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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全球性公共问题之一。全球大气空间是典型的全球公共资源，它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在便用上却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一公共资源很容易被过度使用，从而引发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地悲剧”。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一套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所认同并遵守的公平而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然而，由于主权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温室气体的减排存在深刻矛盾，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一直步履维艰。
气候变化问题被提上国际政治日程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个科学问题。1827年，法国科学家巴隆·富里叶首次提出了温室效应理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被首次提上了国际政治日程。斯德哥尔摩会议倡议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采取预防性措施并对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进行仔细评估。
随着1970年代后期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1979年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以此次会议为开端，1980年代被称为“气候会议的十年”。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成立，两年后，该机构公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它确认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号召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缔结一项全球协定。同年，联合国大会强调要对“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气候予以保护”，决议认为需要通过一项全球性的框架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1990年10月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审查并接受了IPCC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南北分歧”开始显现，会议呼吁立即开始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年之后，该公约正式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为关键的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则，即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而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三是公约将所有缔约方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附件Ｉ缔约方，为工业化国家，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国家，其义务是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使到20世纪末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第二类是非附件Ｉ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义务是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并将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关举措予以报告。而发展中国家对其义务的履行将取决于发达国家所承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有效履行。
该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规定的主要是目标和原则。对于发达国家的义务，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指标和时间表，将其留给缔约国在未来另行议定。这虽然在客观上吸引了绝大多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加入到防止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中来，但同时也注定了涉及具体减排义务的后续的议定书谈判及执行的艰难。
京都进程中的南北关系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柏林授权》，要求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为最后期限，达成目标明确的法律文件，为发达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义务和时间表，同时不得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义务。
在随后的整个关于公约的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前者试图促成后者也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后者则直指前者的历史责任。京都会议前夕，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德一哈格尔决议案，要求美国不应该签署为发达国家规定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任何协议，除非它也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义务。1997年10月22日，克林顿宣布，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但如果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富有意义地参与，美国将不会承诺约束性义务。
对此，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制定议定书的目的是为了就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指标和时间表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美国的主张违背了《柏林授权》的基本原则，是发达国家回避责任的表现。在发达国家采取实质性的具体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前，它们不会承担任何新的义务。经过与会各方的妥协，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另一方面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义务。
京都机制之所以是可接受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因为，一是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发达国家减排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不必承担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从而不仅在环保上获得收益，而且可以给本国的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承担了明确的减排义务，面临着巨大的履约成本，但议定书规定的三个灵活机制和“汇”的折算却大大减少了它们的预期成本。
然而，由于京都议定书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义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无论从效率、可行性还是公平性来看，都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从效率來看，发达国家单位能耗所产生的CDP比发展中国家更高，因此，对发达国家能源使用的任何限制政策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更加低效，这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其次，从可行性来看，仅仅对少数国家的排放予以限制而置大多数国家的排放于不加控制，会导致发达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所谓的“碳泄漏”。碳泄漏不仅不能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而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增长，从而可能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再次，从公平性来看，如果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解决这一问题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仅仅让少数国家(发达国家)承担减排的代价而让大部分国家(发展中国家)享受其好处是不公平的。
对此，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如果说气候变化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由发达国家制造的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北美通过化石燃料的使用发展建成强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从而得以富强。因此，欧美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制造者，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发达国家理应解决它们制造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排放呈现持续增长，但从人均排放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譬如，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然而其排放却占全球排放的20％之多。相比之下，136个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额也不过仅占全球总量的24％。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排放量占到了当前世界排放总量的60％，如果将其历史排放考虑在 内，将超过80％。
因此，目前南北双方存在以下一些分歧：首先，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发达国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或者说是生态系统的退化或环境污染的问题。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或不当行为造成的。保护环境的完整性是人类的首要目标。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得越充分，也越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其次，南北双方在何为气候正义方而观点不同。发达国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率出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根据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将源自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意味著未来全球减排潜力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到全球减排行动中来。因此，所谓气候正义就是如何在所有国家之间公平地分配减排任务。与此不同，从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后果出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通过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在使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却制造了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中国家尽管排放较小，但却足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的受害者。据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即使《京都议定书》被充分执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未来几十年内也将逐渐显现。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与气候变化的强度相关，而且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这一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公平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负担的分布不公问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以及将要遭受的一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发达国家应该予以补偿。
后京都时代南北关系的展望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的第一承诺期仅为2008至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9％，再加上这些国家大都未能实现减排承诺，因此当前的全球气候机制对于大气稳定的目标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此外，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2012年之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尚未作出一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安排。然而，普遍认为，若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一项公平而有效的，为广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接受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一项制度安排要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所接受，首先要有公正性。公正是任何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协定成功的关键，既包括它能否建立，也包括它能否得到有效实施
然而，从目前的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然未能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究其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在地域上大多位于南半球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多数是位于北半球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二战之后，它们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贫穷与落后，在经济上依然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南北财富的鸿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愈益加深。因此，正是这种南北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内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由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从近期看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其背后的目的是通过减排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便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发达国家生产的三分之二的电力用于家庭和建筑等与居住有关的领域，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中生产的四分之三的电力用于工业领域。这些工业生产对它们来说是脱离贫困及满足基本生存的根本。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决不应当使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决不允许用一个绿色的标签将这一切合法化。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是个科学、经济、政治问题，但它更是个伦理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或成比例。如果一个人有了过多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正义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利益太少，那么他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同样的道理，虽然减缓气候变化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在消除贫困、维持生存为它们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又迟迟不能兑现的情况下，要求它们通过牺牲发展来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在当前南北关系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要走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南北困境，最需要的是发达国家勇于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在自身做出实质性的减排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早已允诺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把大气保护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问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南北之间消除分歧，凝聚共识，达成一项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气候安排，保护全人类的共有家园。
(责任编辑：刘娟娟)
气候变化问题被提上国际政治日程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个科学问题。1827年，法国科学家巴隆·富里叶首次提出了温室效应理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被首次提上了国际政治日程。斯德哥尔摩会议倡议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采取预防性措施并对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进行仔细评估。
随着1970年代后期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1979年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以此次会议为开端，1980年代被称为“气候会议的十年”。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成立，两年后，该机构公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它确认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号召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缔结一项全球协定。同年，联合国大会强调要对“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气候予以保护”，决议认为需要通过一项全球性的框架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1990年10月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审查并接受了IPCC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南北分歧”开始显现，会议呼吁立即开始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年之后，该公约正式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为关键的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则，即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而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三是公约将所有缔约方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附件Ｉ缔约方，为工业化国家，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国家，其义务是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使到20世纪末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第二类是非附件Ｉ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义务是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并将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关举措予以报告。而发展中国家对其义务的履行将取决于发达国家所承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有效履行。
该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规定的主要是目标和原则。对于发达国家的义务，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指标和时间表，将其留给缔约国在未来另行议定。这虽然在客观上吸引了绝大多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加入到防止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中来，但同时也注定了涉及具体减排义务的后续的议定书谈判及执行的艰难。
京都进程中的南北关系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柏林授权》，要求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为最后期限，达成目标明确的法律文件，为发达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义务和时间表，同时不得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义务。
在随后的整个关于公约的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前者试图促成后者也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后者则直指前者的历史责任。京都会议前夕，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德一哈格尔决议案，要求美国不应该签署为发达国家规定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任何协议，除非它也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义务。1997年10月22日，克林顿宣布，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但如果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富有意义地参与，美国将不会承诺约束性义务。
对此，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表示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制定议定书的目的是为了就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指标和时间表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美国的主张违背了《柏林授权》的基本原则，是发达国家回避责任的表现。在发达国家采取实质性的具体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前，它们不会承担任何新的义务。经过与会各方的妥协，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另一方面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义务。
京都机制之所以是可接受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因为，一是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发达国家减排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不必承担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从而不仅在环保上获得收益，而且可以给本国的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承担了明确的减排义务，面临着巨大的履约成本，但议定书规定的三个灵活机制和“汇”的折算却大大减少了它们的预期成本。
然而，由于京都议定书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义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无论从效率、可行性还是公平性来看，都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从效率來看，发达国家单位能耗所产生的CDP比发展中国家更高，因此，对发达国家能源使用的任何限制政策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更加低效，这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其次，从可行性来看，仅仅对少数国家的排放予以限制而置大多数国家的排放于不加控制，会导致发达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所谓的“碳泄漏”。碳泄漏不仅不能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而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增长，从而可能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再次，从公平性来看，如果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解决这一问题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仅仅让少数国家(发达国家)承担减排的代价而让大部分国家(发展中国家)享受其好处是不公平的。
对此，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如果说气候变化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由发达国家制造的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北美通过化石燃料的使用发展建成强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从而得以富强。因此，欧美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制造者，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发达国家理应解决它们制造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排放呈现持续增长，但从人均排放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譬如，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然而其排放却占全球排放的20％之多。相比之下，136个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额也不过仅占全球总量的24％。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排放量占到了当前世界排放总量的60％，如果将其历史排放考虑在 内，将超过80％。
因此，目前南北双方存在以下一些分歧：首先，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发达国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或者说是生态系统的退化或环境污染的问题。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或不当行为造成的。保护环境的完整性是人类的首要目标。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得越充分，也越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其次，南北双方在何为气候正义方而观点不同。发达国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率出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根据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将源自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意味著未来全球减排潜力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到全球减排行动中来。因此，所谓气候正义就是如何在所有国家之间公平地分配减排任务。与此不同，从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后果出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通过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在使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却制造了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中国家尽管排放较小，但却足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的受害者。据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即使《京都议定书》被充分执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未来几十年内也将逐渐显现。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与气候变化的强度相关，而且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这一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公平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负担的分布不公问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以及将要遭受的一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发达国家应该予以补偿。
后京都时代南北关系的展望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的第一承诺期仅为2008至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9％，再加上这些国家大都未能实现减排承诺，因此当前的全球气候机制对于大气稳定的目标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此外，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2012年之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尚未作出一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安排。然而，普遍认为，若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一项公平而有效的，为广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接受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一项制度安排要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所接受，首先要有公正性。公正是任何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协定成功的关键，既包括它能否建立，也包括它能否得到有效实施
然而，从目前的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然未能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究其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在地域上大多位于南半球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多数是位于北半球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二战之后，它们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贫穷与落后，在经济上依然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南北财富的鸿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愈益加深。因此，正是这种南北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内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由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从近期看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其背后的目的是通过减排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便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发达国家生产的三分之二的电力用于家庭和建筑等与居住有关的领域，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中生产的四分之三的电力用于工业领域。这些工业生产对它们来说是脱离贫困及满足基本生存的根本。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决不应当使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决不允许用一个绿色的标签将这一切合法化。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是个科学、经济、政治问题，但它更是个伦理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或成比例。如果一个人有了过多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正义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利益太少，那么他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同样的道理，虽然减缓气候变化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在消除贫困、维持生存为它们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又迟迟不能兑现的情况下，要求它们通过牺牲发展来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在当前南北关系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要走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南北困境，最需要的是发达国家勇于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在自身做出实质性的减排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早已允诺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把大气保护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问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南北之间消除分歧，凝聚共识，达成一项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气候安排，保护全人类的共有家园。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