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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体系
社会的多样性通过人的各种分类体系表现出来。由于人们的立场和所使用的分类标准、分类方式的不同，分类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社会中最简单的分类是两分法，如东、西方之分，中、外之分；最复杂的分类也许是大国人口普查中具体到每个人的统计。两分法是最经济的分类方法，然而也可能是最理想化、最远离实际的，尽管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情况下可能是实用的。如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的关于中学西学的论述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这些讨论比传统的华夏夷狄之辨有进步。然而，“西方”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列强间的差异性的了解。人口普查式的包含全部个体的分类，是最能体现多样化的也是最接近实际的。然而，这种全分法(完全枚举法)对大样本集体来说也是最不经济的，事实上它也使分类本身变得不必要了。但是人类世界无法离开分类，就算人口普查采集数据时采用全分法或不分法，在随后而来的数据处理中，许多分类体系都会派上用场，每个人都会被归到如性别、种族、职业、教育程度等分类体系中加以考虑。实际事务中采用的分类总是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平衡，因而总是介于采用两分法和完全枚举法之间的分类(同时不排除两分法和完全枚举法)。
有影响的分类思想在欧洲社会源远流长，如从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主义的分类到康德的理性主义的分类，这些分类不但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格局与生产，也在各种层面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自马克思以来，欧洲知识界对分类的重视从哲学、认知层面逐渐转换到社会、文化的层面，形成关于分类的新的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发生和影响并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某一固定领域，可以将它们通称为关于分类的社会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以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尔于(E.Durkheim)的《原始分类》和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分类体系理论为代表和起点，在美国社会学学术界形成了关于符号边界的理论和关于社会分类的研究。保罗·斯达尔(Paul Starr)的社会分类理论是对涂尔干的原始分类思想的补充，同布尔迪厄对分类体系的政治涵义的强调相似，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分类思想的发展。
斯达尔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他的分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文章：“社会范畴及自由国家中的权益争取”中。这篇文章的分析对象有别于涂尔干的原始分类(民间分类)，它分析官方分类如何取舍丰富的社会范畴，使少数社会类型获得比其余的类型更多的优势。
斯达尔承认分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然而相比之下，在政治、法律和官方的统计中，所能接受的类型范畴又是极少的。很显然，现代复杂化的社会不同于过去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原初社会或简单社会，对社会分类体系的接受不光是(甚至完全不再是)自然文化过程，还是(甚至仅是)政治过程。官方或者国家在现代社会分类中起主要作用。国家常常作为分类者，而被分类者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分类者和被分类者之问，还会有中介者，如法官、医生、公证人等等。它有别于民问的或科学的分类，但在系统化的程度上更接近科学分类。不同于科学分类对自然事物、运动方式的分类，它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要差一些。在科学分类中，常常是只有分类者(科学工作者)和被分类者(客观物)，中介者并不是必要的。与“原始分类”、“民间分类”、“科学分类”等相对，斯达尔把现代(自由)社会，由官方定义和调节的分类体系叫“官方分类”，又叫“社会分类”。
斯达尔进一步扩展了分类的涵义，他认为社会分类包含两个方面的政治选择：合法化分类和合法化外推。合法化分类即政府决定哪些范畴或概念类型可以使用，斯达尔认为它包含如下一系列问题：哪些分类的原则将被国家认可、催生或禁止?在分类的各自领域中，哪些组织方式是可行的?怎样命名这些类型?以及，若有必要，如何把这些类型排序，按前后，还是按高低?合法化外推是指，如何运用分类体系去评价或预测某个体的行为方式。斯达尔认为社会分类的后果有好有坏。如把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归人某一类型，可能会造成对其“合格”或“不合格”的各种评价。分类背后可能会带来诸如“地位高低”、“成功与否”的(潜在的)符号含义。从社会分类的概念出发，斯达尔认为类别是否客观存在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分类体系如何体现出政治上的、主观意识形态中的权力斗争，关于种族、职业甚至性别的分类概莫能外。“国家所划的界线标志着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方向。围绕官方分类的会是运动、组织、甚至个体的表征。官方分类影响日常理解也影响科学思想，因为社会科学就通常从官方资料中提取数据”。
官方的统计不但会叫一些人“合格”或“不合格”，“合法”或“非合法”，它还会形成社会的盲点，叫某些人，在资料和决策上“存在”或“不存在”。
社会分类存在于传统等级社会中，也存在于社团主义的国家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不过只有在自由秩序下，分类的政治性才被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只有当针对某分类体系存在争议时，分类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才能被揭示出来。
由社会分类可以看出，分类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和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分类对于另外的国家是重要的呢?斯达尔认为，“尽管围绕分类的争议不会停止，社会分类(体系)会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会被传播、被标准化——甚至在国际这样的(分析)层次上。并且在传播之后，它们的来源会变得模糊不清，它们甚至会显得客观、自然和自明。然而，不管传播到多远，它们的起源都根植于政治选择”。
世界体系
我国历史上的世界分类体系(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夷之辨)并没有对当代世界体制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当今世界还是受欧美人的分类体系的影响较大。如对地域的划分：“远东”、“中东”、“近东”等；对时间的划分：“格林尼治时间”及其他地区时间，以及“时分秒”制等；对人种的划分：“白人”、“黑人”等；对整个世界的划分：“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等。有些分类是科学的和中性的，也有些划分是垂直性的(上中下有别)和包含不平等的。
九一一事件以后，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影响忽然间大增，作者本人被各机构邀请做报告，甚至成了白宫的座上客。亨廷顿关于文明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分类方式，尽管他在书中标榜文化分析，但其分类的政治涵义是不言而喻的。《文明的冲突》的遭遇凸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对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的渴求，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的，如世界观，更应该是认识论上的，如世界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不但要帮助人们特别是官方了解现在的世界格局，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人们对未来发展做出判断。美国政治界喜欢讲的一个词是“洗牌”——对手中握有的牌了如指掌，对玩家来说不是静态的，如何基于手中的牌做出判断、出牌赢得最后胜利才是问题的关键。
除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以外，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 世界体系理论也于新世纪在学术界重放光彩。沃勒斯坦的三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是在谈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但他后来补充了对当代世界，特别是美国和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研究，并且企图将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工具。如沃勒斯坦认为在1945年以后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自为阵，它们以市场、劳动力、国家、部落等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对超出当代史的一些重要现象的研究。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乃是要呼吁建立一门历史社会科学，对影响全世界变化、发展、转型的因素加以研究，对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及时进行分析。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一定阶段内产生的社会体系，它有自己的边界却不以国界为限，它可以包含不同形态的社会和组织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产生过两种世界体系，即古代罗马帝国式的世界帝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世界帝国靠政治军事统治而世界经济靠经济来统治。而后者建立起了比前者更广大的领域，同时也更稳定。沃勒斯坦还预想了第三种世界体系，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它将重新凝聚起被世界经济分离的政治力量，成为独特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不过沃勒斯坦只关心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起源和发展，他研究了从1450年到1840年代的欧洲历史，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出现归功于一系列有次序的历史事件，如先是殖民征服的板块扩展，接着是开始了世界级的劳动分工，最后是体系内核心国家的产生，并导致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缘化。
殖民统治在沃勒斯坦看来是一些欧洲人为了缓解在各自国家的矛盾和攫取外邦的物质利益而实施的。对非洲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以后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打下了伏笔——奴隶、农民、工匠、监工、高层统治者大致是相应的出自不同的国家地区，这样，随着劳动力分工的等级差异，国家地区的差异也因之出现——自由劳动力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在整个分工结构处于核心地位；受强迫劳动力的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被使用者，处于边缘地位；还有一些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同时具有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特征和地位。至此，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按重要程度和劳动分工分成了三类，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核心国家和地区主宰世界经济，剥削其他的国家；边缘国家和地区对核心区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受其剥削；半边缘国家和地区剥削边缘区同时受到核心区的剥削。沃勒斯坦在其著作中叙述了在历史上，英格兰和法兰西如何为争夺核心地位而战。实际上，一些国家也会为进入这个体系而竞争，哪怕是为了成为边缘国家，因为世界体系有可能垄断整个世界市场，使体系外国家在其评价体系中无足轻重，甚至因此沦为赤贫。
沃勒斯坦以后又撰文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如何竞争、美国如何利用雅尔塔会议与西欧、日本等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有利(核心)地位。但是，沃勒斯坦预感到，随着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美国等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随着边缘国家自主意识的提高，变革的力量也正在来临，世界体系必然会有全新的组织方式。美国可能仍然保持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但它在世界体系的最高地位会受到挑战。让美国人适应第二第三的地位，这在他们心理上将是可怕的事情。
沃勒斯坦尽管强调他的分析的历史性，但是，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让人耳熟能详的仍然是他的近现代历史研究的结论，即在世界范围里，地区和国家的分类体系以三个互动的部分构成：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
如上所示，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分类方式。和亨廷顿的从文化出发的分析不同，沃勒斯坦的分析是从经济出发的。不过，不管从文化还是从经济出发，他们世界分类的图式的政治涵义，如布尔迪厄和斯达尔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和其他的社会分类一样，世界体系中的分类方式只是可能形成的对现实的多种分类方式中的一种；和其他社会分类一样，世界体系中的分类方式可能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分类，是发达社会中的社会分类的延伸，如斯达尔所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仅仅是学术认知上的选择。对世界体系的补充、反对和批评，提示了其他分类图式的存在，如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类型的提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实际上就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概念，按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定义，这些社会类型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体系”的概念。而且，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由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在一定阶段可以在世界上共存，社会类型的理论也就比世界体系的理论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如它可以把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和国家纳入其他的社会类型来解释。
现代关于世界的分类，同斯达尔所述的社会分类可能会有一点差别，即分类者有可能是有影响的学者，中介者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核心国家或沃勒斯坦所说的核心地区，而被分类者，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将有可能因为这些理想类型式的分类而变得更加极端化。
所以，值得关心的问题是，诸如世界体系之类的分类，我们不但要对它们的现实合理性有谨慎的科学的批判态度，对它们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要有估计和应对之策。发达国家的理性化与其无所不在的标准化和分类体系关系密切。这些分类体系，和他们的标准一样，可能会在教育领域被灌输和强化，成为准客观物；这些分类体系也可能进人政治领域，成为官方的标准，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形成标准化的分类，并掩饰其来源。虽然不能一概反对分类体系的移植，但须要审视分类体系是否正在带来更大的不平等。
社会的多样性通过人的各种分类体系表现出来。由于人们的立场和所使用的分类标准、分类方式的不同，分类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社会中最简单的分类是两分法，如东、西方之分，中、外之分；最复杂的分类也许是大国人口普查中具体到每个人的统计。两分法是最经济的分类方法，然而也可能是最理想化、最远离实际的，尽管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情况下可能是实用的。如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的关于中学西学的论述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这些讨论比传统的华夏夷狄之辨有进步。然而，“西方”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列强间的差异性的了解。人口普查式的包含全部个体的分类，是最能体现多样化的也是最接近实际的。然而，这种全分法(完全枚举法)对大样本集体来说也是最不经济的，事实上它也使分类本身变得不必要了。但是人类世界无法离开分类，就算人口普查采集数据时采用全分法或不分法，在随后而来的数据处理中，许多分类体系都会派上用场，每个人都会被归到如性别、种族、职业、教育程度等分类体系中加以考虑。实际事务中采用的分类总是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平衡，因而总是介于采用两分法和完全枚举法之间的分类(同时不排除两分法和完全枚举法)。
有影响的分类思想在欧洲社会源远流长，如从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主义的分类到康德的理性主义的分类，这些分类不但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格局与生产，也在各种层面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自马克思以来，欧洲知识界对分类的重视从哲学、认知层面逐渐转换到社会、文化的层面，形成关于分类的新的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发生和影响并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某一固定领域，可以将它们通称为关于分类的社会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以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尔于(E.Durkheim)的《原始分类》和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分类体系理论为代表和起点，在美国社会学学术界形成了关于符号边界的理论和关于社会分类的研究。保罗·斯达尔(Paul Starr)的社会分类理论是对涂尔干的原始分类思想的补充，同布尔迪厄对分类体系的政治涵义的强调相似，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分类思想的发展。
斯达尔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他的分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文章：“社会范畴及自由国家中的权益争取”中。这篇文章的分析对象有别于涂尔干的原始分类(民间分类)，它分析官方分类如何取舍丰富的社会范畴，使少数社会类型获得比其余的类型更多的优势。
斯达尔承认分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然而相比之下，在政治、法律和官方的统计中，所能接受的类型范畴又是极少的。很显然，现代复杂化的社会不同于过去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原初社会或简单社会，对社会分类体系的接受不光是(甚至完全不再是)自然文化过程，还是(甚至仅是)政治过程。官方或者国家在现代社会分类中起主要作用。国家常常作为分类者，而被分类者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分类者和被分类者之问，还会有中介者，如法官、医生、公证人等等。它有别于民问的或科学的分类，但在系统化的程度上更接近科学分类。不同于科学分类对自然事物、运动方式的分类，它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要差一些。在科学分类中，常常是只有分类者(科学工作者)和被分类者(客观物)，中介者并不是必要的。与“原始分类”、“民间分类”、“科学分类”等相对，斯达尔把现代(自由)社会，由官方定义和调节的分类体系叫“官方分类”，又叫“社会分类”。
斯达尔进一步扩展了分类的涵义，他认为社会分类包含两个方面的政治选择：合法化分类和合法化外推。合法化分类即政府决定哪些范畴或概念类型可以使用，斯达尔认为它包含如下一系列问题：哪些分类的原则将被国家认可、催生或禁止?在分类的各自领域中，哪些组织方式是可行的?怎样命名这些类型?以及，若有必要，如何把这些类型排序，按前后，还是按高低?合法化外推是指，如何运用分类体系去评价或预测某个体的行为方式。斯达尔认为社会分类的后果有好有坏。如把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归人某一类型，可能会造成对其“合格”或“不合格”的各种评价。分类背后可能会带来诸如“地位高低”、“成功与否”的(潜在的)符号含义。从社会分类的概念出发，斯达尔认为类别是否客观存在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分类体系如何体现出政治上的、主观意识形态中的权力斗争，关于种族、职业甚至性别的分类概莫能外。“国家所划的界线标志着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方向。围绕官方分类的会是运动、组织、甚至个体的表征。官方分类影响日常理解也影响科学思想，因为社会科学就通常从官方资料中提取数据”。
官方的统计不但会叫一些人“合格”或“不合格”，“合法”或“非合法”，它还会形成社会的盲点，叫某些人，在资料和决策上“存在”或“不存在”。
社会分类存在于传统等级社会中，也存在于社团主义的国家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不过只有在自由秩序下，分类的政治性才被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只有当针对某分类体系存在争议时，分类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才能被揭示出来。
由社会分类可以看出，分类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和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分类对于另外的国家是重要的呢?斯达尔认为，“尽管围绕分类的争议不会停止，社会分类(体系)会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会被传播、被标准化——甚至在国际这样的(分析)层次上。并且在传播之后，它们的来源会变得模糊不清，它们甚至会显得客观、自然和自明。然而，不管传播到多远，它们的起源都根植于政治选择”。
世界体系
我国历史上的世界分类体系(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夷之辨)并没有对当代世界体制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当今世界还是受欧美人的分类体系的影响较大。如对地域的划分：“远东”、“中东”、“近东”等；对时间的划分：“格林尼治时间”及其他地区时间，以及“时分秒”制等；对人种的划分：“白人”、“黑人”等；对整个世界的划分：“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等。有些分类是科学的和中性的，也有些划分是垂直性的(上中下有别)和包含不平等的。
九一一事件以后，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影响忽然间大增，作者本人被各机构邀请做报告，甚至成了白宫的座上客。亨廷顿关于文明的理论其实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分类方式，尽管他在书中标榜文化分析，但其分类的政治涵义是不言而喻的。《文明的冲突》的遭遇凸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对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的渴求，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的，如世界观，更应该是认识论上的，如世界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不但要帮助人们特别是官方了解现在的世界格局，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人们对未来发展做出判断。美国政治界喜欢讲的一个词是“洗牌”——对手中握有的牌了如指掌，对玩家来说不是静态的，如何基于手中的牌做出判断、出牌赢得最后胜利才是问题的关键。
除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以外，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 世界体系理论也于新世纪在学术界重放光彩。沃勒斯坦的三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是在谈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但他后来补充了对当代世界，特别是美国和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研究，并且企图将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工具。如沃勒斯坦认为在1945年以后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自为阵，它们以市场、劳动力、国家、部落等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对超出当代史的一些重要现象的研究。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乃是要呼吁建立一门历史社会科学，对影响全世界变化、发展、转型的因素加以研究，对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及时进行分析。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一定阶段内产生的社会体系，它有自己的边界却不以国界为限，它可以包含不同形态的社会和组织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产生过两种世界体系，即古代罗马帝国式的世界帝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世界帝国靠政治军事统治而世界经济靠经济来统治。而后者建立起了比前者更广大的领域，同时也更稳定。沃勒斯坦还预想了第三种世界体系，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它将重新凝聚起被世界经济分离的政治力量，成为独特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不过沃勒斯坦只关心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起源和发展，他研究了从1450年到1840年代的欧洲历史，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出现归功于一系列有次序的历史事件，如先是殖民征服的板块扩展，接着是开始了世界级的劳动分工，最后是体系内核心国家的产生，并导致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缘化。
殖民统治在沃勒斯坦看来是一些欧洲人为了缓解在各自国家的矛盾和攫取外邦的物质利益而实施的。对非洲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以后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打下了伏笔——奴隶、农民、工匠、监工、高层统治者大致是相应的出自不同的国家地区，这样，随着劳动力分工的等级差异，国家地区的差异也因之出现——自由劳动力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在整个分工结构处于核心地位；受强迫劳动力的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被使用者，处于边缘地位；还有一些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同时具有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特征和地位。至此，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按重要程度和劳动分工分成了三类，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核心国家和地区主宰世界经济，剥削其他的国家；边缘国家和地区对核心区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受其剥削；半边缘国家和地区剥削边缘区同时受到核心区的剥削。沃勒斯坦在其著作中叙述了在历史上，英格兰和法兰西如何为争夺核心地位而战。实际上，一些国家也会为进入这个体系而竞争，哪怕是为了成为边缘国家，因为世界体系有可能垄断整个世界市场，使体系外国家在其评价体系中无足轻重，甚至因此沦为赤贫。
沃勒斯坦以后又撰文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如何竞争、美国如何利用雅尔塔会议与西欧、日本等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有利(核心)地位。但是，沃勒斯坦预感到，随着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美国等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随着边缘国家自主意识的提高，变革的力量也正在来临，世界体系必然会有全新的组织方式。美国可能仍然保持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但它在世界体系的最高地位会受到挑战。让美国人适应第二第三的地位，这在他们心理上将是可怕的事情。
沃勒斯坦尽管强调他的分析的历史性，但是，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让人耳熟能详的仍然是他的近现代历史研究的结论，即在世界范围里，地区和国家的分类体系以三个互动的部分构成：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
如上所示，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分类方式。和亨廷顿的从文化出发的分析不同，沃勒斯坦的分析是从经济出发的。不过，不管从文化还是从经济出发，他们世界分类的图式的政治涵义，如布尔迪厄和斯达尔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和其他的社会分类一样，世界体系中的分类方式只是可能形成的对现实的多种分类方式中的一种；和其他社会分类一样，世界体系中的分类方式可能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分类，是发达社会中的社会分类的延伸，如斯达尔所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仅仅是学术认知上的选择。对世界体系的补充、反对和批评，提示了其他分类图式的存在，如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类型的提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实际上就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概念，按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定义，这些社会类型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体系”的概念。而且，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由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在一定阶段可以在世界上共存，社会类型的理论也就比世界体系的理论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如它可以把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和国家纳入其他的社会类型来解释。
现代关于世界的分类，同斯达尔所述的社会分类可能会有一点差别，即分类者有可能是有影响的学者，中介者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核心国家或沃勒斯坦所说的核心地区，而被分类者，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将有可能因为这些理想类型式的分类而变得更加极端化。
所以，值得关心的问题是，诸如世界体系之类的分类，我们不但要对它们的现实合理性有谨慎的科学的批判态度，对它们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要有估计和应对之策。发达国家的理性化与其无所不在的标准化和分类体系关系密切。这些分类体系，和他们的标准一样，可能会在教育领域被灌输和强化，成为准客观物；这些分类体系也可能进人政治领域，成为官方的标准，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形成标准化的分类，并掩饰其来源。虽然不能一概反对分类体系的移植，但须要审视分类体系是否正在带来更大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