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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经济压力、工作不利、情感受挫是导致人们失踪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其实每天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中都发生着类似的事。
日本东京的三崖（Sanya）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这里有着和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社保卡身份证，不会和家人联系，更不会交朋友，甚至晚上六点后不被允许交谈。
曾经凭借《卡罗尔》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的菲利斯·奈吉将自编自导一部纪录片《人间蒸发》，这部片子大部分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三崖。
从1990年开始，日本每年都育10万人人间蒸发，他们因为债务、失业、学业困难或者婚姻破碎等等原因，抛弃原有的一切，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边缘人士。
62岁的十一郎已经无法清晰地说清他来到三崖的时间，“肯定超过15年”说话时他并不看交谈者的眼睛，眼神飘忽时时处于阴影里，脸的下半部被杂乱茂盛的胡子覆盖，颧骨高高耸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十一郎和温柔漂亮的妻子伦子住在紧邻东京的琦玉县，日本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富庶繁华又风景秀丽，遍植樱花树。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又贷款开了一间饭馆，而十一郎本人还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武术师，闲暇时他们经常带着儿子到处游玩。
然后日本持續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来了，他们的美梦结束了。饭馆的生意一落千丈，为了偿还高昂的商业贷款利息，十一郎先是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不得不靠拆借高利贷度日。日子越来越绝望。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十一郎和妻子带着儿子和很少的物品逃走了。十一郎承认自己很懦弱，但他认为任何人处于他的境地都不会比他做得好。“人们都是懦夫，在认输的那天，他们都想消失然后重新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地方。”一开始他们辗转各地，由于不敢使用身份信息，只能靠打黑工生存，薪金非常低又不固定，夫妻俩开始争执、指责、谩骂对方，十一郎不记得是谁离开了，在当时分开是三个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后来，十一郎来到三崖，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有很多经历类似没有身份没有过去的人们，相同的气氛令他们觉得安全，但他们也决不抱团取暖，每个人都孤单黯淡的活着。
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源于60、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急速增长，令日本国内充斥极度乐观，对未来无限美好幻想的气氛，政府、企业、民众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下开始资本的狂欢，股票连续25年持续上扬，债券、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最高的时候，东京土地的总价，几乎可以买下美国的全部国土。
似乎是突然之间，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茫然和不安，先是一直追着企业放贷的银行将利率从持续多年的2%提高到4.25%，接着大户纷纷抛售股票，导致股市崩盘，债券、房地产严重萎缩，用股票和不动产为抵押物的银行，由于抵押物的大幅贬值而大批破产。然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企业纷纷倒闭，个人破产，大量工人失业。自杀率创下最高。
失踪的人数更多，他们中有的成为了自杀森林里不可辨认的尸骨，还有一大部分选择了像十一郎一样抛弃原来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从正常社会生活中消失了。
“人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找到另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法国记者勒娜·莫热说，她花了5年的时间来接近、了解、讲述这个主动失踪人群背后的故事。“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他们挤在狭小逼仄环境恶劣的空间里，没有网络、电话、电视，很多地方晚上六点后甚至不允许人们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交谈的欲望，这里是与日本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莫热说。
经济掌家和社会学家注意到，近两年选择人间蒸发的年轻人群有所增加。
事实还要更加触目惊心，实际上自主失踪并不仅限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那批人，据统计从1990年开始，日本每年都有10万人人间蒸发，他们因为债务、失业、学业困难或者婚姻破碎等等原因，抛弃原有的一切，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边缘人士。
裕一在三崖生活的人当中十分突出，虽然他同样看上去还是有些潦倒，但他拥有与流浪者完全不同的壮硕身材，在没有选择人间蒸发前，裕一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和患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但后来母亲的病持续加重，生活不能自理，裕一不得不在繁重的工作后花费大量时间来照顾母亲，而且治疗费用也令裕一无法承受。
一天，裕一带着母亲离开租住的房子，在一家简陋的旅馆租了一间房间，安顿好母亲后他离开了，再也没回去。三年的时间似乎还没有抹平裕一对自己不孝的谴责和负罪感，但他并不后悔，因为由政府接手，母亲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治疗。
日本老年福利和社保制度其实在全球范围来说已经十分先进全面，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到2016年，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7.3%，而且程度还在日益恶化。每届日本政府都花费大量精力来改善这一问题。
但像裕一这样选择主动失踪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选择了忽视和遗忘，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逃避比自杀更加可耻。日本政府甚至将三崖的名字从地图上抹去，人们只称其为贫民窟。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大阪的釜崎。
在日本传统的文化中，切腹是很有尊严的死法，一般人们认为一场有仪式感的自杀能够获得精神解脱，日本是一个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比全球平均值高60%。尽管根据 2015 年统计的数字，自杀人数下降到18 年来最低的25，000 以下 ，但自杀仍然是 22 到 44 岁人口的主要死因。 同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注意到近两年选择人间蒸发的年轻人群有所增加，“这说明这个强调集体的社会开始变得分散、个性化的成员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竹彦刈谷在写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他认为“独居会越来越普遍，蛰居、失踪会越来越多，人们变得非常孤单。”
走在危险边缘的年轻人
18岁的真希大多数时候不会让自己感觉孤单，她一个月中换了三个住处——3位不同的男性家中。尽管在警方的記录中显示的是失踪，但真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是关东地区一所优秀高中的学生，2018年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真希的目标是国立公立大学，为此她一直勤奋学习。但相比学业的压力，母亲给她的压力更让她不能承受：学多少时间还是不够，手机、电视严格管控，毫无隐私。
2017年9月，真希在网上发了一条消息：谁能提供一个住处，短短5分钟就收到了10多条回复。“我知道，他们都想要发生性关系。来接我的第一个人在车上就想性侵我，我逃走了。”尽管真希承认现在的生活很危险，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对自己的伤害，但是她一想到回家面对妈妈无时不在却又令人无法争辩的指责，她认为“像现在这样也比回家好。”
33，156，这是2016年日本全国1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踪的报案数。“这是一种新型失踪”一名日本警察署的警官称，仅凭简单地和陌生人联系上，便消失不见，失踪，而且是长时间的失踪成为年轻人逃避家庭和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他们用网络向陌生人寻求庇护所，然后断绝和亲人、朋友的一切联系。“即使是朋友，如果话题太沉重，会给对方造成很重的负担，反而是陌生人会没有偏见的安慰我。”真希说。
喜久也是33156中的一员，他在2016年一个毫不出奇的早上的上班途中失踪了，他说，公司严苛的制度和繁重的工作强度快把他逼疯了。在过去 20 年来，日本的学校注重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意志，但工作场所和社会环境的氛围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一名刚参加工作的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企业中，而且他们的待遇甚至比不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薪族。”竹彦刈谷说。
喜久的家庭在花费了不菲的金钱请“支持失踪人士家人”这个私人组织找到他后不久，喜久就再次搬走消失了。这次他的家里没有再试图找寻他，因为他们已经负担不起这笔花费。
“支持失踪人士家人”有专门的侦探，他们每年大概会接到三百宗案件例，在日本要寻找一个刻意抹掉自己痕迹的人很困难，日本没有失踪人口国家数据库，官方也不会提供文件和身份查询给他们提供帮助。警察更不会帮忙查自动取款机或财务记录，因为这是违法的。这意味着调查的费用将非常高昂，该组织的探长荣古那表示：“雇佣侦探五百美元一天，一万五千美元一个月，大部分调查会无疾而终，失踪的人大多数有很严重的债务问题，他们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钱来找人。”
庞大的人间蒸发人数并不仅仅滋生了寻人公司，“黑夜搬家”公司也属于这一黑色产业，它的创始人是小利桑，他们的客户源有很多，有丈夫出轨的家庭主妇也有公司破产的前中产家庭。每次半夜替人搬家，小利桑就会收入3400美元。
拯救行动
经济压力、工作不利、情感受挫是导致人们失踪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菲利斯·奈吉在第一次看到勒娜·莫热写得报道文学《消失：在故事和图片里蒸发的日本人》时就被深深震撼了。菲利斯·奈吉说：“书中那些被剥夺了社会权利，失去了声音，实际上已经从我们社会的运转中消失的人的故事和照片打动了我。尽管这些叙述描写的是日本，但其实每天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中都发生着类似的事，这种联系和共鸣深深吸引了我。”
菲利斯·奈吉希望能够通过拍摄这一题材的电影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这一人群，“他们真的需要帮助”他说。极少有主动失踪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回到正常社会，即使失踪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他们一旦逃避过，就会被贴上懦夫的标签。“我从没想过逃跑就是终点，虽然当时的情况下消失是你无法拒绝的事情。然而事实是沉沦的诱惑会不断的把你往下拉，顺势向下要比努力向上容易的多。”十一郎说，“而现在逃避是通向死亡的最快通道。”
莫热说，三崖的人正在慢慢死去，主动失踪的人大多是这个状态。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企图用自虐的方式，惩罚没用的自己。很多人无颜面对曾经的家人。即使是明天就死了，也不想让任何人认出自己。
古香绫子是“新起点”组织的一名社工，她们首先会登门拜访，然后和“失踪者”保持通信，“主动失踪是一种与社会解除联系的状态。不能心急，你可以一次系上一个小结。”古香绫子。她们的工作非常需要耐心，从“毫无反应”到“开始回信”，有时需要几个月乃至十几个月的时间。鼓励和支持是人间蒸发者努力的动力。他们首先会用回信的方式来试探世界的反应，然后慢慢打开自己，渐而过渡到电话聊天、打开房门。社会志愿者的最终目的，是“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好开始新的生活。
日本东京的三崖（Sanya）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这里有着和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社保卡身份证，不会和家人联系，更不会交朋友，甚至晚上六点后不被允许交谈。
曾经凭借《卡罗尔》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的菲利斯·奈吉将自编自导一部纪录片《人间蒸发》，这部片子大部分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三崖。
经济危机下的债务重压
62岁的十一郎已经无法清晰地说清他来到三崖的时间，“肯定超过15年”说话时他并不看交谈者的眼睛，眼神飘忽时时处于阴影里，脸的下半部被杂乱茂盛的胡子覆盖，颧骨高高耸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十一郎和温柔漂亮的妻子伦子住在紧邻东京的琦玉县，日本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富庶繁华又风景秀丽，遍植樱花树。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又贷款开了一间饭馆，而十一郎本人还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武术师，闲暇时他们经常带着儿子到处游玩。
然后日本持續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来了，他们的美梦结束了。饭馆的生意一落千丈，为了偿还高昂的商业贷款利息，十一郎先是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不得不靠拆借高利贷度日。日子越来越绝望。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十一郎和妻子带着儿子和很少的物品逃走了。十一郎承认自己很懦弱，但他认为任何人处于他的境地都不会比他做得好。“人们都是懦夫，在认输的那天，他们都想消失然后重新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地方。”一开始他们辗转各地，由于不敢使用身份信息，只能靠打黑工生存，薪金非常低又不固定，夫妻俩开始争执、指责、谩骂对方，十一郎不记得是谁离开了，在当时分开是三个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后来，十一郎来到三崖，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有很多经历类似没有身份没有过去的人们，相同的气氛令他们觉得安全，但他们也决不抱团取暖，每个人都孤单黯淡的活着。
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源于60、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急速增长，令日本国内充斥极度乐观，对未来无限美好幻想的气氛，政府、企业、民众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下开始资本的狂欢，股票连续25年持续上扬，债券、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最高的时候，东京土地的总价，几乎可以买下美国的全部国土。
似乎是突然之间，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茫然和不安，先是一直追着企业放贷的银行将利率从持续多年的2%提高到4.25%，接着大户纷纷抛售股票，导致股市崩盘，债券、房地产严重萎缩，用股票和不动产为抵押物的银行，由于抵押物的大幅贬值而大批破产。然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企业纷纷倒闭，个人破产，大量工人失业。自杀率创下最高。
失踪的人数更多，他们中有的成为了自杀森林里不可辨认的尸骨，还有一大部分选择了像十一郎一样抛弃原来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从正常社会生活中消失了。
可耻的逃跑者
“人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找到另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法国记者勒娜·莫热说，她花了5年的时间来接近、了解、讲述这个主动失踪人群背后的故事。“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他们挤在狭小逼仄环境恶劣的空间里，没有网络、电话、电视，很多地方晚上六点后甚至不允许人们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交谈的欲望，这里是与日本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莫热说。
事实还要更加触目惊心，实际上自主失踪并不仅限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那批人，据统计从1990年开始，日本每年都有10万人人间蒸发，他们因为债务、失业、学业困难或者婚姻破碎等等原因，抛弃原有的一切，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边缘人士。
裕一在三崖生活的人当中十分突出，虽然他同样看上去还是有些潦倒，但他拥有与流浪者完全不同的壮硕身材，在没有选择人间蒸发前，裕一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和患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但后来母亲的病持续加重，生活不能自理，裕一不得不在繁重的工作后花费大量时间来照顾母亲，而且治疗费用也令裕一无法承受。
一天，裕一带着母亲离开租住的房子，在一家简陋的旅馆租了一间房间，安顿好母亲后他离开了，再也没回去。三年的时间似乎还没有抹平裕一对自己不孝的谴责和负罪感，但他并不后悔，因为由政府接手，母亲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治疗。
日本老年福利和社保制度其实在全球范围来说已经十分先进全面，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到2016年，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7.3%，而且程度还在日益恶化。每届日本政府都花费大量精力来改善这一问题。
但像裕一这样选择主动失踪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选择了忽视和遗忘，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逃避比自杀更加可耻。日本政府甚至将三崖的名字从地图上抹去，人们只称其为贫民窟。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大阪的釜崎。
在日本传统的文化中，切腹是很有尊严的死法，一般人们认为一场有仪式感的自杀能够获得精神解脱，日本是一个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比全球平均值高60%。尽管根据 2015 年统计的数字，自杀人数下降到18 年来最低的25，000 以下 ，但自杀仍然是 22 到 44 岁人口的主要死因。 同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注意到近两年选择人间蒸发的年轻人群有所增加，“这说明这个强调集体的社会开始变得分散、个性化的成员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竹彦刈谷在写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他认为“独居会越来越普遍，蛰居、失踪会越来越多，人们变得非常孤单。”
走在危险边缘的年轻人
18岁的真希大多数时候不会让自己感觉孤单，她一个月中换了三个住处——3位不同的男性家中。尽管在警方的記录中显示的是失踪，但真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是关东地区一所优秀高中的学生，2018年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真希的目标是国立公立大学，为此她一直勤奋学习。但相比学业的压力，母亲给她的压力更让她不能承受：学多少时间还是不够，手机、电视严格管控，毫无隐私。
2017年9月，真希在网上发了一条消息：谁能提供一个住处，短短5分钟就收到了10多条回复。“我知道，他们都想要发生性关系。来接我的第一个人在车上就想性侵我，我逃走了。”尽管真希承认现在的生活很危险，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对自己的伤害，但是她一想到回家面对妈妈无时不在却又令人无法争辩的指责，她认为“像现在这样也比回家好。”
33，156，这是2016年日本全国1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踪的报案数。“这是一种新型失踪”一名日本警察署的警官称，仅凭简单地和陌生人联系上，便消失不见，失踪，而且是长时间的失踪成为年轻人逃避家庭和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他们用网络向陌生人寻求庇护所，然后断绝和亲人、朋友的一切联系。“即使是朋友，如果话题太沉重，会给对方造成很重的负担，反而是陌生人会没有偏见的安慰我。”真希说。
喜久也是33156中的一员，他在2016年一个毫不出奇的早上的上班途中失踪了，他说，公司严苛的制度和繁重的工作强度快把他逼疯了。在过去 20 年来，日本的学校注重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意志，但工作场所和社会环境的氛围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一名刚参加工作的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企业中，而且他们的待遇甚至比不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薪族。”竹彦刈谷说。
喜久的家庭在花费了不菲的金钱请“支持失踪人士家人”这个私人组织找到他后不久，喜久就再次搬走消失了。这次他的家里没有再试图找寻他，因为他们已经负担不起这笔花费。
“支持失踪人士家人”有专门的侦探，他们每年大概会接到三百宗案件例，在日本要寻找一个刻意抹掉自己痕迹的人很困难，日本没有失踪人口国家数据库，官方也不会提供文件和身份查询给他们提供帮助。警察更不会帮忙查自动取款机或财务记录，因为这是违法的。这意味着调查的费用将非常高昂，该组织的探长荣古那表示：“雇佣侦探五百美元一天，一万五千美元一个月，大部分调查会无疾而终，失踪的人大多数有很严重的债务问题，他们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钱来找人。”
庞大的人间蒸发人数并不仅仅滋生了寻人公司，“黑夜搬家”公司也属于这一黑色产业，它的创始人是小利桑，他们的客户源有很多，有丈夫出轨的家庭主妇也有公司破产的前中产家庭。每次半夜替人搬家，小利桑就会收入3400美元。
拯救行动
经济压力、工作不利、情感受挫是导致人们失踪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菲利斯·奈吉在第一次看到勒娜·莫热写得报道文学《消失：在故事和图片里蒸发的日本人》时就被深深震撼了。菲利斯·奈吉说：“书中那些被剥夺了社会权利，失去了声音，实际上已经从我们社会的运转中消失的人的故事和照片打动了我。尽管这些叙述描写的是日本，但其实每天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中都发生着类似的事，这种联系和共鸣深深吸引了我。”
菲利斯·奈吉希望能够通过拍摄这一题材的电影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这一人群，“他们真的需要帮助”他说。极少有主动失踪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回到正常社会，即使失踪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他们一旦逃避过，就会被贴上懦夫的标签。“我从没想过逃跑就是终点，虽然当时的情况下消失是你无法拒绝的事情。然而事实是沉沦的诱惑会不断的把你往下拉，顺势向下要比努力向上容易的多。”十一郎说，“而现在逃避是通向死亡的最快通道。”
莫热说，三崖的人正在慢慢死去，主动失踪的人大多是这个状态。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企图用自虐的方式，惩罚没用的自己。很多人无颜面对曾经的家人。即使是明天就死了，也不想让任何人认出自己。
古香绫子是“新起点”组织的一名社工，她们首先会登门拜访，然后和“失踪者”保持通信，“主动失踪是一种与社会解除联系的状态。不能心急，你可以一次系上一个小结。”古香绫子。她们的工作非常需要耐心，从“毫无反应”到“开始回信”，有时需要几个月乃至十几个月的时间。鼓励和支持是人间蒸发者努力的动力。他们首先会用回信的方式来试探世界的反应，然后慢慢打开自己，渐而过渡到电话聊天、打开房门。社会志愿者的最终目的，是“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好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