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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教科书;取材取舍;关联与互动
[摘 要] 清末民初产生了一批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取材多样，为研究早期北京官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编撰者以口语实用为主旨，使得不同来源的语料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达到相对的统一。其编撰过程中对材料的取舍，多语种的呈现，不仅透露出教科书作为工具书的教化导向，也显示了北京官话在词汇和句式语法上的特点。文献间的互动与关联，是研究早期北京官话很重要的线索。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1）03-0033-07
0. 引言
关于早期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的研究，近20年来学界已经非常关注，而2017—2018年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洪君、郭锐、刘云主编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下文简称《丛书》），其中有系列教科书。这些资料的公开出版，更是把该项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利用這批资料，把早期北京话研究深入下去，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项新任务。这套《丛书》为当代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了历史参照，也为早期北京官话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比较的素材。本文主要就以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口语教材为重心展开话题。
1. 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取材来源
根据《丛书》所收的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其中文选的取材来源丰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作者编撰的目的不一，选材方式也不一。有主要依据当时的现实生活新编的，也有依托清末本土汉语教材进行选编、改编的，或是依托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题材改编的，还有依托域外材料的汉语白话口语翻译的。
1.1 来自当时现实生活题材
这一类是最常见的一类。大量的北京口语教科书是根据现实生活新编的。《丛书》中“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系列，《语言自迩集》的《散语篇》四十章、《问答篇》十章属于这一类。《燕京妇语》《生意筋络》《华言问答》等等，都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一个记录，凸显了语言口语教材的实用性。这些可以成为辅助研究当时口语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参考文献。
1.2 来自对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的改编
《语言自迩集》的《谈论篇》百章，就是《清文指要》（百章）的改写版。因《清文指要》有三篇分别涉及偷看逛庙女性、打死人的暴行、逼妻自杀的内容，未加选用。《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百章，是从满汉双语对译的底本转为北京官话口语文本，因此，比起其他的北京官话教材而言，显得特别的重要。有北京官话口语对具有阿尔泰语系满语的对译译文用词用语的改编，从满汉对译比较中更显示出北京官话口语的面貌。
1.3 来自对《圣谕广训直解》的改编
《圣谕广训》在清朝读书人和一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在民间出现了以北方官话解读、衍说的文本《圣谕广训衍》《圣谕广训直解》等。英国来华传教士米怜（Milne）在1817年完整英译了《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t）和《圣谕广训衍》。威妥玛给英国见习译员们推荐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时，就选择了《圣谕广训衍》，而且在编撰《寻津录》（1859）时就选择《圣谕广训衍》十六条之第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作为文选。英国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英译了《圣谕广训直解》，于1892年在上海出版。因此，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的二十篇文选中也选择了《圣谕广训直解》十六条之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作为文选。
1.4 来自对正音读本《正音撮要》的改编
早在清代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末年（1795）期间，在闽粤两地便开展了以北京话为目标的“正音”教育运动，其间刊出了一系列的官话正音读本。成书于嘉庆庚午年（1810）的《正音撮要》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正音课本”，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成为海外汉语教材的取材来源。
《正音撮要》中的58段《问答》有13段被日本驻清朝公使馆翻译生吴启太，郑永邦编撰的北京官话《官话指南》（1881）第一卷《应对须知》第33～45段所改编采用。有所不同的是《问答》用问与答标示，且有四字标题，《应对须知》没有标示，略举几例，如：
（1）问：“会做官的，皇上大喜。不会做官的，皇上大怒。有脸没脸，总在乎各人阿。”
答：“这何用说呢？有点操守、明白点儿就保得住，又儳头，又死要钱，那总是参定了的。”（《正音撮要·问答·论做官》）
——作好官的，皇上一定喜欢，不会作官的，皇上必要有气的。好歹总在乎各人。
这还用说么？人操守好，再明白公事，一定保得住。若是才干平常的，又爱要钱，那就快回家抱孩子去了。（《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5段）
（2）问：“如今的中堂们、尚书、侍郎都好，都有本事，认真做官，所以这些外官都跟着好了。”答：“总有个榜样儿的。上头要钱胡闹，底下就胡闹。上头不要钱，底下敢吗？这是一定的道理。”（《正音撮要·问答·夸好官》）
——如今的京官大人们都好，也都有本事，认真办事，所以这些外官也都学得好了。
甚么事都得有个榜样儿，上行下効，在上的不要钱，在下的还敢贪赃吗？（《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6段）
（3）问：“我饶他几磨子，他死皮赖脸还要来，真真不知死活的，怎么了呢？”答：“他欺软怕硬，是个草鸡毛罢哩，一合子就不来了，这杂种这个人吗？”（《正音撮要·问答·说人疲缠》）
——他来过几回，我总没大理他。他还涎皮赖脸的尽自来，实在是不知好歹的一块死肉。
他是个欺软怕硬的草鸡毛，那儿算是人呢？你老别理他，他自然就不来了。（《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7段）
（4）问：“我在台阶儿上站着，他望我后头一推，差一点儿栽个大跟斗，这宗顽法。” 答：“他总不敢害（和）我顽，他若招我，我攒着劲儿给他一槌，包管他要栽一个仰般脚。”（《正音撮要·问答·嫌人掏气》）
——我在台阶儿上站着，他抽冷子把我望后一推，几乎没栽了个大觔斗。
那儿有这样促狭的呢？他再不敢和我这么顽儿。他要招着我，我就攅足了劲儿，给他一个冷不防，叫他吃不了得兜着走。（《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45段）
《正音撮要》中的58段《问答》有1段被《自迩集·问答》引用。如：
（5）问：刮了风了。明日叫个裱糊匠来把这些窗户都裱起来了。
答：可不是吗？叫去罢则。这里现成的纸，就裱上罢哩。（《正音撮要·问答·裱窗》）
1.5 来自对明代白话小说《今古奇观》的改编
文学作品阅读是提高语言水平的方式之一。日本的汉语学习比较重视汉语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学习。《肉蒲团》《水浒传》《三国演义》曾经都是日本汉学界阅读的对象。1901—1902年间由善邻书院发行的《支那语学校讲义录》，从第4号开始连载了小说《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是明代白话小说四十篇作品汇集。旗人金国璞在日本教授北京官话的同时，以明小说《今古奇观》为底本，将其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怀私怨狠仆告主》《十三郎五岁朝天》四篇改编为北京官话口语版，将小说中典雅对称的雅语部分换成了通俗的口语表达，将其中涉及两性关系、女性外貌描写等删去。另外，对表示起、承、转、合的套话删掉了，篇章开头或中间乃至结尾用来渲染文学气氛的四行韵文也删掉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编撰的《汉语入门》卷五《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 年）中也有一些片段改编自《今古奇观》，但是那是用河北直隶的河间话，与金国璞改编的北京官话口语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引用关系。
1.6 来自对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白话翻译
文言小说进入汉语教科书的另一种方式是经过汉语口语化的改写成为教材。这种方式早就有先例，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将文言典籍中特别是史部或子部中的短小篇章，经过汉语口语化的改写后收入唐话教材。如唐话教材《养儿子》、明治教材《日台会话大全》（1902）、《官话篇》，都以口语形式将“鹬蚌相争”、“孙叔敖杀两头蛇”“三顾茅庐”等典故和故事编入教材。
禧在明在编撰《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1909）第二版时，一共选取改编了十三个来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包括第一卷的《义犬》和第二卷的《赵城虎》《瞳人语》《种梨》《鸟语》《骂鸭》《菱角》《细柳》《促织》《王成》《向杲》《鸲鹆》和《劳山道士》，内容主要宣扬诚实乐助、吃苦耐劳、知过能改、一心向善、知恩图报、仁义孝顺，讽刺了敛财吝啬，在处理文本时删改原材料中与性、淫有关的不雅内容，把叙述语改编成对话式等口语表达，增强实用性。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国传教士戴遂良编撰的《汉语入门》卷五《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中《赵城虎》《劳山道士》兩段也是《聊斋志异》的汉语口语翻译，但是那是用河北直隶的河间话，与禧在明的北京官话口语翻译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引用关系。
1.7 来自对域外《伊索寓言》的白话翻译与改编
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就有《伊索寓言》，明代中期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从英文《Aesops Fables》翻译成汉语的《意拾喻言》在广州出版。1878年，日本人中田敬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日语的《通俗伊索物语》翻译成《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①
以上以文选取材为例，说明教科书与文选来源之间的关系。
其实，教科书中有关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编写与取材，也会有多种借鉴途径与引用现象。即不同的教材，相互间都会有某种有关联的现象，这是早期汉语教科书的一大特点。然而在汉语教育史、教材史、语言本体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状况依然是以某部教材单一的个案研究为主，每个个案研究相互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缺少贯通关联。研究方法上大有教科书文献资料多样化而研究方法套路化的现象，而每一个关联的背景线索都是研究扩展的线索，也许是研究深入的切入点。我们期待更多原创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2. 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之间的关联
2.1 作者的关联
2.1.1 金国璞
他先后在北京担任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所教学生包括吴启太、郑永邦，并帮助二人完成了北京官话《官话指南》教材的编写。他于1897—1903年期间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担任中文教师。教学期间与平岩道知共同完成《北京官话谈论新篇》（1898年），独立编写《北京官话士商丛谈便览》（上、下）（1901）、《支那交际往来公牍》（1901）、《华言问答》（1903）②，独立编译《北京官话古今奇观》（1904），回国后继续完成《北京纪闻》（1904）、《华语分类撮要》（1907）、《搢绅谈论新集》（1907）、《北京官话虎头蛇尾》（1906）等，一个人参与完成了多部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作为中国语教科书编者，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语言面貌，为现代学者研究当时社会风情及语言特色提供很好的书本依据，而且对域外官话的传播和推广也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2.1.2 英绍古
英绍古（生卒年不详），别名“绍古英继”，满洲人，伦敦传道会北京分部的早期本地牧师。1876年日本人中田敬义在北京公使馆的时候，英绍古以《语言自迩集》作为课本教他学北京官话。1886年，福岛安正编辑的《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连珠》，英绍古参与了编写校订。①中田敬义在《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的例言中曾说：“此书聘请一位北京人龚恩禄（英绍古的次子）加工润色，而请求耶稣教牧师英绍古进行校阅。” 英绍古曾帮助中田敬义把日语材料的《通俗伊索物语》翻译成汉语口语材料《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使其同样成为明治时其较早的一本汉语教科书。②
2.1.3 应龙田
在《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的编撰中，无论对语音、词汇和文选的注解，应龙田和其他几个编者一道贯穿始终。
2.1.4 禧在明
1867年，禧在明被英国使馆录用为翻译学员，在使馆学习汉语期间，禧在明帮助威妥玛修订《语言自迩集》（1867），为该教材编写了英汉练习，对教材前七章的声调符号进行了细致的校正，同时对其他章节诸如问答章、谈论章等也都做了细致的修改，以使该教材更加适合学习者学习。因此，当《语言自迩集》在 1887 年出版第二版时，禧在明得以作为第二作者与威妥玛联合署名。在威妥玛去世8 年以后，禧在明还作为威妥玛遗嘱的执行人授权出版了《语言自迩集》的删节版③。
2.2 内容的关联
因取材导致教材间的关联，如：罗伯聃《中国话》（1846）对《正音撮要》“问答”部分基本全部使用，仅删去了内容不雅的“闹小旦”“诫嫖”“警嫖”和“女人看狗”四个小段，增添了“闹玩意儿”和“看变戏法的”两个小段，另外增加了《红楼梦》第六回（也删去其中不雅的内容）和《家宝全集》的“和夫顺妻”两个长篇。
《官话指南》（1881）第一卷对《正音撮要》“问答”部分13段的使用，见上文。
又如，因《语言自迩集》的影响，导致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材对《语言自迩集》不同章节的选用和再改编，如福岛安正《四声联珠》（1886）、广部精的《亚细亚言语集》（1890）等。《语言自迩集》对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育活动影响重大。英国人禧在明参照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的编写体式编撰的《华英文义津逮》（1907），记录的是北京音系和北京方言。
再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1918），其中精选的二十篇口语课文，有5篇出自《丛书》的另外两本书里：禧在明《華英文义津逮》中翻译自《聊斋志异》的1篇，另有四篇分别选自《官话指南》第二卷《官商吐屬》之第三十章、第三十六课、第三十七章和第四卷《官话问答》之第十二章。
另外，《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1890）第1～12条中有7条与《伊苏普喻言》的相关片段有关联，但是翻译表达上略有差异。
2.3 多语种呈现的关联
罗伯聃《中国话》、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高本汉《北京语音读本》是英汉双语教材，《官话指南》有法文本和英文本，所以高本汉在《北京语音读本》选用文选都来自不同的汉文外文双语教材中。朝鲜半岛教科书是谚文韩文双语，《亚细亚言语集》以片假名显示汉音，日文汉文双语。
3. 关联互动与北京官话文献语言研究
通过教材间的关联比较来分析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学界有一些研究。如何进行文献语言研究，文本间的互动关联至关重要。
3.1 加强取材有关联文本教材之间的互动研究
以往学界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的研究，研究者大都以单一文本的专题研究为重心进行，专题的硕博士论文或单篇的论文可见。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研究，多多少少受到局限。
3.1.1 利用《丛书》所收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加强教材之间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学界已有一些比较研究成果。如利用《官话类编》的信息，进行了相关语料词汇、语法方面的拓展。但是还有开拓的余地。教材的国别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还应加强。
3.1.2 对不同地区或国家不同编者所编汉语教材跨语言的比较研究
同样是语音描写，威妥玛《语言自迩集》有威氏拼音方案，日本《亚细亚言语集》有一套记音系统，朝鲜文有一套音读法，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有隆德尔方言字母逐字进行标音转写。一本《官话指南》，有日语注解版、法语翻译和注解版，有英语翻译版（卷末有关于声调、重音等问题的解说以及疑难字词语句的注释。有一份双音节词汇表，按照威妥玛式罗马拼音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些专门为日语、英语、法语背景的外国人编写的具有国别语种的教材，分别在语音上描写或注解了当时的北京话语音系统。
艾溢芳（2018）对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进行翻译和具体研究，并参照了当时有英文描写同类教科书的相关记录，整理出当时的北京话语音系统。
如果学界能整合日文、朝鲜文、法文、英文、俄文①等其他外文描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话语音系统，还有其他语种，如蒙文、满文所记录的北京话语音，那将有利于总结早期北京话语音系统及其特点。因此，需要各种语言专业的学者联合起来的跨语言研究。
3.2 加强教材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互动研究
明代小说集《今古奇观》与北京官话《今古奇观》之间是一种内容相关而非共时的文本。前者是由明代的作者群分别创作而成，后者是清人金国璞将明人作品改编，是始源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金国璞除了改编成口语外，还从教材工具性的角度，对其中的字、词、句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出自实用的需要，口语的意味更加浓厚。《今古奇观》有明小说的底本，从明到清，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从明白话小说到口语教材，两个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词汇、语法两方面的变化，从中凸显北京官话口语特点。
作为清代的汉语教材，还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文本，就是直隶河间府传教士戴遂良《汉语入门》。其中第5卷《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也收录《今古奇观》的部分小说并加以改编。两者相同篇目的口语异文比较，可以看到河间地区官话的个性特点，由此反证出北京话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举一例说明。如： （6）A.将银袖过，急急出衙，来到狱中，对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经刑杖，莫教聚于一处，恐弄出些事来。”小牢子依言，遂将众人四散分开。（明《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B. 这么着，他把银子藏起来，就赶紧的出了衙门到狱里去，和小牢子说：“新到的囚犯，都没有刑杖，别叫他们聚在一块儿，看闹出事来。”小牢子听这话，就把他们散放在各处了。（北京官话《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C. 就交给了王太三两银子。王太疾忙出了衙门，来到狱里，合狱卒们说：“新来的这几个贼犯都没动刑，别着他们在一块儿，恐怕弄出事来。”狱卒们就听着他的话，把那几个贼、连房德分的好几下里。（《汉语入门》卷五第59课《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使役句，在明代用“教”“要”字句，清代北方用“叫”字句，而直隶河间府地区用“着”字句①;禁止副词，在明代南方多用“莫”“休”，清代北方用“别”;处置式，在明代多用“将”字句，清代尤其是北方口语多用“把”字句。A、B、C三者A是明代的南京官话的特点，B、C是清代北方话的特点，而B、C又有北方话中的地区区别。
如此，高本汉在《北京话语音读本》的后半部分用作《读本》二十篇中，有十四篇均选自法国传教士戴遂良《汉语入门》第5卷《民间传说》，严格说来，作为北京官话的语音读本，不是最好的取材选择，因为戴遂良《汉语入门》依据的是直隶河间府的官话。河间话与北京官话在语音、用词、句法标记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这也许是与高本汉本人当时选择文本的标准有关系。因为该书是法汉双语的，他的标准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对这些文本用某种欧洲语言所进行的很好的翻译。” 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
《官话指南》在日本、法国、英国等国汉学领域衍生出多种语言的文本和注解，在国内衍生出上海话《士话指南》、粤语《粤音指南》的方言文本，这些文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时汉语或方言的特点。
在晚清民国时期，推行白话文运动，《伊索寓言》成为白话译介的对象。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梅侣女史（裘毓芳，江苏无锡人）② 译的《海国妙喻》，共收25篇。通过比较，其中与《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具有相同的篇目有15篇，而两者之间的口语差异在于南方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区别。同时与《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相比，也能反映出南北的特点来。例如：
（7）A. 这样，末末了儿，有个小耗子从远远儿的末坐上，走上前来，骄傲着说：“我们弟兄们所以多被那猫捉拿，究竟是因为不知道猫走近身来各自疎忽的缘故。以后拿个铃铛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么着，他来的时候儿容易知道逃命也晚不了。” （《伊苏普喻言·众鼠议守》）
B. 又有一只老鼠说道：“只要在猫颈里结一个响铃，猫一动，我们就听见响声，就可以逃开避拢了。这条计策，岂不好么？”（《海国妙喻》第二回）
（8）A.有一个狼，嗓子里扎了一根大骨头，东跑西颠的，喊着说：“若有救我这个苦楚的，必定重报啊！”（《伊苏普喻言·狼骗仙鹤》）
B.有个狼，嗓子叫骨头噎住了，他想法子，要求鸟儿给他叼出来。（《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第二条》）
C. 盘古时候，有一只豺，吃东西吃得忒要紧些，被骨头鲠住了喉咙，总没有法子拔出来。（《海国妙喻》第六回）
《伊苏普喻言》用“耗子”“嗓子”，《海国妙喻》用“老鼠”“喉咙”，类似的还有：“折”与“断”、“瞧”与“看”、“言语”与“开口”、“叼”与“衔”、“俩”与“两”、“丢”与“落”等，从用词上显示出前者代表的北京官话用词，后者代表南京官话用词特点。《亚细亚言语集》用“叫”字被动句，《海国妙喻》用“被”字被动句，前者是北方官话，后者是南京官话特点（参见翟赟，2018）。A、B都是北京官话，C是南京官话。
所以，卢戆章（1906）编撰的的《北京切音教科书》引用的寓言故事与《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中完全一致，也是与《北京切音教科书》的宗旨一致的，是北京官话。这些都为我们的北京官话研究拓展了视野。
4. 结语
本文选取了清末民初的一批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揭示了这些教科书成为北京官话研究文献的价值。在今天大数据的背景下，这些不同来源的语料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上都是可以拿来运用的素材，更需要研究者加强文献间的互动与关联。对不同国別语言的汉语教科书，更需要多语言专业学者之间的共同合作。对关联度大的汉语教科书，文本的异同比较，如异文比较，在比较中将官话南北关联与分布特点揭示出来了，也将官话与方言的特点区别出来了，是推进早期北京官话研究深入的新出路。从始源性文本推广到衍生性的文本，多角度思路得到拓展，如同打通脉络一样，让研究语料关联起来，互动起来，以推动早期北京官话多维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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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Zhang Meil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Keywords： Late-Qing and Early-ROC;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 corpus acquirement and renouncement;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Qing and Early-Republic-of-China，a batch of Beijing Mandarin oral textbooks appeared. These coursebooks content originated from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provided abund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early Beijing Mandarin. This paper took oral practicability as the main principal so that the corpus of different sources can achieve relative unity in speec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e acquirement and renouncement of corpu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ultiple languages 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not only reveal the enlightenment orientation of textbooks as reference books， but also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Mandarin in terms of vocabulary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interac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clue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責任编辑 刘文辉】
[摘 要] 清末民初产生了一批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取材多样，为研究早期北京官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编撰者以口语实用为主旨，使得不同来源的语料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达到相对的统一。其编撰过程中对材料的取舍，多语种的呈现，不仅透露出教科书作为工具书的教化导向，也显示了北京官话在词汇和句式语法上的特点。文献间的互动与关联，是研究早期北京官话很重要的线索。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1）03-0033-07
0. 引言
关于早期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的研究，近20年来学界已经非常关注，而2017—2018年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洪君、郭锐、刘云主编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下文简称《丛书》），其中有系列教科书。这些资料的公开出版，更是把该项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利用這批资料，把早期北京话研究深入下去，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项新任务。这套《丛书》为当代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了历史参照，也为早期北京官话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比较的素材。本文主要就以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口语教材为重心展开话题。
1. 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取材来源
根据《丛书》所收的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其中文选的取材来源丰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作者编撰的目的不一，选材方式也不一。有主要依据当时的现实生活新编的，也有依托清末本土汉语教材进行选编、改编的，或是依托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题材改编的，还有依托域外材料的汉语白话口语翻译的。
1.1 来自当时现实生活题材
这一类是最常见的一类。大量的北京口语教科书是根据现实生活新编的。《丛书》中“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系列，《语言自迩集》的《散语篇》四十章、《问答篇》十章属于这一类。《燕京妇语》《生意筋络》《华言问答》等等，都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一个记录，凸显了语言口语教材的实用性。这些可以成为辅助研究当时口语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参考文献。
1.2 来自对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的改编
《语言自迩集》的《谈论篇》百章，就是《清文指要》（百章）的改写版。因《清文指要》有三篇分别涉及偷看逛庙女性、打死人的暴行、逼妻自杀的内容，未加选用。《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百章，是从满汉双语对译的底本转为北京官话口语文本，因此，比起其他的北京官话教材而言，显得特别的重要。有北京官话口语对具有阿尔泰语系满语的对译译文用词用语的改编，从满汉对译比较中更显示出北京官话口语的面貌。
1.3 来自对《圣谕广训直解》的改编
《圣谕广训》在清朝读书人和一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在民间出现了以北方官话解读、衍说的文本《圣谕广训衍》《圣谕广训直解》等。英国来华传教士米怜（Milne）在1817年完整英译了《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t）和《圣谕广训衍》。威妥玛给英国见习译员们推荐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时，就选择了《圣谕广训衍》，而且在编撰《寻津录》（1859）时就选择《圣谕广训衍》十六条之第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作为文选。英国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英译了《圣谕广训直解》，于1892年在上海出版。因此，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的二十篇文选中也选择了《圣谕广训直解》十六条之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作为文选。
1.4 来自对正音读本《正音撮要》的改编
早在清代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末年（1795）期间，在闽粤两地便开展了以北京话为目标的“正音”教育运动，其间刊出了一系列的官话正音读本。成书于嘉庆庚午年（1810）的《正音撮要》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正音课本”，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成为海外汉语教材的取材来源。
《正音撮要》中的58段《问答》有13段被日本驻清朝公使馆翻译生吴启太，郑永邦编撰的北京官话《官话指南》（1881）第一卷《应对须知》第33～45段所改编采用。有所不同的是《问答》用问与答标示，且有四字标题，《应对须知》没有标示，略举几例，如：
（1）问：“会做官的，皇上大喜。不会做官的，皇上大怒。有脸没脸，总在乎各人阿。”
答：“这何用说呢？有点操守、明白点儿就保得住，又儳头，又死要钱，那总是参定了的。”（《正音撮要·问答·论做官》）
——作好官的，皇上一定喜欢，不会作官的，皇上必要有气的。好歹总在乎各人。
这还用说么？人操守好，再明白公事，一定保得住。若是才干平常的，又爱要钱，那就快回家抱孩子去了。（《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5段）
（2）问：“如今的中堂们、尚书、侍郎都好，都有本事，认真做官，所以这些外官都跟着好了。”答：“总有个榜样儿的。上头要钱胡闹，底下就胡闹。上头不要钱，底下敢吗？这是一定的道理。”（《正音撮要·问答·夸好官》）
——如今的京官大人们都好，也都有本事，认真办事，所以这些外官也都学得好了。
甚么事都得有个榜样儿，上行下効，在上的不要钱，在下的还敢贪赃吗？（《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6段）
（3）问：“我饶他几磨子，他死皮赖脸还要来，真真不知死活的，怎么了呢？”答：“他欺软怕硬，是个草鸡毛罢哩，一合子就不来了，这杂种这个人吗？”（《正音撮要·问答·说人疲缠》）
——他来过几回，我总没大理他。他还涎皮赖脸的尽自来，实在是不知好歹的一块死肉。
他是个欺软怕硬的草鸡毛，那儿算是人呢？你老别理他，他自然就不来了。（《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37段）
（4）问：“我在台阶儿上站着，他望我后头一推，差一点儿栽个大跟斗，这宗顽法。” 答：“他总不敢害（和）我顽，他若招我，我攒着劲儿给他一槌，包管他要栽一个仰般脚。”（《正音撮要·问答·嫌人掏气》）
——我在台阶儿上站着，他抽冷子把我望后一推，几乎没栽了个大觔斗。
那儿有这样促狭的呢？他再不敢和我这么顽儿。他要招着我，我就攅足了劲儿，给他一个冷不防，叫他吃不了得兜着走。（《官话指南·应对须知》第45段）
《正音撮要》中的58段《问答》有1段被《自迩集·问答》引用。如：
（5）问：刮了风了。明日叫个裱糊匠来把这些窗户都裱起来了。
答：可不是吗？叫去罢则。这里现成的纸，就裱上罢哩。（《正音撮要·问答·裱窗》）
1.5 来自对明代白话小说《今古奇观》的改编
文学作品阅读是提高语言水平的方式之一。日本的汉语学习比较重视汉语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学习。《肉蒲团》《水浒传》《三国演义》曾经都是日本汉学界阅读的对象。1901—1902年间由善邻书院发行的《支那语学校讲义录》，从第4号开始连载了小说《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是明代白话小说四十篇作品汇集。旗人金国璞在日本教授北京官话的同时，以明小说《今古奇观》为底本，将其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怀私怨狠仆告主》《十三郎五岁朝天》四篇改编为北京官话口语版，将小说中典雅对称的雅语部分换成了通俗的口语表达，将其中涉及两性关系、女性外貌描写等删去。另外，对表示起、承、转、合的套话删掉了，篇章开头或中间乃至结尾用来渲染文学气氛的四行韵文也删掉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编撰的《汉语入门》卷五《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 年）中也有一些片段改编自《今古奇观》，但是那是用河北直隶的河间话，与金国璞改编的北京官话口语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引用关系。
1.6 来自对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白话翻译
文言小说进入汉语教科书的另一种方式是经过汉语口语化的改写成为教材。这种方式早就有先例，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将文言典籍中特别是史部或子部中的短小篇章，经过汉语口语化的改写后收入唐话教材。如唐话教材《养儿子》、明治教材《日台会话大全》（1902）、《官话篇》，都以口语形式将“鹬蚌相争”、“孙叔敖杀两头蛇”“三顾茅庐”等典故和故事编入教材。
禧在明在编撰《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1909）第二版时，一共选取改编了十三个来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包括第一卷的《义犬》和第二卷的《赵城虎》《瞳人语》《种梨》《鸟语》《骂鸭》《菱角》《细柳》《促织》《王成》《向杲》《鸲鹆》和《劳山道士》，内容主要宣扬诚实乐助、吃苦耐劳、知过能改、一心向善、知恩图报、仁义孝顺，讽刺了敛财吝啬，在处理文本时删改原材料中与性、淫有关的不雅内容，把叙述语改编成对话式等口语表达，增强实用性。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国传教士戴遂良编撰的《汉语入门》卷五《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中《赵城虎》《劳山道士》兩段也是《聊斋志异》的汉语口语翻译，但是那是用河北直隶的河间话，与禧在明的北京官话口语翻译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引用关系。
1.7 来自对域外《伊索寓言》的白话翻译与改编
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就有《伊索寓言》，明代中期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从英文《Aesops Fables》翻译成汉语的《意拾喻言》在广州出版。1878年，日本人中田敬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日语的《通俗伊索物语》翻译成《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①
以上以文选取材为例，说明教科书与文选来源之间的关系。
其实，教科书中有关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编写与取材，也会有多种借鉴途径与引用现象。即不同的教材，相互间都会有某种有关联的现象，这是早期汉语教科书的一大特点。然而在汉语教育史、教材史、语言本体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状况依然是以某部教材单一的个案研究为主，每个个案研究相互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缺少贯通关联。研究方法上大有教科书文献资料多样化而研究方法套路化的现象，而每一个关联的背景线索都是研究扩展的线索，也许是研究深入的切入点。我们期待更多原创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2. 早期北京官话教科书之间的关联
2.1 作者的关联
2.1.1 金国璞
他先后在北京担任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所教学生包括吴启太、郑永邦，并帮助二人完成了北京官话《官话指南》教材的编写。他于1897—1903年期间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担任中文教师。教学期间与平岩道知共同完成《北京官话谈论新篇》（1898年），独立编写《北京官话士商丛谈便览》（上、下）（1901）、《支那交际往来公牍》（1901）、《华言问答》（1903）②，独立编译《北京官话古今奇观》（1904），回国后继续完成《北京纪闻》（1904）、《华语分类撮要》（1907）、《搢绅谈论新集》（1907）、《北京官话虎头蛇尾》（1906）等，一个人参与完成了多部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作为中国语教科书编者，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语言面貌，为现代学者研究当时社会风情及语言特色提供很好的书本依据，而且对域外官话的传播和推广也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2.1.2 英绍古
英绍古（生卒年不详），别名“绍古英继”，满洲人，伦敦传道会北京分部的早期本地牧师。1876年日本人中田敬义在北京公使馆的时候，英绍古以《语言自迩集》作为课本教他学北京官话。1886年，福岛安正编辑的《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连珠》，英绍古参与了编写校订。①中田敬义在《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的例言中曾说：“此书聘请一位北京人龚恩禄（英绍古的次子）加工润色，而请求耶稣教牧师英绍古进行校阅。” 英绍古曾帮助中田敬义把日语材料的《通俗伊索物语》翻译成汉语口语材料《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使其同样成为明治时其较早的一本汉语教科书。②
2.1.3 应龙田
在《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的编撰中，无论对语音、词汇和文选的注解，应龙田和其他几个编者一道贯穿始终。
2.1.4 禧在明
1867年，禧在明被英国使馆录用为翻译学员，在使馆学习汉语期间，禧在明帮助威妥玛修订《语言自迩集》（1867），为该教材编写了英汉练习，对教材前七章的声调符号进行了细致的校正，同时对其他章节诸如问答章、谈论章等也都做了细致的修改，以使该教材更加适合学习者学习。因此，当《语言自迩集》在 1887 年出版第二版时，禧在明得以作为第二作者与威妥玛联合署名。在威妥玛去世8 年以后，禧在明还作为威妥玛遗嘱的执行人授权出版了《语言自迩集》的删节版③。
2.2 内容的关联
因取材导致教材间的关联，如：罗伯聃《中国话》（1846）对《正音撮要》“问答”部分基本全部使用，仅删去了内容不雅的“闹小旦”“诫嫖”“警嫖”和“女人看狗”四个小段，增添了“闹玩意儿”和“看变戏法的”两个小段，另外增加了《红楼梦》第六回（也删去其中不雅的内容）和《家宝全集》的“和夫顺妻”两个长篇。
《官话指南》（1881）第一卷对《正音撮要》“问答”部分13段的使用，见上文。
又如，因《语言自迩集》的影响，导致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材对《语言自迩集》不同章节的选用和再改编，如福岛安正《四声联珠》（1886）、广部精的《亚细亚言语集》（1890）等。《语言自迩集》对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育活动影响重大。英国人禧在明参照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的编写体式编撰的《华英文义津逮》（1907），记录的是北京音系和北京方言。
再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1918），其中精选的二十篇口语课文，有5篇出自《丛书》的另外两本书里：禧在明《華英文义津逮》中翻译自《聊斋志异》的1篇，另有四篇分别选自《官话指南》第二卷《官商吐屬》之第三十章、第三十六课、第三十七章和第四卷《官话问答》之第十二章。
另外，《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1890）第1～12条中有7条与《伊苏普喻言》的相关片段有关联，但是翻译表达上略有差异。
2.3 多语种呈现的关联
罗伯聃《中国话》、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高本汉《北京语音读本》是英汉双语教材，《官话指南》有法文本和英文本，所以高本汉在《北京语音读本》选用文选都来自不同的汉文外文双语教材中。朝鲜半岛教科书是谚文韩文双语，《亚细亚言语集》以片假名显示汉音，日文汉文双语。
3. 关联互动与北京官话文献语言研究
通过教材间的关联比较来分析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学界有一些研究。如何进行文献语言研究，文本间的互动关联至关重要。
3.1 加强取材有关联文本教材之间的互动研究
以往学界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的研究，研究者大都以单一文本的专题研究为重心进行，专题的硕博士论文或单篇的论文可见。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研究，多多少少受到局限。
3.1.1 利用《丛书》所收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加强教材之间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学界已有一些比较研究成果。如利用《官话类编》的信息，进行了相关语料词汇、语法方面的拓展。但是还有开拓的余地。教材的国别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还应加强。
3.1.2 对不同地区或国家不同编者所编汉语教材跨语言的比较研究
同样是语音描写，威妥玛《语言自迩集》有威氏拼音方案，日本《亚细亚言语集》有一套记音系统，朝鲜文有一套音读法，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有隆德尔方言字母逐字进行标音转写。一本《官话指南》，有日语注解版、法语翻译和注解版，有英语翻译版（卷末有关于声调、重音等问题的解说以及疑难字词语句的注释。有一份双音节词汇表，按照威妥玛式罗马拼音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些专门为日语、英语、法语背景的外国人编写的具有国别语种的教材，分别在语音上描写或注解了当时的北京话语音系统。
艾溢芳（2018）对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进行翻译和具体研究，并参照了当时有英文描写同类教科书的相关记录，整理出当时的北京话语音系统。
如果学界能整合日文、朝鲜文、法文、英文、俄文①等其他外文描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话语音系统，还有其他语种，如蒙文、满文所记录的北京话语音，那将有利于总结早期北京话语音系统及其特点。因此，需要各种语言专业的学者联合起来的跨语言研究。
3.2 加强教材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互动研究
明代小说集《今古奇观》与北京官话《今古奇观》之间是一种内容相关而非共时的文本。前者是由明代的作者群分别创作而成，后者是清人金国璞将明人作品改编，是始源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金国璞除了改编成口语外，还从教材工具性的角度，对其中的字、词、句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出自实用的需要，口语的意味更加浓厚。《今古奇观》有明小说的底本，从明到清，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从明白话小说到口语教材，两个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词汇、语法两方面的变化，从中凸显北京官话口语特点。
作为清代的汉语教材，还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文本，就是直隶河间府传教士戴遂良《汉语入门》。其中第5卷《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1903）也收录《今古奇观》的部分小说并加以改编。两者相同篇目的口语异文比较，可以看到河间地区官话的个性特点，由此反证出北京话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举一例说明。如： （6）A.将银袖过，急急出衙，来到狱中，对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经刑杖，莫教聚于一处，恐弄出些事来。”小牢子依言，遂将众人四散分开。（明《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B. 这么着，他把银子藏起来，就赶紧的出了衙门到狱里去，和小牢子说：“新到的囚犯，都没有刑杖，别叫他们聚在一块儿，看闹出事来。”小牢子听这话，就把他们散放在各处了。（北京官话《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C. 就交给了王太三两银子。王太疾忙出了衙门，来到狱里，合狱卒们说：“新来的这几个贼犯都没动刑，别着他们在一块儿，恐怕弄出事来。”狱卒们就听着他的话，把那几个贼、连房德分的好几下里。（《汉语入门》卷五第59课《今古奇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使役句，在明代用“教”“要”字句，清代北方用“叫”字句，而直隶河间府地区用“着”字句①;禁止副词，在明代南方多用“莫”“休”，清代北方用“别”;处置式，在明代多用“将”字句，清代尤其是北方口语多用“把”字句。A、B、C三者A是明代的南京官话的特点，B、C是清代北方话的特点，而B、C又有北方话中的地区区别。
如此，高本汉在《北京话语音读本》的后半部分用作《读本》二十篇中，有十四篇均选自法国传教士戴遂良《汉语入门》第5卷《民间传说》，严格说来，作为北京官话的语音读本，不是最好的取材选择，因为戴遂良《汉语入门》依据的是直隶河间府的官话。河间话与北京官话在语音、用词、句法标记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这也许是与高本汉本人当时选择文本的标准有关系。因为该书是法汉双语的，他的标准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对这些文本用某种欧洲语言所进行的很好的翻译。” 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
《官话指南》在日本、法国、英国等国汉学领域衍生出多种语言的文本和注解，在国内衍生出上海话《士话指南》、粤语《粤音指南》的方言文本，这些文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时汉语或方言的特点。
在晚清民国时期，推行白话文运动，《伊索寓言》成为白话译介的对象。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梅侣女史（裘毓芳，江苏无锡人）② 译的《海国妙喻》，共收25篇。通过比较，其中与《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具有相同的篇目有15篇，而两者之间的口语差异在于南方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区别。同时与《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相比，也能反映出南北的特点来。例如：
（7）A. 这样，末末了儿，有个小耗子从远远儿的末坐上，走上前来，骄傲着说：“我们弟兄们所以多被那猫捉拿，究竟是因为不知道猫走近身来各自疎忽的缘故。以后拿个铃铛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么着，他来的时候儿容易知道逃命也晚不了。” （《伊苏普喻言·众鼠议守》）
B. 又有一只老鼠说道：“只要在猫颈里结一个响铃，猫一动，我们就听见响声，就可以逃开避拢了。这条计策，岂不好么？”（《海国妙喻》第二回）
（8）A.有一个狼，嗓子里扎了一根大骨头，东跑西颠的，喊着说：“若有救我这个苦楚的，必定重报啊！”（《伊苏普喻言·狼骗仙鹤》）
B.有个狼，嗓子叫骨头噎住了，他想法子，要求鸟儿给他叼出来。（《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第二条》）
C. 盘古时候，有一只豺，吃东西吃得忒要紧些，被骨头鲠住了喉咙，总没有法子拔出来。（《海国妙喻》第六回）
《伊苏普喻言》用“耗子”“嗓子”，《海国妙喻》用“老鼠”“喉咙”，类似的还有：“折”与“断”、“瞧”与“看”、“言语”与“开口”、“叼”与“衔”、“俩”与“两”、“丢”与“落”等，从用词上显示出前者代表的北京官话用词，后者代表南京官话用词特点。《亚细亚言语集》用“叫”字被动句，《海国妙喻》用“被”字被动句，前者是北方官话，后者是南京官话特点（参见翟赟，2018）。A、B都是北京官话，C是南京官话。
所以，卢戆章（1906）编撰的的《北京切音教科书》引用的寓言故事与《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中完全一致，也是与《北京切音教科书》的宗旨一致的，是北京官话。这些都为我们的北京官话研究拓展了视野。
4. 结语
本文选取了清末民初的一批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揭示了这些教科书成为北京官话研究文献的价值。在今天大数据的背景下，这些不同来源的语料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上都是可以拿来运用的素材，更需要研究者加强文献间的互动与关联。对不同国別语言的汉语教科书，更需要多语言专业学者之间的共同合作。对关联度大的汉语教科书，文本的异同比较，如异文比较，在比较中将官话南北关联与分布特点揭示出来了，也将官话与方言的特点区别出来了，是推进早期北京官话研究深入的新出路。从始源性文本推广到衍生性的文本，多角度思路得到拓展，如同打通脉络一样，让研究语料关联起来，互动起来，以推动早期北京官话多维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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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Zhang Meil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Keywords： Late-Qing and Early-ROC;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 corpus acquirement and renouncement;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Qing and Early-Republic-of-China，a batch of Beijing Mandarin oral textbooks appeared. These coursebooks content originated from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provided abund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early Beijing Mandarin. This paper took oral practicability as the main principal so that the corpus of different sources can achieve relative unity in speec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e acquirement and renouncement of corpu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ultiple languages 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not only reveal the enlightenment orientation of textbooks as reference books， but also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Mandarin in terms of vocabulary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interac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clue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eijing Mandarin.
【責任编辑 刘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