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苏维埃政权强力机构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喀山和乌克兰各大城市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十月革命”后残留俄罗斯的旧知识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并被判驱逐出境。同年秋天，被驱逐的旧俄知识分子，经过漫长等待后，被赶上名为“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的两艘德国轮船，分批结队流亡异国他乡。此事被俄罗斯历史研究者称为“哲学船事件”，盖因被驱逐者中，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哲学思想界数名领军人物，就乘坐这两艘轮船告别故土。回顾这段历史，可见这次驱逐竟是“仁慈”的，因为哲学船的乘客们毕竟活着离开了祖国，其思想得以存续，从而将俄罗斯文化的灵魂火种延续下来，没有在近70年的苏联历史中泯灭。但他们的同僚，虽然在驱逐行动中躲过一劫，后来却有许多人死在古拉格群岛
　　
　　1922年秋天的那个日子，对被驱逐国外的旧俄知识分子来说毕生难忘。他们带着家人和经过严格检查的单薄行李，在码头上等待被流放。他们被分成三人一组，任由海关官员搜身。海关的官老爷们，毫不在乎面前这些知识精英对国家有多宝贵。他们在被驱逐者的行李中肆无忌惮地搜索，将所有值钱东西没收或征税。还有一位警察在各组之间游荡，随手抓过一个孩子，像猩猩给同伴抓虱子一样搜寻孩子的头发，寻觅父母小心翼翼藏在孩子头发中的珠宝。
　　 这些精英们将缺席俄罗斯社会70余年，他们在被流放国延续了自己的学术和研究生涯，有些人成为一代宗师，但被迫离开故土毕竟是一种残酷的际遇，是彻头彻尾的迫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维埃政权将这些旧俄知识分子驱逐境外，竟是一种“仁慈”。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那些没有被驱逐，或者最初上了黑名单，却被亲朋好友上下奔波保下的学者、科学家们，最终有许多被枪决、处死或流放西伯利亚等地。
　　就连当年整个事件的策划和参与者，也曾义正词严地表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驱逐处罚，是对他们的仁慈和宽待。在1922年8月31日《真理报》公开通告这一事件前两天，托洛茨基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曾被问及驱逐知识分子一事。托洛茨基表示，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他们在军事情况复杂化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敌人的军事间谍，从而可能遭到枪决。在和平时期先将他们赶走，这是“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
　　
　　最后一个夏天
　　 1922年夏天，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一家在离莫斯科20多公里的乡间别墅度过。别墅旁边就是著名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这处颇具法国风情的庄园在“十月革命”前属于大慈善家尤苏波夫，乃社会名流云集之地，这时落入政权新贵手中。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等人的家眷当时就住在那里。莫斯科河畔的夏日静宜迷人，完全感受不到莫斯科的政治喧嚣，人们醉心于在周围的树林里采蘑菇，在河边钓鱼，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他们没想到，这将是自己在莫斯科乃至在俄罗斯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别尔嘉耶夫的父母均出身高级贵族世家，他在青年时代曾热衷参加革命活动。他在1894年考入基辅武备学校，后转入基辅大学自然科学系。1898年，别尔嘉耶夫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流放。在流放期间，其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唯心主义。
　　1922年8月16日夜，当更名为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契卡人员光顾他在莫斯科的家时，别尔嘉耶夫刚刚休假回到莫斯科。他被带到了格别乌的监狱——著名的卢比扬卡。
　　 8月18日，莫斯科审讯了12人，别尔嘉耶夫位列其中。审讯过程简单而流畅，因为一切都是早已准备好的。审讯开始前，先要填个人信息表，然后回答提问，问题都是固定的：对苏维埃政权结构和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等。
　　 被审问者还得手写一份自费出境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擅自回国的字据，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天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限期回来向第四科科长报到。接下来审讯员马上作出判决，无论受审人如何回答提问，结果几乎都一样——驱逐出境。一切如按剧本演出，进展神速。
　　 8月19日宣读判决后，别尔嘉耶夫表示不认罪并书面抗议，但无济于事。他签署了自费出境保证书，同时要求带上妻妹和岳母，不到一周就被释放以准备出境事宜。其他签署了保证书的人，除有上级特别批示或牵涉其他案件的，也都一一被释放。驱逐知识分子出境的消息迅速传遍莫斯科，不久后还传到了国外并引起各国震惊。
　　 俄罗斯国内知识界却对此事大多保持缄默，因为面对日益肃杀的政治气氛，人们噤若寒蝉。不少作家亲眼看到同僚与好友被驱逐，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关于这段日子的记述也是空白。
　　
　　密信
　　 今天的研究者仍会觉得奇怪，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驱逐这些知识精英？当时的苏联面对建设新制度的挑战，知识分子原本不可缺席。更何况，苏维埃政权的主力军并没有任何国务活动经验。
　　 其实，对知识精英们的驱逐，是为新政权的建设减少阻力。十月革命后，夺取了政权的俄国左翼政党阵营忙于巩固战果，尚能联合作战，但在内战结束后，形势已大为不同。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开始着手清理异己，昔日在同一战壕里奋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现在成了他们独揽政权的敌人。布尔什维克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其展开清洗，使之失去分享政权和参与建设的机会。
　　新政权正是在清理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过程中（1922年6月－8月）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不与新政权妥协”的旧知识分子发起进攻的。这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个清理异己的大动作，所有外部敌人都被彻底消灭，俄罗斯得到“净化”，从此开始无后顾之忧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苏维埃的敌人则更多来自“内部”，而当初全力支持驱逐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默许这一行动的布哈林，最后也都一一落网。
　　 整件事情肇始于列宁的一封信。1922年5月19日，列宁写信给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谈谈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他在信中强硬地表示，要“把这些‘军事间谍’全都抓起来，要不断地有计划地抓，并把他们驱逐出境”。列宁还在这封信的末尾告诉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不要复制，再还给您和我。”
　　 不久后列宁疾病发作，前往莫斯科郊区修养；7月尚未痊愈，又发函敦促，要在社会革命党审判结束前完成行动；8月，索要驱逐候选人名单并要求汇报审讯和驱逐事项进展；9月，要求告知哪些人因什么原因被取消了驱逐行动基本上按照列宁的部署在进行。
　　与此同时，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收到列宁的信件不久，托洛茨基就已举起了专政的鞭子。1922年6月2日，《真理报》刊登托洛茨基化名O所写的《专政之鞭，你在哪里》，在文章中透露出秘密警察机器正在策划又一桩大事件。此时托洛茨基沉浸在驱逐知识分子的热情中，没想到日后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被驱逐的作家奥索尔金后来在回忆时曾提到，托洛茨基赞同和支持驱逐知识分子，但当他自己被宣布驱逐出境时，不知道是否也投了赞成票。
　　
　　专政之鞭
　　 具体负责抓捕和驱逐行动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该部门早已开始“系统搜集教授和作家们的材料”，并在1922年3月16日就汇报了莫斯科几个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活动情况。
　　 6月3日，捷尔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共团体”的报告，列举知识界和宗教等领域知识分子们的反苏活动。其中提到，围绕“海岸”出版社聚集的大多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及前策略中心成员，以他们为代表的私人出版社势力可能导致“特定的反革命团体围绕特定的政治口号联合起来”，并出版反共产主义文献。这寥寥数语就为别尔嘉耶夫的命运埋下伏笔，因为他后来就被认定与“海岸”出版社关系极为密切。
　　 到6月8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由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组织局的代表组成委员会以研究对策。同时“由加米涅夫、库尔斯基、温什利赫特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最终审查敌对知识分子团体中应予流放的上层人物名单”。
　　 7月13日，加米涅夫和温什利赫特小组向政治局递交了草拟的流放名单和有关驱逐知识分子的建议。但在莫斯科郊区养病的列宁，对这样的工作进度十分不满。他在7月16日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抱怨行动在他休假前就开始了，拖沓至今仍未结束。他自己还提出了一干应予以驱逐的人名。列宁要求“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
　　 事过境迁后，被驱逐者们逐渐了解到当时的一些详细情况。从8月16日到18日，抓捕行动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喀山和乌克兰地区同时展开。16日夜里直到17日上午10点，莫斯科共搜查逮捕33人，其中5人被软禁在家，其余人等都被拘押在卢比扬卡。17日，抓捕继续，到晚上11点又有10人落网，其中4人被软禁家中。还有若干人因为出差或度假外出未被抓获。于是当局又采取了各种追加措施，针对他们的抓捕令迅速下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各下属机构，责令相关人等的亲属或住房管理处人员通知被抓捕者前往国家政治保卫局自首，或派员在住宅附近蹲守。
　　 抓捕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彼得格勒第一批抓了30人，实施追加措施后共逮捕47人；乌克兰的抓捕人数是56人。按照1922年9月7日格别乌机要处第四科副科长给格别乌副局长的报告，总共应予抓捕的人数是228人（其中包括32名大学生）。
　　 那些被捕后经过审讯获释的、还在监牢里候审的、随时随地等着格别乌来抓捕的以及所有跟上述人等有关联和知晓这一事件的人，都在等待最后的结果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