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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素食主义者》说起
前不久,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在伦敦揭晓,46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奖。本届国际布克奖中,与韩江一起获得提名参与竞争的,还有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中国作家阎连科。布克奖评委很推崇这部小说,认为:“《素食主义者》是一本令人过目不忘的小说,极有力量并且富有创意……由三种不同声音、通过不同的视角做叙述的这部精练之作,以忐忑又优美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紧束缚自己的所有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
在2013年就出版了中文译本的《素食主义者》,在中国读者中籍籍无名,少有人问津,此次布克奖成为这部小说的最佳广告,信赖大奖名奖而不信赖评论家的中国读者一定会拉动这部小说的销量。我——也是一位跟风大奖的读者——找来读过后发现,《素食主义者》很对素有“最好看的英文小说”之称的布克奖的胃口,小说写得精致讲究,而且好看。好看之一是故事好看,小说题材少见,写一个精神障碍者的身心世界和一个艺术至上者的欲念选择;好看之二是意味深长,小说的意蕴空间较大,不同读者可以读到不同的人性理解,比如涉及生活选择、恐惧、理解、抵抗等话题。
我以为,《素食主义者》称不上一部写作难度很大的小说,只是小有难度,而且我发现,作者有意思地在叙述上和故事结构上制造难度,让一部简单的小说变得尽可能地复杂起来——这既是一种小说能力,也是一种小说追求。
我为什么突然谈到《素食主义者》的写作难度呢?契机而已,近来读小说之余,小说难度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而《素食主义者》恰好此刻出现了。
有一段时间,写小说的和评小说的都热衷谈论“写作难度”——这是小说家与评论家少有的能达成战略攻守同盟的文学话题之一,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当下的小说太不令人满意了,平庸、弱智、粗心、缺乏教养。那些小说,不仅让评论家甚至普通读者觉得有侮辱智商之感,而且让小说家同行感觉小说这一文体的尊严正在受到伤害。那些小说不仅没有表现出难度,而且重要的是,处处显示出写作者放弃了难度的追求,沉溺于令人昏昏欲睡的低智与俗气的叙述中。无难度小说如传染病一样到处流传,大有形成风潮之势——让涉世未深的年轻读者误以为好小说就是这个样子,让初涉小说写作之河的年轻作家误以为写小说是这般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家和评论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写作”;“放弃难度写作,等于放弃小说写作的生命”;“充满难度的写作更有魅力”……
二、难度依然存在
我们今天的小说真的放弃了难度写作吗?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写作场域里,做出任何武断的判断都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并不认为今天的小说家已经完全向难度“投降”了,只要我们将眼光往下看,往那些寂寞而执着的写作者那里看,依然有一批无名者低头写着自己真正的小说。他们不仅经历着写作的难度,而且承受着生活的难度,如青年马尔克斯当年在波哥大困窘的写作和生活那般。
当然,如果我们抬起眼光,看看这个热闹光亮的文坛,另一种不尽兴、不满意的阅读感却又如影随形地包围着我们:偌大个中国居然读不到几篇有难度、让人震撼的小说,很多小说乏味、乏力,千篇一律,粗糙,没有智慧,没有胆量。无数文字如沙粒一般,堆不起小说的摩天大厦,这个大时代,难道难度写作真的不合时宜了吗: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创造力日渐衰退;身强力壮的中年作家昏昏沉沉、学养欠缺;精力旺盛的青年作家迷失在市场的石榴裙下,在网络世界梦游……
我们的感觉总是如此“纠结”。在小说阅读和小说写作的两个世界里,我们有时自卑,自卑到无地自容;有时自信,自信到以为我们正为后世翻开小说新的一页。
但是不管怎样,在眼下,写一部如《素食主义者》这样皆大欢喜的小说还是难度重重的,这种难度始于以下三个维度的写作“纠结”,“纠结”即难度,我还是想以《素食主义者》为例,来解析这种难度。
一是希望保持故事根基,又不想把小说变成流水线上的情节制造者,姑且称之为“故事纠结”吧。《素食主义者》始终保持一个“好看”故事的吸引力:女主人公英惠在素食之后的妄想症怎么样了?她的追求艺术灵感的姐夫突破了什么人伦底线?英惠的姐姐如何挣扎着生活?这些问题伴随小说结束。但小说并没有写成一个极端的欲望故事,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刹车”,将叙述视角转移,这样避免了俗气的“情节制造”。《素食主义者》有了故事的根基,但是又游离于故事之外,小说的故事难度在于作者写了一个众人陌生的小题材,一个精神障碍者故事。
不要故事,读者会远离你,过分热衷故事,艺术使命大打折扣,会将小说变成庸俗的“故事会”或社会新闻的“残渣”,这都不是小说的故事选择。如何找到一个美妙的故事,它不艳不俗,能将读者带进去;它不轻不重,有一双翅膀便能带着现实飞翔起来。有多少小说因为没有找到这样的故事而丧失了难度,变得乏味无比。
二是希望从人物中看到自己,又不想只是“我们”——某类人——的简单素描,称之为“人物难度”或者“思想难度”。一部小说,写出“我”来容易,写出“我们”来难,这是小说家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结晶,缺一不可。《素食主义者》具有从“我”到“我们”的穿透力。虽然写的是一个女子的妄想症,但每个人都能读到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恐惧;虽然写的是一个艺术至上者与精神障碍者的欲念,但每个人都会问自己,如果是你你将如何选择,所以《素食主义者》没有将“我们”简单化、僵硬化。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说写出了“我们”——这类人或那类人——但“我们”是概念化的、僵化的,缺乏生命活力的,原因在于小说对“我”,对“自己”剖析的力度不够,诚实性不够,要么隔靴搔痒,要么虚情假意,导致了很多小说里看不到真正具有活力和穿透力的人物。美国小说家卡佛说:“在最出色的小说里,人物无论男女,都应是‘有变化’的人物,是小说在其身上发生故事而使作品与众不同的人物。”塑造“有变化”“与众不同”的人物总让写作者“纠结”不已,这事关小说的成败,于是构成了难度之一。 三是希望用现实主义方式叙述,又不想失去现代叙事的魅力,我们称之为“叙述纠结”或“叙述难度”。《素食主义者》的叙述以现实主义方式讲述,穿插现代叙事方法,三个视角——丈夫、姐夫、姐姐——讲述,而且在“丈夫视角”里有两个叙述声音:丈夫的和女主人公英惠的,所以说《素食主义者》的叙述方式很有吸引力。作者韩江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深谙其中道理,她很好地“制造了”叙述难度。
现实主义的叙述能轻易地打动、征服很多读者,而现代叙事所抵达的深度和开辟的表达空间又魅力无穷,当两者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也会变得张弛有度、变幻无穷,既会扫除现实主义时常患上的啰唆、沉闷的毛病,又会避免陷入现代主义不知所云、逻辑混乱的泥潭。尽管卡夫卡曾经解放了小说家余华的叙述,但他后来说过类似的话:“我宁愿用托尔斯泰的方式写一本书,也不用卡夫卡的方式写十本书。”保持现实主义的叙述基调,插入现代叙述的灵动,这一叙述难度仍在折磨着小说家们。
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写作纠结和写作难度,让《素食主义者》成为一部小有难度的、让布克奖评委认可的小说。但是小说还有另一维难度,其实也是小说最大的难度,即是:希望个体生命与小说写作同流——自己的一生就是笔下无数的小说,无数的小说构成了自己的一生,写出别人无法模仿、复制、抵达新的精神空间的小说,因此文留千古,如卡夫卡们那般——但又不想失去个体生命对俗世一切的拥有和欲望。小说写作生命和俗世个体生命是“纠结”的,难以彼此交融,是小说写作的最大难度。这一难度的克服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少之又少的作家能够完成,而且还是秉承上天的意思来完成。所谓的天才,所谓的为小说而生者才是此类人,众多的写作者只是心向往之。
在第四维难度上,《素食主义者》并没有开辟新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只是一部小有难度的优秀的小说。
三、从“高原”到“高峰”的难度
像《素食主义者》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想从优秀到成为经典,一名作家想从一流到成为大师,这之间又存在着多少距离,多少难度呢?就像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一样,从“高原”到“高峰”,这之间又存在多少难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明了“高峰”在哪里?写作的“高峰”在哪里呢?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之上。换言之,你要登上小说写作的“高峰”,你必须超越经典,站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之上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从“平原”到“高峰”的难度,就难在独特,难在与众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猎奇、无根基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站在经典小说肩膀上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每一部既征服过艺术又征服过读者的经典小说,是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它们垒起了小说难度的高山。那么,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上去追求独特和与众不同的写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才构成了小说写作真正的难度。
回过头想一想,又有哪一部经典小说不是征服了别人的难度之后成为新的难度的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堪称超级经典、超级畅销小说。据马尔克斯回忆文章显示,《百年孤独》是受两部小说启发结出的果实,一部是福克纳的《八月之光》——间接促成了“马孔多镇”这一文学地理的诞生;另一部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直接解放了马尔克斯的想象边界。可以说《百年孤独》是在越过了《八月之光》和《佩德罗·巴拉莫》的难度之后成为经典畅销小说的。再比如,卡尔维诺,年轻时把海明威视作“神”,后来对博尔赫斯情有独钟,博尔赫斯的小说让卡尔维诺认识到“小说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这一认识催生了卡尔维诺的一系列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小说,如《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错的城堡》等。如果说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想象力制造了新的难度的话,是因为他的难度写作是站在博尔赫斯的肩膀之上。
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小说成为一种内心的现实;塞万提斯让小说成为一种夸张的冒险;卡夫卡让小说成为一种生命的孤独;普鲁斯特让小说成为一种永不流逝的时间;加谬让小说成为一种荒诞;海明威让小说成为勇气的象征之一……每一种小说“标签”都是攻克写作难度之后的一种成就,对后来的写作者而言,这些名垂千古的小说家与其说他们留下了完美的作品,还不如说他们留下了写作难度。
可以说,小说真正的难度难在在经典小说之上追求独特性: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要避开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句子,自己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别人写过类似的题材、人物、故事,你要么另辟蹊径发现新的视角,要么写得比别人深邃悠远一点,否则谈不上独特;如果你的写作不具有某种独特的力量——诸如强大的叙事动力、能产生共鸣的人物,而且不立志于扩展读者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视野,那么就无法做到与读者心心相印。
小说真正的难度难在拓展表达边界。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这两位都是突破了小说表达边界的作家——人可以变成甲虫还像人一样生活;人可以附着在一张床单上飞上天而消失——他们的笔仿佛那一瞬间得到了上苍的眷顾,有了这样的表达,对小说历史来说这是惊世骇俗的一笔,具有革命性。此后,一些有野心的小说家无不期待他们手中的笔也能得到上苍如此的眷顾,然而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
难在哪里呢?一是难在要解放小说在现实生活面前的自缚行为,须水到渠成,须有说服力,因为洞悉世事的想象与无根基的乱想只隔一层纸,无论变形还是魔幻,稍不甚就流入滑稽了。这两位如此虚构,居然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真实,在一个现实语境里——或者说不相信有鬼的世界里——你让人变成甲虫,你让人附着床单飞走,并且别人还不产生怀疑,别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小说创造的奇迹。这一奇迹来自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表达,来自他们的生存体验以及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二是难在真正的创造,做到第一个这样表达,很难。卡夫卡、马尔克斯这样写了,你不能再这样写,如果你写人变成一只狗或者人附着一片大树叶飞走了,人们就会笑话你,说你东施效颦,小说不仅不会在虚构与真实间达成默契,也会流于滑稽了,这样写来的小说也是失败的。你就必须重新去拓展小说的疆域,去寻找前人没走过的表达道路,而且大胆的形式必须与内在的精神处境完美融合。拓展小说疆域,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一个作家真有此作为,我们便会将天才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小说难度还难在,你要懂得平庸作家与出色作家在叙述上看似小小的,实则事关大体的差别。比如小说家余华曾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来咸亨酒店,前几次都没有写到孔乙己的手,但最后一次写到了:“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余华说这个时候必须写到手,因为孔乙己的腿被人打断了,他并且感慨说这是一个大作家必须做的事儿。再比如,平庸作家总是非常容易让一个人轻易死去,但是马尔克斯说,“严肃作家绝不会没有充分理由就让人物死去。”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等等之类吧。
小说难度还难在,你必须明白你写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小说,而非伪小说。何为真小说,何为伪小说?是一笔糊涂账,难以言状。只有当你感受到小说那种真正的魅力之后你才明白什么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同时你也会突然明白有人写了一辈子,其实都在真小说的门外徘徊。
有人将“难度”误解为“难读”,以为写得如天书,神仙都读不懂,就是小说的难度了。其实,太多的“先锋实验”“形式创新”只是“廉价的花招”,所谓的“碎片”“拼贴”搞得人不知所云,美国小说家卡佛这样批评这种“难读”的情形,他说:“这大多时候成了写作上草率、愚蠢或模仿别人的幌子。更糟糕的是,它还成了粗暴对待和疏远读者的借口。”殊不知这种“难读”与“难度”搭不上界。
四、小说的写作魅力在于难度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阔一些,我们发现,写作难度其实包括内部难度和外部难度。内部难度,即写作本身的难度,比如以上我们对《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本身的难度解析。外部难度,即写作之外的难度,指写作成就和写作意义上的难度,就是写作者在写作时要有一种意识:我要写出有难度的小说,达到或者超越经典小说的作品。有了这种难度理想之后,才会去追求写作的内部难度。据说,很多美国写作者都抱有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梦想,他们把这当成写作的最高目标,或许这梦想也可称作写作的外部难度吧。我们中国作家似乎少有怀着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抱负来写小说的——这是不是我们小说难度降低的根本原因呢?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你一部经典没读过你可以开写,这是大无畏的写作精神,值得鼓掌,但是如果你还抱有“说不定稍不留意就弄出部《红楼梦》来”的写作幻想,那幻想终究是幻想,不会因“无畏”变成现实。我们时常还听到另外一句话:“越写越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越写越不敢写了。”说这话的往往是有多年写作和阅读经历的小说家。能如此感慨者值得庆幸,意味着写作渐入新境地,因为感觉到难度了,而且感觉到难度如高山一般横亘在面前。在这座高山面前,是放弃难度还是迎难而上,写作生命的结局将会迥然不同。
小说写到今天,其蜿蜒漫长的来路,大致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突破表达边界,探寻种种可能,将小说变成一门真正的艺术,让它与哲学、思想并驾齐驱,成为人们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眼睛和大脑”——这是小说的艺术使命;二是如何与读者握手言欢,迎合也好,引导也罢,努力做到彼此欣赏,达成共识,让小说最大可能性地与读者心心相印,成为人们无聊时光或者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这是小说的读者使命。
在我们的阅读记忆里,小说的艺术使命和读者使命犹如互不冒犯的井水与河水,总是各自流淌,难以完美地融汇并流,你寂寞地艺术着,我热闹地俗世着。然而,当井水与河水奇迹般地交汇到一起的那一刻,载入史册的小说大师级的人物便出现了,他同时肩扛艺术使命和读者使命,让小说臻于完美,既开辟了艺术的新途,又受一代又一代读者追捧。不过这份名单总是有限:莎士比亚、王尔德、曹雪芹、马尔克斯……而完成这两种使命的小说总是有着可望而不可即的难度。
所以说,一部小说,受艺术欢迎,难。受读者欢迎,也难。既受艺术欢迎又受读者欢迎,当然更难。说到底,小说是难度的艺术。一个画家说,你画得差是正常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好画家。此话也可以挪用过来:你写得差是正常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好小说家,哪有那么多好小说。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好小说少是因为好小说的写作难度大,而愿意用写作生命去挑战难度的小说家并不多。
当那些伟大小说摆上殿堂的书架之后,每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小说家的艰难工作便开始了,谁不想把自己的小说也插到那个书架上呢?所以本质上说小说写作是一项与难度作战的事业,而小说的写作魅力也正是因为有“高峰”那样的难度可以去征服。
前不久,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在伦敦揭晓,46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奖。本届国际布克奖中,与韩江一起获得提名参与竞争的,还有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中国作家阎连科。布克奖评委很推崇这部小说,认为:“《素食主义者》是一本令人过目不忘的小说,极有力量并且富有创意……由三种不同声音、通过不同的视角做叙述的这部精练之作,以忐忑又优美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紧束缚自己的所有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
在2013年就出版了中文译本的《素食主义者》,在中国读者中籍籍无名,少有人问津,此次布克奖成为这部小说的最佳广告,信赖大奖名奖而不信赖评论家的中国读者一定会拉动这部小说的销量。我——也是一位跟风大奖的读者——找来读过后发现,《素食主义者》很对素有“最好看的英文小说”之称的布克奖的胃口,小说写得精致讲究,而且好看。好看之一是故事好看,小说题材少见,写一个精神障碍者的身心世界和一个艺术至上者的欲念选择;好看之二是意味深长,小说的意蕴空间较大,不同读者可以读到不同的人性理解,比如涉及生活选择、恐惧、理解、抵抗等话题。
我以为,《素食主义者》称不上一部写作难度很大的小说,只是小有难度,而且我发现,作者有意思地在叙述上和故事结构上制造难度,让一部简单的小说变得尽可能地复杂起来——这既是一种小说能力,也是一种小说追求。
我为什么突然谈到《素食主义者》的写作难度呢?契机而已,近来读小说之余,小说难度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而《素食主义者》恰好此刻出现了。
有一段时间,写小说的和评小说的都热衷谈论“写作难度”——这是小说家与评论家少有的能达成战略攻守同盟的文学话题之一,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当下的小说太不令人满意了,平庸、弱智、粗心、缺乏教养。那些小说,不仅让评论家甚至普通读者觉得有侮辱智商之感,而且让小说家同行感觉小说这一文体的尊严正在受到伤害。那些小说不仅没有表现出难度,而且重要的是,处处显示出写作者放弃了难度的追求,沉溺于令人昏昏欲睡的低智与俗气的叙述中。无难度小说如传染病一样到处流传,大有形成风潮之势——让涉世未深的年轻读者误以为好小说就是这个样子,让初涉小说写作之河的年轻作家误以为写小说是这般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家和评论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写作”;“放弃难度写作,等于放弃小说写作的生命”;“充满难度的写作更有魅力”……
二、难度依然存在
我们今天的小说真的放弃了难度写作吗?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写作场域里,做出任何武断的判断都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并不认为今天的小说家已经完全向难度“投降”了,只要我们将眼光往下看,往那些寂寞而执着的写作者那里看,依然有一批无名者低头写着自己真正的小说。他们不仅经历着写作的难度,而且承受着生活的难度,如青年马尔克斯当年在波哥大困窘的写作和生活那般。
当然,如果我们抬起眼光,看看这个热闹光亮的文坛,另一种不尽兴、不满意的阅读感却又如影随形地包围着我们:偌大个中国居然读不到几篇有难度、让人震撼的小说,很多小说乏味、乏力,千篇一律,粗糙,没有智慧,没有胆量。无数文字如沙粒一般,堆不起小说的摩天大厦,这个大时代,难道难度写作真的不合时宜了吗: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创造力日渐衰退;身强力壮的中年作家昏昏沉沉、学养欠缺;精力旺盛的青年作家迷失在市场的石榴裙下,在网络世界梦游……
我们的感觉总是如此“纠结”。在小说阅读和小说写作的两个世界里,我们有时自卑,自卑到无地自容;有时自信,自信到以为我们正为后世翻开小说新的一页。
但是不管怎样,在眼下,写一部如《素食主义者》这样皆大欢喜的小说还是难度重重的,这种难度始于以下三个维度的写作“纠结”,“纠结”即难度,我还是想以《素食主义者》为例,来解析这种难度。
一是希望保持故事根基,又不想把小说变成流水线上的情节制造者,姑且称之为“故事纠结”吧。《素食主义者》始终保持一个“好看”故事的吸引力:女主人公英惠在素食之后的妄想症怎么样了?她的追求艺术灵感的姐夫突破了什么人伦底线?英惠的姐姐如何挣扎着生活?这些问题伴随小说结束。但小说并没有写成一个极端的欲望故事,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刹车”,将叙述视角转移,这样避免了俗气的“情节制造”。《素食主义者》有了故事的根基,但是又游离于故事之外,小说的故事难度在于作者写了一个众人陌生的小题材,一个精神障碍者故事。
不要故事,读者会远离你,过分热衷故事,艺术使命大打折扣,会将小说变成庸俗的“故事会”或社会新闻的“残渣”,这都不是小说的故事选择。如何找到一个美妙的故事,它不艳不俗,能将读者带进去;它不轻不重,有一双翅膀便能带着现实飞翔起来。有多少小说因为没有找到这样的故事而丧失了难度,变得乏味无比。
二是希望从人物中看到自己,又不想只是“我们”——某类人——的简单素描,称之为“人物难度”或者“思想难度”。一部小说,写出“我”来容易,写出“我们”来难,这是小说家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结晶,缺一不可。《素食主义者》具有从“我”到“我们”的穿透力。虽然写的是一个女子的妄想症,但每个人都能读到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恐惧;虽然写的是一个艺术至上者与精神障碍者的欲念,但每个人都会问自己,如果是你你将如何选择,所以《素食主义者》没有将“我们”简单化、僵硬化。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说写出了“我们”——这类人或那类人——但“我们”是概念化的、僵化的,缺乏生命活力的,原因在于小说对“我”,对“自己”剖析的力度不够,诚实性不够,要么隔靴搔痒,要么虚情假意,导致了很多小说里看不到真正具有活力和穿透力的人物。美国小说家卡佛说:“在最出色的小说里,人物无论男女,都应是‘有变化’的人物,是小说在其身上发生故事而使作品与众不同的人物。”塑造“有变化”“与众不同”的人物总让写作者“纠结”不已,这事关小说的成败,于是构成了难度之一。 三是希望用现实主义方式叙述,又不想失去现代叙事的魅力,我们称之为“叙述纠结”或“叙述难度”。《素食主义者》的叙述以现实主义方式讲述,穿插现代叙事方法,三个视角——丈夫、姐夫、姐姐——讲述,而且在“丈夫视角”里有两个叙述声音:丈夫的和女主人公英惠的,所以说《素食主义者》的叙述方式很有吸引力。作者韩江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深谙其中道理,她很好地“制造了”叙述难度。
现实主义的叙述能轻易地打动、征服很多读者,而现代叙事所抵达的深度和开辟的表达空间又魅力无穷,当两者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也会变得张弛有度、变幻无穷,既会扫除现实主义时常患上的啰唆、沉闷的毛病,又会避免陷入现代主义不知所云、逻辑混乱的泥潭。尽管卡夫卡曾经解放了小说家余华的叙述,但他后来说过类似的话:“我宁愿用托尔斯泰的方式写一本书,也不用卡夫卡的方式写十本书。”保持现实主义的叙述基调,插入现代叙述的灵动,这一叙述难度仍在折磨着小说家们。
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写作纠结和写作难度,让《素食主义者》成为一部小有难度的、让布克奖评委认可的小说。但是小说还有另一维难度,其实也是小说最大的难度,即是:希望个体生命与小说写作同流——自己的一生就是笔下无数的小说,无数的小说构成了自己的一生,写出别人无法模仿、复制、抵达新的精神空间的小说,因此文留千古,如卡夫卡们那般——但又不想失去个体生命对俗世一切的拥有和欲望。小说写作生命和俗世个体生命是“纠结”的,难以彼此交融,是小说写作的最大难度。这一难度的克服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少之又少的作家能够完成,而且还是秉承上天的意思来完成。所谓的天才,所谓的为小说而生者才是此类人,众多的写作者只是心向往之。
在第四维难度上,《素食主义者》并没有开辟新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只是一部小有难度的优秀的小说。
三、从“高原”到“高峰”的难度
像《素食主义者》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想从优秀到成为经典,一名作家想从一流到成为大师,这之间又存在着多少距离,多少难度呢?就像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一样,从“高原”到“高峰”,这之间又存在多少难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明了“高峰”在哪里?写作的“高峰”在哪里呢?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之上。换言之,你要登上小说写作的“高峰”,你必须超越经典,站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之上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从“平原”到“高峰”的难度,就难在独特,难在与众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猎奇、无根基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站在经典小说肩膀上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每一部既征服过艺术又征服过读者的经典小说,是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它们垒起了小说难度的高山。那么,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上去追求独特和与众不同的写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才构成了小说写作真正的难度。
回过头想一想,又有哪一部经典小说不是征服了别人的难度之后成为新的难度的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堪称超级经典、超级畅销小说。据马尔克斯回忆文章显示,《百年孤独》是受两部小说启发结出的果实,一部是福克纳的《八月之光》——间接促成了“马孔多镇”这一文学地理的诞生;另一部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直接解放了马尔克斯的想象边界。可以说《百年孤独》是在越过了《八月之光》和《佩德罗·巴拉莫》的难度之后成为经典畅销小说的。再比如,卡尔维诺,年轻时把海明威视作“神”,后来对博尔赫斯情有独钟,博尔赫斯的小说让卡尔维诺认识到“小说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这一认识催生了卡尔维诺的一系列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小说,如《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错的城堡》等。如果说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想象力制造了新的难度的话,是因为他的难度写作是站在博尔赫斯的肩膀之上。
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小说成为一种内心的现实;塞万提斯让小说成为一种夸张的冒险;卡夫卡让小说成为一种生命的孤独;普鲁斯特让小说成为一种永不流逝的时间;加谬让小说成为一种荒诞;海明威让小说成为勇气的象征之一……每一种小说“标签”都是攻克写作难度之后的一种成就,对后来的写作者而言,这些名垂千古的小说家与其说他们留下了完美的作品,还不如说他们留下了写作难度。
可以说,小说真正的难度难在在经典小说之上追求独特性: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要避开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句子,自己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别人写过类似的题材、人物、故事,你要么另辟蹊径发现新的视角,要么写得比别人深邃悠远一点,否则谈不上独特;如果你的写作不具有某种独特的力量——诸如强大的叙事动力、能产生共鸣的人物,而且不立志于扩展读者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视野,那么就无法做到与读者心心相印。
小说真正的难度难在拓展表达边界。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这两位都是突破了小说表达边界的作家——人可以变成甲虫还像人一样生活;人可以附着在一张床单上飞上天而消失——他们的笔仿佛那一瞬间得到了上苍的眷顾,有了这样的表达,对小说历史来说这是惊世骇俗的一笔,具有革命性。此后,一些有野心的小说家无不期待他们手中的笔也能得到上苍如此的眷顾,然而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
难在哪里呢?一是难在要解放小说在现实生活面前的自缚行为,须水到渠成,须有说服力,因为洞悉世事的想象与无根基的乱想只隔一层纸,无论变形还是魔幻,稍不甚就流入滑稽了。这两位如此虚构,居然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真实,在一个现实语境里——或者说不相信有鬼的世界里——你让人变成甲虫,你让人附着床单飞走,并且别人还不产生怀疑,别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小说创造的奇迹。这一奇迹来自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表达,来自他们的生存体验以及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二是难在真正的创造,做到第一个这样表达,很难。卡夫卡、马尔克斯这样写了,你不能再这样写,如果你写人变成一只狗或者人附着一片大树叶飞走了,人们就会笑话你,说你东施效颦,小说不仅不会在虚构与真实间达成默契,也会流于滑稽了,这样写来的小说也是失败的。你就必须重新去拓展小说的疆域,去寻找前人没走过的表达道路,而且大胆的形式必须与内在的精神处境完美融合。拓展小说疆域,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一个作家真有此作为,我们便会将天才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小说难度还难在,你要懂得平庸作家与出色作家在叙述上看似小小的,实则事关大体的差别。比如小说家余华曾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来咸亨酒店,前几次都没有写到孔乙己的手,但最后一次写到了:“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余华说这个时候必须写到手,因为孔乙己的腿被人打断了,他并且感慨说这是一个大作家必须做的事儿。再比如,平庸作家总是非常容易让一个人轻易死去,但是马尔克斯说,“严肃作家绝不会没有充分理由就让人物死去。”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等等之类吧。
小说难度还难在,你必须明白你写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小说,而非伪小说。何为真小说,何为伪小说?是一笔糊涂账,难以言状。只有当你感受到小说那种真正的魅力之后你才明白什么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同时你也会突然明白有人写了一辈子,其实都在真小说的门外徘徊。
有人将“难度”误解为“难读”,以为写得如天书,神仙都读不懂,就是小说的难度了。其实,太多的“先锋实验”“形式创新”只是“廉价的花招”,所谓的“碎片”“拼贴”搞得人不知所云,美国小说家卡佛这样批评这种“难读”的情形,他说:“这大多时候成了写作上草率、愚蠢或模仿别人的幌子。更糟糕的是,它还成了粗暴对待和疏远读者的借口。”殊不知这种“难读”与“难度”搭不上界。
四、小说的写作魅力在于难度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阔一些,我们发现,写作难度其实包括内部难度和外部难度。内部难度,即写作本身的难度,比如以上我们对《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本身的难度解析。外部难度,即写作之外的难度,指写作成就和写作意义上的难度,就是写作者在写作时要有一种意识:我要写出有难度的小说,达到或者超越经典小说的作品。有了这种难度理想之后,才会去追求写作的内部难度。据说,很多美国写作者都抱有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梦想,他们把这当成写作的最高目标,或许这梦想也可称作写作的外部难度吧。我们中国作家似乎少有怀着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抱负来写小说的——这是不是我们小说难度降低的根本原因呢?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你一部经典没读过你可以开写,这是大无畏的写作精神,值得鼓掌,但是如果你还抱有“说不定稍不留意就弄出部《红楼梦》来”的写作幻想,那幻想终究是幻想,不会因“无畏”变成现实。我们时常还听到另外一句话:“越写越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越写越不敢写了。”说这话的往往是有多年写作和阅读经历的小说家。能如此感慨者值得庆幸,意味着写作渐入新境地,因为感觉到难度了,而且感觉到难度如高山一般横亘在面前。在这座高山面前,是放弃难度还是迎难而上,写作生命的结局将会迥然不同。
小说写到今天,其蜿蜒漫长的来路,大致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突破表达边界,探寻种种可能,将小说变成一门真正的艺术,让它与哲学、思想并驾齐驱,成为人们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眼睛和大脑”——这是小说的艺术使命;二是如何与读者握手言欢,迎合也好,引导也罢,努力做到彼此欣赏,达成共识,让小说最大可能性地与读者心心相印,成为人们无聊时光或者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这是小说的读者使命。
在我们的阅读记忆里,小说的艺术使命和读者使命犹如互不冒犯的井水与河水,总是各自流淌,难以完美地融汇并流,你寂寞地艺术着,我热闹地俗世着。然而,当井水与河水奇迹般地交汇到一起的那一刻,载入史册的小说大师级的人物便出现了,他同时肩扛艺术使命和读者使命,让小说臻于完美,既开辟了艺术的新途,又受一代又一代读者追捧。不过这份名单总是有限:莎士比亚、王尔德、曹雪芹、马尔克斯……而完成这两种使命的小说总是有着可望而不可即的难度。
所以说,一部小说,受艺术欢迎,难。受读者欢迎,也难。既受艺术欢迎又受读者欢迎,当然更难。说到底,小说是难度的艺术。一个画家说,你画得差是正常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好画家。此话也可以挪用过来:你写得差是正常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好小说家,哪有那么多好小说。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好小说少是因为好小说的写作难度大,而愿意用写作生命去挑战难度的小说家并不多。
当那些伟大小说摆上殿堂的书架之后,每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小说家的艰难工作便开始了,谁不想把自己的小说也插到那个书架上呢?所以本质上说小说写作是一项与难度作战的事业,而小说的写作魅力也正是因为有“高峰”那样的难度可以去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