创新与重组、清退并重，重组与清退为创新提供条件；四是开放与发展并重，开放为发展提供市场。未来三年，预计将持续展开部分重要领域的混合所有制、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等10项改革试点工作，重点是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强强联合、拆分重组、混合参股、关停并转、内部重组等多种方式的重组整合案例将持续涌现。央企将在重要前瞻战略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共用技术平台等重要行业和领域加强重组并购。地方国资可能按照“一个产业，一家集团公司”思路整合。
全球金融业动荡风险在上升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冲击。目前国际利率水平总体保持低位，但存在调整的不确定性。但是美联储开启新加息周期以来已经七次加息，加息周期可能持续到2019年。近期，美债收益率上涨，美元持续走强，使新兴市场受到冲击。历史似乎在重演，在美联储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与因减税而增发国债的组合进攻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被双重“血洗”，国内流动性紧张，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甚至不排除爆发局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今年以来美元兑阿根廷比索汇率已经上涨了近20%。除了阿根廷，最近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等货币汇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印度时隔四年突然宣布加息，以应对财政状况紧张、油价上涨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值得特别关注。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动荡。由于美国原油库存减少、OPEC和非OPEC将继续维持减产协议至2018年底甚至更久、意大利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增加对石油的需求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国际油价将在每桶65美元～100美元区间波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美国石油产量增加、替代性能源产量的提升等因素也会制约国家油价上升。目前，黄金价格已经上涨至1300美元附近，受美联储加息影响，国际金价将受到一定压力，但一旦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升和石油价格趋稳，黄金将再度崛起。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至1.52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平均增长率为3%左右。欧洲、北美FDI流入量将下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量将再创新高。
利率市场化将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金融机构存贷款竞争加剧。长远看，人民币利率将呈现贷款利率下降、存款利率上扬的走势，短期内会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从主要经济体国际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运行规律看，中国银行业净利差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按照平均值从高到底排序，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未来三年，预计人民币利差水平将波动在2%左右，管理优秀的银行利差将上行至2.5%左右。中长期看，人民币利差水平有上升空间。依赖于存贷业务、客户基础薄弱、中间业务发展缓慢的银行将受到较大冲击，必须拓展新的业务和收入来源。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中要强化风险控制。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确保尽早尽快落地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预计在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和外汇市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的规模和力度。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呈现震荡贬值走势。未来三年，汇率机制改革将使商业银行外汇风险更加显性化、日常化，提高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变得更加迫切。客户规避外汇风险需求明显增大，要求银行在资产管理、交易支付、货币转换等领域提供更多外汇交易和衍生产品等避险工具。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将提速，这就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要加强海外机构布局，加强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强化跨境金融服务。
金融脱媒将快速发展。未来我国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融资结构将从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和直接融资并重的格局过渡，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将继续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例将提高到100%左右。未来三年，中国资本市场将在震荡中上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经济金融信息化要求银行业加速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未来几年，我们认为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以及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光通信投资将贯穿整个“十三五”，而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也将成为重点投资领域。
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市场将增长近两倍，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预计将达5万亿～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由2014年的800亿元扩大至8200亿元。电子商务规模将超越传统市场规模，逐步成为流通、消费主流。加快包括高速宽带、5G网络、IPv6网络、云计算中心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网“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这些都需要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提升科学发展能力。
社会金融需求将发生结构性变化
未来三年，客户金融需求将发生结构性变化，银行要扩展服务范围，主动捕获、掘融、洞察融资需求。
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将更加复杂化
首先，国内企业战略性重组对金融产品和需求有差异化的需求。国有企业将加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联合重组、优势资产资源集中集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等方面的力度。要求银行提供并购贷款等融资服务、撮合顾问等中间业务、基金资管等投行业务、供应链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债转股、框架性合作等综合融资服务。
其次，企业“走出去”要求银行给予大力支持。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跨境投资国，对外投资将从目前累积8000多亿美元上升到2万亿美元左右。要求银行提供境外融资、法律咨询、资金结算便利、境内外资金集中统一管理、降低经营成本、规避投资风险、理财增值、资产管理、现金管理、产业链融资、人民币跨境结算、中期票据、套期保值等多方面金融产品和服务。
最后，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也需要银行给予支持。为了满足企业多元化发展的融资需要，银行可以牵头为企业组织平台委贷、信托贷款、BT模式融资、应收款保理、发行短期融资券。另外，银行也必须通过产品、流程、机制等创新，拓宽小企业融资渠道。
居民客户的金融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2020年中国私人财富总量将达到227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理财、财富管理和资管受到空前严格监管，但客户的金融需求正向“投资理财专业性”和“金融服务综合化”回归，未来财富管理和资管市场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居民对资产保值增值需求更为强烈。逐渐旺盛的草根群体金融需求要求建立普惠型金融体系。居民出国留学、旅游、商贸、移民、务工等境外活动对跨国境金融服务的需求高涨。
客户网络金融服务需求更加高级化
商业银行要针对客户群的年龄层次、资产状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特点，设计相关产品或产品组合，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要将服务链延伸到客户的各需求层次进行跨行业整合，挖掘客户“衣食住行医”全方位需求，打通网络环境中的客户需求链条、大数据链条和服务主体协同链条，从融资服务小生态升级至网络服务大生态。
（作者系中信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