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何微同志百岁诞辰，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在何老领导下工作的难忘岁月。何老在我心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是领我们走上新闻事业道路的师长。他对我如慈父般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
　　何老是新闻界的老革命、老前辈，抗日战争初期就在敌后根据地开始作新闻工作。1941年，他在《晋冀豫日报》做宣传科长，也是我们新华社晋冀豫分社的社长，宣传工农抗日救亡活动和军民反击日寇“扫荡”的斗争。何老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深入到前沿阵地采访，写了不少战地好新闻，如《阎匪61军勾结日军侵入我太岳区汾河以东地区》《阎匪军在王村接日军防地》《军政民一家亲》《民兵英雄尚清富》《人民在反抢麦斗争中》等。在激战的前沿阵地战壕里，他把战士们贴在枪杆上和木板上的快板、诗歌、顺口溜等采集下来，写入热情歌颂子弟兵的通讯《具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素养的军队》。1945年1月23日，何老在《新华日报》（太岳版）上发表了当时的代表作《模范中医李克让》。这篇通讯，曾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同年3月17日，新华总社还发出通报表扬记者，介绍了作者的采访经验。
　　20世纪50年代初，何微同志从《山西日报》副社长调任新组建的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当社长。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精力非常充沛的人。白天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采访，晚上他要把记者们交上来的稿子，一篇一篇用毛笔改好，一般要到半夜两三点钟才休息，每天都如此。第二天上班后，把改好的稿子交给记者们誊抄好后，发往总分社。每到星期天，何老还要到社会上去给干部做形势报告。当时，建国初期，形势报告很受干部群众的欢迎。何老很喜欢年轻人，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几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来到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的时候，何老给我们谈话，感到非常亲切，他声音朗朗、生动感人地说：“你们现在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了，时刻不能忘记的是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做人民的喉舌。”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老百姓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不论开什么座谈会，发言都对比新旧社会的变化，说旧社会不把我们当人看，现在是新中国，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了。何老说，我们当记者，就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何老这段话深深印在脑子里，至今记忆犹新。
　　何老还给我们讲过去新闻“客里空”的故事。所谓“客里空”，就是编造假新闻。他教导我们要遵守党的新闻真实性原则，他说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的生命。记得1951年我第一次采访山西植棉模范曲耀离时，写他售爱国棉的事迹，为了证实他的棉花产量，我们甚至参加了在地头为他秤棉花的活动。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记住这一原则不能违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写内部参考反映两派武斗，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把事实核对清楚，核对准确，不敢马虎。
　　何老对党的新闻理论坚韧不拔，执着追求，他以毕生精力研究党的新闻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记得在五十年代建国之初，新华总社组织新闻代表团去苏联学习塔斯社经验，何老就是代表团的成员。后来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孜孜不倦，认真研讨，探索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新贡献，并培养了一批新人。有一次，何老到石家庄来。我到车站去迎接，见他提个大包袱，我背在肩上觉得沉甸甸的。老何告诉我，这是书稿，是他的研究成果。老何这么高龄出门，还带上书稿进行整理、修改，这种对新闻理论研究的奋斗精神，让我肃然起敬。
　　何老晚年，几次到石家庄来相聚。在我家里，我请来了在山西时候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们，曾先后任河北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的李文珊，在山西新华分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李志远，河北新华分社的副社长刘方辰等。大家一起吃山西的家乡饭，边吃边聊，非常开心。以后几次来石家庄，我还陪他重游山西故乡，去平遥看古城，到祁县逛乔家大院，在一起玩得非常高兴。一次，老何携夫人刘大夫同来，我们一起回山西到五台山游玩。当他以70多岁高龄，登上五台山最高的寺庙台阶时，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我们则一起分享他的欢乐。一路上，刘大夫对何老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或服药，或饮水，照顾的非常细心周到，甚至中午休息时，连脱鞋、穿鞋的小事，也是刘大夫亲力亲为，我们为何老晚年有这么好的老伴感到欣慰。
　　何老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执着精神，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