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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游行队伍中，阿玛拉的手机忽然响起，她接到了当时的总统希拉克的电话，希望能够和她见面，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啊，我没有适合的衣服，只有球鞋和破牛仔裤”。
穿着球鞋的阿玛拉不仅跟总统见面，还在2007年，成为萨科齐政府的一员，先后担任国务秘书，城市事务部长，被法国报纸称为“贫民窟战士”。
今002年10月4日，在法国郊区贫民窟Balzac de Vitry-sur-Seine，一名17岁的女孩Sohane被活活烧死在垃圾室里。原因是她的前男友不能忍受她拒绝复合的事实，策划了一次惩罚报复。Sohane为自己的不屈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引起了社会关注。
惨案发生后，以“不做婊子，也不屈从（NPNS）”为口号，法德拉·阿玛拉（Fadela Amara）和她的伙伴们，一起组织了“贫民窟女性争取自由”的示威游行。
这场向Sohane致敬的游行从Vitry-sur-Seine出发，整整持续到来年3月，穿着牛仔裤和T恤，不同肤色和种族的女孩被印成海报在法国街头张贴，要求还法国女性自由话语权，争取妇女权益。
有一天，在游行队伍中，阿玛拉的手机忽然响起，她接到了当时的总统希拉克的电话，希望能够和她见面，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啊，我没有适合的衣服，只有球鞋和破牛仔裤”。
穿着球鞋的阿玛拉不仅跟总统见面，还在2007年，成为萨科齐政府的一员，先后担任国务秘书，城市事务部长，被法国报纸称为“贫民窟战士”。
2013年3月8日，这位街头运动的领导者、萨科齐政府的城市事务部长、阿尔巴尼亚移民、女性主义者来到广州，向公众讲述她的故事。
双重文化
阿玛拉1964年出生于法国郊区的贫民窟，父母都是穆斯林，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上世纪60年代迁居法国。
上世纪60年代，法国在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急缺劳动力，从北非等前法国殖民地地区大量引入劳工，曾参与过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父亲来到法国做了建筑工人。阿玛拉的母亲，如多数穆斯林女性一样，在结婚后，从未出门工作，几乎每年生育一个孩子，一共生养11个孩子，六子五女，阿玛拉在家中排行第四。
从小，阿玛拉接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影响，她所住的社区80%都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家里依然保持着阿尔及利亚的习俗和传统，她看着母亲以及其他女性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而来自学校的教育，又告诉她自由平等的重要性。
上世纪70年代，是法国新女权运动飞跃的时期，女权主义者在争取自由堕胎权、反对家庭暴力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媒介影响下，阿玛拉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看到法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排外和歧视。
1976年的一天，阿玛拉5岁的弟弟MALIK过马路，被一辆醉驾的汽车撞倒。事后处理中，警察庇护了法国籍的罪犯，阿玛拉的母亲哭喊着，要求公正处罚，警察辱骂了她：“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你们这些脏阿拉伯人在领导”。目睹这一切的阿玛拉，在悲痛中立下了誓言：“从此之后，我不能接受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两年后，14岁的她和当地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NGO，宗旨是维护社会公平、倡导尊重权利，并获得一些法国本土成年人的支持。
街头的青春
阿玛拉的青春，大多是在街头书写的。
17岁半，她组织了自己第一场游行。在选举前夕，她呼吁有选举权的年轻人登记投票，参与选举，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示威队伍来到市政厅门前时，一群警察蜂拥而至，阿玛拉被捕了。
由于未成年，她的父亲来到警察局接她，阿玛拉作为只持有居住证的移民，父亲十分担心她的行为会影响到全家人的安危。父亲非常愤怒，她不得不向父亲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做类似的事情了。
回忆起这段反叛的青春期，阿玛拉像一个屡教不改的小女孩一样哈哈大笑：“当然，一旦抓住机会我就没遵守诺言。”
她继续着自己争取平等的街头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阿玛拉参与法国第一次争取移民平等的游行。几百名移民后裔走向巴黎，反对种族歧视，呼吁尊重移民的权利。游行的队伍受到时任密特朗总统的接见，并得到回应。
1981年，密特朗总统将法国移民1年期限的居住证改为10年期限。
她永远都会记得，在那个被压迫的年代，女孩子们一起讨论现状的时候经常抱头痛哭的场景。有一些女孩选择了直面斗争，最终离开了家庭，断绝了家庭关系，有些生活得非常不幸。
阿玛拉选择了另外一种战略——对话。
从与父亲对话开始，她用迂回的方式，让父亲的观念最终和自己走到了一起，严厉的父亲开始和她一起慢慢改变。在游行中，她也试图和各地的人们对话，说服男性参与到女权运动中，说服法国人一起参与到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当选“不做婊子，也不屈从”运动主席时，她的父亲成为了这个组织的第一位支持者。
1986年，22岁的阿玛拉成为“法国反种族歧视组织” （SOS Racisme） 成员。1989年，她创立了法国“伙伴之家”联合会和“妇女委员会”，致力于及时收集更新贫民区的女性现况。
“摘除头巾运动”
上世纪90年代，由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以及法国政府为家庭团聚而实行的特别政策， 法国穆斯林的人数持续增长。1990年，法国议会投票通过了《反歧视立法》，开始以实现穆斯林与法国社会的一体化作为主要政策。
这时候，穆斯林女孩的头巾，成为斗争的焦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穆斯林社区中的一些年轻男性在入教后，开始禁止姐妹们穿牛仔裤和紧身衣，禁止她们化妆，并强迫她们戴上从头到脚包裹住身体的头巾。
阿玛拉和她的同伴们开始组织“摘除头巾运动”，虽然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但非常反对头巾，“头巾不是代表宗教，而是宗教对人进行控制的工具。”面对强势的陋习复辟，阿玛拉提出了更多禁忌问题，如强迫婚姻、割礼、以及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很快，她的举动遭到了原教旨主义者的猛烈反击，他们开始动用暴力，甚至宣布判处阿玛拉死刑。内政部长听闻阿玛拉的生命受到威胁后，询问她是否需要保镖，她的回答干净利索：“我不需要保镖，保镖会让我处于弱势的感觉，促成了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了“禁止穆斯林头巾等明显的宗教标志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头巾法案。有趣的是，虽然立法实现了运动的诉求，但法案的初衷与阿玛拉的想法并不一致，法案认为，如果允许佩戴宗教标识的饰物，会对其他人的宗教平等权造成侵害，为此阿玛拉提出，头巾法案并没有实现她们的目的，因为该法案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而不是女权运动。
“我和总统有很多争论。我想解释法律对头巾理解和我对头巾理解的差距，头巾不是宗教象征，而是女性受压迫的象征，男性的控制就是要女性包裹住自己的身体。对头巾的定义使得我赢得这项争论，但政治方面没有，出台法律是因为头巾是宗教象征。”
解放女性是对男性的解放
2004年，受到媒体欢迎的阿玛拉，步入了仕途。
2004年，她被任命为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2005年，她成为了反对歧视争取平等高级权力机构（HALDE） 的成员。
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右翼萨科齐赢得选举。虽然阿玛拉支持左派，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阵营，但萨科齐依然邀请了阿玛拉进入到他的政府，希望其帮助改变贫困地区的问题。
“我不能接受女性从属和屈从的地位，也不能接受男性主宰，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从政。”然而，从政后的阿玛拉发现，政治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她发现，男人们都希望牢牢掌控自己的位置，根本不希望有女性涉足。
对于阿玛拉而言，斗争中最困难的部分仍然是观念的改变。她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尤其是广告、媒体，以及妇女从政中女性的表现。她接受着缓慢的发展，却不接受任何倒退。
转变观念往往比制定政策还要困难，在这样的斗争中，她认为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家庭中，母亲承载着家庭文化的传统，受教育的母亲会把自由平等的理念而不是陋习传给下一代。
10年前，阿玛拉就开始致力于针对妇女的教育培训，向贫困妇女提供刺绣缝纫的技术培训，让妇女成立合作社出售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独立。这样，即便婚姻不幸，女性也可以经济独立，从婚姻家庭的危险关系中脱离。
或许是童年经历过家庭暴力的阴影，阿玛拉在教育问题上非常强硬。她教导年轻女孩不要读童话故事，不要憧憬王子和公主的浪漫爱情。她认为，童话故事通常都是王子保护公主的模式，王子是强有力的，公主处于受保护地位，结尾都是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童话不会提到谁抚养孩子，实际生活中，童话里没人告诉我们王子会对公主拳脚相加。受文化和体制的影响，传统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脑海中。”阿玛拉对年轻女性说，“不要看童话故事，不要给子女设定教育男孩女孩不同的思维，要当女总统。”
2013年3月8日，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台下的一位女性问阿玛拉如何看待幸福？像她这样去斗争，她要争取的幸福是什么？
阿玛拉回答：“当我去领导一次斗争时，我是幸福的。但我看到女性地位有所后退的时候，我是不幸福的。如果有一天男性理解到我们解放妇女是对男性的解放时，就是我们女性主义的胜利。”
演讲结束时，她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在坐的各位，你们是有可能改变世界的。”
穿着球鞋的阿玛拉不仅跟总统见面，还在2007年，成为萨科齐政府的一员，先后担任国务秘书，城市事务部长，被法国报纸称为“贫民窟战士”。
今002年10月4日，在法国郊区贫民窟Balzac de Vitry-sur-Seine，一名17岁的女孩Sohane被活活烧死在垃圾室里。原因是她的前男友不能忍受她拒绝复合的事实，策划了一次惩罚报复。Sohane为自己的不屈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引起了社会关注。
惨案发生后，以“不做婊子，也不屈从（NPNS）”为口号，法德拉·阿玛拉（Fadela Amara）和她的伙伴们，一起组织了“贫民窟女性争取自由”的示威游行。
这场向Sohane致敬的游行从Vitry-sur-Seine出发，整整持续到来年3月，穿着牛仔裤和T恤，不同肤色和种族的女孩被印成海报在法国街头张贴，要求还法国女性自由话语权，争取妇女权益。
有一天，在游行队伍中，阿玛拉的手机忽然响起，她接到了当时的总统希拉克的电话，希望能够和她见面，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啊，我没有适合的衣服，只有球鞋和破牛仔裤”。
穿着球鞋的阿玛拉不仅跟总统见面，还在2007年，成为萨科齐政府的一员，先后担任国务秘书，城市事务部长，被法国报纸称为“贫民窟战士”。
2013年3月8日，这位街头运动的领导者、萨科齐政府的城市事务部长、阿尔巴尼亚移民、女性主义者来到广州，向公众讲述她的故事。
双重文化
阿玛拉1964年出生于法国郊区的贫民窟，父母都是穆斯林，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上世纪60年代迁居法国。
上世纪60年代，法国在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急缺劳动力，从北非等前法国殖民地地区大量引入劳工，曾参与过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父亲来到法国做了建筑工人。阿玛拉的母亲，如多数穆斯林女性一样，在结婚后，从未出门工作，几乎每年生育一个孩子，一共生养11个孩子，六子五女，阿玛拉在家中排行第四。
从小，阿玛拉接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影响，她所住的社区80%都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家里依然保持着阿尔及利亚的习俗和传统，她看着母亲以及其他女性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而来自学校的教育，又告诉她自由平等的重要性。
上世纪70年代，是法国新女权运动飞跃的时期，女权主义者在争取自由堕胎权、反对家庭暴力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媒介影响下，阿玛拉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看到法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排外和歧视。
1976年的一天，阿玛拉5岁的弟弟MALIK过马路，被一辆醉驾的汽车撞倒。事后处理中，警察庇护了法国籍的罪犯，阿玛拉的母亲哭喊着，要求公正处罚，警察辱骂了她：“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你们这些脏阿拉伯人在领导”。目睹这一切的阿玛拉，在悲痛中立下了誓言：“从此之后，我不能接受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两年后，14岁的她和当地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NGO，宗旨是维护社会公平、倡导尊重权利，并获得一些法国本土成年人的支持。
街头的青春
阿玛拉的青春，大多是在街头书写的。
17岁半，她组织了自己第一场游行。在选举前夕，她呼吁有选举权的年轻人登记投票，参与选举，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示威队伍来到市政厅门前时，一群警察蜂拥而至，阿玛拉被捕了。
由于未成年，她的父亲来到警察局接她，阿玛拉作为只持有居住证的移民，父亲十分担心她的行为会影响到全家人的安危。父亲非常愤怒，她不得不向父亲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做类似的事情了。
回忆起这段反叛的青春期，阿玛拉像一个屡教不改的小女孩一样哈哈大笑：“当然，一旦抓住机会我就没遵守诺言。”
她继续着自己争取平等的街头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阿玛拉参与法国第一次争取移民平等的游行。几百名移民后裔走向巴黎，反对种族歧视，呼吁尊重移民的权利。游行的队伍受到时任密特朗总统的接见，并得到回应。
1981年，密特朗总统将法国移民1年期限的居住证改为10年期限。
她永远都会记得，在那个被压迫的年代，女孩子们一起讨论现状的时候经常抱头痛哭的场景。有一些女孩选择了直面斗争，最终离开了家庭，断绝了家庭关系，有些生活得非常不幸。
阿玛拉选择了另外一种战略——对话。
从与父亲对话开始，她用迂回的方式，让父亲的观念最终和自己走到了一起，严厉的父亲开始和她一起慢慢改变。在游行中，她也试图和各地的人们对话，说服男性参与到女权运动中，说服法国人一起参与到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当选“不做婊子，也不屈从”运动主席时，她的父亲成为了这个组织的第一位支持者。
1986年，22岁的阿玛拉成为“法国反种族歧视组织” （SOS Racisme） 成员。1989年，她创立了法国“伙伴之家”联合会和“妇女委员会”，致力于及时收集更新贫民区的女性现况。
“摘除头巾运动”
上世纪90年代，由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以及法国政府为家庭团聚而实行的特别政策， 法国穆斯林的人数持续增长。1990年，法国议会投票通过了《反歧视立法》，开始以实现穆斯林与法国社会的一体化作为主要政策。
这时候，穆斯林女孩的头巾，成为斗争的焦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穆斯林社区中的一些年轻男性在入教后，开始禁止姐妹们穿牛仔裤和紧身衣，禁止她们化妆，并强迫她们戴上从头到脚包裹住身体的头巾。
阿玛拉和她的同伴们开始组织“摘除头巾运动”，虽然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但非常反对头巾，“头巾不是代表宗教，而是宗教对人进行控制的工具。”面对强势的陋习复辟，阿玛拉提出了更多禁忌问题，如强迫婚姻、割礼、以及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很快，她的举动遭到了原教旨主义者的猛烈反击，他们开始动用暴力，甚至宣布判处阿玛拉死刑。内政部长听闻阿玛拉的生命受到威胁后，询问她是否需要保镖，她的回答干净利索：“我不需要保镖，保镖会让我处于弱势的感觉，促成了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了“禁止穆斯林头巾等明显的宗教标志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头巾法案。有趣的是，虽然立法实现了运动的诉求，但法案的初衷与阿玛拉的想法并不一致，法案认为，如果允许佩戴宗教标识的饰物，会对其他人的宗教平等权造成侵害，为此阿玛拉提出，头巾法案并没有实现她们的目的，因为该法案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而不是女权运动。
“我和总统有很多争论。我想解释法律对头巾理解和我对头巾理解的差距，头巾不是宗教象征，而是女性受压迫的象征，男性的控制就是要女性包裹住自己的身体。对头巾的定义使得我赢得这项争论，但政治方面没有，出台法律是因为头巾是宗教象征。”
解放女性是对男性的解放
2004年，受到媒体欢迎的阿玛拉，步入了仕途。
2004年，她被任命为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2005年，她成为了反对歧视争取平等高级权力机构（HALDE） 的成员。
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右翼萨科齐赢得选举。虽然阿玛拉支持左派，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阵营，但萨科齐依然邀请了阿玛拉进入到他的政府，希望其帮助改变贫困地区的问题。
“我不能接受女性从属和屈从的地位，也不能接受男性主宰，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从政。”然而，从政后的阿玛拉发现，政治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加严重，她发现，男人们都希望牢牢掌控自己的位置，根本不希望有女性涉足。
对于阿玛拉而言，斗争中最困难的部分仍然是观念的改变。她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尤其是广告、媒体，以及妇女从政中女性的表现。她接受着缓慢的发展，却不接受任何倒退。
转变观念往往比制定政策还要困难，在这样的斗争中，她认为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家庭中，母亲承载着家庭文化的传统，受教育的母亲会把自由平等的理念而不是陋习传给下一代。
10年前，阿玛拉就开始致力于针对妇女的教育培训，向贫困妇女提供刺绣缝纫的技术培训，让妇女成立合作社出售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独立。这样，即便婚姻不幸，女性也可以经济独立，从婚姻家庭的危险关系中脱离。
或许是童年经历过家庭暴力的阴影，阿玛拉在教育问题上非常强硬。她教导年轻女孩不要读童话故事，不要憧憬王子和公主的浪漫爱情。她认为，童话故事通常都是王子保护公主的模式，王子是强有力的，公主处于受保护地位，结尾都是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童话不会提到谁抚养孩子，实际生活中，童话里没人告诉我们王子会对公主拳脚相加。受文化和体制的影响，传统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脑海中。”阿玛拉对年轻女性说，“不要看童话故事，不要给子女设定教育男孩女孩不同的思维，要当女总统。”
2013年3月8日，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台下的一位女性问阿玛拉如何看待幸福？像她这样去斗争，她要争取的幸福是什么？
阿玛拉回答：“当我去领导一次斗争时，我是幸福的。但我看到女性地位有所后退的时候，我是不幸福的。如果有一天男性理解到我们解放妇女是对男性的解放时，就是我们女性主义的胜利。”
演讲结束时，她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在坐的各位，你们是有可能改变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