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获得500-800元的财政补贴，这本是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但在一些地方，这项政策却成为培训学校和官员牟取私利的“敛财工程”。据《人民日报》报道，2008年以来，贵州省查处农民工培训造假系列案件150余起，涉及官员下至乡镇上至省级部门，贪污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毫无疑问，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其初衷是在就业形势严峻，产业升级在即的时期，大力补贴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这对于当前面临停产裁员威胁的农民工，无疑是及时而且必要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分配这一笔财政资金，才能达到中央政府的目的？要杜绝骗取农民工资料，伪造名册，将国家财政资金私有化的行为，应明令禁止政府管理人员参与办学、将培训机构审核、开办计划审批、补贴资金拨付等环节分开，并建立监督机制等。
　　从贵州省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民工培训机构所采取的骗术过于拙劣，行为也过于名目张胆，因此，增设上述监管手段，当然可以大大改善当前局面，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民生工程”与“敛财工程”之间，还有一道地方政府不得不完成的“指标工程”，另据3月24日《半月谈》报道，不止一位贵州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这样的“无奈”：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上一级政府部门在拨款的同时，还要下达相应的指标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年终考核很难过关。
　　事实上，“民生工程”被扭曲为“敛财工程”，不仅仅是监管层面的问题。其根本问题在于分配方式。当前，补贴农民工的资金从中央财政分配到地方，然后通过地方监管部门，审核培训机构对农民工免费培训的情况，再将财政补贴直接发给培训机构。在这一分配结构下，技能培训机构的经济利益是通过完成政府“指标”，直接从上级主管部门获得的。而农民工只是“被培训”的客体，始终没有得到资源分配，因此，农民工与培训机构之间，并不存在市场交换关系。对培训机构来说，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指标”，而不是服务对象，他们根本无需为农民工提供满意的服务，以换取农民工手中的资源回馈。这就是说，只要农民工的议价权没有得到充实，即使监管多么严格，农民工难以得到实惠的状况都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要令技能培训市场真正建立，首先要让培训机构与农民工之间形成市场交换关系。这就要求政府补贴通过培训券等方式，按户籍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并由农民工自行选择培训机构。农民工在完成培训后，将培训券交给培训机构，再由培训机构凭券向政府收取费用。如此一来，政府不再需要为培训机构是否完成“指标”发愁，只需要将培训券发放完毕即可完成任务，培训机构与农民工的交换关系亦得以建立，培训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亦随之展开。培训机构才能从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入手，想方设法地设计课程，为农民工服务，以便赢得培训市场。
　　必须看到，培训券除了可以减少寻租环节，遏止贪腐行为外，还有其他好处。一方面，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倘若按当前以县级政府为培训补助发放单位的机制，难免无法惠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且现代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培训机构，对规模效应的要求也很高，以县为单位设置培训机构，无形中遏制了培训机构通过竞争发展壮大的机会，难以形成规模，倘若在原住地发放培训券，可以通过异地支付机制在全国使用，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把培训券发给农民工，一举改变了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培训的弱者地位，将其置身于有选择权的主体地位之上，对农民工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