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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会长,您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思想文化也迎来了一个繁荣期,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非常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您能否谈一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李崇富:新时期,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人们走出国门,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眼界大为开阔,思想空前活跃;大量国外的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我国也在扩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我国思想界,乃至国人的思想都大为解放,各门社会科学发展很快、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观念快速更新,特别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变化很大很快很猛,这为打破僵化的旧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新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氛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在引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向外界引进和学习到不少好东西、吸收很多新经验、新思想和新事物之外,也渗入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包括不少所谓“主义”)和生活方式,旧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残余也沉渣泛起,思想道德失范、社会诚信缺失、消极腐败等不正之风,难以遏制,这些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思想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有哪些?这些思潮给我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崇富:首先要肯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我国的思想主流,并且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也大体相适应。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和消极的思想文化,其中包括国内外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一些思想理论的噪音和杂音,一些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这方面,大体上存在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僵化和保守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有抵触的“左”的思想倾向依然存在,尽管其影响日渐式微,但不能放松警惕;二是右的思想倾向。这主要是指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等。特别应当警惕的是,有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在极力鼓吹一些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私有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等错误的思想和主张,企图影响和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他们的错误影响,会使我国改革和建设发生某些困难和曲折、并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
记者:对于一些社会思潮给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党高度警觉和重视,为此,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了“四个划清”,其中之一就是“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当前我国思想领域“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呢?
李崇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划清四个界限。我认为,“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一个总的问题,其它三个界限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提出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有非常具体的、现实的针对性的。
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突出表现和主要形态。它的思想来源,是20世纪20-30年代以哈耶克为主要的经济学派,后来又向社会政治主张延伸。到了70-80年代,被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尊崇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其政治形式,就是美国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基本主张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上要实行私有化,并实行完全放任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政府无为而治和市场万能;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模式,也就是美国化;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全盘西化,使中国回归西方的“主流文明”和所谓“普世价值”;如此等等。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传统。他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完全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的同时,崇洋媚外,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甚至污蔑连中华民族的人种都不行,要当所谓“世界公民”,鼓吹中国实行全盘西化和美国化,当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才能够实现现代化。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种直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源于第二国际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主要代表;后来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所发挥。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通过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主张搞改良的资本主义,反对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其主要错误,就是在经济上主张搞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主张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议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用新康德主义、基督教伦理和被歪曲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取而代之。其在我国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并把伯恩施坦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污蔑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暴力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一些党派主张搞一点社会改良,搞福利主义,这对于人民群众还是多少有些实惠,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借鉴参考;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并企图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制度,那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必须坚决地揭露和批驳这种历史反动和社会倒退的主张。
这三种思潮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都是根本上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其危害主要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
记者: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首先必须从认识上明确划分这个界限的标准。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
李崇富:划清这个界限的标准,是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的取向上,存在着原则性区别而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就能够使我们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我们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真理;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除了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在认识论上它基本上属于一种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体系。所以其间的本质区别,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界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划分这个界限的标准和认识论上的真理标准是一样的,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最终还要看社会实践,要看这个实践是有利于社会进步还是不利于社会进步,是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不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这个真理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领域,又表现为“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必须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这个标准,同有利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把人民的现实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在运用上,我认为还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事物。只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还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够自觉地划清这种界限。也就是,当你的立场站对了,基本观点掌握了,思想方法搞纯正了,才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记者: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和干部提出的一种政治要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李崇富: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一个主体条件。也就是说,首先需要你从思想认识上能够知道、懂得和分辨出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一定全是错误的,但它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理论上的对立的两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而反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根本上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所以,要增强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就首先要站稳一个立场,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辨别一个观点和学说对不对,你能不能识别出来,就既要看符不符合客观实际,又要看这个观点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违背这种根本利益。如果站稳了这个立场,有了正确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你就心明眼亮,就能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你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懂马克思主义,要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精神实质,以及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你要知道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就要考察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某一句话、某个观点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还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我认为,提高党员干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问题,就是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高度,结合社会实践来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并用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同时把这个东西变为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可以比作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你掌握了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你就站得高、看得远,也看得深。
记者: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实际上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原则。那么,请您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谈一谈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李崇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领导阶级的思想。我们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首先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主张,是反映劳动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主张,是反映社会进步的政治主张。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且符合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的一种思想结晶,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揭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能够引领我们的人民在实践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说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旗帜,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灵魂,是我们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在思想理论上就有了主心骨,我们就能在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引导到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上,引导到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向上,使人民能够增强凝聚力,能够统一认识和统一步伐,共同为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而奋斗。
记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还有一个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的问题,也就是有专家提出的“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并存的关系。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怎样既坚持指导的地位,同时又保证社会意识的多样化?
李崇富: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意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里面的核心内容;它不是思想文化的全部,但是它要在这个思想文化里面起一个核心的、指导的和引领的作用。而我们的社会生活,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多样化了,利益也多样化了,就业方式也多样化了,生活方式也丰富多彩了,因此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和精神需要的层次,也表现出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易变性。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社会文化丰富多彩、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正确地处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思想理论的主旋律的问题。我们说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是要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简单来说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这个思想文化,它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它就能够使各种层次不同的认识在坚持真理、弘扬先进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多样,求大同、存小异,允许这个社会有多种思想文化,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不同层次、不同要求、不同爱好都能得到满足,让我们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健康,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条件,思想文化环境。但是,越是思想文化丰富多彩,越是思想文化的层次多种多样,就越是要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一搞多元化,思想就乱了,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调,没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一首音乐如果没有一个主旋律,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噪音。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就是防止思想理论上的噪音、杂音出现,奏出一首和谐美妙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乐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方方面面的体现,我们思想文化就能够繁荣发展、丰富多彩,这对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具有很密切的联系。而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这个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对立起来,其实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是让我们按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文化;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经济和生产的不断向前发展;按照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引领社会顺利前进。所以,我们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思想文化的多样性既对立又统一,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联系;虽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至少是能够达到一致的。
记者: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就当前而言,如何把科学发展观与谋划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呢?
李崇富:这就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学识、是一种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归根到底就有一个正确地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其中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个理论再高超、再神妙,毕竟只是精神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而理论要发挥作用,就要掌握群众,理论掌握了群众,才能变为物质力量。所以,我们说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四真”,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真学、真懂、真信了,才能够达到真用的目的。
记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也是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首要任务。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
李崇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一个完整的理论表述,就是把这“三化”并提。过去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讲过大众化,现在强调时代化。我认为,科学地理解这“三化”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根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它的基本原理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然,真理的普遍性要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就必须要同其特殊性相结合,即同一定的国情、一定的实践的具体条件相结合,所以首先要中国化、要民族化,就是变成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里面的核心部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要和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元素结合起来,要不断地推动它前进,这就是要不断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基于实践发展的历史过程,没有止境。
第二,大众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首先让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掌握与真正运用它,同时提倡让更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尽量地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尽量地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要大众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要求时代化。它的时代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要把握时代脉搏,要有时代气息,也就是要反映它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要面对社会实践的发展,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要与时俱进、要和当代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要和当代的社会技术进步相结合、要和当代的基本政治格局的变化相结合,就要考虑到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地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在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体现自己时代的要求、做到时代化。即它要有21世纪的世界特点,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引领时代潮流,让我们社会发展、让我们的工作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推动历史前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按照历史的总趋势推动社会发展,这样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否则不考虑时代特征,离开了时代的大背景,你的局部工作可能很努力、很下功夫的,如果不考虑大环境,不考虑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那就很难把我们的事情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对待,来推进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所以我们要有战略的头脑,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见,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这么说,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本身对我们提出了一种要求,符合它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特征。
■ 责任编辑:袁志平
李崇富:新时期,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人们走出国门,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眼界大为开阔,思想空前活跃;大量国外的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我国也在扩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我国思想界,乃至国人的思想都大为解放,各门社会科学发展很快、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观念快速更新,特别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变化很大很快很猛,这为打破僵化的旧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新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氛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在引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向外界引进和学习到不少好东西、吸收很多新经验、新思想和新事物之外,也渗入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包括不少所谓“主义”)和生活方式,旧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残余也沉渣泛起,思想道德失范、社会诚信缺失、消极腐败等不正之风,难以遏制,这些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思想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有哪些?这些思潮给我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崇富:首先要肯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我国的思想主流,并且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也大体相适应。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和消极的思想文化,其中包括国内外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一些思想理论的噪音和杂音,一些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这方面,大体上存在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僵化和保守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有抵触的“左”的思想倾向依然存在,尽管其影响日渐式微,但不能放松警惕;二是右的思想倾向。这主要是指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等。特别应当警惕的是,有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在极力鼓吹一些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私有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等错误的思想和主张,企图影响和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他们的错误影响,会使我国改革和建设发生某些困难和曲折、并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
记者:对于一些社会思潮给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党高度警觉和重视,为此,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了“四个划清”,其中之一就是“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当前我国思想领域“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呢?
李崇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划清四个界限。我认为,“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一个总的问题,其它三个界限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提出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有非常具体的、现实的针对性的。
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突出表现和主要形态。它的思想来源,是20世纪20-30年代以哈耶克为主要的经济学派,后来又向社会政治主张延伸。到了70-80年代,被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尊崇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其政治形式,就是美国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基本主张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上要实行私有化,并实行完全放任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政府无为而治和市场万能;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模式,也就是美国化;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全盘西化,使中国回归西方的“主流文明”和所谓“普世价值”;如此等等。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传统。他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完全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的同时,崇洋媚外,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甚至污蔑连中华民族的人种都不行,要当所谓“世界公民”,鼓吹中国实行全盘西化和美国化,当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认为,中国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才能够实现现代化。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种直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源于第二国际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主要代表;后来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所发挥。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通过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主张搞改良的资本主义,反对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其主要错误,就是在经济上主张搞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主张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议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用新康德主义、基督教伦理和被歪曲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取而代之。其在我国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并把伯恩施坦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污蔑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暴力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一些党派主张搞一点社会改良,搞福利主义,这对于人民群众还是多少有些实惠,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借鉴参考;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并企图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制度,那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必须坚决地揭露和批驳这种历史反动和社会倒退的主张。
这三种思潮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都是根本上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其危害主要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
记者: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首先必须从认识上明确划分这个界限的标准。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
李崇富:划清这个界限的标准,是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的取向上,存在着原则性区别而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就能够使我们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我们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真理;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除了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在认识论上它基本上属于一种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体系。所以其间的本质区别,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界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划分这个界限的标准和认识论上的真理标准是一样的,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最终还要看社会实践,要看这个实践是有利于社会进步还是不利于社会进步,是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不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这个真理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领域,又表现为“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必须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这个标准,同有利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把人民的现实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在运用上,我认为还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事物。只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还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才能够自觉地划清这种界限。也就是,当你的立场站对了,基本观点掌握了,思想方法搞纯正了,才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记者: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和干部提出的一种政治要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李崇富: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一个主体条件。也就是说,首先需要你从思想认识上能够知道、懂得和分辨出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一定全是错误的,但它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理论上的对立的两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而反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根本上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所以,要增强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就首先要站稳一个立场,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辨别一个观点和学说对不对,你能不能识别出来,就既要看符不符合客观实际,又要看这个观点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违背这种根本利益。如果站稳了这个立场,有了正确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你就心明眼亮,就能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你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懂马克思主义,要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精神实质,以及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你要知道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就要考察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某一句话、某个观点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还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我认为,提高党员干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问题,就是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高度,结合社会实践来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并用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同时把这个东西变为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可以比作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你掌握了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你就站得高、看得远,也看得深。
记者: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实际上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原则。那么,请您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谈一谈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李崇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领导阶级的思想。我们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首先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主张,是反映劳动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主张,是反映社会进步的政治主张。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且符合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的一种思想结晶,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揭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能够引领我们的人民在实践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说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旗帜,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灵魂,是我们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在思想理论上就有了主心骨,我们就能在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引导到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上,引导到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向上,使人民能够增强凝聚力,能够统一认识和统一步伐,共同为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而奋斗。
记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还有一个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的问题,也就是有专家提出的“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并存的关系。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怎样既坚持指导的地位,同时又保证社会意识的多样化?
李崇富: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意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里面的核心内容;它不是思想文化的全部,但是它要在这个思想文化里面起一个核心的、指导的和引领的作用。而我们的社会生活,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多样化了,利益也多样化了,就业方式也多样化了,生活方式也丰富多彩了,因此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和精神需要的层次,也表现出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易变性。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社会文化丰富多彩、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正确地处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思想理论的主旋律的问题。我们说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是要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简单来说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这个思想文化,它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它就能够使各种层次不同的认识在坚持真理、弘扬先进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多样,求大同、存小异,允许这个社会有多种思想文化,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不同层次、不同要求、不同爱好都能得到满足,让我们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健康,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条件,思想文化环境。但是,越是思想文化丰富多彩,越是思想文化的层次多种多样,就越是要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一搞多元化,思想就乱了,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调,没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一首音乐如果没有一个主旋律,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噪音。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就是防止思想理论上的噪音、杂音出现,奏出一首和谐美妙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乐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方方面面的体现,我们思想文化就能够繁荣发展、丰富多彩,这对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具有很密切的联系。而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这个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对立起来,其实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是让我们按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文化;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经济和生产的不断向前发展;按照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引领社会顺利前进。所以,我们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思想文化的多样性既对立又统一,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联系;虽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至少是能够达到一致的。
记者: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就当前而言,如何把科学发展观与谋划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呢?
李崇富:这就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学识、是一种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归根到底就有一个正确地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其中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个理论再高超、再神妙,毕竟只是精神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而理论要发挥作用,就要掌握群众,理论掌握了群众,才能变为物质力量。所以,我们说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四真”,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真学、真懂、真信了,才能够达到真用的目的。
记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也是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首要任务。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
李崇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一个完整的理论表述,就是把这“三化”并提。过去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讲过大众化,现在强调时代化。我认为,科学地理解这“三化”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根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它的基本原理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然,真理的普遍性要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就必须要同其特殊性相结合,即同一定的国情、一定的实践的具体条件相结合,所以首先要中国化、要民族化,就是变成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里面的核心部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要和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元素结合起来,要不断地推动它前进,这就是要不断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基于实践发展的历史过程,没有止境。
第二,大众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首先让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掌握与真正运用它,同时提倡让更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尽量地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尽量地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要大众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要求时代化。它的时代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要把握时代脉搏,要有时代气息,也就是要反映它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要面对社会实践的发展,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要与时俱进、要和当代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要和当代的社会技术进步相结合、要和当代的基本政治格局的变化相结合,就要考虑到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地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在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体现自己时代的要求、做到时代化。即它要有21世纪的世界特点,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引领时代潮流,让我们社会发展、让我们的工作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推动历史前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按照历史的总趋势推动社会发展,这样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否则不考虑时代特征,离开了时代的大背景,你的局部工作可能很努力、很下功夫的,如果不考虑大环境,不考虑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那就很难把我们的事情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对待,来推进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所以我们要有战略的头脑,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见,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这么说,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本身对我们提出了一种要求,符合它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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