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华西村送走了他们的“神”。
　　尽管吴协恩向媒体称：“用最节约的方式开追悼会。”吴仁宝的葬礼仍表现出了《大腕》的气场。
　　从万米长廊到民族宫，人们在满满当当的花圈之间端详，偶尔跳出几个熟稔的名字，申纪兰、乌有之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花圈在民族宫追悼会现场陈列。慕名而来的人们在各种花圈前合影留念。
　　中心村的人们挥泪泣别，周边村的村民或应村委组织，或好奇心驱使，在白色警戒线外观礼；外地打工的人们也云集现场，各自掏出手机，《黑镜》中的画面随处可见。
　　往日村里遍布的喇叭高唱：“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村村歌》吴仁宝作词），今日里哀乐往复盘旋。
　　8时08分准点开始的追悼会后，人群围成的通道蔓延在万米长廊和龙希广场，形成媒体所称的“万人送别”盛况。
　　等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11时30分许，灵柩缓缓抬出灵堂所在的吴仁宝70年代的家。党旗覆盖其上，4个儿子孝服加身，握竹低头随后……白色灵车后十多辆大巴载着悲切的亲属和当地政府代表，围绕幸福园缓行一圈。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媒体抵达华西村，摄影记者等着灵车经过五大伟人像的“决定性瞬间”。人群随着车队涌动，直至将这位“天下第一村”的老书记送出村口。
　　当年吴仁宝曾向江泽民起誓，他能在10分钟之内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他的葬礼再一次显示了集权高效、迅捷的行政效能。
　　这是华西村的历史时刻，也将作为集体主义的重要时刻被国家历史记取。这一时刻之后的华西村会如何？吴仁宝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会给华西村乃至被华西村影响过的一代人带来多强的惯性力量和心理依赖？这些问题成了反复被叩问的焦点。
　　吴仁宝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现在开始，不要来翻花样了。”

精神遗产

　　吴仁宝有没有登《时代》周刊封面，成了他逝世后的一出闹剧。2008年4月该刊《中国红色首富》一文以对华西村“80后”党委副书记、吴仁宝孙媳妇周丽的采访结尾：受国外教育，英文流利……“即便是我都有信仰，”周丽笑着说：“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说着，钻进她的红色奥迪A4，绝尘而去。
　　周丽并非特例。华西村不乏90后、80后名牌高校、甚至“海归派”优秀青年，他们身上散发着由内而外的“华西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有老一辈的教育，也来自于华西村外残酷的生存竞争，这让他们安于集体供给。
　　留学归来的青年甚至发出感慨：“国外住的房子还没有华西的大，开的车还没有华西的好。”他们以华西这个集体为荣。

　　吴协恩在父亲去世后接受媒体采访称，“在上海（治病）的时候，他跟我们兄弟讲，要坚信共产党，就到最后时候，也还是要坚信共产党。作为我来说，肯定义不容辞。”
　　吴仁宝是华西村村民心中的共产党形象。对他的信赖，学者将其称为“经历投资”：“建村时的共度贫穷，学大寨时的同舟共济，成名中共享集体荣誉”，这些让年长些的村民至今提起吴仁宝仍爱忆苦思甜。
　　红色信仰在华西村老中青三代中深入骨髓。这是吴仁宝留给华西村最坚实的精神遗产。推而广之，这种遗产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形成了“公司化”运作体系。
　　1995年《江南论坛》杂志刊登江阴市委宣传部严其荣文章：1988年，“公司热”席卷神州大地，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只向钱看，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忧虑万分。他不信金钱是万能的。他决心搞物质、精神两手抓。他毅然挑选了5名群众信任、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党员干部当公司领导，在各个村办企业中聘请了二十多名“信息员”、“采购员”，在多个村办企业中建立联络点，负责全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专抓看不见的“钱”。就这样，一个国外没有、国内独创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在华西村诞生了。
　　这个公司也许更像今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会组织。它对村民意见的信息采集、整理甚至问题的解决形成了一定渠道，又或者类似于政府信访部门。
　　加之刻在华西村堂前屋后、长廊亭台上的儒家训示，使得对吴仁宝的信仰有了历史合法性渊源。
　　吴仁宝的精神遗产不只留在华西村，每天从全国各地到华西旅游的数千游客，大多怀着“朝圣”心态。吴仁宝和华西村在他们心里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倒的信仰。其间，包含了千年封建王朝中拜包公式的清官情结。
　　各地村官，举着与吴的合影的甘肃企业家，为吴立碑的九江老人……他们徘徊在葬礼现场，希望引起媒体的关注，也希望诉说对吴的情深意重。这许多，连同最后一刻的吴，都变成了众人手机屏幕里的“风景”。

物质遗产

　　要满足江南人的精明，若仅是那点精神式的信仰是不够的。华西人靠的是手里的“硬牌牌”（分红）。
　　华西村的分配按照“二八”原则和“一三三三”原则，这也成为其集体经济的独创模式。
　　工厂上班的中心村村民月收入并不那么优越，“1500元左右，关键是年底分红。”分红拿到手中的实利是应得分红的20%，剩余80%强制入股，进入华西村下一年的流转中。
　　就村办企业而言，若能实现盈利，盈利部分根据“一三三三”原则，10%将归属厂长，30%奖励厂经营班子，30%发放给职工，其余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如今，华西中心村村民可以拿着他们手中的“硬牌牌”到江阴买房子，买车子。80后、90后们也可以到附近的张家港去唱K，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看到一个虚拟的数据。 　　华西村周边明星村林立，附近的长江村以给村民发黄金著称，旁观者以为那才是真正的实惠。但是华西村民并不这么认为：“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存在华西集体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无疑，“学大寨”时期的华西村率先悄悄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华西村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也令其在集体经济的南街村、小岗村中拔得头筹。
　　眼下的华西村，再度面临着转型之痛。当年引以为傲的钢铁、纺织等实业领域连年亏损。江苏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透露，在过去一年，这两大行业亏损达2亿，依靠小额贷款、典当行、担保公司一块的盈利弥补了实业的亏损。
　　媒体报道称，过去一年，华西股份年报显示，母公司华西集团销售额达268亿，但净利润仅有约2.25亿（未经审计）。如果按合并报表计算，其中当包含了子公司华西股份出售所持有的华泰证券股份所获取的1.24亿元中的一部分。其5年前的高峰时期，净利润可达6.68亿元。

告别“吴时代”

　　吴协恩在父亲去世后的访谈中坦言，吴仁宝之后的华西村最大的困难是“能否吃透政策”。
　　他说的是实话。吴仁宝屹立潮头不倒的秘诀，似乎也是对政策走向的“先知先觉”。他每天雷打不动，除了准点出现在民族宫为游客免费演讲之外，便是准点收看新闻联播。他总能在字斟句酌之间，预测到中央的各种动向。
　　2011年，他率先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中读出了文化建设的讯息，落地为华西村文化建设。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随后纷至沓来。他们的报道也很快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这是吴仁宝应“中国特色”而生的农民政治家的智慧。失去这样的智力支持，吴协恩的忧虑是难免的。
　　失去精神支柱的华西村，“新书记”吴协恩的内心是明亮的。他在《社会能见度》中说：“我为什么现在这么努力使经济发展更健康，包括做一些制度建设的完善，我的目标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他的命运不能在一个人手里。这样的话风险太大了。我只是在尝试。”
　　吴仁宝85岁寿终，按当地习俗属于喜丧，曾孙辈头戴红巾。但对吴协恩所说的这种尝试而言，“执政”十年，之后的一路怕是要在摸爬滚打中进行了。
　　与吴仁宝相比，村民对吴协恩有着别样的期待。大华西计划中，周边村落的村民都表示了对吴协恩的看好：“新书记开放宽容些，我们都等着看呢！”
　　吴仁宝生前曾许愿：“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作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愿望。
　　愿望实现后，大树生老病死，要保证华西村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另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