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国201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初步测算结果,其中GDP增长10.3%。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还受经济危机困扰而摇摆不定的背景下,中国实现2位数的增长率,的确令举世关注。但CPI涨幅却突破了年初3%的预定目标,达到3.3%,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直接影响生活水平的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7.2%。联系到其它数据,近期热炒经济“过热”。问题是,经济真的“过热”了吗?
所谓经济过热,简单地说,就是由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物价指数高位运行的“双高”现象。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这种总需求的放大,可能是由投资需求的扩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消费需求引发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总需求扩张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引发物价指数的全面持续上涨。
判断一国一定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某个科学标准,依赖的是经验值而不是某种标准参数。主要是看经济增长率是否突破某个区间,投资或消费增长率是否超出经验值,物价水平是否被持续推高,等等。
首先,从GDP增长率的角度,1978至2010年32年的GDP增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均值为9.99%,标准差为2.77%,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国GDP增长率不低于7.22%就不应该算过冷;如此相应地,GDP增长率的上限是12.76%,根据历次经济波动的经验值,12%以内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其次,从消费品价格指数看,1978至2010年32年间,我国CPI增长率均值为5.4%,因此2010年3.3%的CPI增长率并不能成为判定经济过热的根据。当然,我国总体的CPI涨幅虽然温和,但是其结构问题须认真对待。食品价格涨幅较大,高达7.2%,不容轻视。要充分重视对民生的关切,尤其是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设法通过补贴等手段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部分民众的影响。
最后,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数据看,1978至2010的32年间PPI年上涨率均值为4.7%,标准差为6.9个百分点。而2010年的PPI涨幅为5.5%。
1978至2010的32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长期均值为21.4%,标准差为13.0%。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要不低于8.4%经济运行不能称为过冷,同样的道理,不超过34.4%也不能判定为经济过热。“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由2006年的23.9%上升至2009年的30%,增速不断走高;即便高点接近可容忍的上限,但依然在其之内。而作为“十一五”收官之年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降6.2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23.8%,呈现向其长期均值迅速回归之势。因此即便从经常造成我国经济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角度氰2010年我国的经济运行也没有过热。
有相当多的人拿流动性说事,但应仔细分析。2008年我国全年新增信贷量只有4.83万亿;而2009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我国新增信贷量达到了9.60万亿的“天量”,同比几乎翻了一番;2010年即便新增信贷量实现理性回归,但也达到了7.92万亿之多。大量的流动性释放,使我国面临着所谓的“货币超发”问题。以广义货币M2为例,2009年我国M2为60.62万亿,GDP为34.05万亿,两者之比1.78;2010年我国M2为72.6万亿,GDP为39.8万亿,两者之比为1.82。而美国的M2/GDP值通常在0.65左右,全球平均的M2/GDP为1左右。
笔者最近做了一项关于所谓“中国货币之谜”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我国的金融抑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管制导致的利率和汇率低估,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效应导致了流通速度过慢,以及超额货币需求的问题。如果这种制度环境继续维持,那么并不用担心高M2/GDP所带来的通胀风险,相反它是利率、汇率低估的金融抑制条件下经济趋于均衡的体现,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
经济本未过热,政策建议者的头脑别过热。
所谓经济过热,简单地说,就是由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物价指数高位运行的“双高”现象。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这种总需求的放大,可能是由投资需求的扩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消费需求引发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总需求扩张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引发物价指数的全面持续上涨。
判断一国一定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某个科学标准,依赖的是经验值而不是某种标准参数。主要是看经济增长率是否突破某个区间,投资或消费增长率是否超出经验值,物价水平是否被持续推高,等等。
首先,从GDP增长率的角度,1978至2010年32年的GDP增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均值为9.99%,标准差为2.77%,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国GDP增长率不低于7.22%就不应该算过冷;如此相应地,GDP增长率的上限是12.76%,根据历次经济波动的经验值,12%以内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其次,从消费品价格指数看,1978至2010年32年间,我国CPI增长率均值为5.4%,因此2010年3.3%的CPI增长率并不能成为判定经济过热的根据。当然,我国总体的CPI涨幅虽然温和,但是其结构问题须认真对待。食品价格涨幅较大,高达7.2%,不容轻视。要充分重视对民生的关切,尤其是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设法通过补贴等手段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部分民众的影响。
最后,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数据看,1978至2010的32年间PPI年上涨率均值为4.7%,标准差为6.9个百分点。而2010年的PPI涨幅为5.5%。
1978至2010的32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长期均值为21.4%,标准差为13.0%。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要不低于8.4%经济运行不能称为过冷,同样的道理,不超过34.4%也不能判定为经济过热。“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由2006年的23.9%上升至2009年的30%,增速不断走高;即便高点接近可容忍的上限,但依然在其之内。而作为“十一五”收官之年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降6.2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23.8%,呈现向其长期均值迅速回归之势。因此即便从经常造成我国经济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角度氰2010年我国的经济运行也没有过热。
有相当多的人拿流动性说事,但应仔细分析。2008年我国全年新增信贷量只有4.83万亿;而2009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我国新增信贷量达到了9.60万亿的“天量”,同比几乎翻了一番;2010年即便新增信贷量实现理性回归,但也达到了7.92万亿之多。大量的流动性释放,使我国面临着所谓的“货币超发”问题。以广义货币M2为例,2009年我国M2为60.62万亿,GDP为34.05万亿,两者之比1.78;2010年我国M2为72.6万亿,GDP为39.8万亿,两者之比为1.82。而美国的M2/GDP值通常在0.65左右,全球平均的M2/GDP为1左右。
笔者最近做了一项关于所谓“中国货币之谜”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我国的金融抑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管制导致的利率和汇率低估,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效应导致了流通速度过慢,以及超额货币需求的问题。如果这种制度环境继续维持,那么并不用担心高M2/GDP所带来的通胀风险,相反它是利率、汇率低估的金融抑制条件下经济趋于均衡的体现,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
经济本未过热,政策建议者的头脑别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