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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启蒙运动对主体理性的张扬，释放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但主体理性的技术化发展造成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从而使主体理性向交往理性转换成为历史的必然。交往理性对理性的重构体现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彰显语言哲学的主体间性、语言言说和语言的有效性等方面。交往理性的基本特征是程序性、总体性、多维性和贯穿性。交往理性是对片面主体性的扬弃，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克服主体理性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的交往共同体。
〔关键词〕 主体理性，交往理性，启蒙困境，资本批判，超越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3-0022-06
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人性的推崇，促成了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化，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是主体理性，它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催生了世界的现代化。但主体理性导致了价值领域的多元化和价值参照的紊乱。主体理性导向下的现代化遭遇了现代性困境，由于单向度地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控制以及技术的工具性效益，忽视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由此造成社会交往的异化。交往理性作为对主体理性的扬弃，它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
一、主体理性的技术化客观要求交往理性的出场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理性启蒙逐渐演变成技术理性（或称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是以技术规则为前提，而技术规则强调一种程序性操作，侧重于达成目标的战略性和有效性，并将人和机器一同视为战略性程序操作的因子。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扩展提升了个体的生存技能，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推动了社会的迅速发展，但技术理性使人成为自然界统治力量的同时，人却物化成技术理性的工具，本来想摆脱神性统治的人类却被新的异己力量所统治。技术理性迅速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后演化成一种技术意识形态，于是，技术理性代替了宇宙理性或神圣理性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新主宰。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科学技术不但把存在者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简化为‘赋予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之间的单纯的一元关系，而且，它的目的是取得对自然的全面统治权，而这种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扩展、延伸到社会领域以及人自身。科学技术将一切存在物置于狂妄自大的主体的主宰之下，在摧毁自然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的本质与自由——因为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1 〕11我们认为，技术理性的蔓延使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陷入困境。
（一）技术理性的发展是理性的单向度、片面的发展，它忽视了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协同发展，割裂了理性的整体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单纯追求主体行为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求真）是不够的，还应当追求主体行为的价值与意义（求善），以及主体的整个行为过程与结果的审美价值。只有“真”“善”“美”相结合的理性才是相对完整的，在这种理性导向下的实践才能实现目的、道德与审美三维目标。
（二）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产生。这种模式的极权主义以科学技术作为后盾，禁止“对立的意见、派别和向度的存在”。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政治层面，现代工业社会缩短了对立的政治派别的间距，用科学技术促成了它们的同质化和一体化，从而消除了质疑现存制度合法性的各种政治派别。在生活层面，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趋同化。“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的那种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2 〕3在文化层面，经典文化与世俗社会的边界模糊，理想与现实不再存在距离感，文化、文化产品直接与经济利益关联起来，文化圣地蜕变成经济中心。“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同一。这样，表达理想的高层文化便不再能够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 〔2 〕3
（三）技术理性所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把问题的合理性置换成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因为注重的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或方法，往往会采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而劳动者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并被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科技进步使人对人的统治也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合理化了，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将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因此，这种自由……不如说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 〔1 〕12由此看来，技术理性将人的一切交往活动都纳入技术机制的管理范围，用简单的量化规则来处理复杂的人类行为，抹杀了个体差异和个性自由。在技术规范的统治下，人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自身的主体性和自由。
基于此，马尔库塞指出，技术与科学已经演化成了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具有直观的奴役性和工具性。而且，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受科学技术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和奴役的程度就会越深重，也就越难摆脱其统治和奴役。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大幅度地缩小了贫富差距。政治共同体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偿了个人的各种需求，以此赢得社会成员对制度的拥护和忠诚，并因此而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主体理性导向下的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对技术的屈从，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差异的丧失，以及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退场，说明主体理性的张扬遮蔽了生活世界的价值理性，造成理性的分裂和断层。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理性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立足于技术（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破坏了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影响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都压制和消解了价值理性。主体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引发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困境和理性危机，因而，必须实行理性的转换才能化解这种危机和困境。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包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往理性”，以此来重建理性的合理化，这一构想使启蒙理性走出困境成为可能。
二、交往理性主体对理性的重构 交往理性，是隐含在人们的日常话语结构之中的、互动参与者共享的理性。与传统的单维度的标准理性（强调的是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以个体主体为中心）不同，交往理性是一种双重维度的理性，突出的是主体之间平等的对话、商谈关系，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而达成理解和共识。交往理性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理性，它强调“主体——主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理解，它“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满足了实践的合理性的总体性要求” 〔3 〕19。交往理性是在实践的合理性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维度、总体性、贯穿性和程序性等特征。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的前提，它以语言为媒介而展开各种交往行动，它强调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一种交往的人本主义价值。因而，它理应成为一切理性的基础和前提。
（一）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理性的转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并非凭空产生，它植根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正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和交换价值原则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才促使人们去认真思考人类理性的总体性和合理化问题。
就主体理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理性，也就是说，主体理性是资本逻辑在观念上的反映，并形成了一种单维度的理性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实际上是对主体理性的批判与理性的纠错，并张扬一种实践理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涵大致包括生产要素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两个方面。资本并不具体表现为某种物质形态，但又离不开物质中介，资本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追求自身的无限扩大和增殖，并表征为一种历史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的运行及其扩张有其内在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意指具有主体性的资本生成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其运行过程中，有其内在的发展路径和规律。一方面它表现为从商品到货币再向资本转化的过程，榨取剩余价值和追求资本的无限扩大和增殖是其两个基本的逻辑。而最终形成以资本来消灭资本的逻辑则是其逻辑的悖论和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本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面渗透与扩张。资本对当代生活实现了全方位的规制，资本的内在逻辑使资本具有丰富的个性与独立性，与之相反，社会化的人却在资本的规制下失去了个性与自由。资本的扩张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外化。“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4 〕 51-52可见，在资本逻辑下，不论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只能获得一种表面的生存外观。资本对人所具有的这种统治力量，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首先，资本表现为一种经济权力，资本家依凭这种权力，就可以任意支配雇佣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因而，雇佣工人的个性、自由、尊严，只能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其次，在这种经济权力的基础上，资本被扩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力。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使资本天然地具有一种内在的“脱域性”，它会朝着新的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和渗透，在资本利益最大化和自我增殖的驱动下，社会空间逐渐地资本化了。资本与政治权力联姻，形成权力资本；资本与文化权力勾连，产生资本拜物教。这样，资本的原则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际交往和个人追求的普遍标尺。这些现象都是经济权力向社会权力演绎的表现。于是，整个社会共同体便被资本的“普照之光”所笼罩，人的灵魂与肉体都浸透在资本的逻辑之中。
马克思对这种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不可否认，资本逻辑的运行，为人类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它为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促使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入了现代，从物质贫困迈向了经济富足。因而，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5 〕829它对人类的精神统治和伤害，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该对它进行深刻的批判并瓦解和超越这种资本逻辑。在资本——抽象共同体中，一个不争的现实是，资本成了统治和决定人类生活的主宰。在资本原则的主导下，人们普遍地“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6 〕294即使是经济实力雄厚和物质富裕的资本家，也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已。资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获得又是建立在资本对主体性的压抑、束缚甚至是奴役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以服务人的姿态出现，但它最后却异化成了统治人的抽象力量。而整个资本——抽象共同体则成了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互动共生、二维统一的存在场。主体理性对世界和人类的无限制的形而上学之谋划，同资本的无止境的增殖之本性相结合，促成了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双向统一。然而，无论是主体理性，还是资本增殖逻辑，其张扬和泛化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合理性边界，当其超过社会共同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时，主体理性必将陷入困境，资本逻辑也会走向自我毁灭。
但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毁灭却是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历程，所以，马克思强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实践，才能加速它的解体，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于是，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通过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人类社会最终会过渡到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马克思实现了对主体理性的解构，主体理性只关注理性自身，以及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的相互扩张，但却缺乏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之维的合理性思考，从而导致了主体性实践的非合理化和人的异化。而马克思则立足于一种实践理性，将理性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理性指导下的劳动的合理性。这样，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实践上消解了主体理性和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理性的片面化和实践的非合理化，并以一种实践理性，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理性资源。“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的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6 〕121可见，只有在控制了各自的生存条件的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中，人类才能消除主体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外在压迫和宰制，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但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毕竟离现代社会太远，而且是粗线条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它细化，开辟一种更为现实的路径。马克思的发展路径，主要侧重点是生产领域，关注的是社会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立基点，注重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并以此来分析和解释个人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哈贝马斯所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对话与沟通，强调一种语言媒介和话语伦理，通过主体间交往来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共识。他认为，要解决社会共同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则应该把视线集中在人类的行为层面，社会救赎的希望在于改变系统和生活世界中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交往行为，立足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而不仅仅是人类在劳动领域的解放。比较而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弘扬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既是一种指向成功的目的理性行为，同时，在劳动中又包含了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即主体间际关系，事实上，交往行为已内化于马克思的劳动实践之中。但马克思没有明确地界定和阐述“主体间性”的概念，也没有形成“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前提”的观念。哈贝马斯在分析和总结马克思交往理论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对制度层面（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关注与他自己对生活世界的关注结合起来，并以语言规范和商谈伦理为条件，建构了一种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交往理性和以达成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试图通过以平等对话所形成的规范性互动，来质疑现存制度安排的正确性并生成新的规范性，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和主体理性的超越，这是具有说服力的。
（二）以语言哲学的主体间性代替意识哲学的主体性。交往理性最重要的特征是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意指在社会共同体中，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际或主体间性关系。“‘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现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的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 〔7 〕53这是一种自我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共在关系。事实上，“从语言角度来看，‘我’作为主体的代名词，只有在与其他人称代词的关系网络中才能成立，脱离了这个关系网络，表示主体的这个代名词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主体和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本质的体现，脱离社会性来谈论主体和主体性是毫无意义的。” 〔1 〕41由此可见，在交往共同体中，人们应该弘扬一种交往理性。然而，自笛卡尔以来，意识哲学所张扬的主体性却是一种“独白式的理性”或把他者视为客体的理性。无论何种形式的主体性，都会忽略客体的需求、他者的需要，将主体的观念、意识强加于对象化的客体、他者。客观对象只能在符合主体意志的情形下才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主体性只关涉单个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却不关注单个主体以外的他者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视为平等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是交往行为合理化、达成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前提。“主体间性强调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实践中的多向度交流，强调不同主体在实践中通过共识关系实现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体现了不同主体在构建共同世界过程中的和谐互动及良性交往。” 〔8 〕可见，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表征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体现的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本质关联。因而，主体间性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交往共同体。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类似的观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也内涵着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地对话、交流和沟通。哈贝马斯立基于语用学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并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的本质”思想，从不同的层面来达成他们的共同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以语言言说和语言的有效性规则生成交往的意义。主体间性理性视角的确立及其存在只为交往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的参与者想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达成共识，必须要借助于语言的中介。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看，它是用来解释存在及其人和世界的关系，因而，语言在交往行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人们对语言媒介作用的重视始于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人类认识世界的人文科学范式开始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这种转变有其客观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人们普遍地把意识或自我意识视为把握对象的内在确定性的最可靠的钥匙，人的意识或自我意识被当作主体的基本特征而提升至绝对的高度，并将一种抽象的观念转化成范畴的确定性，从而，把一切对象物看作与主体相关联或是主体思辨的结果。“同一性思维设立了同一对于差异、普遍对于特殊、必然对于偶然、无限对于有限的优先性，并以此来解释世界。” 〔9 〕221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的两种基本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唯心主义把世界视为理念、思辨的结果，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意识是世界和主观精神相同一的前提；而唯物主义则认为，意识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完善的模仿，世界和精神同一的前提是客观存在。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唯心论和唯物论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但它们都把意识视为人的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根源。也就是说，它们将思维的本质或思维的产物视为世界的本质或规律，用精神来衡量世界，并将它看作世界的唯一尺度。不仅如此，意识哲学还把理性看作主体本身先念自有的一种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主体理性是一种“形而上思维”，主体的理性意识是绝对自设的、也是主体自证自明的。因而，主体理性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在此前提下，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乃大势所趋。
在语言哲学转向实现之后，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关系就被语言哲学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所取代。意义的产生不再以先念主体的意识为最终根据，而是根源于语言言说的交互行动，意义是言说的产物。同时，在意义产生的交往活动中必须要遵循语言的有效性规则：（1）可领会性。言说者之话语表达必须要为听众所理解。（2）真理性。言说者应该表达一种真实的话语内容，以便听众分享言说者的知识。（3）真诚性。意指言说者在进行言语表达时态度要真诚，这样才能赢得听众的信任。（4）适当性。言说者的表达要能体现出一种公认的规范，从而才能使听众认可和接受这种表达。事实上，社会共同体中一切意义的产生，的确离不开意识的外部建构，但问题在于，欲形成真实的或真理性的意义，只有遵循语言的有效性规则，并经由语言言说的途径，通过对话、交流方可形成。“作为原型的‘真实’‘本质’‘真理’‘典型’等等，未经语言言说是无法被知觉的，并不能直接地、自动地呈现出来，只有经过语言言说才能呈现并被人知觉。……原来寄生于‘原型’并作为模仿工具使用的语言这时却获得了独立的性质，成为真理、真实、本质、典型存在和成立的根据，而作为先在原型的真理、真实、本质和典型反倒变成了依附于语言、从语言那里获得存在根据的东西，即成了从语言言说中导出的结果、语言言说的产物。” 〔9 〕226也就是说，语言和意义不可分，语言对于意义而言是始源性、先在性的。意识的存在和发展也依赖于语言，通过语言表达我们才能知觉主体间的意识。而意义的特点在于它的“语言性”，意义与语言的有效性规则及语言表达不可分。 三、交往理性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交往理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弘扬交往理性，可以防止工具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入侵，克服理性的片面化发展，消解唯我论和自我中心主义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负面影响，避免人的物化和异化。推崇交往理性，能够促成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并由此而形成一个自主、平等、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社会。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交往理性对改善我国的社会治理和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一）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立足于经济建设，以此为前提来提高综合国力。“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然会追求行为目标的效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工具理性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工具理性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理性力量，而且它在社会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工具理性对于成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工具理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当预防及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由于缺乏理性批判的传统，同时，也不具备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条件和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交往主体的物化，无论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都普遍存在着以利益为尺度和导向的交往行为。在经济领域，存在一种所谓的“经济人理性”。在它的主导下，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代价，出现了三聚氰胺、地沟油、豆腐渣工程等不良现象。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政治人理性”，则催生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买官卖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劣行。在文化领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贯穿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全过程。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都受到了货币和资本这种交往媒介的深刻影响，物质利益的追求常常成为人际交往的首要和普遍尺度。虽然在经济上我们成果辉煌，但在精神上却存在着普遍的躁动与内心的不安宁。在工具性的利益追逐中，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事实上，工具理性能为人类带来效益和富足，具有形式合理性，却无法由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能由实证的知识、客观的命题、物化的财富推论出人的内在精神价值，从而缺乏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毫无关系，甚至直接对立。” 〔10 〕93这说明，一切外在之物都不能体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主要由人的精神层面所规定和体现，在于对自然性和受动性的超越，以及自我灵魂的内在完满。由此可见，工具理性在侵蚀和污染着社会共同体的生态，影响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我们必须要保持工具理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适度空间，才能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价值目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快速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有利于克服主体理性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只有建立交往理性，才能真正消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主体理性的张扬，形成了一种资本的原则和权力的逻辑，它成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前提和基础。由此而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人的偶然性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主体理性所导致的自我中心化，也使自我与他人无法达成理解和认同。通过消解主体性，可以消除关系对个人独立性的压抑、人对自身的偶然性的屈从、个体关系对资本和权力逻辑的屈从。
以交往理性替代工具理性，意味着交往理性将工具理性视为自身的内在向度之一，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方面或环节。这样使理性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拓展了它的广延性，从而使理性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片面化而走向了总体性。因此，交往理性的在场并不排斥工具理性，它是对工具理性的包容与规限。事实上，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逻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工具理性的扩张也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往往会在扩张中超越自身的限度，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非理性。从另一视角看，工具理性过分地放大了主体的认识能力，况且，人的认识与实在的同一性乃是主体先验地预设的，并未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确切证明。工具理性关注的是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导向，通过提升主体对自然的控制力来确证劳动和实践的价值，但它忽视了劳动和实践中人与人的关系——主体间的平等沟通、对话关系，而这种关系体现的是劳动和实践的人文价值，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因而，强调主体间互动理解的交往理性，才真正地达成了劳动与合理化的总体性要求，通过统筹和整合交往行为中的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将工具理性限制在自己的合法范围内，可以避免工具理性的扩展导向科技意识形态的扩张、人际关系的物化及人沦为实现目的之工具等片面理性的后果。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性，交往活动以对话和商谈为原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阶层结构和阶层交往的合理化。就现实而言，社会共同体存在着阶层固化。他们工作艰苦、薪酬低廉，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在其务工所在地得到妥善的解决。由此可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只有通过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商谈和对话的主体间性交往活动，才能形成一种相对公平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到社会共同体所有人。这种主体间性交往意味着，“交往主体间地位平等，交往不是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手段与工具，而是不同主体间通过语言的媒介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要求我们每个交往主体在交往中不受权力的强制和金钱的束缚，享有平等的权利，交往双方的愿望和权利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11 〕可见，主体间性是形成真实而公正的交往规则的前提，远离主体间性，也就远离了规则意识，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合理的交往规则并形成合理的交往价值理念。只有立足于主体间性，才能确证交往规则的正当性，因而，主体间性意味着理性和合理性。因此，弘扬交往理性，可以消解阶层固化，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不同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在中国逐步形成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将这种主体间性交往运用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等关系之上，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人与社的和谐，也有利于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这样，就能最终形成交往共同体的整体性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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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
〔关键词〕 主体理性，交往理性，启蒙困境，资本批判，超越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3-0022-06
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人性的推崇，促成了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化，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是主体理性，它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催生了世界的现代化。但主体理性导致了价值领域的多元化和价值参照的紊乱。主体理性导向下的现代化遭遇了现代性困境，由于单向度地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控制以及技术的工具性效益，忽视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由此造成社会交往的异化。交往理性作为对主体理性的扬弃，它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
一、主体理性的技术化客观要求交往理性的出场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理性启蒙逐渐演变成技术理性（或称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是以技术规则为前提，而技术规则强调一种程序性操作，侧重于达成目标的战略性和有效性，并将人和机器一同视为战略性程序操作的因子。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扩展提升了个体的生存技能，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推动了社会的迅速发展，但技术理性使人成为自然界统治力量的同时，人却物化成技术理性的工具，本来想摆脱神性统治的人类却被新的异己力量所统治。技术理性迅速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后演化成一种技术意识形态，于是，技术理性代替了宇宙理性或神圣理性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新主宰。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科学技术不但把存在者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简化为‘赋予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之间的单纯的一元关系，而且，它的目的是取得对自然的全面统治权，而这种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扩展、延伸到社会领域以及人自身。科学技术将一切存在物置于狂妄自大的主体的主宰之下，在摧毁自然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的本质与自由——因为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1 〕11我们认为，技术理性的蔓延使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陷入困境。
（一）技术理性的发展是理性的单向度、片面的发展，它忽视了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协同发展，割裂了理性的整体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单纯追求主体行为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求真）是不够的，还应当追求主体行为的价值与意义（求善），以及主体的整个行为过程与结果的审美价值。只有“真”“善”“美”相结合的理性才是相对完整的，在这种理性导向下的实践才能实现目的、道德与审美三维目标。
（二）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产生。这种模式的极权主义以科学技术作为后盾，禁止“对立的意见、派别和向度的存在”。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政治层面，现代工业社会缩短了对立的政治派别的间距，用科学技术促成了它们的同质化和一体化，从而消除了质疑现存制度合法性的各种政治派别。在生活层面，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趋同化。“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的那种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2 〕3在文化层面，经典文化与世俗社会的边界模糊，理想与现实不再存在距离感，文化、文化产品直接与经济利益关联起来，文化圣地蜕变成经济中心。“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同一。这样，表达理想的高层文化便不再能够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 〔2 〕3
（三）技术理性所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把问题的合理性置换成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因为注重的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或方法，往往会采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而劳动者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并被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科技进步使人对人的统治也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合理化了，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将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因此，这种自由……不如说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 〔1 〕12由此看来，技术理性将人的一切交往活动都纳入技术机制的管理范围，用简单的量化规则来处理复杂的人类行为，抹杀了个体差异和个性自由。在技术规范的统治下，人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自身的主体性和自由。
基于此，马尔库塞指出，技术与科学已经演化成了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具有直观的奴役性和工具性。而且，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受科学技术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和奴役的程度就会越深重，也就越难摆脱其统治和奴役。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大幅度地缩小了贫富差距。政治共同体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偿了个人的各种需求，以此赢得社会成员对制度的拥护和忠诚，并因此而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主体理性导向下的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对技术的屈从，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差异的丧失，以及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退场，说明主体理性的张扬遮蔽了生活世界的价值理性，造成理性的分裂和断层。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理性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立足于技术（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破坏了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影响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都压制和消解了价值理性。主体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引发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困境和理性危机，因而，必须实行理性的转换才能化解这种危机和困境。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包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往理性”，以此来重建理性的合理化，这一构想使启蒙理性走出困境成为可能。
二、交往理性主体对理性的重构 交往理性，是隐含在人们的日常话语结构之中的、互动参与者共享的理性。与传统的单维度的标准理性（强调的是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以个体主体为中心）不同，交往理性是一种双重维度的理性，突出的是主体之间平等的对话、商谈关系，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而达成理解和共识。交往理性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理性，它强调“主体——主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理解，它“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满足了实践的合理性的总体性要求” 〔3 〕19。交往理性是在实践的合理性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维度、总体性、贯穿性和程序性等特征。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的前提，它以语言为媒介而展开各种交往行动，它强调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一种交往的人本主义价值。因而，它理应成为一切理性的基础和前提。
（一）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理性的转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并非凭空产生，它植根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正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和交换价值原则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才促使人们去认真思考人类理性的总体性和合理化问题。
就主体理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理性，也就是说，主体理性是资本逻辑在观念上的反映，并形成了一种单维度的理性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实际上是对主体理性的批判与理性的纠错，并张扬一种实践理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涵大致包括生产要素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两个方面。资本并不具体表现为某种物质形态，但又离不开物质中介，资本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追求自身的无限扩大和增殖，并表征为一种历史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的运行及其扩张有其内在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意指具有主体性的资本生成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其运行过程中，有其内在的发展路径和规律。一方面它表现为从商品到货币再向资本转化的过程，榨取剩余价值和追求资本的无限扩大和增殖是其两个基本的逻辑。而最终形成以资本来消灭资本的逻辑则是其逻辑的悖论和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本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面渗透与扩张。资本对当代生活实现了全方位的规制，资本的内在逻辑使资本具有丰富的个性与独立性，与之相反，社会化的人却在资本的规制下失去了个性与自由。资本的扩张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外化。“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4 〕 51-52可见，在资本逻辑下，不论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只能获得一种表面的生存外观。资本对人所具有的这种统治力量，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首先，资本表现为一种经济权力，资本家依凭这种权力，就可以任意支配雇佣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因而，雇佣工人的个性、自由、尊严，只能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其次，在这种经济权力的基础上，资本被扩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力。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使资本天然地具有一种内在的“脱域性”，它会朝着新的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和渗透，在资本利益最大化和自我增殖的驱动下，社会空间逐渐地资本化了。资本与政治权力联姻，形成权力资本；资本与文化权力勾连，产生资本拜物教。这样，资本的原则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际交往和个人追求的普遍标尺。这些现象都是经济权力向社会权力演绎的表现。于是，整个社会共同体便被资本的“普照之光”所笼罩，人的灵魂与肉体都浸透在资本的逻辑之中。
马克思对这种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不可否认，资本逻辑的运行，为人类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它为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促使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入了现代，从物质贫困迈向了经济富足。因而，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5 〕829它对人类的精神统治和伤害，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该对它进行深刻的批判并瓦解和超越这种资本逻辑。在资本——抽象共同体中，一个不争的现实是，资本成了统治和决定人类生活的主宰。在资本原则的主导下，人们普遍地“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6 〕294即使是经济实力雄厚和物质富裕的资本家，也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已。资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获得又是建立在资本对主体性的压抑、束缚甚至是奴役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以服务人的姿态出现，但它最后却异化成了统治人的抽象力量。而整个资本——抽象共同体则成了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互动共生、二维统一的存在场。主体理性对世界和人类的无限制的形而上学之谋划，同资本的无止境的增殖之本性相结合，促成了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双向统一。然而，无论是主体理性，还是资本增殖逻辑，其张扬和泛化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合理性边界，当其超过社会共同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时，主体理性必将陷入困境，资本逻辑也会走向自我毁灭。
但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毁灭却是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历程，所以，马克思强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实践，才能加速它的解体，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于是，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通过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人类社会最终会过渡到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马克思实现了对主体理性的解构，主体理性只关注理性自身，以及主体理性与资本逻辑的相互扩张，但却缺乏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之维的合理性思考，从而导致了主体性实践的非合理化和人的异化。而马克思则立足于一种实践理性，将理性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理性指导下的劳动的合理性。这样，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实践上消解了主体理性和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理性的片面化和实践的非合理化，并以一种实践理性，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理性资源。“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的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6 〕121可见，只有在控制了各自的生存条件的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中，人类才能消除主体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外在压迫和宰制，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但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毕竟离现代社会太远，而且是粗线条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它细化，开辟一种更为现实的路径。马克思的发展路径，主要侧重点是生产领域，关注的是社会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立基点，注重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并以此来分析和解释个人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哈贝马斯所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对话与沟通，强调一种语言媒介和话语伦理，通过主体间交往来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共识。他认为，要解决社会共同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则应该把视线集中在人类的行为层面，社会救赎的希望在于改变系统和生活世界中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交往行为，立足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而不仅仅是人类在劳动领域的解放。比较而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弘扬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既是一种指向成功的目的理性行为，同时，在劳动中又包含了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即主体间际关系，事实上，交往行为已内化于马克思的劳动实践之中。但马克思没有明确地界定和阐述“主体间性”的概念，也没有形成“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前提”的观念。哈贝马斯在分析和总结马克思交往理论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对制度层面（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关注与他自己对生活世界的关注结合起来，并以语言规范和商谈伦理为条件，建构了一种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交往理性和以达成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试图通过以平等对话所形成的规范性互动，来质疑现存制度安排的正确性并生成新的规范性，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和主体理性的超越，这是具有说服力的。
（二）以语言哲学的主体间性代替意识哲学的主体性。交往理性最重要的特征是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性意指在社会共同体中，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际或主体间性关系。“‘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现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的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 〔7 〕53这是一种自我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共在关系。事实上，“从语言角度来看，‘我’作为主体的代名词，只有在与其他人称代词的关系网络中才能成立，脱离了这个关系网络，表示主体的这个代名词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主体和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本质的体现，脱离社会性来谈论主体和主体性是毫无意义的。” 〔1 〕41由此可见，在交往共同体中，人们应该弘扬一种交往理性。然而，自笛卡尔以来，意识哲学所张扬的主体性却是一种“独白式的理性”或把他者视为客体的理性。无论何种形式的主体性，都会忽略客体的需求、他者的需要，将主体的观念、意识强加于对象化的客体、他者。客观对象只能在符合主体意志的情形下才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主体性只关涉单个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却不关注单个主体以外的他者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视为平等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是交往行为合理化、达成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前提。“主体间性强调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实践中的多向度交流，强调不同主体在实践中通过共识关系实现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体现了不同主体在构建共同世界过程中的和谐互动及良性交往。” 〔8 〕可见，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表征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体现的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本质关联。因而，主体间性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交往共同体。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类似的观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也内涵着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地对话、交流和沟通。哈贝马斯立基于语用学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并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的本质”思想，从不同的层面来达成他们的共同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以语言言说和语言的有效性规则生成交往的意义。主体间性理性视角的确立及其存在只为交往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的参与者想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达成共识，必须要借助于语言的中介。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看，它是用来解释存在及其人和世界的关系，因而，语言在交往行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人们对语言媒介作用的重视始于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人类认识世界的人文科学范式开始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这种转变有其客观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人们普遍地把意识或自我意识视为把握对象的内在确定性的最可靠的钥匙，人的意识或自我意识被当作主体的基本特征而提升至绝对的高度，并将一种抽象的观念转化成范畴的确定性，从而，把一切对象物看作与主体相关联或是主体思辨的结果。“同一性思维设立了同一对于差异、普遍对于特殊、必然对于偶然、无限对于有限的优先性，并以此来解释世界。” 〔9 〕221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的两种基本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唯心主义把世界视为理念、思辨的结果，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意识是世界和主观精神相同一的前提；而唯物主义则认为，意识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完善的模仿，世界和精神同一的前提是客观存在。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唯心论和唯物论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但它们都把意识视为人的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根源。也就是说，它们将思维的本质或思维的产物视为世界的本质或规律，用精神来衡量世界，并将它看作世界的唯一尺度。不仅如此，意识哲学还把理性看作主体本身先念自有的一种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主体理性是一种“形而上思维”，主体的理性意识是绝对自设的、也是主体自证自明的。因而，主体理性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在此前提下，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乃大势所趋。
在语言哲学转向实现之后，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关系就被语言哲学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所取代。意义的产生不再以先念主体的意识为最终根据，而是根源于语言言说的交互行动，意义是言说的产物。同时，在意义产生的交往活动中必须要遵循语言的有效性规则：（1）可领会性。言说者之话语表达必须要为听众所理解。（2）真理性。言说者应该表达一种真实的话语内容，以便听众分享言说者的知识。（3）真诚性。意指言说者在进行言语表达时态度要真诚，这样才能赢得听众的信任。（4）适当性。言说者的表达要能体现出一种公认的规范，从而才能使听众认可和接受这种表达。事实上，社会共同体中一切意义的产生，的确离不开意识的外部建构，但问题在于，欲形成真实的或真理性的意义，只有遵循语言的有效性规则，并经由语言言说的途径，通过对话、交流方可形成。“作为原型的‘真实’‘本质’‘真理’‘典型’等等，未经语言言说是无法被知觉的，并不能直接地、自动地呈现出来，只有经过语言言说才能呈现并被人知觉。……原来寄生于‘原型’并作为模仿工具使用的语言这时却获得了独立的性质，成为真理、真实、本质、典型存在和成立的根据，而作为先在原型的真理、真实、本质和典型反倒变成了依附于语言、从语言那里获得存在根据的东西，即成了从语言言说中导出的结果、语言言说的产物。” 〔9 〕226也就是说，语言和意义不可分，语言对于意义而言是始源性、先在性的。意识的存在和发展也依赖于语言，通过语言表达我们才能知觉主体间的意识。而意义的特点在于它的“语言性”，意义与语言的有效性规则及语言表达不可分。 三、交往理性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交往理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弘扬交往理性，可以防止工具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入侵，克服理性的片面化发展，消解唯我论和自我中心主义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负面影响，避免人的物化和异化。推崇交往理性，能够促成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并由此而形成一个自主、平等、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社会。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交往理性对改善我国的社会治理和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一）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立足于经济建设，以此为前提来提高综合国力。“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然会追求行为目标的效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工具理性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工具理性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理性力量，而且它在社会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工具理性对于成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工具理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当预防及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由于缺乏理性批判的传统，同时，也不具备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条件和能力。最主要的表现是交往主体的物化，无论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都普遍存在着以利益为尺度和导向的交往行为。在经济领域，存在一种所谓的“经济人理性”。在它的主导下，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代价，出现了三聚氰胺、地沟油、豆腐渣工程等不良现象。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政治人理性”，则催生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买官卖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劣行。在文化领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贯穿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全过程。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都受到了货币和资本这种交往媒介的深刻影响，物质利益的追求常常成为人际交往的首要和普遍尺度。虽然在经济上我们成果辉煌，但在精神上却存在着普遍的躁动与内心的不安宁。在工具性的利益追逐中，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事实上，工具理性能为人类带来效益和富足，具有形式合理性，却无法由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能由实证的知识、客观的命题、物化的财富推论出人的内在精神价值，从而缺乏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毫无关系，甚至直接对立。” 〔10 〕93这说明，一切外在之物都不能体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主要由人的精神层面所规定和体现，在于对自然性和受动性的超越，以及自我灵魂的内在完满。由此可见，工具理性在侵蚀和污染着社会共同体的生态，影响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我们必须要保持工具理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适度空间，才能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价值目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快速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有利于克服主体理性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只有建立交往理性，才能真正消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主体理性的张扬，形成了一种资本的原则和权力的逻辑，它成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前提和基础。由此而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人的偶然性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主体理性所导致的自我中心化，也使自我与他人无法达成理解和认同。通过消解主体性，可以消除关系对个人独立性的压抑、人对自身的偶然性的屈从、个体关系对资本和权力逻辑的屈从。
以交往理性替代工具理性，意味着交往理性将工具理性视为自身的内在向度之一，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方面或环节。这样使理性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拓展了它的广延性，从而使理性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片面化而走向了总体性。因此，交往理性的在场并不排斥工具理性，它是对工具理性的包容与规限。事实上，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逻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工具理性的扩张也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往往会在扩张中超越自身的限度，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非理性。从另一视角看，工具理性过分地放大了主体的认识能力，况且，人的认识与实在的同一性乃是主体先验地预设的，并未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确切证明。工具理性关注的是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导向，通过提升主体对自然的控制力来确证劳动和实践的价值，但它忽视了劳动和实践中人与人的关系——主体间的平等沟通、对话关系，而这种关系体现的是劳动和实践的人文价值，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因而，强调主体间互动理解的交往理性，才真正地达成了劳动与合理化的总体性要求，通过统筹和整合交往行为中的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将工具理性限制在自己的合法范围内，可以避免工具理性的扩展导向科技意识形态的扩张、人际关系的物化及人沦为实现目的之工具等片面理性的后果。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性，交往活动以对话和商谈为原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阶层结构和阶层交往的合理化。就现实而言，社会共同体存在着阶层固化。他们工作艰苦、薪酬低廉，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在其务工所在地得到妥善的解决。由此可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只有通过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商谈和对话的主体间性交往活动，才能形成一种相对公平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到社会共同体所有人。这种主体间性交往意味着，“交往主体间地位平等，交往不是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手段与工具，而是不同主体间通过语言的媒介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要求我们每个交往主体在交往中不受权力的强制和金钱的束缚，享有平等的权利，交往双方的愿望和权利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11 〕可见，主体间性是形成真实而公正的交往规则的前提，远离主体间性，也就远离了规则意识，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合理的交往规则并形成合理的交往价值理念。只有立足于主体间性，才能确证交往规则的正当性，因而，主体间性意味着理性和合理性。因此，弘扬交往理性，可以消解阶层固化，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不同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在中国逐步形成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将这种主体间性交往运用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等关系之上，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人与社的和谐，也有利于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这样，就能最终形成交往共同体的整体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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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