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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范国振没有选择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生活，退休后他毅然投入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权行动里，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社区治理“专家”。站在人生的“第二春”，他选择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实际上就想搞个乌托邦，住在里面无人侵犯、邻里和睦、守望相助。”
方989年，范国振和老伴在深圳福田区百花三路选了一座复式公寓安下了窝。这里地处繁华路段，周围名校云集，很是抢手。与深圳艺术学校仅一墙之隔，当年18岁的“钢琴王子”李云迪从那里走向世界。有别于普通的塔式结构，花园的三座波浪形大厦设计得气势磅礴，楼面长达220米，看起来就像一座天然屏障，且户户南北对流，可谓奢侈。这种结构在当时看来是很先进的。
范国振憧憬着幸福生活，却没想到，几年后自家小区内变成了另一副光景。
“老范，你怎么住在这里？”
自1992年开始，开发商深圳城建集团和原物业公司深圳城建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把小区内108个单位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层改成了近百家商铺、饭店和38家面目可疑的发廊出租牟利，规划红线内的二栋配套小楼也被开发商改造后对外出租，每年的收入超过100万元。
总是门户大开的小区，白天炊烟滚滚，老鼠肆无忌惮地招摇而过，石椅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形形色色的人。到了晚上，香港人和台湾人蜂拥而至，100多个女孩子便化着浓妆，搔首弄姿四处游荡。有朋友来拜访，刚进小区就被吓了一跳，他们惊奇地问：“老范，你怎么住在这里？”彼时的范国振还是德国高洁公司经理及高级工程师，怎么样也算个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脸上挂不住了。可除了隐忍，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000年，开发商突然变本加厉，打算在占用的绿化用地上再盖一栋综合大楼。这一次，范国振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于幼军写信，还摆了一张小桌子坐在小区里，邀请其他业主签名。联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复，深圳市国土局责成城建集团中止建楼计划，并将绿化用地恢复原有用途。
始料未及的小胜利点燃了业主的希望。为数不多的几个积极分子决定联合起来抗争到底。挺身而出的老范被推选为“带头人”。那些“枪打出头鸟”的事儿也毫无例外地反扑过来。老范家的门锁先后被人堵了三次，有业主还莫名其妙挨了打。亏是自己年纪大，才没被下“重手”，忆起过去的这段血泪史，范国振眨巴着眼睛、一副过来人的姿态摇着头道：“暴力事件在维权中真是一点都不稀奇。”
2000年11月，几经艰难的南天一花园业委会终于成立。不过，第一次全体业主的投票状况惨不忍睹。老范记得那天下着雨，风很大，他举着个高音喇叭在架空层前仰着头，拖着尾音动情地喊：“蓝天的业主们——下来投票吧！”他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穿过墙壁又弹到了地上，投票区依然门可罗雀。人们无动于衷。无奈，他只能和几个核心成员挨家挨户地敲门，嗓子都说哑了。遇上不开门的，手掌拍得又红又肿。好说歹说，投票率勉强超过了50%，涉险过关。按照规定如果业主投票不过半，前面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在集体行动中，只有10%的人会领头，30%的人在左右摇摆，60%的人漠不关心。”这是范国振的“1+3+6理论”。要唤醒业主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老头很清楚，自己要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11年20场官司
自第一届业委会被选为主任起，范国振就开启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一开始他只想消除小区里的噪音、油烟和藏污纳垢的发廊。为此他发动业主集体写信给深圳市国土局投诉，又和政府部门、开发商和原物业公司进行了多次洽谈和协商，没有任何效果。
2002年在得到业主大会授权后，业委会决定采取法律手段夺回架空层及两栋小楼的产权。没曾想，此后的11年里范国振居然经历了20场诉讼。
由于业委会法律地位模糊，在前6场诉讼中，福田区法院、深圳市中级法院均以“诉讼主体不合适”为由将其拒之门外。“官司打了三年，我们连上法庭与对方平等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机会都没有。”老范一度着急得睡不着觉。要知道，当年他为了专心维权，还辞去了外企的高薪厚职，气得老伴打电话来直说他“神经病”。
办法总比问题多。灵机一动范国振和团队想到了一个方案——动员业主轮番以个人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共有1140户，每次只需要花50块钱就可以申请，轮着来，看他给不给！”不堪其扰的广东省高院终于在2004年11月25日，就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专门批复。正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批复，让范国振终于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原告席上。
老范请的代理律师是小区业主——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的吴耀鸿。每次开庭，至少二三十名业主也会到场旁听，一些关系好的媒体朋友也被请了去。一开始对方律师并不把业主放在眼里。老范也不示弱：“轮到我开口时，我先装成老迈不堪的样子。”他边说着边抹了一把脸，换成一个糟老头儿的嘴脸，颤巍巍、口角抖动，“我说法官啊，我年纪大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能把话说清楚。”旁听的人多，法官不敢怠慢，忙说老人家别担心，慢慢说，没人会打断你。听了这话，老头立马摇身一变，精神奕奕起来。他口齿伶俐、一番滔滔不绝，对方律师被说得哑口无言。
2011年，这起标志性案件获得了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判决：开发商和原物业公司因侵犯业主对架空层的使用权，支付赔偿金145万元。而对两栋配套小楼的侵权诉讼请求依旧被驳回。
维权方法论
在维权的僵持阶段，一些按捺不住的业主一度提议在楼体上拉出大字横幅、贴上标语。南天一的正对面就是深圳市体育馆，在“大运会”举办前夕，这里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巡视的必经之处，足以引起政府注意。
不过老范却极力反对：“千万不要搞运动，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么多次运动，我一次不拉都经历过，伤害太深了。但凡搞运动，永远没有赢家。”出生上海的范国振曾在二十几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了河南，一呆就是30年。在家里的相片墙上，挂着唯一一张黑白照，骨瘦嶙峋的他头戴草帽、握着锄头对着镜头傻笑。他叹道：“那时真是饿得两眼发黑，太苦了。”于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三大原则——依法、理性、策略。好在他的威望和群众基础不错，热血澎湃的居民总算被说服了。 最近两年因为官司，南天一花园和老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来采访、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好多都是小青年，跟我老头子是‘忘年交’。”他也习惯性地在家里备上几听可乐招待对方。自从几年前老伴和女儿移居美国后，他就一个人独居，“已经吃了七八年快餐盒饭了。”
除了会客，老范还喜欢动笔杆子，发表关于业主自治的文章。他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叫“退二进三”。“物业纠纷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事，我们谈的是经济问题，我不太认同搞对抗，不认同挑战法律，我认同妥协，协商，认同退二进三，这是我的处世哲学，不要围得别人没有退路。”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一代业主的维权事件开始，中国的业主群体争取自治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十多年来，陆续有社区成为了自治典范，但在与开发商、物业、政府部门的博弈中，业主的劣势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善。
“这15年来，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我常告诉他们，与政府部门斡旋‘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不是我说的，是当年周恩来告诫陈诚对付蒋经国的。业主维权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老范很自信，觉得自己有着比基层官员更高的政治觉悟和洞察力。“可以说我们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我们自己干成的，全是大气候下成的。”
当年，他之所以拍案而起，就是因为看到了政策曙光。“当时，深圳市政府正在强调‘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向着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花更多、城更美的目标进行高起点规划’，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还原绿化用地，政府不能置之不理。”而2002年拆除架空层时，又恰好赶上了深圳市政府加大了整治“违章建筑”的力度。老范组织业主进行行政诉讼，提出小区架空层的商铺属违章建筑，又联络媒体介入调查，终于让执法部门的铲车开进了小区。
有深圳桃源居的业主看中了范国振的“经验”，希望能请他“出山”做带头人。“他们提出每个人捐一笔钱，给我在那个社区买一套房子，然后选我做业委会主任。”老范谢绝了。“去别的小区指手画脚，这是大忌。我去了，就像美国军队去别人那里一样，要注意一下的。”
主任不好当
细数一下，范国振已经连续当了五届业委会主任了。他想过退下来，每次选举却能获得90%以上的选票。早上起床，他到楼下锻炼身体，就有人围上来，提意见、咨询问题，各种处理不完的事。有一次他去台湾旅游，接到业主电话，也管不了高昂的漫游费只能噼里啪啦地聊。
没有一分钱报酬，却常要倒贴钱，老范觉得这事挺合理。“我一个高级工程师，你觉得开我多少钱工资合适？你看看人家美国纽约市长彭博只拿1美元年薪。业委会就应该是有钱人干的！”
而一旦手中握有权力也难免会遇上“潜规则”。一次，有个包工头找上门来谈社区的一个改造项目。范国振热情接待了对方，并回复“只要中标就成。”对方一听，立马表态只要中标愿意给他2万元回扣。老范没吱声。几天后，业委会公布结果，经过投票中标的果然是这家公司。“太好了，还可以在报价里面再减去2万。”老范激动地当场道出了原委。后来，大伙都知道了他能久经考验，也摸清了他的脾气，和他吃饭也不争着买单了。
不过这身“正气”也让他哭笑不得。一次，范国振在钟表市场花5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个名牌表。结果戴出去，人人都夸：“你终于肯下工夫给自己花钱了。”任凭他怎么解释，人家就是觉得他在开玩笑，没有人相信那是A货。
2002年，业委会炒掉了原物业后，聘请了新管家——中航物业。双方一直和平相处了11年。新管家自然对范国振有几分忌惮。老范只要打个电话，楼下的保安就噔噔噔地爬上来帮他拿东西。他拍着胸脯道：“我用他们就跟用自家人一样！”当然，业主不能只当“大爷”，也得学会善待“保姆”。每到年尾，范国振都会请清洁工、保安、文员一众人吃饭，亲自上阵挨个敬酒，还动员业委会出资给物管公司建了个员工食堂，再把空置的电梯间给对方改造成员工宿舍。令中航物业总经理助理张士坤印象最深的是，在处理物业与业主的矛盾中，老范常常能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做到“帮理不帮亲”。
一次，一名十七八岁的小保安，因为经验不足，指挥业主倒车时犯了错，被业主骂哭了。他跑去找彼时还在负责南天一花园物业的张士坤告状。张只能去求助于范国振。老范二话没说就带着他去敲业主的门。“大姐，这个孩子肯定有我们培训不到位的地方。”张士坤先开口道歉。“反过来想，人家孩子年龄不大，刚来工作也不容易，你也不能这么骂人家。”老范接过话茬教育起对方来。二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唱起了“双簧”。那名女业主听着听着竟然红了眼眶。“范老在社区的威望全是这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张士坤感慨道。
走进范国振的家，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本则被他放在了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内文里的重点字句被做上了标记。“我很谨慎，担心掉入西方陷阱，但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农村搞了，那我们也可以搞。”这两年，他尝试着在业委会的会议上推行过几条简单的原则，有时还放弃发言权，当起了主持人。
但对中国的业主群体他依旧怀着深深的忧虑：“一方面业主委员会本身的结构是先进的，大部分业主属于中产阶级，文化程度高，能充分理解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有民主意识，有一定话语权，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小农经济的影响，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家里修饰得像皇宫，对公共面积却不屑一顾。”
一线曙光
今年1月的一个上午，律师吴耀鸿一进门就半开玩笑地道：“范主任，你可得给我个车位呀！”老范正纳闷着，吴耀鸿突然从身后拿出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原来2011年两栋小楼产权官司失利后，2012年9月业主大会再次授权业委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3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一纸公文让老范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有专业人士告诉老范，案件一般是发回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实为罕见，可能会使案情峰回路转。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老范兴奋极了。倒是一旁的吴律师显得很镇定，他不断地打预防针：“这个案子胜算不大，别抱太大希望啊。”话虽这么说，但11年来吴耀鸿总能带来惊喜，老范愈发信心满满。“范主任就是个富有理想的人，这么多年坚持维权，有时为了官司连觉都睡不着。不这么说，真担心最后他身体受不了。”
采访快结束时，老范特别高兴地带着本刊记者在小区里转悠，就像在参观自家的后花园。正值黄昏，楼下多了不少怡然自乐的男女老少，大老远看见他就打招呼。如今的南天一已经和十年前有了云泥之别。范国振大步流星地走到架空层下，指着面前的一排排休闲长椅说，600元一张，全靠业主认捐，他自己就带头捐了10张，写得是外孙的名字。又走两步，他又指着不远处一棵郁郁葱葱的槐树喃喃地道：“我一开始不会挑树种，挑槐树不好，应该挑白兰花，桂花之类的，最贵的就是白玉兰。”等走到一处摆着各项健身器材的林荫处，他示意记者仔细看看地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砖。“这是修地铁的废砖，我组织大家去捡回来的，很省钱。”最令他得意的是一块新开辟出来的草地，专供老人和小孩活动，周围还铺了环形道。据说，为了防止有人上去遛狗，他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早晚就揣着一张报纸佯装坐在草地上看，结果还真起到了震慑效果。
此时恰巧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踩着脚踏车经过，只听她甜甜地叫了一声：“爷爷好！”老范挥挥手笑得合不拢嘴，“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愉快的吗？这句话意味着背后有4张选票呢！什么民主啊、投票啊，这就是！”老范语气轻快，说起话来眉飞色舞。
在一篇总结自己11年维权史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基层民主和社区自主治理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很多工作都是细微、具体、琐碎的，如水滴石穿一般缓慢地推动进行，静悄悄地点滴生长。这是业主所期望的方式，也是最现实和最安全顺畅、收效最大、成本最低的方式。”
（实习生欧阳李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方989年，范国振和老伴在深圳福田区百花三路选了一座复式公寓安下了窝。这里地处繁华路段，周围名校云集，很是抢手。与深圳艺术学校仅一墙之隔，当年18岁的“钢琴王子”李云迪从那里走向世界。有别于普通的塔式结构，花园的三座波浪形大厦设计得气势磅礴，楼面长达220米，看起来就像一座天然屏障，且户户南北对流，可谓奢侈。这种结构在当时看来是很先进的。
范国振憧憬着幸福生活，却没想到，几年后自家小区内变成了另一副光景。
“老范，你怎么住在这里？”
自1992年开始，开发商深圳城建集团和原物业公司深圳城建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把小区内108个单位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层改成了近百家商铺、饭店和38家面目可疑的发廊出租牟利，规划红线内的二栋配套小楼也被开发商改造后对外出租，每年的收入超过100万元。
总是门户大开的小区，白天炊烟滚滚，老鼠肆无忌惮地招摇而过，石椅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形形色色的人。到了晚上，香港人和台湾人蜂拥而至，100多个女孩子便化着浓妆，搔首弄姿四处游荡。有朋友来拜访，刚进小区就被吓了一跳，他们惊奇地问：“老范，你怎么住在这里？”彼时的范国振还是德国高洁公司经理及高级工程师，怎么样也算个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脸上挂不住了。可除了隐忍，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000年，开发商突然变本加厉，打算在占用的绿化用地上再盖一栋综合大楼。这一次，范国振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于幼军写信，还摆了一张小桌子坐在小区里，邀请其他业主签名。联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复，深圳市国土局责成城建集团中止建楼计划，并将绿化用地恢复原有用途。
始料未及的小胜利点燃了业主的希望。为数不多的几个积极分子决定联合起来抗争到底。挺身而出的老范被推选为“带头人”。那些“枪打出头鸟”的事儿也毫无例外地反扑过来。老范家的门锁先后被人堵了三次，有业主还莫名其妙挨了打。亏是自己年纪大，才没被下“重手”，忆起过去的这段血泪史，范国振眨巴着眼睛、一副过来人的姿态摇着头道：“暴力事件在维权中真是一点都不稀奇。”
2000年11月，几经艰难的南天一花园业委会终于成立。不过，第一次全体业主的投票状况惨不忍睹。老范记得那天下着雨，风很大，他举着个高音喇叭在架空层前仰着头，拖着尾音动情地喊：“蓝天的业主们——下来投票吧！”他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穿过墙壁又弹到了地上，投票区依然门可罗雀。人们无动于衷。无奈，他只能和几个核心成员挨家挨户地敲门，嗓子都说哑了。遇上不开门的，手掌拍得又红又肿。好说歹说，投票率勉强超过了50%，涉险过关。按照规定如果业主投票不过半，前面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在集体行动中，只有10%的人会领头，30%的人在左右摇摆，60%的人漠不关心。”这是范国振的“1+3+6理论”。要唤醒业主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老头很清楚，自己要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11年20场官司
自第一届业委会被选为主任起，范国振就开启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一开始他只想消除小区里的噪音、油烟和藏污纳垢的发廊。为此他发动业主集体写信给深圳市国土局投诉，又和政府部门、开发商和原物业公司进行了多次洽谈和协商，没有任何效果。
2002年在得到业主大会授权后，业委会决定采取法律手段夺回架空层及两栋小楼的产权。没曾想，此后的11年里范国振居然经历了20场诉讼。
由于业委会法律地位模糊，在前6场诉讼中，福田区法院、深圳市中级法院均以“诉讼主体不合适”为由将其拒之门外。“官司打了三年，我们连上法庭与对方平等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机会都没有。”老范一度着急得睡不着觉。要知道，当年他为了专心维权，还辞去了外企的高薪厚职，气得老伴打电话来直说他“神经病”。
办法总比问题多。灵机一动范国振和团队想到了一个方案——动员业主轮番以个人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共有1140户，每次只需要花50块钱就可以申请，轮着来，看他给不给！”不堪其扰的广东省高院终于在2004年11月25日，就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专门批复。正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批复，让范国振终于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原告席上。
老范请的代理律师是小区业主——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的吴耀鸿。每次开庭，至少二三十名业主也会到场旁听，一些关系好的媒体朋友也被请了去。一开始对方律师并不把业主放在眼里。老范也不示弱：“轮到我开口时，我先装成老迈不堪的样子。”他边说着边抹了一把脸，换成一个糟老头儿的嘴脸，颤巍巍、口角抖动，“我说法官啊，我年纪大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能把话说清楚。”旁听的人多，法官不敢怠慢，忙说老人家别担心，慢慢说，没人会打断你。听了这话，老头立马摇身一变，精神奕奕起来。他口齿伶俐、一番滔滔不绝，对方律师被说得哑口无言。
2011年，这起标志性案件获得了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判决：开发商和原物业公司因侵犯业主对架空层的使用权，支付赔偿金145万元。而对两栋配套小楼的侵权诉讼请求依旧被驳回。
维权方法论
在维权的僵持阶段，一些按捺不住的业主一度提议在楼体上拉出大字横幅、贴上标语。南天一的正对面就是深圳市体育馆，在“大运会”举办前夕，这里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巡视的必经之处，足以引起政府注意。
不过老范却极力反对：“千万不要搞运动，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么多次运动，我一次不拉都经历过，伤害太深了。但凡搞运动，永远没有赢家。”出生上海的范国振曾在二十几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了河南，一呆就是30年。在家里的相片墙上，挂着唯一一张黑白照，骨瘦嶙峋的他头戴草帽、握着锄头对着镜头傻笑。他叹道：“那时真是饿得两眼发黑，太苦了。”于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三大原则——依法、理性、策略。好在他的威望和群众基础不错，热血澎湃的居民总算被说服了。 最近两年因为官司，南天一花园和老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来采访、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好多都是小青年，跟我老头子是‘忘年交’。”他也习惯性地在家里备上几听可乐招待对方。自从几年前老伴和女儿移居美国后，他就一个人独居，“已经吃了七八年快餐盒饭了。”
除了会客，老范还喜欢动笔杆子，发表关于业主自治的文章。他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叫“退二进三”。“物业纠纷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事，我们谈的是经济问题，我不太认同搞对抗，不认同挑战法律，我认同妥协，协商，认同退二进三，这是我的处世哲学，不要围得别人没有退路。”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一代业主的维权事件开始，中国的业主群体争取自治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十多年来，陆续有社区成为了自治典范，但在与开发商、物业、政府部门的博弈中，业主的劣势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善。
“这15年来，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我常告诉他们，与政府部门斡旋‘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不是我说的，是当年周恩来告诫陈诚对付蒋经国的。业主维权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老范很自信，觉得自己有着比基层官员更高的政治觉悟和洞察力。“可以说我们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我们自己干成的，全是大气候下成的。”
当年，他之所以拍案而起，就是因为看到了政策曙光。“当时，深圳市政府正在强调‘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向着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花更多、城更美的目标进行高起点规划’，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还原绿化用地，政府不能置之不理。”而2002年拆除架空层时，又恰好赶上了深圳市政府加大了整治“违章建筑”的力度。老范组织业主进行行政诉讼，提出小区架空层的商铺属违章建筑，又联络媒体介入调查，终于让执法部门的铲车开进了小区。
有深圳桃源居的业主看中了范国振的“经验”，希望能请他“出山”做带头人。“他们提出每个人捐一笔钱，给我在那个社区买一套房子，然后选我做业委会主任。”老范谢绝了。“去别的小区指手画脚，这是大忌。我去了，就像美国军队去别人那里一样，要注意一下的。”
主任不好当
细数一下，范国振已经连续当了五届业委会主任了。他想过退下来，每次选举却能获得90%以上的选票。早上起床，他到楼下锻炼身体，就有人围上来，提意见、咨询问题，各种处理不完的事。有一次他去台湾旅游，接到业主电话，也管不了高昂的漫游费只能噼里啪啦地聊。
没有一分钱报酬，却常要倒贴钱，老范觉得这事挺合理。“我一个高级工程师，你觉得开我多少钱工资合适？你看看人家美国纽约市长彭博只拿1美元年薪。业委会就应该是有钱人干的！”
而一旦手中握有权力也难免会遇上“潜规则”。一次，有个包工头找上门来谈社区的一个改造项目。范国振热情接待了对方，并回复“只要中标就成。”对方一听，立马表态只要中标愿意给他2万元回扣。老范没吱声。几天后，业委会公布结果，经过投票中标的果然是这家公司。“太好了，还可以在报价里面再减去2万。”老范激动地当场道出了原委。后来，大伙都知道了他能久经考验，也摸清了他的脾气，和他吃饭也不争着买单了。
不过这身“正气”也让他哭笑不得。一次，范国振在钟表市场花5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个名牌表。结果戴出去，人人都夸：“你终于肯下工夫给自己花钱了。”任凭他怎么解释，人家就是觉得他在开玩笑，没有人相信那是A货。
2002年，业委会炒掉了原物业后，聘请了新管家——中航物业。双方一直和平相处了11年。新管家自然对范国振有几分忌惮。老范只要打个电话，楼下的保安就噔噔噔地爬上来帮他拿东西。他拍着胸脯道：“我用他们就跟用自家人一样！”当然，业主不能只当“大爷”，也得学会善待“保姆”。每到年尾，范国振都会请清洁工、保安、文员一众人吃饭，亲自上阵挨个敬酒，还动员业委会出资给物管公司建了个员工食堂，再把空置的电梯间给对方改造成员工宿舍。令中航物业总经理助理张士坤印象最深的是，在处理物业与业主的矛盾中，老范常常能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做到“帮理不帮亲”。
一次，一名十七八岁的小保安，因为经验不足，指挥业主倒车时犯了错，被业主骂哭了。他跑去找彼时还在负责南天一花园物业的张士坤告状。张只能去求助于范国振。老范二话没说就带着他去敲业主的门。“大姐，这个孩子肯定有我们培训不到位的地方。”张士坤先开口道歉。“反过来想，人家孩子年龄不大，刚来工作也不容易，你也不能这么骂人家。”老范接过话茬教育起对方来。二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唱起了“双簧”。那名女业主听着听着竟然红了眼眶。“范老在社区的威望全是这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张士坤感慨道。
走进范国振的家，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本则被他放在了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内文里的重点字句被做上了标记。“我很谨慎，担心掉入西方陷阱，但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农村搞了，那我们也可以搞。”这两年，他尝试着在业委会的会议上推行过几条简单的原则，有时还放弃发言权，当起了主持人。
但对中国的业主群体他依旧怀着深深的忧虑：“一方面业主委员会本身的结构是先进的，大部分业主属于中产阶级，文化程度高，能充分理解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有民主意识，有一定话语权，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小农经济的影响，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家里修饰得像皇宫，对公共面积却不屑一顾。”
一线曙光
今年1月的一个上午，律师吴耀鸿一进门就半开玩笑地道：“范主任，你可得给我个车位呀！”老范正纳闷着，吴耀鸿突然从身后拿出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原来2011年两栋小楼产权官司失利后，2012年9月业主大会再次授权业委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3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一纸公文让老范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有专业人士告诉老范，案件一般是发回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实为罕见，可能会使案情峰回路转。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老范兴奋极了。倒是一旁的吴律师显得很镇定，他不断地打预防针：“这个案子胜算不大，别抱太大希望啊。”话虽这么说，但11年来吴耀鸿总能带来惊喜，老范愈发信心满满。“范主任就是个富有理想的人，这么多年坚持维权，有时为了官司连觉都睡不着。不这么说，真担心最后他身体受不了。”
采访快结束时，老范特别高兴地带着本刊记者在小区里转悠，就像在参观自家的后花园。正值黄昏，楼下多了不少怡然自乐的男女老少，大老远看见他就打招呼。如今的南天一已经和十年前有了云泥之别。范国振大步流星地走到架空层下，指着面前的一排排休闲长椅说，600元一张，全靠业主认捐，他自己就带头捐了10张，写得是外孙的名字。又走两步，他又指着不远处一棵郁郁葱葱的槐树喃喃地道：“我一开始不会挑树种，挑槐树不好，应该挑白兰花，桂花之类的，最贵的就是白玉兰。”等走到一处摆着各项健身器材的林荫处，他示意记者仔细看看地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砖。“这是修地铁的废砖，我组织大家去捡回来的，很省钱。”最令他得意的是一块新开辟出来的草地，专供老人和小孩活动，周围还铺了环形道。据说，为了防止有人上去遛狗，他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早晚就揣着一张报纸佯装坐在草地上看，结果还真起到了震慑效果。
此时恰巧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踩着脚踏车经过，只听她甜甜地叫了一声：“爷爷好！”老范挥挥手笑得合不拢嘴，“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愉快的吗？这句话意味着背后有4张选票呢！什么民主啊、投票啊，这就是！”老范语气轻快，说起话来眉飞色舞。
在一篇总结自己11年维权史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基层民主和社区自主治理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很多工作都是细微、具体、琐碎的，如水滴石穿一般缓慢地推动进行，静悄悄地点滴生长。这是业主所期望的方式，也是最现实和最安全顺畅、收效最大、成本最低的方式。”
（实习生欧阳李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