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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后真相时代中网络传播特征与影响，总结规律，为建设健康有序的网络舆论环境提供参考。
关键词 后真相；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网络舆情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9-0021-02
伴随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事实的重要性被技术以及感性价值判断有所消磨掩盖，这使得“反转新闻”等新现象的出现，也逐渐形成了后真相时代，凸显“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的特征。这使得传播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并与之对应的信息生产与解读模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信息生产中不以事实真相甚至不以事实为基础，信息解读中先入为主将固有认知强加于事实，并在传播过程中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心理认同，致使舆论失焦，真相模糊。
1 事实被技术消磨，网络传播掉入来源陷阱
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技术”似乎决定了一切，给人以认知错觉。事后分析各种新闻反转事件时会发现，往往是技术跑在事实之前，关键的事实信息迟迟跟不上。在“留守女童被老师性侵，警方不予立案”事件中，关键词上热搜，微博发布内容为家长单方表述举报为主，一键转发，个性化情绪色彩评论等一呼百应，严重缺乏完整性事实报道和多面提示。在技术构建的传播环境当中，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相关信息的定向渠道，甚至以上不上微博热搜排行榜为判断某事件的热度，关注度和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但是，微博字数限制，短视频的时间限制，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完整语境的缺失。同时，一键转发的便捷，自由评论的随意，使得一击即中的情绪色彩的评论，胜过了需要自己反复审核的信源真实性，胜过了自己对碎片化信息的整理与拼接，甚至胜过需要全面客观的事实真相。
在该事件中，是以单方陈述，作为直接的“证据”证明事实的存在，使得网友们“眼见为实”，理所当然的认同事件的真实性，甚至封面新闻等媒体转发引述，直接将其“落地”变成了新闻。这就使得事实审核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放大化，在便捷技术和快速转发传播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把关核实的步骤被省略，被忽视，最终掉入各种网络传播中的陷阱与困境。比如，该事件举报人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甚至不惜以侄女的名声为代价来诬告他人，臆想事件经过，在接到警方不予立案的决定后，举报人在多人帮助下，策划并注册了微博账号发布虚假新闻，引发社会关注，被多家媒体直接转发、引述，默许为真实信息加以传播。但事后经调查，相关一系列言论和“证据”均为造谣。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易引起同理心，假新闻化假为真，社交媒体平台也为其提供温床，使其快速发酵传播。
技术手段的进步给予我们发声表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呈现多元主体的话语竞争，让事件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呈现，同样让我们对事件的了解、思考更加深入全面。
但如果，只有一方对事实有选择的呈现，或者独自臆想编造假消息而官方未给予及时回应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立场表达将会对涉事的另一方的事实证据的陈述产生消解作用，受众注意力分流，舆论逐渐失焦，真相逐渐被掩盖，被遗忘。
2 缺少事实判断，观点与情感占领高地
自媒体的便捷，个人表达通道的畅通，创造了更多自由发生的机会，激发个人表达欲日益强烈的同时，却也降低了谣言散布的成本，给肆意扰乱正常网络秩序，蓄意干扰公众是非判断提供给了机会。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在互联网传播报道中，主流媒体的发声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被多重消费，网络大“V”带节奏，不知真相的群众跟风起浪，在严重缺乏对事实真相判断的情况下，使得该事件的舆论多次失焦，走偏。在一次次舆论失焦的状态下，真相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此时自媒体由于事实不足的情况下，妄加揣度猜测，大量产出价值判断类信息和观点进行传播。
就“保姆纵火杀人案”的事件舆情走势来看，舆论焦点的高峰在6月22日事件发生和救援情况及6月27日嫌疑人被锁定抓捕。两个舆论焦点均是追访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整个事件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男主人与保姆有染”“男主人一心想要钱”等虚假、臆想信息大量流入，混淆是非判断，将公众的关注焦点带偏。纵火原因、事后处理等对整个事件还原真相的关键性问题，隐没在错误的事实和价值推测当中。
自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人”多数为传播者自身，事实真相核查的能力有限，标准衡量主观色彩较强，通常以个人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吸引普遍关注，聚集取向相同或类似的群体，进一步推动流量增长，关注度提高，形成强有力的群体认同，再加以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且快速传播，就制造了新的社会舆论话题、舆论热点。在本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大“V”集中发声，在已跑偏的话题的基础上，进行站队，带节奏，使得舆论焦点逐渐偏向“林爸爸要钱还是要真相”“言论自由”等边缘甚至无关的话题上，事实真相进一步远离公众视野，淹没在与事件关系甚远、甚至无关的话题讨论当中。
借助大“V”的广泛影响力，自媒体开始大量发布转发观点性文章，情感推送，在没有事实判断的前提下，在臆想的虚假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并大肆传播。这样，产生的先入为主的情感导向和个人观点就占据的上风，从情感角度引起网民关注认同，进行自身或热点事件的任意联想，无心着眼于事实真相，造成舆论反馈与事实传播的错位，导致矛盾点长期积累。如果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一旦公众再次面对此类事件时，负面情绪一触即发，更倾向于诉诸观点表达和情感宣泄而忽视理性思考。
3 真相迟到，社会风险系数升高
信息传播环境复杂化，传播主体多元化，观点先行于事实，会造成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群体“应激”。特别是集体不安全感的唤醒后，将产生较大的社会信任危机。若真相迟到成为常态，社会信任危机必然会大大加深，社会风险系数亦会随之增加。
在网络各种猜测性，情感论断大量传播后，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调查声明滞后发布，致使公众质疑有增无减。相比与相关自媒体发布、转发文章中，感性的第一人称的表述，一纸简单且官方的声明，似乎还不能服众，不能引起公众理性认知，解答疑虑。公众展现更强烈的：“我不信”“太魔幻”等怀疑態度，使得官方陷入“塔西佗陷阱”。在公众已有的认知中，类似新闻事件以网络沉寂收尾，淹没在洪流般的信息环境中，不了了之；加之政府危机公关依旧采取官方文风进行模糊声明，缺少对关键信息的证实或者澄清，不能完全解除社会的疑问，官方的“权威性”和“可信赖性”大打折扣，说服效果欠佳；加之双方长期未能构建起良好对话生态，难免陷入一场信任的危机中，影响了公众的思考倾向和理性判断。
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不协调理论表明，受众的信息接受过程是具有选择性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如果在事实未得到及时证实或澄清之前，公众已受到强烈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观点影响，便形成很难改变的既定立场，以此为出发点审视接下来出现的事实内容，进行选择性理解进而影响对事件的本身及其发展走向的判断。如果长期性信息传播时空交错，陷入时差困境，新闻真相的不到及时公布，必将导致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长时间、多重对立，双方矛盾不断激化，风险系数积聚增加，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总之，新近发生的各种舆论热点事件，都呈现出技术对事实的消磨，感性战胜理性，以及事实延迟造成信任危机的状态与趋势。“后真相”似乎成了一种新常态，被大众理所当然的认同。在事实不全的情况下，自媒体只能靠其内容的剑走偏锋，观点的特立独行，在稀缺的注意力之中竞争厮杀，争夺关注度。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伴随着多主体的涌入，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信息流通的数量爆炸式增长，流通速度大幅提高，导致鉴别信息真伪和解读新闻价值的难度增加，也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新闻真实，何时何种环境，还是何种技术的产生，对专业媒体以及每一位互联网传播者都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底线要求。促使信息环境从芜杂到清明，从扑朔迷离到廓然朗清，避免陷入网络传播的陷阱，规避社会危机，是每个拥有传播机会的主体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
[2]陈龙.对立认同与新媒体空间的对抗性话语再生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1）：70-79.
[3]杨兼.臧海平.真相未明，舆情不止“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大“V”之战[J].公关世界，2017（17）：52-57.
关键词 后真相；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网络舆情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9-0021-02
伴随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事实的重要性被技术以及感性价值判断有所消磨掩盖，这使得“反转新闻”等新现象的出现，也逐渐形成了后真相时代，凸显“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的特征。这使得传播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并与之对应的信息生产与解读模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信息生产中不以事实真相甚至不以事实为基础，信息解读中先入为主将固有认知强加于事实，并在传播过程中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心理认同，致使舆论失焦，真相模糊。
1 事实被技术消磨，网络传播掉入来源陷阱
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技术”似乎决定了一切，给人以认知错觉。事后分析各种新闻反转事件时会发现，往往是技术跑在事实之前，关键的事实信息迟迟跟不上。在“留守女童被老师性侵，警方不予立案”事件中，关键词上热搜，微博发布内容为家长单方表述举报为主，一键转发，个性化情绪色彩评论等一呼百应，严重缺乏完整性事实报道和多面提示。在技术构建的传播环境当中，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相关信息的定向渠道，甚至以上不上微博热搜排行榜为判断某事件的热度，关注度和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但是，微博字数限制，短视频的时间限制，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完整语境的缺失。同时，一键转发的便捷，自由评论的随意，使得一击即中的情绪色彩的评论，胜过了需要自己反复审核的信源真实性，胜过了自己对碎片化信息的整理与拼接，甚至胜过需要全面客观的事实真相。
在该事件中，是以单方陈述，作为直接的“证据”证明事实的存在，使得网友们“眼见为实”，理所当然的认同事件的真实性，甚至封面新闻等媒体转发引述，直接将其“落地”变成了新闻。这就使得事实审核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放大化，在便捷技术和快速转发传播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把关核实的步骤被省略，被忽视，最终掉入各种网络传播中的陷阱与困境。比如，该事件举报人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甚至不惜以侄女的名声为代价来诬告他人，臆想事件经过，在接到警方不予立案的决定后，举报人在多人帮助下，策划并注册了微博账号发布虚假新闻，引发社会关注，被多家媒体直接转发、引述，默许为真实信息加以传播。但事后经调查，相关一系列言论和“证据”均为造谣。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易引起同理心，假新闻化假为真，社交媒体平台也为其提供温床，使其快速发酵传播。
技术手段的进步给予我们发声表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呈现多元主体的话语竞争，让事件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呈现，同样让我们对事件的了解、思考更加深入全面。
但如果，只有一方对事实有选择的呈现，或者独自臆想编造假消息而官方未给予及时回应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立场表达将会对涉事的另一方的事实证据的陈述产生消解作用，受众注意力分流，舆论逐渐失焦，真相逐渐被掩盖，被遗忘。
2 缺少事实判断，观点与情感占领高地
自媒体的便捷，个人表达通道的畅通，创造了更多自由发生的机会，激发个人表达欲日益强烈的同时，却也降低了谣言散布的成本，给肆意扰乱正常网络秩序，蓄意干扰公众是非判断提供给了机会。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在互联网传播报道中，主流媒体的发声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被多重消费，网络大“V”带节奏，不知真相的群众跟风起浪，在严重缺乏对事实真相判断的情况下，使得该事件的舆论多次失焦，走偏。在一次次舆论失焦的状态下，真相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此时自媒体由于事实不足的情况下，妄加揣度猜测，大量产出价值判断类信息和观点进行传播。
就“保姆纵火杀人案”的事件舆情走势来看，舆论焦点的高峰在6月22日事件发生和救援情况及6月27日嫌疑人被锁定抓捕。两个舆论焦点均是追访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整个事件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男主人与保姆有染”“男主人一心想要钱”等虚假、臆想信息大量流入，混淆是非判断，将公众的关注焦点带偏。纵火原因、事后处理等对整个事件还原真相的关键性问题，隐没在错误的事实和价值推测当中。
自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人”多数为传播者自身，事实真相核查的能力有限，标准衡量主观色彩较强，通常以个人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吸引普遍关注，聚集取向相同或类似的群体，进一步推动流量增长，关注度提高，形成强有力的群体认同，再加以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且快速传播，就制造了新的社会舆论话题、舆论热点。在本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大“V”集中发声，在已跑偏的话题的基础上，进行站队，带节奏，使得舆论焦点逐渐偏向“林爸爸要钱还是要真相”“言论自由”等边缘甚至无关的话题上，事实真相进一步远离公众视野，淹没在与事件关系甚远、甚至无关的话题讨论当中。
借助大“V”的广泛影响力，自媒体开始大量发布转发观点性文章，情感推送，在没有事实判断的前提下，在臆想的虚假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并大肆传播。这样，产生的先入为主的情感导向和个人观点就占据的上风，从情感角度引起网民关注认同，进行自身或热点事件的任意联想，无心着眼于事实真相，造成舆论反馈与事实传播的错位，导致矛盾点长期积累。如果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一旦公众再次面对此类事件时，负面情绪一触即发，更倾向于诉诸观点表达和情感宣泄而忽视理性思考。
3 真相迟到，社会风险系数升高
信息传播环境复杂化，传播主体多元化，观点先行于事实，会造成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群体“应激”。特别是集体不安全感的唤醒后，将产生较大的社会信任危机。若真相迟到成为常态，社会信任危机必然会大大加深，社会风险系数亦会随之增加。
在网络各种猜测性，情感论断大量传播后，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调查声明滞后发布，致使公众质疑有增无减。相比与相关自媒体发布、转发文章中，感性的第一人称的表述，一纸简单且官方的声明，似乎还不能服众，不能引起公众理性认知，解答疑虑。公众展现更强烈的：“我不信”“太魔幻”等怀疑態度，使得官方陷入“塔西佗陷阱”。在公众已有的认知中，类似新闻事件以网络沉寂收尾，淹没在洪流般的信息环境中，不了了之；加之政府危机公关依旧采取官方文风进行模糊声明，缺少对关键信息的证实或者澄清，不能完全解除社会的疑问，官方的“权威性”和“可信赖性”大打折扣，说服效果欠佳；加之双方长期未能构建起良好对话生态，难免陷入一场信任的危机中，影响了公众的思考倾向和理性判断。
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不协调理论表明，受众的信息接受过程是具有选择性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如果在事实未得到及时证实或澄清之前，公众已受到强烈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观点影响，便形成很难改变的既定立场，以此为出发点审视接下来出现的事实内容，进行选择性理解进而影响对事件的本身及其发展走向的判断。如果长期性信息传播时空交错，陷入时差困境，新闻真相的不到及时公布，必将导致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长时间、多重对立，双方矛盾不断激化，风险系数积聚增加，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总之，新近发生的各种舆论热点事件，都呈现出技术对事实的消磨，感性战胜理性，以及事实延迟造成信任危机的状态与趋势。“后真相”似乎成了一种新常态，被大众理所当然的认同。在事实不全的情况下，自媒体只能靠其内容的剑走偏锋，观点的特立独行，在稀缺的注意力之中竞争厮杀，争夺关注度。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伴随着多主体的涌入，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信息流通的数量爆炸式增长，流通速度大幅提高，导致鉴别信息真伪和解读新闻价值的难度增加，也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新闻真实，何时何种环境，还是何种技术的产生，对专业媒体以及每一位互联网传播者都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底线要求。促使信息环境从芜杂到清明，从扑朔迷离到廓然朗清，避免陷入网络传播的陷阱，规避社会危机，是每个拥有传播机会的主体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
[2]陈龙.对立认同与新媒体空间的对抗性话语再生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1）：70-79.
[3]杨兼.臧海平.真相未明，舆情不止“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大“V”之战[J].公关世界，2017（17）：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