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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林同奇先生于七月七日在美国麻省仙逝，我的脑际中瞬间映出了一句话：“学问不是谋利的工具，也不是身份的装饰，而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持久流淌。”抑制不住的怀思缓缓不断……
我随林同奇先生读书纯属偶然。二00六年初，我正忙着选编“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史华慈的早期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翻译就绪等待出版。该书首发于一九五二年，其基础史料今已广为人知。为了还原当年史氏在费正清带领下开展这一突破性研究的历史语境，我觉得需邀请美国现代中国研究专家，对史华慈其人、其书做一“专序”，展开解读。正当我为这篇“专序”着急之时，读到了林先生的大作《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立即被文中细腻的梳理和翔实的论证所吸引。然后就四处打探林先生的联系方式，期望他能首肯将此文作为史氏名著的“专序”。某一天，我突然接到林先生从美国麻省打来的电话，开头一句便是：“我是林同奇。您是延中先生吗？”此刻我有点震惊，一位长我三十余岁的大学者居然这样称呼一位晚辈，我瞬间悟到“儒雅”、“谦逊”的含义。林先生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身份和经历，再了解了整体丛书的基本安排，然后就径直进入到史华慈思想的讨论主题。那天他兴致盎然，谈了很久。自然，他也完全满足了我的企望。二00六年，史华慈大作的中译本出版，其中林先生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中文版代序列于目录首条，为该书增色不少。
自这次电话往来以后，我们的通信交往就一发不可止。几乎每周要通三四次电话，还不时有E-mail 往来。每次通话，“史华慈思想”是唯一的主题。谈兴至浓时，林先生就会叫我搬出史氏英文原著，找出相应段落，由他逐句朗读，随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我先是用手记，后来干脆买了一部可录音的电话，记录下这些珍贵的见解。
二00六年底，华东师范大学与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共同举办了“纪念史华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可谓精英齐聚，群贤毕至。林先生拟提交的论文是 《两种幸福观和人性论—对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解说》。原稿是手写的，先生不会用电脑打中文字，于是就将手稿照片先发过来，嘱我将其录为中文电子版，直接发送给会议筹备组。因年事已高，林先生未能亲自赴会。
二00七年冬，林先生提议在我任教的大学开设“史华慈思想研究”的选修课，扩大史华慈学术思想的影响，把我们的读书体会传递给青年学子。次年三月六日，先生寄来他亲自起草的英文教学大纲，工整严谨。翻译成汉语是：
延中：
由于该课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教学计划，如下：
第一单元：主题：为什么是史华慈？（导论，林、萧主讲）
精读文献：“为政治史和思想史一辩”（见《中国及其他》）
第二单元：主题：史华慈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导论，萧主讲）
精读文献：“德性的统治”（见《中国及其他》）
第三单元：主题：史华慈论严复（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若干隐含的问题”（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第四单元：主题：史华慈论启蒙、现代性和全球化（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文化、现代性与民主主义—进一步的反思”（见Daedalus， Vol 122， 1993）
第五单元：主题：史华慈论孔子与老子（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导论”（见《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第六单元：史华慈论卢梭（导论，萧主讲）
精读文献：“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见《中国及其他》）
（时间安排略）
我按这份“教学大纲”要求，增加了“扩展阅读”的书目，选印了一本足足二百多页A4印刷纸的《史华慈思想研究教学参考资料》。那时我虽年纪已不轻，可血气还盛，拿着这两份资料去找好友、时任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商量，申请在其管理范围内协调开设选修课程。林先生极其认真，专门分三批从美国寄来他的授课录像，做“史华慈思想导论”的专题讲授。最后的课程测试表明，学生们对史氏思路的认识程度得到了较明显的提升。
二0一二年，由林先生和柯文教授推荐，我到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一年。见到林先生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弃后生，肯花那么多精力指导我读书。老人家笑眯眯地低声说，可能是你第一次电话就问起如何看待犹太教信仰对史氏思想的影响吧，这说明你已进入了状态。还有就是我老啦，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传给后人。这可能就是“缘分”吧！我深深地记得，后来关于“缘分”两个字，他还提及多次。
在林先生身边的一年中，我们约定每隔一周或两周，逢周四下午，我就到他家去读书。其程序是，我们事先电话商量好本周要读什么，读哪一段，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在图书馆里准备功课，查阅单词，提出难句，阅览参考资料，并思考问题。林先生家在离哈佛校园较远的小镇，每次我都要换乘两次地铁，再乘四十分钟公交车，最后还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我每次都下午两点半准时到他家，风雨无阻。进门寒暄几句，就摊开书本。他让我逐句“朗读”。当我读不出音或读错了音，更连不成句子时，一向谦和的他居然会生气！有时还为我说不明白某个代词it究竟指代的是什么而叹气再三。紧跟着就由他解释这些文本中蕴含着的思想，我们或交流体会，或彼此论争。我记得，这一年我们在《中国及其他》的“导言”、“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身份与权威”、“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评《论道者》”、“论孝道与革命”，《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若干隐含的问题”，《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导言”、“孔子：《论语》的通见”和“跋”等篇目上用力最多。
林先生是非常认真的人，书读得很细很细。我看到他手边的英文原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中国及其他》已被翻看得十分破旧，画了又画，折了又折。页面上留下大量中英文批注，笔迹有荧光笔，红、蓝圆珠笔，钢笔和铅笔。他多次跟我说，读史氏著述要细，然后才能深。你今天似乎读懂了，明天可能就会有新体会新发现。书读多了，加上反复思考，才能把史氏散见各处的论述穿成一条线，来回征引，彼此互证。 凡读过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的人，不仅会对作者的观点思索再三，而且也会对译者那流畅的译笔赞叹不已。我当初粗读这部名著时，竟无意识地忘记了它是外国人的著述。后来我在哈佛访问柯文教授时，他的评价是：“我是幸运之人，不知怎么会遇到这么称职、合适和高水平的学者型翻译合作者！”此时，柯文没有用“译者”，而是用“翻译合作者”来称呼林先生，并用lucky来形容自己著作的命运，其中充满了对林先生的感激、赞赏与敬重之情。
谈及林先生的译笔，他老先生自己并不觉得怎样的高明，而屡屡把恰当的翻译归功于作者自身的智慧。他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修辞特征是高屋建瓴，富丽堂皇;史华慈的特点则是在使用不入法眼的“小词”上非常考究，常常暗藏心绪，发人深省。在他身边读书，每每亲眼看到他在“咬文嚼字”，真有当年严复那“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境界。这里略举几例。
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英文版第六十四页，有一段关于孔子心态的反问句。原文是：
Yet the question remains - Why this serene confidence that the highest valu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d already been realized in a past that was accessible to him？
林先生的翻译是：
“然而，下列问题依然存在：孔子为什么会对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曾经一度在他所能得知的过去中实现过的观点，表示出如此坚定不移的自信呢？”
读者会看到，这里serene被译为“坚定不移的”。serene词典释义是“平静的”、“安详的”和“清澈的”等等，它怎么会跟“坚定不移的”搭上了关系？林先生解释说，看得出史氏此处选择serene是非常用心的。此处，史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曾被黑格尔称为“没有哲学”的中国上古“家常伦理”叙说，竟然被赋予承载过“人类文明最高价值”的美誉，这种“自信”究竟由何而来，又从何谈起呢？这里，“自信”本身似乎就带有一丝“戏谑”、“冒犯”甚至“挑衅”的潜含义。而在“自信”前面再加一个serene，就使叙述画面更加生动，特别是非常深刻了。我自己把此词直译为“安然自得的”，还有些暗自得意，而林先生在修改译稿时则先把它改为“不露声色的”，即“不露声色的自信”，这已算是妙笔横生了。但在经反复推敲史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后，他最终果断地将其译为“坚定不移的自信”，从而强化了史氏所理解的孔子的那种“泰然自若”，“根本没商量”的心态，这难道还不能称之为“译笔生花”吗？！
再有，《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英文版第七十页，有一处论述“家”在中国传统中所处角色的段落，史氏是这样写的：
The Republic is fanatically elitist， but its elite is an elite which can draw no spiritual or moral lessons from the model of family life. To Confucius， it is precisely in the family that humans learn those virtues which redeem the society， for the family is precisely the domain within which authority comes to be accepted and exercised not through reliance on physical coercion but through the binding power of religious， moral sentiments based on kinship ties. It is within the family that we find the root of public virtue.
林先生把它译为：
“《理想国》是一部充满狂热的精英主义的书，但是其中的精英集团却是一个无法从家庭生活的楷模中汲取任何精神或道德教益的精英集团。[可是]对孔子而言，人恰恰是在家庭之中才渐渐习得那些救赎（redeem）社会的德性，因为家庭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权威不是通过仰仗暴力强制，而是通过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教、道德情操的凝聚力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行使的。[换言之]我们正是在家庭之中，找到了所谓‘公共’德性的根系。”
读了这段译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林先生把一个简单的learn译为“渐渐习得”，而在教我理解此段文字的语义时，林先生则让我反复查字典，把目光锁定在深入理解redeem一词的宗教意涵上。他教导说，如果没有对犹太—基督思想背景的基本知识，你就不会深切领会史氏此处使用该词的深意。在西方，唯独上帝才能实施“救赎”人类的德性（大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却发挥着“救赎社会德性”的作用。此处的潜含义是说，在传统中，“家”对中国社会运行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在充当着“上帝”的功能。因而最后才导出了“我们正是在家之中，找到了所谓‘公共’德性之根系”的断语。
行文至此，又让我想起林先生对应当如何理解史氏在《古代》一书中把中国殷周之际的“天”称为“历史之神”（Heaven is the God of History）的不断拷问。那天林先生指着这句话问我有何感觉，我说没啥感觉，只见几个核心词都是大写。他接着逼问，为什么要大写？我无言以对。老人家皱皱眉头，“哎”了一声后解释说，这里，Heaven与the God 和 History这三个大写之词的连用，值得深思。史氏先把Heaven用is与后面连接，再把History用of与the God连接，这一句式是把God这种“神事”与History这种“人事”，在Heaven 这一“天”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对中国政治哲学理念的诠释，绝对会使习惯于“圣/俗”二分的西方头脑顿生惊叹。而熟悉中国思维的人反而会因“身在此山”而毫无察觉。所以，史氏的这一论述句式，一方面暗含对二分对立思维定式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案例展示存在一种迥异于现代西方的“东方思维”形态。回到史华慈对“家”的分析，我们会看到，这种关于“家”是“公共德性”之根系的“中国观点”，实际上所针对的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界持续已久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二分法之根深蒂固的普遍认知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这一判断，在史氏一九七0年发表的论辩长文《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中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此一事实再次验证了被柯文称为帕斯卡尔式“良性怀疑主义”（Benign skepticism）的史华慈洞察力的深刻维度。 还有一次，我们偶尔聊起国内一位我所相熟且尊敬的著名学者对史氏为何会用“先锋队”（vanguard）这一布尔什维克名词指涉先秦诸子的思想，感到大惑不解时，林先生点头微笑，表示完全理解。他先是迅速翻到了史氏原著的几个具体表述之处，然后就让我查字典。《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对vanguard的释义是：If someone is in the vanguard of something such as a revolution or an area of research，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most advanced part of it.林先生解释说，史华慈《古代》一书中所使用的vanguard 一词，也许跟他看中了该词本身的双关语意有关。林先生认为，史华慈此处的vanguard，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其一，此处，vanguard一词不好译为“先锋队”，而合适的翻译应当是“先哲”或“前贤”，甚至可意译为“祖训”等，这样用于诠释孔孟墨荀等古代思想家就会圆通顺畅。其二，就史华慈本人的学术路径和治学方法而论，的确也不排除其中有暗示中国先秦诸子与后来共产主义文献的某些理念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的可能。因为史氏认为，在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关切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之人在心智上完全可能超越时空，在没有任何现实联系的情况下去关注同样性质的一种问题。例如，孟子、卢梭、毛泽东三人属于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国籍，他们面临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曾不仅试图把建构各自社会的理想德性，摆到了其政治关切的中心位置，而且还都把建构德性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君子”、“大立法者”或“无产阶级先锋队”这类社会精英。由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就有理由在他们之间展开跨越时空的比较思想研究，从中归纳出某种人类思想发展中或隐或显但却反复呈现的线索，启迪后人不断地沉思和反省，继而打开更为广阔、复杂、绚丽多彩和充满吊诡的“意识”空间。如是，vanguard一词的性质，在此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其三，中国式乌托邦理想的特征，不在于对未来的憧憬，而在于对“三代”的眷顾，这是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的经典命题。很明显，这种“远古的”反而是“先驱的”的“向后期冀”的精神形态，与现代西方主流之单线式“进步主义”的观念截然相反，换言之，它是直接“反进化论”的。由是观之，史氏在中国古代先贤的身影之中注入vanguard意涵，对固有的西方思维逻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对比，而一般中国人对此则难有感觉。
二0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给林毓生先生打电话请教学问，当得知我跟林同奇先生在读史华慈时，他跟我说：“同奇先生是理解史华慈精神比较深切的重要学者，他的理解深度超过了好多西方学者，所以你算[是]幸运的。但同奇先生不是那种很激情式的[人]，他讲话很温和，如果你要性格不是完全跟他一样的话，你就要练习着了解他的性格，要非常安静地听他讲解。”
作为晚辈，我完全认同林毓生教授对他同辈学人的这一评价。关于林同奇先生的“安静”与“谦和”，我跟他读书是深有体会的，至于他解读史华慈思想的功力、把握和理解深度，更是使我终身受益。
林先生诠释文本时“抠小词”的敏锐体悟，来自其背后“明大理”的人文关怀。可能就是这一信念，致使他在晚年最终与史华慈走到了一起。林先生曾回忆说，他一九八四年刚到哈佛就拜见了史华慈，那次史氏还谈起其大哥林同济将要到哈佛演讲而突然在伯克利去世的遗憾，后来史氏还亲笔给他的英文文章提出意见，并推荐他申请费正清中心的科研项目。而对史华慈思想究竟“深”在哪里，那时林先生并未真正清楚。一九九九年四月，林先生在两次参与刘梦溪夫妇访问史华慈，其后为整理访谈稿件而需大量阅读史华慈的原始著述时，才真正进入到史华慈的精神世界。林先生曾说，当他大量阅读了史氏著述后，电话跟史氏核实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史氏显得很高兴，愉快地回了一句：“Go ahead ！（继续！）”史华慈去世几年后，林同奇与林毓生一起去看望史华慈夫人邦妮（Bunny）。邦妮反复提醒说，史华慈的兴趣和关切很宽，并不仅限于中国问题研究。
在史华慈思想研究方面，林先生留下了为数并不算很多，但却篇篇敞心亮智，极具见地的研究论文，就其与史华慈对话的“领悟”与“体味”的深度而言，的确可谓睿智先驱（vanguard）之一。在《人文寻求录》中，林先生借陈寅恪著名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为喻，说明他体悟史氏“大思想”的境界：“我独钟史华慈的思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感到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将我自己近二十年学思所得综合提升，取得相对稳定的统相，可以说是我多年来神游冥想的归宿，也是我人文寻求中歇脚的一片绿洲。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我感到史华慈的思想对当今的中国，首先是中国人文学界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这是因为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史华慈对美国主流社会与文化的批评，使人联想起孔子‘天下无道’的感慨和犹太历史上一些先知的强烈批判意识。”
林先生对史华慈思想的精当诠释是基于他对史华慈的深刻理解。记得在还没见到他以前，在电话中他就好多次跟我谈到他自己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信念”，他在最后一篇论述史华慈思想的长文中是这样说的：“史教授绝不仅仅是位思想史家，更不宜把他定位为区域研究专家。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一位‘凭其本身就当之无愧的思想家’（a thinker in his own right）（张灏语）。他对宇宙与人生，历史与文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具有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思想连贯性。”
林先生对史氏思想性质的这一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史氏的学士论文《帕斯卡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Pascal and ⅩⅧth Centural Philosophes）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其去世前三十七天写就的会议讲稿《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林先生正是在这长达六十余年的文献资料中提炼出了史氏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那就是：“[史华慈]通过努力去叩问历史与文化的‘吊诡’（paradoxes），宇宙与人生的‘奥秘’（mysteries）。他的历时性研究归根结蒂是为其共时性寻求服务的。……和通常的哲学家们不同，他锁定了‘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这个在他看来无法再化约的一切人文学科的素材。‘理不离事’（章学诚语），他把自己的‘道’（logos）化成史学家的‘肉身’。在这个意义上，史先生的历史著作可以视为他的人文寻求的索引（index），他的许多历史陈述只是他探索‘人的全部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之过程所写下的注脚（footnotes）。站在这位‘中国通’和中国思想史专家背后的是一位隐形的思想家，他赋予他的专著以经得起咀嚼和考验的洞见。” 在二0一三年七月十九日给我的电话中，林先生对他的这一“信念”做了进一步阐发：
我们该如何更容易地适应和理解史氏的论述路径和风格呢？我建议试用一个英文句子来予以概括，这句话是：“A holistic、imaginative、intuitive grasp of the entire landscape.”这里，holistic是“整全的”，imaginative是“想象的”，intuitive是“直觉的”，the entire landscape 是一种“通盘的景观”，grasp是“掌握核心要领”的意思。把这些意思串起来说，中文就是：“一种整全的、想象的、直觉的通盘性全景式把握。”史华慈的特点不在于数学式严丝合缝地逻辑推导，而是站得很高，特别善于在上下左右、古往今来、中西各方的多层次、多角度，去体悟和把握隐藏其中的核心要素，而说出这些要素，就叫作“洞见”（insight）。
此处我们不能重复林先生的具体论述，凡略读其《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人、神、自然：忆老友本·史华慈—希·普特南教授访谈录》、《两种幸福观和人性论—对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解说》等篇的人，都会为他的严谨的论述、渊博的学识和深刻见解而受益其中。林先生的这几篇大文章（还包括帮助别人整理的采访文章），是理解和诠释史氏理念的传世佳作，同时也是他自己审辩（criticize）人性、现实与人生的沉思。正如王元化先生生前在给林先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你的论文，问题抓得准确、细致、深刻，显示了你思想学术的功力。我们这里的一些理论家，只有一副黑白分明单线思考的头脑，所以永远也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写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我希望你的文章对我们的思想界可以形成一种启示，在一些论者身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如果大家认真地好好地去读你的文章的话。”
二0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我访学期满即将回国了。之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林先生、叶师母和伯工兄全家准备了波士顿著名的大龙虾为我送行。那天晴空万里，橘黄色的晚霞伴随着煦煦微风，使林家那原木大露台格外温馨。记得晚宴上林先生始终微笑，但却没说什么话。临行告别时，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门口，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低声嘟囔出一句话：“It will be solitarily！”（“那将会孤寂！”用林先生教我的方法，这里It应当是指我离开他回国这件事。）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慈祥的老人，蒙的泪水里映满了那橘黄色的霞光。是的，我知晓，他这是在期冀，我这一走，谁人将再来跟他“读”史华慈？这种“孤寂”是指他自己，更是为史华慈的睿智可能被世人遗忘而惋惜。
晚年的林先生不止一次地感慨人生苦短。他们说自己年轻时正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际，颠沛流离，以后又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人无法心安。直到一九八四年他六十岁到哈佛后才真正地开始做“学问”。这最后的三十年，林先生可谓专注投入，一丝不苟，呕心沥血。我相信，他的这些靠心和灵体悟出的研究成果，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我辈及其后人。
面对这个嘈杂的世界，我愿在文末引用林先生八十七岁高龄所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似乎是一位因对话史华慈而“悟道”的纯净学人，倾尽全力，向他所珍重的世界喊出的最后心声：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为自己的物质成就高唱凯歌，勇往直前。难道不应该停下脚步听一听来自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类命运及其吊诡的呼声吗？“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里江田一鹭飞。”是时候了，停一下，听一听吧！
一
我随林同奇先生读书纯属偶然。二00六年初，我正忙着选编“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史华慈的早期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翻译就绪等待出版。该书首发于一九五二年，其基础史料今已广为人知。为了还原当年史氏在费正清带领下开展这一突破性研究的历史语境，我觉得需邀请美国现代中国研究专家，对史华慈其人、其书做一“专序”，展开解读。正当我为这篇“专序”着急之时，读到了林先生的大作《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立即被文中细腻的梳理和翔实的论证所吸引。然后就四处打探林先生的联系方式，期望他能首肯将此文作为史氏名著的“专序”。某一天，我突然接到林先生从美国麻省打来的电话，开头一句便是：“我是林同奇。您是延中先生吗？”此刻我有点震惊，一位长我三十余岁的大学者居然这样称呼一位晚辈，我瞬间悟到“儒雅”、“谦逊”的含义。林先生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身份和经历，再了解了整体丛书的基本安排，然后就径直进入到史华慈思想的讨论主题。那天他兴致盎然，谈了很久。自然，他也完全满足了我的企望。二00六年，史华慈大作的中译本出版，其中林先生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中文版代序列于目录首条，为该书增色不少。
自这次电话往来以后，我们的通信交往就一发不可止。几乎每周要通三四次电话，还不时有E-mail 往来。每次通话，“史华慈思想”是唯一的主题。谈兴至浓时，林先生就会叫我搬出史氏英文原著，找出相应段落，由他逐句朗读，随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我先是用手记，后来干脆买了一部可录音的电话，记录下这些珍贵的见解。
二00六年底，华东师范大学与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共同举办了“纪念史华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可谓精英齐聚，群贤毕至。林先生拟提交的论文是 《两种幸福观和人性论—对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解说》。原稿是手写的，先生不会用电脑打中文字，于是就将手稿照片先发过来，嘱我将其录为中文电子版，直接发送给会议筹备组。因年事已高，林先生未能亲自赴会。
二00七年冬，林先生提议在我任教的大学开设“史华慈思想研究”的选修课，扩大史华慈学术思想的影响，把我们的读书体会传递给青年学子。次年三月六日，先生寄来他亲自起草的英文教学大纲，工整严谨。翻译成汉语是：
延中：
由于该课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教学计划，如下：
第一单元：主题：为什么是史华慈？（导论，林、萧主讲）
精读文献：“为政治史和思想史一辩”（见《中国及其他》）
第二单元：主题：史华慈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导论，萧主讲）
精读文献：“德性的统治”（见《中国及其他》）
第三单元：主题：史华慈论严复（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若干隐含的问题”（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第四单元：主题：史华慈论启蒙、现代性和全球化（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文化、现代性与民主主义—进一步的反思”（见Daedalus， Vol 122， 1993）
第五单元：主题：史华慈论孔子与老子（导论，林主讲）
精读文献：“导论”（见《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第六单元：史华慈论卢梭（导论，萧主讲）
精读文献：“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见《中国及其他》）
（时间安排略）
我按这份“教学大纲”要求，增加了“扩展阅读”的书目，选印了一本足足二百多页A4印刷纸的《史华慈思想研究教学参考资料》。那时我虽年纪已不轻，可血气还盛，拿着这两份资料去找好友、时任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商量，申请在其管理范围内协调开设选修课程。林先生极其认真，专门分三批从美国寄来他的授课录像，做“史华慈思想导论”的专题讲授。最后的课程测试表明，学生们对史氏思路的认识程度得到了较明显的提升。
二0一二年，由林先生和柯文教授推荐，我到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一年。见到林先生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弃后生，肯花那么多精力指导我读书。老人家笑眯眯地低声说，可能是你第一次电话就问起如何看待犹太教信仰对史氏思想的影响吧，这说明你已进入了状态。还有就是我老啦，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传给后人。这可能就是“缘分”吧！我深深地记得，后来关于“缘分”两个字，他还提及多次。
在林先生身边的一年中，我们约定每隔一周或两周，逢周四下午，我就到他家去读书。其程序是，我们事先电话商量好本周要读什么，读哪一段，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在图书馆里准备功课，查阅单词，提出难句，阅览参考资料，并思考问题。林先生家在离哈佛校园较远的小镇，每次我都要换乘两次地铁，再乘四十分钟公交车，最后还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我每次都下午两点半准时到他家，风雨无阻。进门寒暄几句，就摊开书本。他让我逐句“朗读”。当我读不出音或读错了音，更连不成句子时，一向谦和的他居然会生气！有时还为我说不明白某个代词it究竟指代的是什么而叹气再三。紧跟着就由他解释这些文本中蕴含着的思想，我们或交流体会，或彼此论争。我记得，这一年我们在《中国及其他》的“导言”、“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身份与权威”、“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评《论道者》”、“论孝道与革命”，《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若干隐含的问题”，《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导言”、“孔子：《论语》的通见”和“跋”等篇目上用力最多。
二
林先生是非常认真的人，书读得很细很细。我看到他手边的英文原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中国及其他》已被翻看得十分破旧，画了又画，折了又折。页面上留下大量中英文批注，笔迹有荧光笔，红、蓝圆珠笔，钢笔和铅笔。他多次跟我说，读史氏著述要细，然后才能深。你今天似乎读懂了，明天可能就会有新体会新发现。书读多了，加上反复思考，才能把史氏散见各处的论述穿成一条线，来回征引，彼此互证。 凡读过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的人，不仅会对作者的观点思索再三，而且也会对译者那流畅的译笔赞叹不已。我当初粗读这部名著时，竟无意识地忘记了它是外国人的著述。后来我在哈佛访问柯文教授时，他的评价是：“我是幸运之人，不知怎么会遇到这么称职、合适和高水平的学者型翻译合作者！”此时，柯文没有用“译者”，而是用“翻译合作者”来称呼林先生，并用lucky来形容自己著作的命运，其中充满了对林先生的感激、赞赏与敬重之情。
谈及林先生的译笔，他老先生自己并不觉得怎样的高明，而屡屡把恰当的翻译归功于作者自身的智慧。他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修辞特征是高屋建瓴，富丽堂皇;史华慈的特点则是在使用不入法眼的“小词”上非常考究，常常暗藏心绪，发人深省。在他身边读书，每每亲眼看到他在“咬文嚼字”，真有当年严复那“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境界。这里略举几例。
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英文版第六十四页，有一段关于孔子心态的反问句。原文是：
Yet the question remains - Why this serene confidence that the highest valu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d already been realized in a past that was accessible to him？
林先生的翻译是：
“然而，下列问题依然存在：孔子为什么会对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曾经一度在他所能得知的过去中实现过的观点，表示出如此坚定不移的自信呢？”
读者会看到，这里serene被译为“坚定不移的”。serene词典释义是“平静的”、“安详的”和“清澈的”等等，它怎么会跟“坚定不移的”搭上了关系？林先生解释说，看得出史氏此处选择serene是非常用心的。此处，史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曾被黑格尔称为“没有哲学”的中国上古“家常伦理”叙说，竟然被赋予承载过“人类文明最高价值”的美誉，这种“自信”究竟由何而来，又从何谈起呢？这里，“自信”本身似乎就带有一丝“戏谑”、“冒犯”甚至“挑衅”的潜含义。而在“自信”前面再加一个serene，就使叙述画面更加生动，特别是非常深刻了。我自己把此词直译为“安然自得的”，还有些暗自得意，而林先生在修改译稿时则先把它改为“不露声色的”，即“不露声色的自信”，这已算是妙笔横生了。但在经反复推敲史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后，他最终果断地将其译为“坚定不移的自信”，从而强化了史氏所理解的孔子的那种“泰然自若”，“根本没商量”的心态，这难道还不能称之为“译笔生花”吗？！
再有，《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英文版第七十页，有一处论述“家”在中国传统中所处角色的段落，史氏是这样写的：
The Republic is fanatically elitist， but its elite is an elite which can draw no spiritual or moral lessons from the model of family life. To Confucius， it is precisely in the family that humans learn those virtues which redeem the society， for the family is precisely the domain within which authority comes to be accepted and exercised not through reliance on physical coercion but through the binding power of religious， moral sentiments based on kinship ties. It is within the family that we find the root of public virtue.
林先生把它译为：
“《理想国》是一部充满狂热的精英主义的书，但是其中的精英集团却是一个无法从家庭生活的楷模中汲取任何精神或道德教益的精英集团。[可是]对孔子而言，人恰恰是在家庭之中才渐渐习得那些救赎（redeem）社会的德性，因为家庭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权威不是通过仰仗暴力强制，而是通过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教、道德情操的凝聚力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行使的。[换言之]我们正是在家庭之中，找到了所谓‘公共’德性的根系。”
读了这段译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林先生把一个简单的learn译为“渐渐习得”，而在教我理解此段文字的语义时，林先生则让我反复查字典，把目光锁定在深入理解redeem一词的宗教意涵上。他教导说，如果没有对犹太—基督思想背景的基本知识，你就不会深切领会史氏此处使用该词的深意。在西方，唯独上帝才能实施“救赎”人类的德性（大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却发挥着“救赎社会德性”的作用。此处的潜含义是说，在传统中，“家”对中国社会运行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在充当着“上帝”的功能。因而最后才导出了“我们正是在家之中，找到了所谓‘公共’德性之根系”的断语。
行文至此，又让我想起林先生对应当如何理解史氏在《古代》一书中把中国殷周之际的“天”称为“历史之神”（Heaven is the God of History）的不断拷问。那天林先生指着这句话问我有何感觉，我说没啥感觉，只见几个核心词都是大写。他接着逼问，为什么要大写？我无言以对。老人家皱皱眉头，“哎”了一声后解释说，这里，Heaven与the God 和 History这三个大写之词的连用，值得深思。史氏先把Heaven用is与后面连接，再把History用of与the God连接，这一句式是把God这种“神事”与History这种“人事”，在Heaven 这一“天”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对中国政治哲学理念的诠释，绝对会使习惯于“圣/俗”二分的西方头脑顿生惊叹。而熟悉中国思维的人反而会因“身在此山”而毫无察觉。所以，史氏的这一论述句式，一方面暗含对二分对立思维定式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案例展示存在一种迥异于现代西方的“东方思维”形态。回到史华慈对“家”的分析，我们会看到，这种关于“家”是“公共德性”之根系的“中国观点”，实际上所针对的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界持续已久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二分法之根深蒂固的普遍认知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这一判断，在史氏一九七0年发表的论辩长文《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中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此一事实再次验证了被柯文称为帕斯卡尔式“良性怀疑主义”（Benign skepticism）的史华慈洞察力的深刻维度。 还有一次，我们偶尔聊起国内一位我所相熟且尊敬的著名学者对史氏为何会用“先锋队”（vanguard）这一布尔什维克名词指涉先秦诸子的思想，感到大惑不解时，林先生点头微笑，表示完全理解。他先是迅速翻到了史氏原著的几个具体表述之处，然后就让我查字典。《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对vanguard的释义是：If someone is in the vanguard of something such as a revolution or an area of research，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most advanced part of it.林先生解释说，史华慈《古代》一书中所使用的vanguard 一词，也许跟他看中了该词本身的双关语意有关。林先生认为，史华慈此处的vanguard，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其一，此处，vanguard一词不好译为“先锋队”，而合适的翻译应当是“先哲”或“前贤”，甚至可意译为“祖训”等，这样用于诠释孔孟墨荀等古代思想家就会圆通顺畅。其二，就史华慈本人的学术路径和治学方法而论，的确也不排除其中有暗示中国先秦诸子与后来共产主义文献的某些理念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的可能。因为史氏认为，在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关切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之人在心智上完全可能超越时空，在没有任何现实联系的情况下去关注同样性质的一种问题。例如，孟子、卢梭、毛泽东三人属于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国籍，他们面临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曾不仅试图把建构各自社会的理想德性，摆到了其政治关切的中心位置，而且还都把建构德性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君子”、“大立法者”或“无产阶级先锋队”这类社会精英。由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就有理由在他们之间展开跨越时空的比较思想研究，从中归纳出某种人类思想发展中或隐或显但却反复呈现的线索，启迪后人不断地沉思和反省，继而打开更为广阔、复杂、绚丽多彩和充满吊诡的“意识”空间。如是，vanguard一词的性质，在此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其三，中国式乌托邦理想的特征，不在于对未来的憧憬，而在于对“三代”的眷顾，这是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的经典命题。很明显，这种“远古的”反而是“先驱的”的“向后期冀”的精神形态，与现代西方主流之单线式“进步主义”的观念截然相反，换言之，它是直接“反进化论”的。由是观之，史氏在中国古代先贤的身影之中注入vanguard意涵，对固有的西方思维逻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对比，而一般中国人对此则难有感觉。
三
二0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给林毓生先生打电话请教学问，当得知我跟林同奇先生在读史华慈时，他跟我说：“同奇先生是理解史华慈精神比较深切的重要学者，他的理解深度超过了好多西方学者，所以你算[是]幸运的。但同奇先生不是那种很激情式的[人]，他讲话很温和，如果你要性格不是完全跟他一样的话，你就要练习着了解他的性格，要非常安静地听他讲解。”
作为晚辈，我完全认同林毓生教授对他同辈学人的这一评价。关于林同奇先生的“安静”与“谦和”，我跟他读书是深有体会的，至于他解读史华慈思想的功力、把握和理解深度，更是使我终身受益。
林先生诠释文本时“抠小词”的敏锐体悟，来自其背后“明大理”的人文关怀。可能就是这一信念，致使他在晚年最终与史华慈走到了一起。林先生曾回忆说，他一九八四年刚到哈佛就拜见了史华慈，那次史氏还谈起其大哥林同济将要到哈佛演讲而突然在伯克利去世的遗憾，后来史氏还亲笔给他的英文文章提出意见，并推荐他申请费正清中心的科研项目。而对史华慈思想究竟“深”在哪里，那时林先生并未真正清楚。一九九九年四月，林先生在两次参与刘梦溪夫妇访问史华慈，其后为整理访谈稿件而需大量阅读史华慈的原始著述时，才真正进入到史华慈的精神世界。林先生曾说，当他大量阅读了史氏著述后，电话跟史氏核实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史氏显得很高兴，愉快地回了一句：“Go ahead ！（继续！）”史华慈去世几年后，林同奇与林毓生一起去看望史华慈夫人邦妮（Bunny）。邦妮反复提醒说，史华慈的兴趣和关切很宽，并不仅限于中国问题研究。
在史华慈思想研究方面，林先生留下了为数并不算很多，但却篇篇敞心亮智，极具见地的研究论文，就其与史华慈对话的“领悟”与“体味”的深度而言，的确可谓睿智先驱（vanguard）之一。在《人文寻求录》中，林先生借陈寅恪著名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为喻，说明他体悟史氏“大思想”的境界：“我独钟史华慈的思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感到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将我自己近二十年学思所得综合提升，取得相对稳定的统相，可以说是我多年来神游冥想的归宿，也是我人文寻求中歇脚的一片绿洲。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我感到史华慈的思想对当今的中国，首先是中国人文学界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这是因为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史华慈对美国主流社会与文化的批评，使人联想起孔子‘天下无道’的感慨和犹太历史上一些先知的强烈批判意识。”
林先生对史华慈思想的精当诠释是基于他对史华慈的深刻理解。记得在还没见到他以前，在电话中他就好多次跟我谈到他自己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信念”，他在最后一篇论述史华慈思想的长文中是这样说的：“史教授绝不仅仅是位思想史家，更不宜把他定位为区域研究专家。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一位‘凭其本身就当之无愧的思想家’（a thinker in his own right）（张灏语）。他对宇宙与人生，历史与文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具有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思想连贯性。”
林先生对史氏思想性质的这一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史氏的学士论文《帕斯卡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Pascal and ⅩⅧth Centural Philosophes）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其去世前三十七天写就的会议讲稿《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林先生正是在这长达六十余年的文献资料中提炼出了史氏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那就是：“[史华慈]通过努力去叩问历史与文化的‘吊诡’（paradoxes），宇宙与人生的‘奥秘’（mysteries）。他的历时性研究归根结蒂是为其共时性寻求服务的。……和通常的哲学家们不同，他锁定了‘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这个在他看来无法再化约的一切人文学科的素材。‘理不离事’（章学诚语），他把自己的‘道’（logos）化成史学家的‘肉身’。在这个意义上，史先生的历史著作可以视为他的人文寻求的索引（index），他的许多历史陈述只是他探索‘人的全部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之过程所写下的注脚（footnotes）。站在这位‘中国通’和中国思想史专家背后的是一位隐形的思想家，他赋予他的专著以经得起咀嚼和考验的洞见。” 在二0一三年七月十九日给我的电话中，林先生对他的这一“信念”做了进一步阐发：
我们该如何更容易地适应和理解史氏的论述路径和风格呢？我建议试用一个英文句子来予以概括，这句话是：“A holistic、imaginative、intuitive grasp of the entire landscape.”这里，holistic是“整全的”，imaginative是“想象的”，intuitive是“直觉的”，the entire landscape 是一种“通盘的景观”，grasp是“掌握核心要领”的意思。把这些意思串起来说，中文就是：“一种整全的、想象的、直觉的通盘性全景式把握。”史华慈的特点不在于数学式严丝合缝地逻辑推导，而是站得很高，特别善于在上下左右、古往今来、中西各方的多层次、多角度，去体悟和把握隐藏其中的核心要素，而说出这些要素，就叫作“洞见”（insight）。
此处我们不能重复林先生的具体论述，凡略读其《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人、神、自然：忆老友本·史华慈—希·普特南教授访谈录》、《两种幸福观和人性论—对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解说》等篇的人，都会为他的严谨的论述、渊博的学识和深刻见解而受益其中。林先生的这几篇大文章（还包括帮助别人整理的采访文章），是理解和诠释史氏理念的传世佳作，同时也是他自己审辩（criticize）人性、现实与人生的沉思。正如王元化先生生前在给林先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你的论文，问题抓得准确、细致、深刻，显示了你思想学术的功力。我们这里的一些理论家，只有一副黑白分明单线思考的头脑，所以永远也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写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我希望你的文章对我们的思想界可以形成一种启示，在一些论者身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如果大家认真地好好地去读你的文章的话。”
四
二0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我访学期满即将回国了。之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林先生、叶师母和伯工兄全家准备了波士顿著名的大龙虾为我送行。那天晴空万里，橘黄色的晚霞伴随着煦煦微风，使林家那原木大露台格外温馨。记得晚宴上林先生始终微笑，但却没说什么话。临行告别时，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门口，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低声嘟囔出一句话：“It will be solitarily！”（“那将会孤寂！”用林先生教我的方法，这里It应当是指我离开他回国这件事。）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慈祥的老人，蒙的泪水里映满了那橘黄色的霞光。是的，我知晓，他这是在期冀，我这一走，谁人将再来跟他“读”史华慈？这种“孤寂”是指他自己，更是为史华慈的睿智可能被世人遗忘而惋惜。
晚年的林先生不止一次地感慨人生苦短。他们说自己年轻时正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际，颠沛流离，以后又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人无法心安。直到一九八四年他六十岁到哈佛后才真正地开始做“学问”。这最后的三十年，林先生可谓专注投入，一丝不苟，呕心沥血。我相信，他的这些靠心和灵体悟出的研究成果，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我辈及其后人。
面对这个嘈杂的世界，我愿在文末引用林先生八十七岁高龄所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似乎是一位因对话史华慈而“悟道”的纯净学人，倾尽全力，向他所珍重的世界喊出的最后心声：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为自己的物质成就高唱凯歌，勇往直前。难道不应该停下脚步听一听来自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类命运及其吊诡的呼声吗？“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里江田一鹭飞。”是时候了，停一下，听一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