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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明碑是炳灵寺石窟中仅存比较完整的古碑之一，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是研究炳灵寺石窟和古代河州地方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对大明碑的研究，揭示炳灵寺石窟在明代以来的重修历史和发展脉络，探索明代时期，炳灵寺与周边主要寺院之间的依存关系，进一步阐述元明以来藏传佛教在炳灵寺传播演变的历史和明朝政府对河湟、洮岷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治方略。
关键词：炳灵寺石窟;大明碑;录文;若干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37-10
Abstract：The Damingbei（The Great Ming Stele） is one of the ancient stele of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that have been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These steles contain abundan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are important artifacts for research o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and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ancient Hezhou. Research on the Damingbei clarifies the restoratio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with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and the major regional temples in the Ming dynas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further elucidates the propagation and evolu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since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Ming dynasty’s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icies and ruling strategies in the Hehuang and Taomin regions
Keywords：Binglingsi Grottoes; Damingbei; transcription; some issu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大明碑又稱《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图1），是炳灵寺石窟中保存下来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古碑，立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1967年刘家峡水库蓄水前大明碑位于第16窟卧佛院内，卧佛院被淹没后，被搬移到第146窟保存至今。大明碑红砂岩质地，残高1.66米（原有碑座，佚失），宽0.81米，厚0.21米。正反面皆有文字，这是研究炳灵寺石窟历史和河州地方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 大明碑录文
大明碑是1951年冯国瑞先生在作炳灵寺石窟初步勘察时发现的，此后，不断有学者对碑文进行辨识录文，成果也有发表。作者本人因长期在炳灵寺工作的缘故，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对大明碑上的文字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辨识和记录，并结合前贤和同仁们录文成果，进行了互校互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大明碑录文，并对文字进行了初步的断句、标点、注释和翻译。以下是断句、标点后的大明碑录文（注释和翻译另文撰写）。
《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碑文额头有篆书“大明”二字）：
一气未分，混茫鸿荒;两仪既辟，阴阳肇生。阳积成形为天，日月星辰悬象;阴 沉 成质为地，山川土石流 水。/灵岩形址，已沦匿有焉。至尧，洪水滔天，汜滥中国。舜承/天命，举禹任治水之劳，厥功懋哉！繇是名山巍嶪，奇洞雕碛，蟠据中华。草木稠薿，鸟兽巢窠，人所不迹，孰有 古 /刹所存？然上古气数相盛，人心淳沕，未闻老佛之名，至周武伯阳为柱下史，著《道德》，始有道之名。汉 明帝 /身感梦入国，迎贝叶，初有释之号。迄梁、唐、晋、宋、元，其教大兴，迨今千百余年，未尝一日泯也。/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数众，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朔知河湟郡城 北 /去六十里许，有古梵刹灵岩，谚呼冰灵寺，莫知所自。略闻猎者涉黄河，值白鹿追底深涧，幽谷峻山。至此 /则知悬洞层窟，神像森然。观其形，窝巃彭 环其北，河源涛渺绕其南，岘负其西，嶅峃峰角面其/东。枫枞梒檀，蔚然长青;芝草蘤芳，灼然荣悴。荆芷菖蕨，苡苑芍苈，靡不生焉;鹞雕莺鹘，麋麝猊 狐 ，因 而有 焉/青岩翠峦，高耸于云霄;碧影霞光，辉映于日月。崖壁空处，有上中下之八洞，神像天成。有坐佛金 身一 /尊。睡佛顶水帘，珍珠瀑布，弥陀龛仙径，崎岖崄峗;观音岩圣水，露滴流璎;救度洞煊赫，神妙响应。祈嗣祷雨，祛/灾徼禧，无不遂祝。若五气熏蒸，百卉庄严，八宝丛丽，山威自然，非公输妙用之巧，岂能然哉？若斯境也， 将 /一睹焉，怵然警悟，罔弗绝虑忘思，离尘去垢，清净身心，咏诵真诠，皈善之心，诚不异寓西竺佛土之国， 修 /心养性之圃耶！时逢佳节，瑞日印窟。乌思外域，所以八极九垓，国都城邑，云游黄缁俗士，咸瞻仰敬， 不啻 /万载犹一日也。唐初命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德武礼文，英果谋度，普天率土，岁诣丹墀。至开元中检校功/德僧无碍，洎都检校权知河州安乡县令，上柱国袁耀启、膳部郎中魏季随记石。恭惟我/朝大明成化己酉，守镇都阃蒋公玉游窟，像露宇倾，发心修造，更名水帘为圆觉洞，落成。乡进士杨训 成化 /壬辰游洞静澄，创构殿宇，未竟。续获都纲三竹坚粲，弘治庚戌修建救度洞，接盖窟殿，蔽护/大佛，告成。乡进士李绣志石。逮正德甲戌，戒坛僧佛尽，蜀川僧圆□，□山丹□□创□□□等殿宇□□□□□/盖僧舍禅室，同助罗汉图哈巴、僧惠宝、僧正惠、济督余记序始末，泐石镌碑，竖立于桥头堡， 以传 /天地二极之悠久。时正德十二年丁丑三月八日贡士司山东□□□□□□王世敬撰，同郡主簿徐恒书。 碑阴面文字（碑文额头有篆书“大明”二字）：
古梵刹灵岩寺四至：/东至烟墩山，南至黄河，西至他剌坪，北至川城大路为界，四至分明记。/钦差守备、河州地方都指挥行事：南安种勋/奉训大夫知河州事：西蜀富顺、熊载/河州卫指挥：朱纮、蒋夫人、何氏。/河州僧正司：丁珍。百户：罗俊、景忠、姚氏、何受、何禄。癿藏头目;巴东合家王完卜、小完卜。/敕赐宝觉寺僧：普能、普佑、普裕、普照、普亮、普泽、普怀、道澄、道明、明秀、明朗、了华、了信、了境、海通、了宣、了遂、法□。/钦差大能仁寺右觉仪：远丹星吉。/钦差大护国保安寺都纲：锁南领占。/岷州法藏寺灌顶大国师：扎巴坚参。/钦差灌顶大国师：□□。/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班着尔藏卜、扎夫伦卜、南喝洛竹、班丹落竹、土巴藏卜、真巴先吉、我些尔先吉。/金刚寺都刚：扎失坚剉、剌麻着藏、李罗汉、黑罗汉、锁南也舍、真巴藏卜、三丹藏卜、罗土巴藏卜、南哈尔坚参。/法藏寺：丁尚师、丁国师、王剌麻、贾罗汉、文罗汉。/乌思藏朵剌尚师、黑巴扎失、朵列只扎、赏思巴藏卜、扎失领真、桑尔加坚参、领真藏卜、锁南藏卜、班蓝坚剉、领真坚剉、□/澄阳庵助缘僧：明秀、明朗、锁南端住、领真坚参、端住领真、洛竹藏卜、也舍端住、锁南领真藏卜、也舍桑尔加藏、扎失坚参、/曹剌麻、舍剌坚参、汪东先吉、元丹坚参、杨维。商客：高志英、赏演玄、冯侃、许仲、郑全、李居士。/各项匠役：石钺、郭升、缪成□、缪三、蒲志聪、邓禄、邓真、邓凡、李宗、蒲秀、谢会、蒲清、崇友才、陆义、王泽、张守清、范奕、王居士、赵□/李盛、王青、张青、吴仲方、芦顺、黄家。功德主：钱昺、冯氏、马四、钱恩、钱锐、钱铎、钱林、马景、杨潘凤、王发才、果氏、孟氏、张千金、□□。/塔剌各处香老：罗□、张氏、罗祥、罗英、顾祥、顾宽、射刚、顾完、顾成、顾秀、顾清、顾勉、顾表、潘真、方友才、罗真、文贤、金祥、方友玉、□□、/汪源、杨森、鲁林、魏氏、方友汉、张右、白玄、白章、白魁、張见、白士景、陈宣、张景石、鲁茂、谢忠、谢亮、苏敬、石文秀、籴计宗、王克、□□/张景、江完、鲁能、魏忠、鲁信、魏宽、刘氏、王祥、何以纹、侯朋羊、鲁方、郭刚、王清林、魏贤、魏志聪、魏洪、宁大、鲁敖、鲁喜、王玉、魏□、/黄政、黄英、李文、魏完、魏秀、魏士逵、何文、范完、石氏、范名、王氏、范文、刘氏、鲁文祥、何聚、鲁氏、籴秀、杨全、杨宣、潘氏、刘玉、□□、/潘玉、鲁氏、潘宁、易景、祁完、易真、杨能、王能、胡成、李会、黄赞、李三、李太、王怀、王宁、李氏、李景、黄完、王通、崔妻刘氏、周大□、□□/高洪、肖宣、刘斌、刘潭、刘怀、徐继贤、宋免、宋连、宋端、车和尚、车信、马翥、马玺、吴玘、吴得仙、杨文清、杨文森、陈宣、李完、□□/王俊、李钦、尤祥、刘聚、姚朋、郭奉、王连、王昭、钱宇、冀完、孙福、赵士贤、冀宁、杨普、贾刚、王英、贾宽、贾洪、秦通、徐端、张聪、方□、/王瑞、蒋氏、陈端、沈氏、沈文会、张氏、魏度保、沈文清、李氏、蒋茂、刘氏、杨宗、许彪、胡通、任喜、杨文达、史秀、苟亭福、张氏、朱秀、/朱林、刘刚、杨景和、张祥、蒋成、蒋怀、何秀、崔氏、王友才、何永政、侯清、赵洪、杜二、杜四、陆滑、杨玉、慈俊、徐邀、张真、冯三、史春、/杨英、江泽、江浩、濯洪、芝升、李永达、王氏、王氏、关荣、张进、杨洪、于完、贺海、单祥、何玺、曹俊、蒲进、蒲演、蒲杰、邢成、邢洪、邢平、王□、/邓秀、邓洪、安俊、安黑人、安床、赵文秀、安宣、公惠、公福、公明、张会、杨秀、邢威、何五、高三、蒲连、蒲闰、徐义、曹洪、谢庄、冯玄□。/正德十二年岁次丁丑丙午月九日立碑。修寺三人：佛尽、圆融、海潮。度化十方坛那善男信女同生西方进度莲花化生。
二 大明碑的前期研究成果
前文已经提到学界关注大明碑是建国以后的事。1951年，著名陇上学者冯国瑞先生陪同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在临夏调研土地改革时，专程到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调查所得的成果《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勘察报告）》，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刊印发行。在《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勘察报告）》中，对大明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对冯国瑞先生的初步勘察成果，《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媒体作了转载，随着这些宣传报道，大明碑与炳灵寺石窟一道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冯国瑞先生在文章中对大明碑正反面的文字作了初步的识读和记录，但不是很完善，缺漏的字特别多，对大明碑的内容也没作具体的研究或探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将其发现记录并公之于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冯国瑞录文发表后，进一步推进了对大明碑的后续识读工作，相继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吴景山先生归纳了五种[2]，分别是冯国瑞版、张思温版、内容总录版、永靖县志版、临夏州志版。但严格说来，就是三个版本：一是最初的冯国瑞版录文，二是1963年的张思温版录文，三是内容总录版的录文。永靖县志版的录文由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稿，编辑在通稿时作了取舍，应该是属于内容总录版的缩版。《临夏州志》在编写过程中聘张思温为顾问，所采用的是张思温版的录文。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唯有张思温先生对大明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张思温（1913—1996），字玉如，号千忍老人，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张思温一生好学，善于辞赋，精于考证，一生著作甚丰。有关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成果均收录在他的专著《积石录》中。
1963年8月，张思温先生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先生及其学生来炳灵寺考察。他们一行不畏艰险，攀岩进窟，拓碑考辨，有关对大明碑的研究考证是张思温先生对炳灵寺石窟诸多考察成果之一。张思温先生是考辨大明碑的第一人，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人，虽然后来人们在研究炳灵寺石窟及河州地方史时运用过大明碑已经公布过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但具体针对大明碑的考证研究再无他者。2009年，应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邀请，兰州大学吴景山教授前来炳灵寺对大明碑重新拓片，并结合前人的录文成果，与我所专业人员一道对大明碑录文进行了全面补校。成果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但对碑文具体内容的考证研究并没有涉及。 张思温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对大明碑的现状进行了介绍，然后对冯国瑞先生1951年调查中有关大明碑录文作了简单的评述，对碑文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考证。如：“所谓‘守镇都阃蒋’者，名玉，天顺八年任河州守备。种勋字世赏，其先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以世职隶巩（今甘肃陇西县），正德十一年由巩昌卫指挥任河州守备，历升宁夏副总兵。清吴之珽《襄武人物志》有传。因知其题名前‘南’字下遗一‘安’字，南安为陇西旧地名也。熊载，字汝熙，四川举人，正德八年知河州，十四年知阶州。武都万家洞亦有其题识。李绣，弘治壬子（五年，公元一四九二年）科举人，任山西辽州学正。据《河州续志》稿本卷一‘冰灵寺’下云：州人李绣有碑，载艺文。今艺文阙失，不得其详。意清末‘碑石’犹在也。宝觉、弘化、显庆、澄阳皆当时邑之大刹。宝觉为缁流，澄阳乃羽士，余皆黄衣僧所居。寺观之多，徒众寄食者夥矣。余寺多在他地。”[3]
以大明碑所蕴含的信息量，张思温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好头，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三 大明碑中提到的佛教寺院
在大明碑阴面镌刻着为重修炳灵寺而作出贡献的功德榜，在这份功德榜上有钦差大臣、地方军政长官、僧正司僧官、各大寺院僧侣、当地官僚土司头人、文人学士、各类工匠杂役、地方信众，等等。参与重修炳灵寺的大寺院上榜的有：敕赐宝觉寺、钦差大能仁寺、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岷州法藏寺、金刚寺、法藏寺、澄阳庵等共九处。前文中已经提到，张思温先生在《积石录》中对这些寺院作了简单的介绍：“宝觉、弘化、显庆、澄阳皆当时邑之大刹。宝觉为缁流，澄阳乃羽士，余皆黄衣僧所居。寺观之多，徒众寄食者夥矣。余寺多在他地。”[3]
张思温先生说的四座“邑之大刹”之一的敕赐宝觉寺是汉传佛教寺院，也就是张先生笔下的“缁流”。张先生所指的这座宝觉寺，位于今甘肃临夏市以北，依北塬山麓而建。在明吴祯《河州志》中称之为万寿寺：“万寿寺，州北四里。唐初建，以鎮西番朵思麻之地。后鄂国公尉迟恭重建修，浮图十二层。洪武十三年（1380），都纲失剌坚藏复修。二十六年（1393），作汉僧正司。”[4]张思温先生认为此宝觉寺就是大明碑中的“敕赐宝觉寺”，对于此说，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一是此宝觉寺在明代时一直称之为万寿寺，宝觉寺是清以后的称呼。见之最早的“宝觉寺”之称是来自民国时期诗人邓隆的诗《宝觉寺芍药》，此前的文献中再不见宝觉寺一名。二是在河州地方史志中没有“敕赐”宝觉寺一说。近查阅《甘州府志》，发现张掖大佛寺在明代时称之为“敕赐宝觉寺”。在《甘州府志》卷十三《敕赐宝觉寺碑记》有这样的记录：“乃一新其殿宇，而特赐名‘宝觉’，用以妥圣灵，用以迎福景，安国家于泰山，保太平于永久。具述其由来，勒之于碑，垂示无穷云。”[5]张掖大佛寺在明宣宗（1426—1453）时期敕赐为宝觉寺，出现在炳灵寺石窟明正德（1506—1521）时期的《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中，这是合乎情理的。这也说明，在明朝时期，张掖大佛寺和炳灵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张掖大佛寺参与了炳灵寺石窟的重修工作。当然，究竟两座著名古刹是怎样联系的，张掖大佛寺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炳灵寺的重修，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澄阳庵，张思温笔下的“羽士”。在明嘉靖吴祯版的《河州志·典礼志》中有记载：“大隐庵，州西三里。元壬寅，蒙古左黡建。郭飞阳之所居，澄阳仙院是也。”张思温先生考证，这里的“元壬寅”应该是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6]。在清康熙四十六年的《河州志》中也有记载：“万寿观，元飞阳子修炼于此，河州人，郭姓，封坚化自然真人，青峰子神阳老师继飞阳子与观中仙去，有碑记。”澄阳庵也就是现在的临夏万寿观的一个部分，张思温认为，大隐庵也就是澄阳庵或澄阳仙院，是现在临夏万寿观的玉皇阁。从前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澄阳庵是现在临夏万寿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由蒙古人左黡所建，来自澄阳的仙姑郭正阳在这里修行羽化，故称作澄阳仙院或澄阳庵，也有人称之为飞阳观。
弘化寺，距炳灵寺西约三十多千米，是安多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在明嘉靖版《河州志》记载：“弘化寺，州西北百二十里，正统六年，奉敕建。规模壮丽，金碧交辉。有僧世袭佛子。常住地百余倾。官军五十五名守之。内有钦赐銮驾。”[4]55根据炳灵寺第八世嘉扬隆珠活佛的遗著《炳灵沧桑》记载，弘化寺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曾属于炳灵寺的属寺。至于从何时开始成为炳灵寺的属寺，嘉扬隆珠活佛并没有说明。就寺院从属关系这一点上讲，二者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十分密切的。弘化寺在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在民国十九年（1930）以前这里属河州管辖。明宣德十年（1435），大慈法王、宗喀巴的第四大弟子绛钦却杰（汉译释迦也失或释迦益西），自北京返藏的途中在此圆寂，明朝廷降旨，在这里修建寺院，供养大慈法王遗骨。弘化寺在藏语中称为“卓莫咯胜法解脱洲”，在汉语中还称为宏化寺、鸿化寺、洪化寺等。
显庆寺，位于今临夏市，原址在新华小学内，现无存。在明嘉靖吴祯《河州志》记载着寥寥数语：“显庆寺，在州西南。旧系酥油厂。今属弘化寺下院。”显庆寺与弘化寺虽然相距一百多千米，但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二者属上下寺关系，弘化寺被称作是上院，显庆寺是下院。两座寺院修成后，一直有大慈法王的汉人弟子张星吉藏卜及其家族长期管理。张星吉藏卜是河州人，大慈法王进京路过河州时，张星吉藏卜开始追随左右，直到大慈法王圆寂[7]。因此张星吉藏卜及后人徒孙也被明廷封为国师禅师等，这为他们长期管理弘化、显庆二寺奠定了政治基础。
除了张思温笔下的这四座“邑之大刹”，其他的寺院多在外地。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八行有“钦差大能仁寺”，对钦差大能仁寺，张思温并没作考证。以能仁寺命名的佛教寺院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前面加上“钦差”二字，并且是大能仁寺者，应该不多的。近读著名藏传佛教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的文章《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他在文章中写道：“明朝初年，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慈恩寺、 大隆善护国寺、 大能仁寺及大护国保安寺。在这四所寺院中， 释迦也失最有可能驻锡的是大慈恩寺。”[8] 根据陈楠教授的文章，大能仁寺也在北京，是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主要寺院之一。炳灵寺在重修过程中得到大能仁寺的加持，可以看出明朝廷对重修炳灵寺的重视程度。大能仁寺的主持是智光大和尚，曾多次奉敕进藏，迎请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等高僧活佛，为明中央的治藏方略，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永乐皇帝封为国师，仁宗皇帝加封为大国师，宣宗皇帝再加封为西天佛子称号，天顺四年（1460），英宗又追封智光为 “大通法王”，此类封号，原只赐藏族僧人，是为了统治藏地的需要。从智光始，汉僧获得此类封号的资格。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9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在上文中陈楠教授的文章中提到，大护国保安寺也是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根据北京海淀区管家岭出土的《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明朝时期，大护国保安寺的主持是大善法王星吉班丹，墓志铭记载：“公自是益加精进，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内升都纲。弘治十四年八月内升右觉义兼大隆善护国寺住持。公为人笃实无妄，戒行坚持。正德改元今上光临大宝，知公经文谙晓，秘教洪通，升禅师。本年六月内复升国师，优典异常。七月内升佛子，特命住持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及赐佛子冠，屡建坛场，累著灵异。”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到正德元年（1506），二十年间从都纲到右觉依再到禅师、国师，直到佛子、大善法王，可以说是连升六级，钦命大护国保安寺主持，足见大护国保安寺在朝廷中的受重视程度，也间接地印证了炳灵寺的重修受到了朝廷的重视。
钦差大能仁寺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参与修建炳灵寺，应该与大慈法王绛钦却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与其弟子张星吉藏卜们有着直接的关系。碑文中出现的这些僧人，如锁南藏卜、班着尔藏卜、扎夫伦卜、南喝洛竹、班丹落竹、土巴藏卜都是张星吉藏卜的徒子徒孙。弘化寺、显庆寺、钦差大能仁寺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与炳灵寺的具体关系另文再谈，在此不一一赘述。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10行有“岷州法藏寺”，与前文提到的“能仁寺”一样，全国叫法藏寺的佛教寺院也是特别多的，但在法藏寺前面加上特定的地名，就专指其一了。据《安多政教史》载，岷州法藏寺在藏语里称为曲宗寺或曲宗班乔寺，也称为班藏寺，位于洮河之北，由圣·班丹扎喜巴的经师仲钦·巴丹嘉措创建[9]。据甘肃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岷州志校注》也有法藏寺的记载。谈士杰先生在《藏传佛教在岷州》认为：岷州有佛寺37座，有历史年代可考者6座，其中宋代3座，元代1座，明代2座。明代的两座一是大崇教寺，二是法藏寺或称班藏寺[10]。这座法藏寺由仲钦·巴丹嘉措创建，是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发展传播的中心。岷州法藏寺下属寺院有几十座，这些小寺院既是宣传明朝西藏政策的阵地，又是西藏了解汉地文化的窗口。
大明碑阴面第14行的“法藏寺”，因在前面没有具体说明是何处何时的法藏寺，则不好断定。但是我们可以设定三个前提，一是明正德前的佛教寺院;二是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寺院;三是中央政府扶持的藏传佛教寺院或与藏传佛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寺院。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资格参与到当时轰轰烈烈的炳灵寺的重修活动中来，也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去探讨这个法藏寺是何方宝刹了。通过多方的统合研究，这个法藏寺应该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幸福东街的法藏寺。陈南教授在《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中提到“明朝初年，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但他只提到了前文中的四座，其他的并没有提到，我认为法藏寺应该是这二十所寺院中的其中之一。这法藏寺初修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原名弥陀寺。明景泰二年（1451）太监裴善静重修，更名为法藏寺，清代后期法藏寺荒废，独存佛塔一座，又名白塔寺或法塔寺。1967年佛塔被拆除，法藏寺彻底消失了。
碑阴第13行的“金刚寺”与法藏寺一样，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在金刚寺后面是一长串藏汉族僧人混杂的名字，有“金刚寺都刚：扎失坚剉、剌麻着藏、李罗汉、黑罗汉、锁南也舍、真巴藏卜、三丹藏卜、罗土巴藏卜、南哈尔坚参”等。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金刚寺，第一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第二是元明时期比较兴盛的佛教寺院，第三位于汉藏交界地带，第四很受明中央政府的重视。满足这四个条件的金刚寺，可能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金刚寺。这座金刚寺始建于公元1272年，15世纪初，寺庙被火烧毁后，由明正土司主持，将寺庙迁于康定城西南面山脚下。16世纪末，莲花生大士之语密化身、大伏藏师古汝·曲杰旺修之转世——绛达·扎西道吉大师及其弟子应明正土司之邀，前来金刚寺驻锡、弘法利生，金刚寺遂成为宁玛派北传伏藏传规之道场，属宁玛派六大道场之一——卫藏多吉扎寺的重要分寺。
另外，在碑文中有“都刚”二字，“都刚”即都纲，是明朝政府设置管理一个地方佛教寺院的僧人长官，一个寺院中设立都纲，可不是一般的小寺院，应该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寺院。我们知道青海乐都的瞿坛寺在藏语中称作“卓仓拉康果丹代”或“卓仓多杰羌”，意为卓仓持金刚寺，而瞿昙寺在历史上与炳灵寺的关系十分密切。
大明碑中的金刚寺，究竟是四川甘孜康定县的金刚寺还是青海乐都的瞿昙寺，都无法确定，还需作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 大明碑中提到的炳灵寺其他石刻石碑
这是我们在研究大明碑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有关炳灵寺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次提到炳灵寺曾经所拥有的石碑，如《青唐录》中记载：“环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台榭古迹及唐人碑碣。”[11]明代吴祯《河州志》记载：“有番字古碑，乃唐之古迹。”[4]55清代王全臣《河州志》中也记载：“明御史立碑云：天下第一奇观”[12]。张思温在《积石录》有这样的记述：“据邑志称，炳灵寺有碑数通，闻囊日寺僧争产，畀投河中，今所存者仅此一石耳。”[3]106张思温的描述在炳灵寺老僧人的口传中亦得到了印实。我曾采访过炳灵寺下寺90高龄的老僧人张旦比坚参，他说炳灵寺下寺原有好几座石碑，记载着炳灵寺的历史。清末民初之机，因炳灵下寺的雍迦玛锐和旦增坚措两大活佛在争法床、争正统时，被双方的追随信众斗殴，将石碑投入黄河中。这是一件着实让人心痛的事。据说事后有人想打捞这些石碑，但是在怒涛奔涌的黄河中打捞数百斤重的石碑谈何容易。1967年刘家峡水库蓄水，致使黄河河床不断抬升，这些一百年前投入黄河的石碑，也就永远沉入泥沙之下了。這些石碑多大尺寸，是何质地，上面记载着什么内容，史料方志中均无记载，当然现在也无从知晓了。如果这些石碑是花岗岩质地的，也许还有面世的一天，如果像此大明碑红砂岩质地，可能早已融散入黄河泥沙中了。 除了上述投入黄河中的石碑外，在大明碑中的记述中特别讲到了炳灵寺石窟中的另外两处石刻题记，一处是位于第148窟南侧的《灵岩寺记》（又名崔琳碑），另一处则是第135窟南侧的《何灌题记》。在大明碑正面文字第16行：“唐初命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德武礼文，英果谋度，普天率土，岁诣丹墀。至开元中，检校功德僧无碍、洎都检校权知河州安乡县令上柱国袁耀启、膳部郎中魏季随记石。”这里的“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就是《灵岩寺记》的主人崔琳，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念其姻旧之戚，许以自新之惠”，指派御史大夫、上柱国、魏县开国侯崔琳，率各部、寺、台及内侍省七十余人浩浩荡荡出使吐蕃，路经炳灵寺驻足，在炳灵寺的崖体上留下了这篇著名的《灵岩寺记》，由他的副使膳部侍郎魏季随勒石刻写。上述内容均来自《灵岩寺记》，大明碑中对《灵岩寺记》及其主人崔琳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大明碑正面文字第7行提到了《何灌题记》：“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数众，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这是《何灌题记》中的部分文字。原文为：“上受宝圭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陈永、刘德修、程之仪、高公亶、胡礼、彭实、詹至、李国仁、孙昌符、单觉民、裴硕、何大仁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大明碑的作者对《何灌题记》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开篇第一句就写“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阎文儒教授根据《宋史》中的史料考证：“政和二年……冬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十一月乙未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戊寅日，南至，受玉圭于大庆殿，赦天下。三年春正月……甲子诏以天赐元圭遣官册告永裕永陵。”阎文儒教授认为：“由此证得元圭事，乃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实未改元为元圭也，今洮西守将何灌题记为上受宝圭元年，并非有宝圭元年，乃上得宝圭之年，如按《宋史·徽宗本纪》得宝圭在政和二年，实论得宝圭之年，并非有宝圭年号也。”[13]大明碑的作者固然不了解宋史中的这段因缘，故称“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了。
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文献中，如《水经注》中对炳灵寺石窟的名称叫唐述窟、唐述谷寺等，到了唐代无论是在文献中或是炳灵寺的碑刻题记中则大都称灵岩寺。炳灵寺的称谓早在宋代时就出现在文献当中了，如在《西夏书事》中记载：“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14]。当然，炳灵寺一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吐蕃传》《青唐录》等史书中也同样有，不一一述之。既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炳灵寺一词，那为什么在明代的大明碑不叫“重修古刹炳灵寺碑记”而是叫“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大明碑的作者充分关注到了这两块石刻碑文的缘故，从唐代的《灵岩寺记》到宋代《何灌题记》“绝冰河，尽灵岩”的记载，才使作者采用了“灵岩寺”名称，而非“炳灵寺”名称。毕竟，灵岩寺的碑记放在身边，而“炳灵寺”一词多出现在文献当中，明代以前的炳灵寺的石刻或墨书题记中尚未见“炳灵寺”或“冰灵寺”“冰林寺”等名称。
除了这两处题刻外，炳灵寺石窟其他的重要题记都在大明碑的碑文中没有提及，如天桥洞（第169窟）第6龛的“建弘元年” 墨书题记，第169窟第23龛的“丙申”墨书题记，第126窟上方的北魏“延昌二年” 石刻题记，第64龛上方的唐代“张楚金” 石刻题记，二层栈道第49—58龛下的“永隆二年” 石刻题记，还有第169窟至第172窟栈道上方的“度随军判官”石刻题记和“王将军做栿孔”石刻题记等，都没有提到。要知道，这些重要的题记串联起来，足可构成一部整个炳灵寺石窟的发展史，但在大明碑中没有递出一丝信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是，到明代重修之时，确如大明碑中记述的一样，成化乙酉，蒋公游窟，发现炳灵寺“像露宇倾”，前朝时期所修建的栈道坍塌断裂严重，直到正德十二年树碑之时，大部分洞窟中还无法通达，致使在撰写镌刻碑文时尚不能看到这些重要的碑刻和纪年题记。由此也可以看出，到明代成化年间时炳灵寺石窟的残破程度以及必须重修炳灵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然，这个问题还得进一步研究。
五 大明碑原址探寻
大明碑目前存放在炳灵寺第146窟之中，以至于在2004年前作石窟内容总录时，把大明碑的内容并入到第146窟当中，这招致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与质疑。显然，大明碑本不是第146窟中的遗存，只不过是暂时存放保护而已，将大明碑的内容总录合并到第146窟的总录，这的确很不妥当。
大明碑迁入第146窟前，是置于第16窟卧佛院内的。1967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第16窟的卧佛和揭取的壁画分别搬迁安放到第144窟和第145窟，而把一同搬迁的大明碑则安放在近邻的第146窟中保存，这一放就是五十多年。2001年，第16窟的卧佛在新寺台的卧佛殿内修缮完成并展出，被揭取的壁画也修缮完成后存入文物库房。唯独这大明碑依旧存放在第146窟中，有学者建议将大明碑亦归放到卧佛殿内修缮保存或展出。
但是通读大明碑原文，大明碑最初也不是卧佛院的原物。大明碑正面文字第21—22行写道：“盖僧舍禅室，同助罗汉图哈巴、僧惠宝、僧正惠、济督余记序始末，泐石镌碑，竖立于桥头堡，以传 /天地二极之悠久。”这就是说，当初大明碑撰写镌刻完成后，是“竖立于桥头堡”的，存放在卧佛院也只是后来的事。至于何时从桥头堡移到卧佛院内的，史书文献均没有记载，不得而知。那么碑文中提到的桥头堡在哪里呢？明正德年间炳灵寺还有桥吗？桥头上还建有堡？众所周知，这堡一般是军事设施，建在炳灵寺的桥头有何用？这桥又指的是哪座桥？把大明碑不竖在重修过的石窟里，而立于桥头堡有何用意？这许多疑问还需要认真地去梳理。
我们认为，这里的桥应该是指西秦时期修建在炳灵寺水帘洞前面的天下第一桥。据有关文献，天下第一桥毁于西夏时期，天下第一桥的石刻于1967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湮没。根据拓片复制的碑竖于原址。历史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都从此桥经过。《水经注》引《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伏）于此河上作飞桥，高十丈，三年乃就。”[15]就是说，天下第一桥早在乞伏鲜卑的西秦时期就有了。唐代时此桥有重建又被毁的记录。宋朝时期天下第一桥成为宋、西夏和唃厮啰等长期争夺的军事要塞。宋元祐三年（1008），宋朝将领游师雄派姚兕“断黄河飞桥，青唐十万之众不得渡”[16]。宋元符二年（1099），吐蕃围攻湟州，西夏李乾顺“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14]356。自此以后，歷史上存在了六七百年的天下第一桥似乎走进了历史，文献中也未见再建的记录。但是在明代的大明碑上又出现桥的记录，是否说明在天下第一桥的原址上又建桥以通往来，也未可知。如果黄河上没有桥， 何来桥头堡的问题呢？ 兰州大学的刘满教授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炳灵寺的黄河上无桥也无渡口：“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今寺沟峡上东西不通，南北无路，黄河上是既没有渡口，也没有桥梁。”[17]刘满教授学养很高，考证严谨，多次在炳灵寺石窟上下游的黄河沿岸考察，成果丰硕。但是得出炳灵寺无桥也无渡口的结论，本人实难苟同，至少他在考察黄河渡口和桥梁时并没有关注到炳灵寺黄河上的有关桥梁遗迹和大明碑中有关桥梁的记录。
我们基本认定，大明碑中的桥头堡是修在天下第一桥头的军事性建筑，用以保护黄河上的桥梁。明洪武三年（1370），邓俞攻克河州，为防止蕃部反扑，在河州与蕃部的交界地带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史称河州二十四关[4]18-19。这些关隘主要沿着积石关—大力架山—土门关—太子山—洮河一线设防。如果明代在炳灵寺前的黄河上还有桥的话，在桥头作一些防范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建堡也是势在必行的。那么把大明碑“竖立于桥头堡”是何用意呢？窃以为这与炳灵寺的四至（相当于现在的保护范围）有关吧。在大明碑背面文字第一行就写道：“古梵刹灵岩寺四至：/东至烟墩山，南至黄河，西至他剌坪，北至川城大路为界，四至分明记。”在四至最南黄河岸边的桥头堡旁竖碑，有可能是向外界宣示其四至范围有关吧。
明嘉靖年间，《河州志》作者吴祯的儿子、河州贡生吴调元来炳灵寺搜罗资料补阙其父的遗著时，看到的是则是一幅桥断碑倒情景。他在天下第一桥边写下了一首诗：“山峰淘浪浪淘沙，两岸青山隔水涯。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这里卧在芦苇丛中的古碑，是不是正德年间竖立在桥头堡的大明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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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炳灵寺石窟;大明碑;录文;若干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37-10
Abstract：The Damingbei（The Great Ming Stele） is one of the ancient stele of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that have been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These steles contain abundan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are important artifacts for research o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and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ancient Hezhou. Research on the Damingbei clarifies the restoratio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with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and the major regional temples in the Ming dynas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further elucidates the propagation and evolu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since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Ming dynasty’s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icies and ruling strategies in the Hehuang and Taomin regions
Keywords：Binglingsi Grottoes; Damingbei; transcription; some issu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大明碑又稱《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图1），是炳灵寺石窟中保存下来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古碑，立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1967年刘家峡水库蓄水前大明碑位于第16窟卧佛院内，卧佛院被淹没后，被搬移到第146窟保存至今。大明碑红砂岩质地，残高1.66米（原有碑座，佚失），宽0.81米，厚0.21米。正反面皆有文字，这是研究炳灵寺石窟历史和河州地方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 大明碑录文
大明碑是1951年冯国瑞先生在作炳灵寺石窟初步勘察时发现的，此后，不断有学者对碑文进行辨识录文，成果也有发表。作者本人因长期在炳灵寺工作的缘故，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对大明碑上的文字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辨识和记录，并结合前贤和同仁们录文成果，进行了互校互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大明碑录文，并对文字进行了初步的断句、标点、注释和翻译。以下是断句、标点后的大明碑录文（注释和翻译另文撰写）。
《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碑文额头有篆书“大明”二字）：
一气未分，混茫鸿荒;两仪既辟，阴阳肇生。阳积成形为天，日月星辰悬象;阴 沉 成质为地，山川土石流 水。/灵岩形址，已沦匿有焉。至尧，洪水滔天，汜滥中国。舜承/天命，举禹任治水之劳，厥功懋哉！繇是名山巍嶪，奇洞雕碛，蟠据中华。草木稠薿，鸟兽巢窠，人所不迹，孰有 古 /刹所存？然上古气数相盛，人心淳沕，未闻老佛之名，至周武伯阳为柱下史，著《道德》，始有道之名。汉 明帝 /身感梦入国，迎贝叶，初有释之号。迄梁、唐、晋、宋、元，其教大兴，迨今千百余年，未尝一日泯也。/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数众，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朔知河湟郡城 北 /去六十里许，有古梵刹灵岩，谚呼冰灵寺，莫知所自。略闻猎者涉黄河，值白鹿追底深涧，幽谷峻山。至此 /则知悬洞层窟，神像森然。观其形，窝巃彭 环其北，河源涛渺绕其南，岘负其西，嶅峃峰角面其/东。枫枞梒檀，蔚然长青;芝草蘤芳，灼然荣悴。荆芷菖蕨，苡苑芍苈，靡不生焉;鹞雕莺鹘，麋麝猊 狐 ，因 而有 焉/青岩翠峦，高耸于云霄;碧影霞光，辉映于日月。崖壁空处，有上中下之八洞，神像天成。有坐佛金 身一 /尊。睡佛顶水帘，珍珠瀑布，弥陀龛仙径，崎岖崄峗;观音岩圣水，露滴流璎;救度洞煊赫，神妙响应。祈嗣祷雨，祛/灾徼禧，无不遂祝。若五气熏蒸，百卉庄严，八宝丛丽，山威自然，非公输妙用之巧，岂能然哉？若斯境也， 将 /一睹焉，怵然警悟，罔弗绝虑忘思，离尘去垢，清净身心，咏诵真诠，皈善之心，诚不异寓西竺佛土之国， 修 /心养性之圃耶！时逢佳节，瑞日印窟。乌思外域，所以八极九垓，国都城邑，云游黄缁俗士，咸瞻仰敬， 不啻 /万载犹一日也。唐初命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德武礼文，英果谋度，普天率土，岁诣丹墀。至开元中检校功/德僧无碍，洎都检校权知河州安乡县令，上柱国袁耀启、膳部郎中魏季随记石。恭惟我/朝大明成化己酉，守镇都阃蒋公玉游窟，像露宇倾，发心修造，更名水帘为圆觉洞，落成。乡进士杨训 成化 /壬辰游洞静澄，创构殿宇，未竟。续获都纲三竹坚粲，弘治庚戌修建救度洞，接盖窟殿，蔽护/大佛，告成。乡进士李绣志石。逮正德甲戌，戒坛僧佛尽，蜀川僧圆□，□山丹□□创□□□等殿宇□□□□□/盖僧舍禅室，同助罗汉图哈巴、僧惠宝、僧正惠、济督余记序始末，泐石镌碑，竖立于桥头堡， 以传 /天地二极之悠久。时正德十二年丁丑三月八日贡士司山东□□□□□□王世敬撰，同郡主簿徐恒书。 碑阴面文字（碑文额头有篆书“大明”二字）：
古梵刹灵岩寺四至：/东至烟墩山，南至黄河，西至他剌坪，北至川城大路为界，四至分明记。/钦差守备、河州地方都指挥行事：南安种勋/奉训大夫知河州事：西蜀富顺、熊载/河州卫指挥：朱纮、蒋夫人、何氏。/河州僧正司：丁珍。百户：罗俊、景忠、姚氏、何受、何禄。癿藏头目;巴东合家王完卜、小完卜。/敕赐宝觉寺僧：普能、普佑、普裕、普照、普亮、普泽、普怀、道澄、道明、明秀、明朗、了华、了信、了境、海通、了宣、了遂、法□。/钦差大能仁寺右觉仪：远丹星吉。/钦差大护国保安寺都纲：锁南领占。/岷州法藏寺灌顶大国师：扎巴坚参。/钦差灌顶大国师：□□。/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班着尔藏卜、扎夫伦卜、南喝洛竹、班丹落竹、土巴藏卜、真巴先吉、我些尔先吉。/金刚寺都刚：扎失坚剉、剌麻着藏、李罗汉、黑罗汉、锁南也舍、真巴藏卜、三丹藏卜、罗土巴藏卜、南哈尔坚参。/法藏寺：丁尚师、丁国师、王剌麻、贾罗汉、文罗汉。/乌思藏朵剌尚师、黑巴扎失、朵列只扎、赏思巴藏卜、扎失领真、桑尔加坚参、领真藏卜、锁南藏卜、班蓝坚剉、领真坚剉、□/澄阳庵助缘僧：明秀、明朗、锁南端住、领真坚参、端住领真、洛竹藏卜、也舍端住、锁南领真藏卜、也舍桑尔加藏、扎失坚参、/曹剌麻、舍剌坚参、汪东先吉、元丹坚参、杨维。商客：高志英、赏演玄、冯侃、许仲、郑全、李居士。/各项匠役：石钺、郭升、缪成□、缪三、蒲志聪、邓禄、邓真、邓凡、李宗、蒲秀、谢会、蒲清、崇友才、陆义、王泽、张守清、范奕、王居士、赵□/李盛、王青、张青、吴仲方、芦顺、黄家。功德主：钱昺、冯氏、马四、钱恩、钱锐、钱铎、钱林、马景、杨潘凤、王发才、果氏、孟氏、张千金、□□。/塔剌各处香老：罗□、张氏、罗祥、罗英、顾祥、顾宽、射刚、顾完、顾成、顾秀、顾清、顾勉、顾表、潘真、方友才、罗真、文贤、金祥、方友玉、□□、/汪源、杨森、鲁林、魏氏、方友汉、张右、白玄、白章、白魁、張见、白士景、陈宣、张景石、鲁茂、谢忠、谢亮、苏敬、石文秀、籴计宗、王克、□□/张景、江完、鲁能、魏忠、鲁信、魏宽、刘氏、王祥、何以纹、侯朋羊、鲁方、郭刚、王清林、魏贤、魏志聪、魏洪、宁大、鲁敖、鲁喜、王玉、魏□、/黄政、黄英、李文、魏完、魏秀、魏士逵、何文、范完、石氏、范名、王氏、范文、刘氏、鲁文祥、何聚、鲁氏、籴秀、杨全、杨宣、潘氏、刘玉、□□、/潘玉、鲁氏、潘宁、易景、祁完、易真、杨能、王能、胡成、李会、黄赞、李三、李太、王怀、王宁、李氏、李景、黄完、王通、崔妻刘氏、周大□、□□/高洪、肖宣、刘斌、刘潭、刘怀、徐继贤、宋免、宋连、宋端、车和尚、车信、马翥、马玺、吴玘、吴得仙、杨文清、杨文森、陈宣、李完、□□/王俊、李钦、尤祥、刘聚、姚朋、郭奉、王连、王昭、钱宇、冀完、孙福、赵士贤、冀宁、杨普、贾刚、王英、贾宽、贾洪、秦通、徐端、张聪、方□、/王瑞、蒋氏、陈端、沈氏、沈文会、张氏、魏度保、沈文清、李氏、蒋茂、刘氏、杨宗、许彪、胡通、任喜、杨文达、史秀、苟亭福、张氏、朱秀、/朱林、刘刚、杨景和、张祥、蒋成、蒋怀、何秀、崔氏、王友才、何永政、侯清、赵洪、杜二、杜四、陆滑、杨玉、慈俊、徐邀、张真、冯三、史春、/杨英、江泽、江浩、濯洪、芝升、李永达、王氏、王氏、关荣、张进、杨洪、于完、贺海、单祥、何玺、曹俊、蒲进、蒲演、蒲杰、邢成、邢洪、邢平、王□、/邓秀、邓洪、安俊、安黑人、安床、赵文秀、安宣、公惠、公福、公明、张会、杨秀、邢威、何五、高三、蒲连、蒲闰、徐义、曹洪、谢庄、冯玄□。/正德十二年岁次丁丑丙午月九日立碑。修寺三人：佛尽、圆融、海潮。度化十方坛那善男信女同生西方进度莲花化生。
二 大明碑的前期研究成果
前文已经提到学界关注大明碑是建国以后的事。1951年，著名陇上学者冯国瑞先生陪同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在临夏调研土地改革时，专程到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调查所得的成果《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勘察报告）》，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刊印发行。在《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勘察报告）》中，对大明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对冯国瑞先生的初步勘察成果，《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媒体作了转载，随着这些宣传报道，大明碑与炳灵寺石窟一道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冯国瑞先生在文章中对大明碑正反面的文字作了初步的识读和记录，但不是很完善，缺漏的字特别多，对大明碑的内容也没作具体的研究或探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将其发现记录并公之于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冯国瑞录文发表后，进一步推进了对大明碑的后续识读工作，相继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吴景山先生归纳了五种[2]，分别是冯国瑞版、张思温版、内容总录版、永靖县志版、临夏州志版。但严格说来，就是三个版本：一是最初的冯国瑞版录文，二是1963年的张思温版录文，三是内容总录版的录文。永靖县志版的录文由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稿，编辑在通稿时作了取舍，应该是属于内容总录版的缩版。《临夏州志》在编写过程中聘张思温为顾问，所采用的是张思温版的录文。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唯有张思温先生对大明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张思温（1913—1996），字玉如，号千忍老人，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张思温一生好学，善于辞赋，精于考证，一生著作甚丰。有关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成果均收录在他的专著《积石录》中。
1963年8月，张思温先生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先生及其学生来炳灵寺考察。他们一行不畏艰险，攀岩进窟，拓碑考辨，有关对大明碑的研究考证是张思温先生对炳灵寺石窟诸多考察成果之一。张思温先生是考辨大明碑的第一人，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人，虽然后来人们在研究炳灵寺石窟及河州地方史时运用过大明碑已经公布过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但具体针对大明碑的考证研究再无他者。2009年，应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邀请，兰州大学吴景山教授前来炳灵寺对大明碑重新拓片，并结合前人的录文成果，与我所专业人员一道对大明碑录文进行了全面补校。成果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但对碑文具体内容的考证研究并没有涉及。 张思温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对大明碑的现状进行了介绍，然后对冯国瑞先生1951年调查中有关大明碑录文作了简单的评述，对碑文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考证。如：“所谓‘守镇都阃蒋’者，名玉，天顺八年任河州守备。种勋字世赏，其先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以世职隶巩（今甘肃陇西县），正德十一年由巩昌卫指挥任河州守备，历升宁夏副总兵。清吴之珽《襄武人物志》有传。因知其题名前‘南’字下遗一‘安’字，南安为陇西旧地名也。熊载，字汝熙，四川举人，正德八年知河州，十四年知阶州。武都万家洞亦有其题识。李绣，弘治壬子（五年，公元一四九二年）科举人，任山西辽州学正。据《河州续志》稿本卷一‘冰灵寺’下云：州人李绣有碑，载艺文。今艺文阙失，不得其详。意清末‘碑石’犹在也。宝觉、弘化、显庆、澄阳皆当时邑之大刹。宝觉为缁流，澄阳乃羽士，余皆黄衣僧所居。寺观之多，徒众寄食者夥矣。余寺多在他地。”[3]
以大明碑所蕴含的信息量，张思温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好头，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三 大明碑中提到的佛教寺院
在大明碑阴面镌刻着为重修炳灵寺而作出贡献的功德榜，在这份功德榜上有钦差大臣、地方军政长官、僧正司僧官、各大寺院僧侣、当地官僚土司头人、文人学士、各类工匠杂役、地方信众，等等。参与重修炳灵寺的大寺院上榜的有：敕赐宝觉寺、钦差大能仁寺、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岷州法藏寺、金刚寺、法藏寺、澄阳庵等共九处。前文中已经提到，张思温先生在《积石录》中对这些寺院作了简单的介绍：“宝觉、弘化、显庆、澄阳皆当时邑之大刹。宝觉为缁流，澄阳乃羽士，余皆黄衣僧所居。寺观之多，徒众寄食者夥矣。余寺多在他地。”[3]
张思温先生说的四座“邑之大刹”之一的敕赐宝觉寺是汉传佛教寺院，也就是张先生笔下的“缁流”。张先生所指的这座宝觉寺，位于今甘肃临夏市以北，依北塬山麓而建。在明吴祯《河州志》中称之为万寿寺：“万寿寺，州北四里。唐初建，以鎮西番朵思麻之地。后鄂国公尉迟恭重建修，浮图十二层。洪武十三年（1380），都纲失剌坚藏复修。二十六年（1393），作汉僧正司。”[4]张思温先生认为此宝觉寺就是大明碑中的“敕赐宝觉寺”，对于此说，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一是此宝觉寺在明代时一直称之为万寿寺，宝觉寺是清以后的称呼。见之最早的“宝觉寺”之称是来自民国时期诗人邓隆的诗《宝觉寺芍药》，此前的文献中再不见宝觉寺一名。二是在河州地方史志中没有“敕赐”宝觉寺一说。近查阅《甘州府志》，发现张掖大佛寺在明代时称之为“敕赐宝觉寺”。在《甘州府志》卷十三《敕赐宝觉寺碑记》有这样的记录：“乃一新其殿宇，而特赐名‘宝觉’，用以妥圣灵，用以迎福景，安国家于泰山，保太平于永久。具述其由来，勒之于碑，垂示无穷云。”[5]张掖大佛寺在明宣宗（1426—1453）时期敕赐为宝觉寺，出现在炳灵寺石窟明正德（1506—1521）时期的《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中，这是合乎情理的。这也说明，在明朝时期，张掖大佛寺和炳灵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张掖大佛寺参与了炳灵寺石窟的重修工作。当然，究竟两座著名古刹是怎样联系的，张掖大佛寺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炳灵寺的重修，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澄阳庵，张思温笔下的“羽士”。在明嘉靖吴祯版的《河州志·典礼志》中有记载：“大隐庵，州西三里。元壬寅，蒙古左黡建。郭飞阳之所居，澄阳仙院是也。”张思温先生考证，这里的“元壬寅”应该是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6]。在清康熙四十六年的《河州志》中也有记载：“万寿观，元飞阳子修炼于此，河州人，郭姓，封坚化自然真人，青峰子神阳老师继飞阳子与观中仙去，有碑记。”澄阳庵也就是现在的临夏万寿观的一个部分，张思温认为，大隐庵也就是澄阳庵或澄阳仙院，是现在临夏万寿观的玉皇阁。从前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澄阳庵是现在临夏万寿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由蒙古人左黡所建，来自澄阳的仙姑郭正阳在这里修行羽化，故称作澄阳仙院或澄阳庵，也有人称之为飞阳观。
弘化寺，距炳灵寺西约三十多千米，是安多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在明嘉靖版《河州志》记载：“弘化寺，州西北百二十里，正统六年，奉敕建。规模壮丽，金碧交辉。有僧世袭佛子。常住地百余倾。官军五十五名守之。内有钦赐銮驾。”[4]55根据炳灵寺第八世嘉扬隆珠活佛的遗著《炳灵沧桑》记载，弘化寺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曾属于炳灵寺的属寺。至于从何时开始成为炳灵寺的属寺，嘉扬隆珠活佛并没有说明。就寺院从属关系这一点上讲，二者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十分密切的。弘化寺在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在民国十九年（1930）以前这里属河州管辖。明宣德十年（1435），大慈法王、宗喀巴的第四大弟子绛钦却杰（汉译释迦也失或释迦益西），自北京返藏的途中在此圆寂，明朝廷降旨，在这里修建寺院，供养大慈法王遗骨。弘化寺在藏语中称为“卓莫咯胜法解脱洲”，在汉语中还称为宏化寺、鸿化寺、洪化寺等。
显庆寺，位于今临夏市，原址在新华小学内，现无存。在明嘉靖吴祯《河州志》记载着寥寥数语：“显庆寺，在州西南。旧系酥油厂。今属弘化寺下院。”显庆寺与弘化寺虽然相距一百多千米，但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二者属上下寺关系，弘化寺被称作是上院，显庆寺是下院。两座寺院修成后，一直有大慈法王的汉人弟子张星吉藏卜及其家族长期管理。张星吉藏卜是河州人，大慈法王进京路过河州时，张星吉藏卜开始追随左右，直到大慈法王圆寂[7]。因此张星吉藏卜及后人徒孙也被明廷封为国师禅师等，这为他们长期管理弘化、显庆二寺奠定了政治基础。
除了张思温笔下的这四座“邑之大刹”，其他的寺院多在外地。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八行有“钦差大能仁寺”，对钦差大能仁寺，张思温并没作考证。以能仁寺命名的佛教寺院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前面加上“钦差”二字，并且是大能仁寺者，应该不多的。近读著名藏传佛教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的文章《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他在文章中写道：“明朝初年，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慈恩寺、 大隆善护国寺、 大能仁寺及大护国保安寺。在这四所寺院中， 释迦也失最有可能驻锡的是大慈恩寺。”[8] 根据陈楠教授的文章，大能仁寺也在北京，是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主要寺院之一。炳灵寺在重修过程中得到大能仁寺的加持，可以看出明朝廷对重修炳灵寺的重视程度。大能仁寺的主持是智光大和尚，曾多次奉敕进藏，迎请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等高僧活佛，为明中央的治藏方略，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永乐皇帝封为国师，仁宗皇帝加封为大国师，宣宗皇帝再加封为西天佛子称号，天顺四年（1460），英宗又追封智光为 “大通法王”，此类封号，原只赐藏族僧人，是为了统治藏地的需要。从智光始，汉僧获得此类封号的资格。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9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在上文中陈楠教授的文章中提到，大护国保安寺也是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根据北京海淀区管家岭出土的《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明朝时期，大护国保安寺的主持是大善法王星吉班丹，墓志铭记载：“公自是益加精进，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内升都纲。弘治十四年八月内升右觉义兼大隆善护国寺住持。公为人笃实无妄，戒行坚持。正德改元今上光临大宝，知公经文谙晓，秘教洪通，升禅师。本年六月内复升国师，优典异常。七月内升佛子，特命住持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及赐佛子冠，屡建坛场，累著灵异。”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到正德元年（1506），二十年间从都纲到右觉依再到禅师、国师，直到佛子、大善法王，可以说是连升六级，钦命大护国保安寺主持，足见大护国保安寺在朝廷中的受重视程度，也间接地印证了炳灵寺的重修受到了朝廷的重视。
钦差大能仁寺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参与修建炳灵寺，应该与大慈法王绛钦却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与其弟子张星吉藏卜们有着直接的关系。碑文中出现的这些僧人，如锁南藏卜、班着尔藏卜、扎夫伦卜、南喝洛竹、班丹落竹、土巴藏卜都是张星吉藏卜的徒子徒孙。弘化寺、显庆寺、钦差大能仁寺和钦差大护国保安寺与炳灵寺的具体关系另文再谈，在此不一一赘述。
大明碑阴面文字第10行有“岷州法藏寺”，与前文提到的“能仁寺”一样，全国叫法藏寺的佛教寺院也是特别多的，但在法藏寺前面加上特定的地名，就专指其一了。据《安多政教史》载，岷州法藏寺在藏语里称为曲宗寺或曲宗班乔寺，也称为班藏寺，位于洮河之北，由圣·班丹扎喜巴的经师仲钦·巴丹嘉措创建[9]。据甘肃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岷州志校注》也有法藏寺的记载。谈士杰先生在《藏传佛教在岷州》认为：岷州有佛寺37座，有历史年代可考者6座，其中宋代3座，元代1座，明代2座。明代的两座一是大崇教寺，二是法藏寺或称班藏寺[10]。这座法藏寺由仲钦·巴丹嘉措创建，是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发展传播的中心。岷州法藏寺下属寺院有几十座，这些小寺院既是宣传明朝西藏政策的阵地，又是西藏了解汉地文化的窗口。
大明碑阴面第14行的“法藏寺”，因在前面没有具体说明是何处何时的法藏寺，则不好断定。但是我们可以设定三个前提，一是明正德前的佛教寺院;二是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寺院;三是中央政府扶持的藏传佛教寺院或与藏传佛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寺院。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资格参与到当时轰轰烈烈的炳灵寺的重修活动中来，也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去探讨这个法藏寺是何方宝刹了。通过多方的统合研究，这个法藏寺应该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幸福东街的法藏寺。陈南教授在《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中提到“明朝初年，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但他只提到了前文中的四座，其他的并没有提到，我认为法藏寺应该是这二十所寺院中的其中之一。这法藏寺初修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原名弥陀寺。明景泰二年（1451）太监裴善静重修，更名为法藏寺，清代后期法藏寺荒废，独存佛塔一座，又名白塔寺或法塔寺。1967年佛塔被拆除，法藏寺彻底消失了。
碑阴第13行的“金刚寺”与法藏寺一样，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在金刚寺后面是一长串藏汉族僧人混杂的名字，有“金刚寺都刚：扎失坚剉、剌麻着藏、李罗汉、黑罗汉、锁南也舍、真巴藏卜、三丹藏卜、罗土巴藏卜、南哈尔坚参”等。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金刚寺，第一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第二是元明时期比较兴盛的佛教寺院，第三位于汉藏交界地带，第四很受明中央政府的重视。满足这四个条件的金刚寺，可能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金刚寺。这座金刚寺始建于公元1272年，15世纪初，寺庙被火烧毁后，由明正土司主持，将寺庙迁于康定城西南面山脚下。16世纪末，莲花生大士之语密化身、大伏藏师古汝·曲杰旺修之转世——绛达·扎西道吉大师及其弟子应明正土司之邀，前来金刚寺驻锡、弘法利生，金刚寺遂成为宁玛派北传伏藏传规之道场，属宁玛派六大道场之一——卫藏多吉扎寺的重要分寺。
另外，在碑文中有“都刚”二字，“都刚”即都纲，是明朝政府设置管理一个地方佛教寺院的僧人长官，一个寺院中设立都纲，可不是一般的小寺院，应该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寺院。我们知道青海乐都的瞿坛寺在藏语中称作“卓仓拉康果丹代”或“卓仓多杰羌”，意为卓仓持金刚寺，而瞿昙寺在历史上与炳灵寺的关系十分密切。
大明碑中的金刚寺，究竟是四川甘孜康定县的金刚寺还是青海乐都的瞿昙寺，都无法确定，还需作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 大明碑中提到的炳灵寺其他石刻石碑
这是我们在研究大明碑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有关炳灵寺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次提到炳灵寺曾经所拥有的石碑，如《青唐录》中记载：“环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台榭古迹及唐人碑碣。”[11]明代吴祯《河州志》记载：“有番字古碑，乃唐之古迹。”[4]55清代王全臣《河州志》中也记载：“明御史立碑云：天下第一奇观”[12]。张思温在《积石录》有这样的记述：“据邑志称，炳灵寺有碑数通，闻囊日寺僧争产，畀投河中，今所存者仅此一石耳。”[3]106张思温的描述在炳灵寺老僧人的口传中亦得到了印实。我曾采访过炳灵寺下寺90高龄的老僧人张旦比坚参，他说炳灵寺下寺原有好几座石碑，记载着炳灵寺的历史。清末民初之机，因炳灵下寺的雍迦玛锐和旦增坚措两大活佛在争法床、争正统时，被双方的追随信众斗殴，将石碑投入黄河中。这是一件着实让人心痛的事。据说事后有人想打捞这些石碑，但是在怒涛奔涌的黄河中打捞数百斤重的石碑谈何容易。1967年刘家峡水库蓄水，致使黄河河床不断抬升，这些一百年前投入黄河的石碑，也就永远沉入泥沙之下了。這些石碑多大尺寸，是何质地，上面记载着什么内容，史料方志中均无记载，当然现在也无从知晓了。如果这些石碑是花岗岩质地的，也许还有面世的一天，如果像此大明碑红砂岩质地，可能早已融散入黄河泥沙中了。 除了上述投入黄河中的石碑外，在大明碑中的记述中特别讲到了炳灵寺石窟中的另外两处石刻题记，一处是位于第148窟南侧的《灵岩寺记》（又名崔琳碑），另一处则是第135窟南侧的《何灌题记》。在大明碑正面文字第16行：“唐初命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德武礼文，英果谋度，普天率土，岁诣丹墀。至开元中，检校功德僧无碍、洎都检校权知河州安乡县令上柱国袁耀启、膳部郎中魏季随记石。”这里的“御史大夫清河崔公”，就是《灵岩寺记》的主人崔琳，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念其姻旧之戚，许以自新之惠”，指派御史大夫、上柱国、魏县开国侯崔琳，率各部、寺、台及内侍省七十余人浩浩荡荡出使吐蕃，路经炳灵寺驻足，在炳灵寺的崖体上留下了这篇著名的《灵岩寺记》，由他的副使膳部侍郎魏季随勒石刻写。上述内容均来自《灵岩寺记》，大明碑中对《灵岩寺记》及其主人崔琳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大明碑正面文字第7行提到了《何灌题记》：“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数众，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这是《何灌题记》中的部分文字。原文为：“上受宝圭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洮西守将何灌，率王安、陈永、刘德修、程之仪、高公亶、胡礼、彭实、詹至、李国仁、孙昌符、单觉民、裴硕、何大仁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大明碑的作者对《何灌题记》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开篇第一句就写“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阎文儒教授根据《宋史》中的史料考证：“政和二年……冬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十一月乙未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戊寅日，南至，受玉圭于大庆殿，赦天下。三年春正月……甲子诏以天赐元圭遣官册告永裕永陵。”阎文儒教授认为：“由此证得元圭事，乃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实未改元为元圭也，今洮西守将何灌题记为上受宝圭元年，并非有宝圭元年，乃上得宝圭之年，如按《宋史·徽宗本纪》得宝圭在政和二年，实论得宝圭之年，并非有宝圭年号也。”[13]大明碑的作者固然不了解宋史中的这段因缘，故称“上受宝圭，莫究何代年号”了。
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文献中，如《水经注》中对炳灵寺石窟的名称叫唐述窟、唐述谷寺等，到了唐代无论是在文献中或是炳灵寺的碑刻题记中则大都称灵岩寺。炳灵寺的称谓早在宋代时就出现在文献当中了，如在《西夏书事》中记载：“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14]。当然，炳灵寺一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吐蕃传》《青唐录》等史书中也同样有，不一一述之。既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炳灵寺一词，那为什么在明代的大明碑不叫“重修古刹炳灵寺碑记”而是叫“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大明碑的作者充分关注到了这两块石刻碑文的缘故，从唐代的《灵岩寺记》到宋代《何灌题记》“绝冰河，尽灵岩”的记载，才使作者采用了“灵岩寺”名称，而非“炳灵寺”名称。毕竟，灵岩寺的碑记放在身边，而“炳灵寺”一词多出现在文献当中，明代以前的炳灵寺的石刻或墨书题记中尚未见“炳灵寺”或“冰灵寺”“冰林寺”等名称。
除了这两处题刻外，炳灵寺石窟其他的重要题记都在大明碑的碑文中没有提及，如天桥洞（第169窟）第6龛的“建弘元年” 墨书题记，第169窟第23龛的“丙申”墨书题记，第126窟上方的北魏“延昌二年” 石刻题记，第64龛上方的唐代“张楚金” 石刻题记，二层栈道第49—58龛下的“永隆二年” 石刻题记，还有第169窟至第172窟栈道上方的“度随军判官”石刻题记和“王将军做栿孔”石刻题记等，都没有提到。要知道，这些重要的题记串联起来，足可构成一部整个炳灵寺石窟的发展史，但在大明碑中没有递出一丝信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是，到明代重修之时，确如大明碑中记述的一样，成化乙酉，蒋公游窟，发现炳灵寺“像露宇倾”，前朝时期所修建的栈道坍塌断裂严重，直到正德十二年树碑之时，大部分洞窟中还无法通达，致使在撰写镌刻碑文时尚不能看到这些重要的碑刻和纪年题记。由此也可以看出，到明代成化年间时炳灵寺石窟的残破程度以及必须重修炳灵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然，这个问题还得进一步研究。
五 大明碑原址探寻
大明碑目前存放在炳灵寺第146窟之中，以至于在2004年前作石窟内容总录时，把大明碑的内容并入到第146窟当中，这招致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与质疑。显然，大明碑本不是第146窟中的遗存，只不过是暂时存放保护而已，将大明碑的内容总录合并到第146窟的总录，这的确很不妥当。
大明碑迁入第146窟前，是置于第16窟卧佛院内的。1967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第16窟的卧佛和揭取的壁画分别搬迁安放到第144窟和第145窟，而把一同搬迁的大明碑则安放在近邻的第146窟中保存，这一放就是五十多年。2001年，第16窟的卧佛在新寺台的卧佛殿内修缮完成并展出，被揭取的壁画也修缮完成后存入文物库房。唯独这大明碑依旧存放在第146窟中，有学者建议将大明碑亦归放到卧佛殿内修缮保存或展出。
但是通读大明碑原文，大明碑最初也不是卧佛院的原物。大明碑正面文字第21—22行写道：“盖僧舍禅室，同助罗汉图哈巴、僧惠宝、僧正惠、济督余记序始末，泐石镌碑，竖立于桥头堡，以传 /天地二极之悠久。”这就是说，当初大明碑撰写镌刻完成后，是“竖立于桥头堡”的，存放在卧佛院也只是后来的事。至于何时从桥头堡移到卧佛院内的，史书文献均没有记载，不得而知。那么碑文中提到的桥头堡在哪里呢？明正德年间炳灵寺还有桥吗？桥头上还建有堡？众所周知，这堡一般是军事设施，建在炳灵寺的桥头有何用？这桥又指的是哪座桥？把大明碑不竖在重修过的石窟里，而立于桥头堡有何用意？这许多疑问还需要认真地去梳理。
我们认为，这里的桥应该是指西秦时期修建在炳灵寺水帘洞前面的天下第一桥。据有关文献，天下第一桥毁于西夏时期，天下第一桥的石刻于1967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湮没。根据拓片复制的碑竖于原址。历史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都从此桥经过。《水经注》引《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伏）于此河上作飞桥，高十丈，三年乃就。”[15]就是说，天下第一桥早在乞伏鲜卑的西秦时期就有了。唐代时此桥有重建又被毁的记录。宋朝时期天下第一桥成为宋、西夏和唃厮啰等长期争夺的军事要塞。宋元祐三年（1008），宋朝将领游师雄派姚兕“断黄河飞桥，青唐十万之众不得渡”[16]。宋元符二年（1099），吐蕃围攻湟州，西夏李乾顺“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14]356。自此以后，歷史上存在了六七百年的天下第一桥似乎走进了历史，文献中也未见再建的记录。但是在明代的大明碑上又出现桥的记录，是否说明在天下第一桥的原址上又建桥以通往来，也未可知。如果黄河上没有桥， 何来桥头堡的问题呢？ 兰州大学的刘满教授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炳灵寺的黄河上无桥也无渡口：“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今寺沟峡上东西不通，南北无路，黄河上是既没有渡口，也没有桥梁。”[17]刘满教授学养很高，考证严谨，多次在炳灵寺石窟上下游的黄河沿岸考察，成果丰硕。但是得出炳灵寺无桥也无渡口的结论，本人实难苟同，至少他在考察黄河渡口和桥梁时并没有关注到炳灵寺黄河上的有关桥梁遗迹和大明碑中有关桥梁的记录。
我们基本认定，大明碑中的桥头堡是修在天下第一桥头的军事性建筑，用以保护黄河上的桥梁。明洪武三年（1370），邓俞攻克河州，为防止蕃部反扑，在河州与蕃部的交界地带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史称河州二十四关[4]18-19。这些关隘主要沿着积石关—大力架山—土门关—太子山—洮河一线设防。如果明代在炳灵寺前的黄河上还有桥的话，在桥头作一些防范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建堡也是势在必行的。那么把大明碑“竖立于桥头堡”是何用意呢？窃以为这与炳灵寺的四至（相当于现在的保护范围）有关吧。在大明碑背面文字第一行就写道：“古梵刹灵岩寺四至：/东至烟墩山，南至黄河，西至他剌坪，北至川城大路为界，四至分明记。”在四至最南黄河岸边的桥头堡旁竖碑，有可能是向外界宣示其四至范围有关吧。
明嘉靖年间，《河州志》作者吴祯的儿子、河州贡生吴调元来炳灵寺搜罗资料补阙其父的遗著时，看到的是则是一幅桥断碑倒情景。他在天下第一桥边写下了一首诗：“山峰淘浪浪淘沙，两岸青山隔水涯。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这里卧在芦苇丛中的古碑，是不是正德年间竖立在桥头堡的大明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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