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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至1993年8月，我受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其间，我有幸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了一段友好交往。
首次见面不期而遇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时。当时，国际大气候正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加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作为“经互会”成员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贸市场、资金来源和军事支撑，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岛”。而身旁的美国则乘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强化持续30年的经济封锁，“以压促变”。美国国会成立“争取古巴自由决策小组”，确定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目标。在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我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纽约，途经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我到古巴不满一周就递交了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但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其离任告别招待会。不曾料到，卡斯特罗与我的首次见面竟是在这一场合中实现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气爽，皓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上灯火通明，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高大魁梧、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身影被人们团团围住。呵！那不就是卡斯特罗么？镇坤也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正思索着是否立即挤进去向卡斯特罗致意问候时，古巴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来到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便友好地主动表示，他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大楼门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叫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其名“菲德尔”。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离我不远处，他忙把我引向前去并介绍给总司令。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
总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聚谈吧。”
我立即表示了想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的意图。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这一短暂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我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多。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不期而遇为我们以后的交往，进而建立信任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逢年过节使馆常客
卡斯特罗主席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当年，旅居古巴的许多华人、华侨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他领导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曾跟随他上山打游击，后又长期担任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的华裔将军邵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光荣代表。卡斯特罗当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两次战争中，华侨踊跃参加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作出过杰出贡献。古巴政府和人民为纪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还在哈瓦那市中心建立了一座雄伟庄严的“华侨记功碑”。
在日常生活中，卡斯特罗喜欢吃中国饭。他日后告诉我，早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他就经常去唐人街中餐馆吃“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吃。后来，他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次出席我举行的宴会，都爱喝桂花陈酒，也喜欢吃松花蛋。席间，我们常礼貌地给他添菜，他总是说：“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们添多了，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白浪费它。”我们注意到，他从不把饭菜留在自己的盘子里让人倒掉。此外，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给出了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赞语。
在任驻古巴大使的三年岁月里，我经常应邀去革命宫、何塞·马蒂广场或其他场合出席古巴政府举行的各种庆典和外事活动。卡斯特罗也多次来中国使馆做客，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总得待上四五个钟头，不到尽兴之时不散。每年我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通常会出席。我国有重要代表团访古时，他常来使馆会晤交谈。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卡斯特罗年年给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大龙虾之类。
当我馆工作人员希望与卡斯特罗合影，或者请他签名留念时，他一般都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我举行晚宴招待总司令。结束前，镇坤手拿菜单问总司令可否签名留念，他欣然同意，兴致勃勃地说：“饭菜吃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随即提笔写道：“我完成了任务，这并非我的功劳，而是美味的中国佳肴的功劳，是古老和革命的中国的极其周到的热情与礼貌的功劳。”并以这一题词“献给大使夫人”落款。
我馆换了位公务员，卡斯特罗一见是新面孔，便拉他坐在自己身边，慈祥亲切地问这问那，促膝交谈。为感谢厨师的辛勤劳动，在宴会结束前，总司令常把厨师请来，给他们敬酒，并风趣地说：“饭菜做得这样好，大使应给他们加工资啊！”我馆工作人员无不说他是“中国使馆最亲近的好朋友”。
革命建设聚焦中国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关注、对中国情况的熟悉和了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为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并结合古巴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中国经验，卡斯特罗派出了许多代表团赴中国考察访问。近些年，上自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政府部长，下至专业技术人员，赴华访问的不计其数。卡斯特罗主席的哥哥、农业部顾问拉蒙也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对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包括企业家、经贸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只要有时间，卡斯特罗都热情接见。每次会见，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无异于接受一次考试。他不仅谈话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且提问具体、实在，经常“打破砂锅问到底”，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比如，在与陈慕华副委员长、轻工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会见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知识渊博，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从中国的农业、水利、机械、粮食、经济作物到灾情；从工业生产、组织管理、产品销售到劳动工资；从能源到交通；从中医、中药到计划生育；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到中外合资企业；从对外开放城市到深圳特区；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到外汇管理；从台湾、香港、西藏、华侨到中国统一，等等，他无所不问，无所不谈。就是他来使馆做客时，也都要带着问题来，尽管许多问题他已有相当了解。我虽然每次都预先做些准备，但总有“答不上”或“答不全”的情况。
总司令如此关注中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领导古巴军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建军原则，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时，毛主席的小册子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古巴起义军中广为流传。
我清楚地记得，在与我接触和会见中国代表团时，总司令多次谈及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说他看过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章，深感“长征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历经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国领导人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非常正确，没有否定历史，没有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结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感遗憾。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时卡斯特罗关注的焦点。凡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以及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他都及时阅读研究。不仅如此，还要求古巴党政高级官员都这样做。为此，古共中央曾选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说，今后要出版更多介绍中国的书，中国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
卡斯特罗对新中国取得的每项成就如同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高兴。1991年4月的一天，我请他到使馆做客。席间，他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有秩序地进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改革。”“中国只有1亿公顷耕地，但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指出，“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旧中国做得到吗？我经常向外宾举这个例子，说明新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还说，“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对古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表示，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巨人”。
关注灾区真诚援助
1991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我国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普降暴雨，有些地方连降特大暴雨，致使安徽、河南等省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
7月12日，我国驻古使馆办公室接到电话，说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紧急约见大使。要谈什么事？对方没有透露。当日下午，我和译员张小强来到古巴党中央和政府所在地——革命宫，由礼宾官带领进入拉赫办公室。
“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大水灾，是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拉赫开口便问，“菲德尔对中国的水灾十分关心。他从外交部得知中国有关灾情的信息后，要我立即找中国大使，转达他对受灾的中国兄弟的亲切慰问。同时，借此机会转告他的决定，古巴拟向灾区捐赠5000吨糖。但不知道这是否合适？”拉赫接着解释说，“如你所知，目前古巴处于特殊时期，经济很困难，拿不出别的什么来，只能以这点儿糖来表达我们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兄弟的声援和慰问。”
我立即答应“尽速报告国内”，并以中国政府和灾区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告辞后，拉赫热情地送我们到革命宫大门口。
7月22日下午，为答复古方，我去革命宫拜会拉赫。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卡斯特罗主席的这番好意，指出此举“充分体现了古巴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对灾区人民的一个极大支持和鼓舞”！
拉赫问道：“近来灾区有无新的消息？”我回答说，前一段抗洪救灾工作，经过灾区广大军民的顽强奋战，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根据以往经验和有关方面预测，8月份才是主汛期，更大的暴雨可能还在后头，今后的防汛抗洪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拉赫忙走过去，拿起电话交谈了一阵，然后回到座位上说：
“刚才的电话是菲德尔打来的，询问同大使谈话的情况。菲德尔还决定，除糖之外，再向灾区捐助一些东西，可能灾区人民用得上。这些东西包括干扰素、人体表皮生长素、乙型脑炎疫苗等药品，约合1300万美元。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接受，药品将尽快送去。”
不久，古巴外贸部副部长佩德罗·阿尔瓦雷斯约我去外贸部。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有几位陌生人在那里。佩德罗逐一向我介绍后说：“拉赫同志把给中国运送药品的工作交给外贸部，这是很光荣的任务。”接着，他让干扰素、乙型脑炎疫苗等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说明药品保存和运输途中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佩德罗说，古方将派两名专家先去北京，同中方商谈具体交接技术问题。他们往返机票、食宿费用及空运药品的费用均由古方负责。
那段时间，卡斯特罗多次接见我国访古代表团，每次都不忘询问灾区情况。8月初，中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到古巴访问，并观摩在哈瓦那举行的第11届泛美运动会。3日晚，我为代表团访古举行欢迎宴会，卡斯特罗应邀来使馆做客。
晚上8时半，卡斯特罗像往常一样，身着橄榄绿军装，头戴军帽，脚穿军靴，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大使官邸，微笑着与等候在大门口的伍绍祖团长和使馆领导成员一一握手、拥抱。他高大的身躯、满脸的大胡须和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既威严又亲切的感觉。 在会客室刚一坐下，卡斯特罗就急切地问及中国水灾的情况，并要查看地图。在场作陪的使馆政务参赞李金章立刻将备用的一张中国大地图展现在他面前。卡斯特罗边看边问：灾区的位置在哪里？面积多大？人口多少？种植什么作物？一年播种几次？年降水量多少？河流分布情况如何？等等，伍绍祖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我怀着赞赏的心情告诉卡斯特罗，古巴捐赠物品的价值是“各国政府中最大的”，众多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卡斯特罗谦逊地说：“古巴是个小国，力量很有限。”并表示，“如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做的，愿意继续提供合作与帮助。”
几个月后，卡斯特罗又一次接见中国代表团。我向他报告说：中国的抗洪救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灾区一没有饿死人；二没有冻死人；三没有发生流行性疾病。目前，灾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进展顺利，社会秩序正常良好。卡斯特罗听后十分高兴，颇为感慨地说：“这样大的灾害如果发生在旧中国，肯定会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冻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你们的奇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7年后，又一特大自然灾害突袭我国。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正在养病的卡斯特罗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奔赴灾区进行救援。在他和劳尔主席的直接关怀下，由35名经验丰富的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携带60多种药品和医疗设备（重约3.5吨），乘专机经莫斯科和北京，于23日晚抵达成都，安排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救援工作。后来，卡斯特罗还多次打电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鼓励他们出色完成救援任务，为加强古中友谊多作贡献。
北京“申奥” 坚决支持
1991年，我国首都北京首次申办第27届奥运会。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英国曼彻斯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城市，也先后提交了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报告。进入1992年，各申办国的竞争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1992年5月，国内发来指示，要求使馆抓紧做好对驻在国有关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与文化参赞商量，决定先由我出面邀请古巴奥委会主席冈萨雷斯和国家体委领导人来使馆做客。
5月20日晚，哈瓦那天空明净，气候宜人。冈萨雷斯夫妇等客人应邀准时来到使馆。我夫人和文化参赞李庭玉出席作陪。由于在场的客人都是古巴体育界的头面人物，体育运动自然成了当晚的热门话题。
宴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约两个小时后，我对冈萨雷斯说：“你已知道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它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它有条件和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中古两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殷切期望能得到你们的坚定支持。”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古巴坚决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虽然申办的国家有好几个，它们也希望得到古巴的支持。但最后只能选一个。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选择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冈萨雷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
尤其令我振奋的是，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话直接出自卡斯特罗主席之口。
1992年8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刘华秋对古巴进行工作访问。17日下午，卡斯特罗在革命宫接见了他。当晚，使馆为刘副部长举行欢迎宴会，我特地请卡斯特罗参加。在谈到北京申办奥运会问题时，卡斯特罗直率地说：“我希望中国举办奥运会。目前竞争者不少，这些国家也要求我们支持。从历史上看，申请者采取各种办法来拉票。因此，我们面临着困难，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但古巴支持中国，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
卡斯特罗认为，奥运会的主办权不应由少数富国操纵或包办。第三世界也有一些国家有条件和能力举办奥运会，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申请了也很难成功。他指出：“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古巴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鼓舞。”
卡斯特罗满怀激情地说：“到2000年，我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那时，也许我已退休了。即使我死了，也请把我的遗骨带到北京去，让我的幽灵在那里游荡——以亲眼看看北京的壮举和精彩！”
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终于在北京胜利举行了。卡斯特罗虽然正在养病，但他仍然十分关注运动会的进展情况。运动会结束后，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东道主出色的组织工作，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了一次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中古友谊稳如“长城”
1993年8月22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两兄弟为我工作期满离任回国举行饯行晚宴。宴会在哈瓦那小湖区的一座宾馆举行。
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及其夫人、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比尔玛·埃斯平，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和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罗伯托·罗瓦伊纳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胡里奥·卡萨斯中将及夫人，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古中友协主席邵黄将军及夫人等陆续到达后，即入席进餐。
晚上11时许，刚刚处理完一桩急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带着特别助理佩雷斯·罗克匆匆赶到宴会厅。我和镇坤首先迎上前去握手，向总司令问好。他用那深邃、锐利而慈祥、亲切的目光投向我，使我精神为之一振。
卡斯特罗在我的对面落座后，扫视了一下餐桌，问我：“大使，我们用中国饭招待你，不感到奇怪吗？这像不像中国饭？”
“很像，是地道的中国广东风味。”我赞赏地回答。邵黄将军解释说：“这是劳尔的主意。他说过，这顿饭有特殊意义，要吃中国饭。蔬菜是自己种的，他的姐姐是主厨。”
卡斯特罗端起桂花陈酒，尝了一口，问我：“大使是1990年来的吧？”“是的。”我回答说，“那年8月，我来哈瓦那之日，正值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之时。”
总司令睁大浓眉下明亮的眼睛，带着严肃、坚定的神情说：“三年顶过去了。你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目前，古巴仍处于困难时期，形势还很严峻。但是，困难和压力压不垮我们。我们有决心克服困难，坚持革命，誓死捍卫革命成果，誓死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这是古巴唯一正确的选择。” 卡斯特罗的这一席话，三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他说过，只是今天听起来，我的心情是振奋多于沉重。我接过他的话说：“这几年，我在哈瓦那和外地结识了许多古巴朋友。我发现，虽然各人的职业和经历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比忠诚。越是在困难时刻，就越加显示出他们坚强勇敢、积极乐观、团结战斗的民族性格和英雄气概。”
“现在，拉丁美洲有越来越多的人钦佩古巴的勇气。我们的勇气不是自杀的勇气，而是胜利的勇气！我们有决心为理想而奋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卡斯特罗手一挥，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当前古巴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我认为，这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我说：“有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古巴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逐步克服面临的困难，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话题又回到了两国关系。近几年来，同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侵略的斗争一样，古巴政府也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如在台湾、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古巴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
面对当时两国关系的情况，我高兴地说：“与三年前相比，中古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的确，古中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很好。”卡斯特罗带着欣慰和自信的目光，强调指出，“这是双方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应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发展对华关系是古巴坚定不移的方针。愿古中友谊天长地久，像中国长城一样永存！”
想起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的一些往事，我真诚地说：“我衷心感谢主席和古巴政府在我任职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和友好合作，我不可能顺利执行和完成我的使命。”
“这几年，你做了许多友好工作，同我们的合作也很好。遗憾的是大使就要走了。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卡斯特罗一边说一边举起了祝福的酒杯。
此时，劳尔看了我一眼，对总司令说：“我刚才说过，大使将去秘鲁工作，是双重代表，既代表中国，也代表古巴。”总司令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我立即站起身来，怀着深深的谢意回敬卡斯特罗一杯：“请总司令相信，今后，我无论在何地，都将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衷心祝愿主席健康长寿！祝愿古巴繁荣昌盛！祝愿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这次晚宴，从一开始，我就沉浸在友谊与欢乐之中，忘却了分秒流逝的时光。经人提醒，一看表针，我恍然发现此时已是翌日凌晨3点多了。我相机整了整餐巾，向卡斯特罗表示歉意：“真对不起，我占用总司令太多的时间了。一顿饭竟然时跨两天，创下了最高纪录。”卡斯特罗惬意地说：“吃中国饭，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休息。”
见我准备告辞了，劳尔转身从后面桌子上拿起一件工艺木雕给总司令看，说：“这是以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名义送给大使的，是古巴艺术家的作品。”卡斯特罗手举木雕，端详了一下，对我说：“美人鱼，这是友谊的象征，作个纪念吧！”并让劳尔把木雕交到我手里。我接过木雕，激动地说：“太好了！这是极有意义的礼物，充分体现了古巴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深厚情谊。我将永远珍藏它！”
卡斯特罗和劳尔陪我们走出餐厅，来到大楼前院。依照劳尔的安排，我和镇坤站在卡斯特罗两侧，劳尔和夫人埃斯平靠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阶上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为我在古巴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铭刻着我同卡斯特罗两兄弟三年友好交往的美好记忆。
（编辑 杨琳）
（作者是中国前驻古巴和秘鲁大使）
首次见面不期而遇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时。当时，国际大气候正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加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作为“经互会”成员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贸市场、资金来源和军事支撑，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岛”。而身旁的美国则乘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强化持续30年的经济封锁，“以压促变”。美国国会成立“争取古巴自由决策小组”，确定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目标。在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我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纽约，途经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我到古巴不满一周就递交了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但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其离任告别招待会。不曾料到，卡斯特罗与我的首次见面竟是在这一场合中实现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气爽，皓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上灯火通明，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高大魁梧、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身影被人们团团围住。呵！那不就是卡斯特罗么？镇坤也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正思索着是否立即挤进去向卡斯特罗致意问候时，古巴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来到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便友好地主动表示，他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大楼门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叫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其名“菲德尔”。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离我不远处，他忙把我引向前去并介绍给总司令。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
总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聚谈吧。”
我立即表示了想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的意图。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这一短暂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我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多。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不期而遇为我们以后的交往，进而建立信任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逢年过节使馆常客
卡斯特罗主席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当年，旅居古巴的许多华人、华侨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他领导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曾跟随他上山打游击，后又长期担任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的华裔将军邵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光荣代表。卡斯特罗当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两次战争中，华侨踊跃参加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作出过杰出贡献。古巴政府和人民为纪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还在哈瓦那市中心建立了一座雄伟庄严的“华侨记功碑”。
在日常生活中，卡斯特罗喜欢吃中国饭。他日后告诉我，早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他就经常去唐人街中餐馆吃“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吃。后来，他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次出席我举行的宴会，都爱喝桂花陈酒，也喜欢吃松花蛋。席间，我们常礼貌地给他添菜，他总是说：“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们添多了，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白浪费它。”我们注意到，他从不把饭菜留在自己的盘子里让人倒掉。此外，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给出了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赞语。
在任驻古巴大使的三年岁月里，我经常应邀去革命宫、何塞·马蒂广场或其他场合出席古巴政府举行的各种庆典和外事活动。卡斯特罗也多次来中国使馆做客，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总得待上四五个钟头，不到尽兴之时不散。每年我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通常会出席。我国有重要代表团访古时，他常来使馆会晤交谈。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卡斯特罗年年给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大龙虾之类。
当我馆工作人员希望与卡斯特罗合影，或者请他签名留念时，他一般都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我举行晚宴招待总司令。结束前，镇坤手拿菜单问总司令可否签名留念，他欣然同意，兴致勃勃地说：“饭菜吃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随即提笔写道：“我完成了任务，这并非我的功劳，而是美味的中国佳肴的功劳，是古老和革命的中国的极其周到的热情与礼貌的功劳。”并以这一题词“献给大使夫人”落款。
我馆换了位公务员，卡斯特罗一见是新面孔，便拉他坐在自己身边，慈祥亲切地问这问那，促膝交谈。为感谢厨师的辛勤劳动，在宴会结束前，总司令常把厨师请来，给他们敬酒，并风趣地说：“饭菜做得这样好，大使应给他们加工资啊！”我馆工作人员无不说他是“中国使馆最亲近的好朋友”。
革命建设聚焦中国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关注、对中国情况的熟悉和了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为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并结合古巴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中国经验，卡斯特罗派出了许多代表团赴中国考察访问。近些年，上自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政府部长，下至专业技术人员，赴华访问的不计其数。卡斯特罗主席的哥哥、农业部顾问拉蒙也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对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包括企业家、经贸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只要有时间，卡斯特罗都热情接见。每次会见，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无异于接受一次考试。他不仅谈话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且提问具体、实在，经常“打破砂锅问到底”，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比如，在与陈慕华副委员长、轻工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会见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知识渊博，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从中国的农业、水利、机械、粮食、经济作物到灾情；从工业生产、组织管理、产品销售到劳动工资；从能源到交通；从中医、中药到计划生育；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到中外合资企业；从对外开放城市到深圳特区；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到外汇管理；从台湾、香港、西藏、华侨到中国统一，等等，他无所不问，无所不谈。就是他来使馆做客时，也都要带着问题来，尽管许多问题他已有相当了解。我虽然每次都预先做些准备，但总有“答不上”或“答不全”的情况。
总司令如此关注中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领导古巴军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建军原则，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时，毛主席的小册子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古巴起义军中广为流传。
我清楚地记得，在与我接触和会见中国代表团时，总司令多次谈及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说他看过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章，深感“长征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历经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国领导人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非常正确，没有否定历史，没有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结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感遗憾。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时卡斯特罗关注的焦点。凡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以及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他都及时阅读研究。不仅如此，还要求古巴党政高级官员都这样做。为此，古共中央曾选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说，今后要出版更多介绍中国的书，中国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
卡斯特罗对新中国取得的每项成就如同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高兴。1991年4月的一天，我请他到使馆做客。席间，他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有秩序地进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改革。”“中国只有1亿公顷耕地，但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指出，“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旧中国做得到吗？我经常向外宾举这个例子，说明新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还说，“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对古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表示，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巨人”。
关注灾区真诚援助
1991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我国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普降暴雨，有些地方连降特大暴雨，致使安徽、河南等省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
7月12日，我国驻古使馆办公室接到电话，说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紧急约见大使。要谈什么事？对方没有透露。当日下午，我和译员张小强来到古巴党中央和政府所在地——革命宫，由礼宾官带领进入拉赫办公室。
“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大水灾，是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拉赫开口便问，“菲德尔对中国的水灾十分关心。他从外交部得知中国有关灾情的信息后，要我立即找中国大使，转达他对受灾的中国兄弟的亲切慰问。同时，借此机会转告他的决定，古巴拟向灾区捐赠5000吨糖。但不知道这是否合适？”拉赫接着解释说，“如你所知，目前古巴处于特殊时期，经济很困难，拿不出别的什么来，只能以这点儿糖来表达我们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兄弟的声援和慰问。”
我立即答应“尽速报告国内”，并以中国政府和灾区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告辞后，拉赫热情地送我们到革命宫大门口。
7月22日下午，为答复古方，我去革命宫拜会拉赫。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卡斯特罗主席的这番好意，指出此举“充分体现了古巴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对灾区人民的一个极大支持和鼓舞”！
拉赫问道：“近来灾区有无新的消息？”我回答说，前一段抗洪救灾工作，经过灾区广大军民的顽强奋战，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根据以往经验和有关方面预测，8月份才是主汛期，更大的暴雨可能还在后头，今后的防汛抗洪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拉赫忙走过去，拿起电话交谈了一阵，然后回到座位上说：
“刚才的电话是菲德尔打来的，询问同大使谈话的情况。菲德尔还决定，除糖之外，再向灾区捐助一些东西，可能灾区人民用得上。这些东西包括干扰素、人体表皮生长素、乙型脑炎疫苗等药品，约合1300万美元。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接受，药品将尽快送去。”
不久，古巴外贸部副部长佩德罗·阿尔瓦雷斯约我去外贸部。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有几位陌生人在那里。佩德罗逐一向我介绍后说：“拉赫同志把给中国运送药品的工作交给外贸部，这是很光荣的任务。”接着，他让干扰素、乙型脑炎疫苗等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说明药品保存和运输途中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佩德罗说，古方将派两名专家先去北京，同中方商谈具体交接技术问题。他们往返机票、食宿费用及空运药品的费用均由古方负责。
那段时间，卡斯特罗多次接见我国访古代表团，每次都不忘询问灾区情况。8月初，中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到古巴访问，并观摩在哈瓦那举行的第11届泛美运动会。3日晚，我为代表团访古举行欢迎宴会，卡斯特罗应邀来使馆做客。
晚上8时半，卡斯特罗像往常一样，身着橄榄绿军装，头戴军帽，脚穿军靴，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大使官邸，微笑着与等候在大门口的伍绍祖团长和使馆领导成员一一握手、拥抱。他高大的身躯、满脸的大胡须和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既威严又亲切的感觉。 在会客室刚一坐下，卡斯特罗就急切地问及中国水灾的情况，并要查看地图。在场作陪的使馆政务参赞李金章立刻将备用的一张中国大地图展现在他面前。卡斯特罗边看边问：灾区的位置在哪里？面积多大？人口多少？种植什么作物？一年播种几次？年降水量多少？河流分布情况如何？等等，伍绍祖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我怀着赞赏的心情告诉卡斯特罗，古巴捐赠物品的价值是“各国政府中最大的”，众多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卡斯特罗谦逊地说：“古巴是个小国，力量很有限。”并表示，“如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做的，愿意继续提供合作与帮助。”
几个月后，卡斯特罗又一次接见中国代表团。我向他报告说：中国的抗洪救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灾区一没有饿死人；二没有冻死人；三没有发生流行性疾病。目前，灾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进展顺利，社会秩序正常良好。卡斯特罗听后十分高兴，颇为感慨地说：“这样大的灾害如果发生在旧中国，肯定会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冻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你们的奇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7年后，又一特大自然灾害突袭我国。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正在养病的卡斯特罗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奔赴灾区进行救援。在他和劳尔主席的直接关怀下，由35名经验丰富的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携带60多种药品和医疗设备（重约3.5吨），乘专机经莫斯科和北京，于23日晚抵达成都，安排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救援工作。后来，卡斯特罗还多次打电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鼓励他们出色完成救援任务，为加强古中友谊多作贡献。
北京“申奥” 坚决支持
1991年，我国首都北京首次申办第27届奥运会。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英国曼彻斯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城市，也先后提交了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报告。进入1992年，各申办国的竞争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1992年5月，国内发来指示，要求使馆抓紧做好对驻在国有关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与文化参赞商量，决定先由我出面邀请古巴奥委会主席冈萨雷斯和国家体委领导人来使馆做客。
5月20日晚，哈瓦那天空明净，气候宜人。冈萨雷斯夫妇等客人应邀准时来到使馆。我夫人和文化参赞李庭玉出席作陪。由于在场的客人都是古巴体育界的头面人物，体育运动自然成了当晚的热门话题。
宴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约两个小时后，我对冈萨雷斯说：“你已知道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它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它有条件和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中古两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殷切期望能得到你们的坚定支持。”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古巴坚决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虽然申办的国家有好几个，它们也希望得到古巴的支持。但最后只能选一个。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选择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冈萨雷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
尤其令我振奋的是，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话直接出自卡斯特罗主席之口。
1992年8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刘华秋对古巴进行工作访问。17日下午，卡斯特罗在革命宫接见了他。当晚，使馆为刘副部长举行欢迎宴会，我特地请卡斯特罗参加。在谈到北京申办奥运会问题时，卡斯特罗直率地说：“我希望中国举办奥运会。目前竞争者不少，这些国家也要求我们支持。从历史上看，申请者采取各种办法来拉票。因此，我们面临着困难，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但古巴支持中国，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
卡斯特罗认为，奥运会的主办权不应由少数富国操纵或包办。第三世界也有一些国家有条件和能力举办奥运会，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申请了也很难成功。他指出：“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古巴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鼓舞。”
卡斯特罗满怀激情地说：“到2000年，我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那时，也许我已退休了。即使我死了，也请把我的遗骨带到北京去，让我的幽灵在那里游荡——以亲眼看看北京的壮举和精彩！”
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终于在北京胜利举行了。卡斯特罗虽然正在养病，但他仍然十分关注运动会的进展情况。运动会结束后，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东道主出色的组织工作，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了一次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中古友谊稳如“长城”
1993年8月22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两兄弟为我工作期满离任回国举行饯行晚宴。宴会在哈瓦那小湖区的一座宾馆举行。
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及其夫人、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比尔玛·埃斯平，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和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罗伯托·罗瓦伊纳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胡里奥·卡萨斯中将及夫人，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古中友协主席邵黄将军及夫人等陆续到达后，即入席进餐。
晚上11时许，刚刚处理完一桩急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带着特别助理佩雷斯·罗克匆匆赶到宴会厅。我和镇坤首先迎上前去握手，向总司令问好。他用那深邃、锐利而慈祥、亲切的目光投向我，使我精神为之一振。
卡斯特罗在我的对面落座后，扫视了一下餐桌，问我：“大使，我们用中国饭招待你，不感到奇怪吗？这像不像中国饭？”
“很像，是地道的中国广东风味。”我赞赏地回答。邵黄将军解释说：“这是劳尔的主意。他说过，这顿饭有特殊意义，要吃中国饭。蔬菜是自己种的，他的姐姐是主厨。”
卡斯特罗端起桂花陈酒，尝了一口，问我：“大使是1990年来的吧？”“是的。”我回答说，“那年8月，我来哈瓦那之日，正值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之时。”
总司令睁大浓眉下明亮的眼睛，带着严肃、坚定的神情说：“三年顶过去了。你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目前，古巴仍处于困难时期，形势还很严峻。但是，困难和压力压不垮我们。我们有决心克服困难，坚持革命，誓死捍卫革命成果，誓死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这是古巴唯一正确的选择。” 卡斯特罗的这一席话，三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他说过，只是今天听起来，我的心情是振奋多于沉重。我接过他的话说：“这几年，我在哈瓦那和外地结识了许多古巴朋友。我发现，虽然各人的职业和经历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比忠诚。越是在困难时刻，就越加显示出他们坚强勇敢、积极乐观、团结战斗的民族性格和英雄气概。”
“现在，拉丁美洲有越来越多的人钦佩古巴的勇气。我们的勇气不是自杀的勇气，而是胜利的勇气！我们有决心为理想而奋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卡斯特罗手一挥，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当前古巴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我认为，这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我说：“有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古巴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逐步克服面临的困难，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话题又回到了两国关系。近几年来，同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侵略的斗争一样，古巴政府也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如在台湾、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古巴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
面对当时两国关系的情况，我高兴地说：“与三年前相比，中古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的确，古中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很好。”卡斯特罗带着欣慰和自信的目光，强调指出，“这是双方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应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发展对华关系是古巴坚定不移的方针。愿古中友谊天长地久，像中国长城一样永存！”
想起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的一些往事，我真诚地说：“我衷心感谢主席和古巴政府在我任职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和友好合作，我不可能顺利执行和完成我的使命。”
“这几年，你做了许多友好工作，同我们的合作也很好。遗憾的是大使就要走了。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卡斯特罗一边说一边举起了祝福的酒杯。
此时，劳尔看了我一眼，对总司令说：“我刚才说过，大使将去秘鲁工作，是双重代表，既代表中国，也代表古巴。”总司令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我立即站起身来，怀着深深的谢意回敬卡斯特罗一杯：“请总司令相信，今后，我无论在何地，都将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衷心祝愿主席健康长寿！祝愿古巴繁荣昌盛！祝愿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这次晚宴，从一开始，我就沉浸在友谊与欢乐之中，忘却了分秒流逝的时光。经人提醒，一看表针，我恍然发现此时已是翌日凌晨3点多了。我相机整了整餐巾，向卡斯特罗表示歉意：“真对不起，我占用总司令太多的时间了。一顿饭竟然时跨两天，创下了最高纪录。”卡斯特罗惬意地说：“吃中国饭，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休息。”
见我准备告辞了，劳尔转身从后面桌子上拿起一件工艺木雕给总司令看，说：“这是以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名义送给大使的，是古巴艺术家的作品。”卡斯特罗手举木雕，端详了一下，对我说：“美人鱼，这是友谊的象征，作个纪念吧！”并让劳尔把木雕交到我手里。我接过木雕，激动地说：“太好了！这是极有意义的礼物，充分体现了古巴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深厚情谊。我将永远珍藏它！”
卡斯特罗和劳尔陪我们走出餐厅，来到大楼前院。依照劳尔的安排，我和镇坤站在卡斯特罗两侧，劳尔和夫人埃斯平靠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阶上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为我在古巴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铭刻着我同卡斯特罗两兄弟三年友好交往的美好记忆。
（编辑 杨琳）
（作者是中国前驻古巴和秘鲁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