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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自古就极重丧俗，孔子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亚圣孟子则更强调送终丧礼的重要性，他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故而在古人看来，不论生前富贵与否，其死后的丧礼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可如此排场的丧葬用度，对于那些身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如何能够承担?
官办公基祭奠亡员
在古代，上等之家如有客死异乡者，尚可自雇仆丁运尸回乡；中等之家往往聘请“赶尸队”，如久负盛名的“湘西赶尸”队；凄惨的莫过于贫瘠之家，只能在异地草草收埋；更有甚者因生前片无瓦砾，死后也只能被弃于荒野郊外。
北宋时，官府出于施行仁政的考量，开始关注贫民丧葬，于是在开封近郊创设“漏泽园”。所谓漏泽园就是官置性质的公墓，官府将那些因饥疫死亡或无主者或因贫穷无告而葬之家者，概由官府代为出钱择地，替其安葬或由官府代为掩瘗。北宋真宗天禧初年“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嘉祜七年“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宋神宗熙宁元年，朝廷还专门发布御诏，要求全国所有州府“每年春首，令诸县告示村耆，遍行检视，应有暴露骸骨无主收认者，并赐官钱埋瘗，仍给酒馔祭拜”。于是，漏泽园这一善举，开始在全国兴盛起来。
宋代漏泽园多选募僧人负责管理，另有忤作来具体执役司事。官府对于选募的守园僧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具有良好德行者；凡入漏泽园司职守护墓庐的僧人，概由官府支付钱薪，每人大致“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不等。此外还有恩例，凡“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有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漏泽园一般都选在高旷不毛之地，或城郊荒山僻壤，四周还筑有围墙、栅栏以免人畜入内损坏，并规定“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一旦圈禁为漏泽园墓地，即纳入官地范畴，可防止当地绅衿恣意侵占，起到庇园的作用。漏泽园内还往往建有屋舍，除供守园僧居住外，主要是用来为死者亲属每年“春秋祭奠”亡灵提供居住的场所。
后来，官府对漏泽园收葬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多为寄留在寺院的无主棺櫘、无名死者、乞丐及遗骸暴露者，军民贫乏亲属也可安葬其中。此后，倘有因客死他乡又无力回乡迁葬者，亦可入园掩瘗。凡入园中者，官府给葬地八尺或九尺，并深埋三尺，立有标记。为了更好地管理墓园和安葬事宜，宋朝政府还专门设立监司巡历制，负责殡葬事宜，并定期督查各地安瘗死亡枯骨的情况，其职能类似于当今民政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
漏泽园的经费来源，初期大多从左藏库内支拨，后经僚臣奏请裁减；宋神宗后，改为“以户绝动用钱给瘗埋之费”；至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又变更为“于常平钱内量行支给”。随着时间的推移，瘗埋费也不断增加。北宋年间，埋葬一名死者仅需六百钱，幼者三百钱；然而到南宋时，竟增至三贯，以致于世人讥讽官府只管死人，不管活人。如究其缘由，除丧葬用度剧增外，更重要的在于官府将这些耗费摊派给百姓，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漏泽园这项补苴之术，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毕竟引起了社会对弱势群体丧葬问题的关注。南宋末年，政局日益动荡，漏泽园也疏于管理。地方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对所收骨骸“埋瘗不深，遂至暴露”；而且守园僧为获得度牒和紫衣，往往析分死者遗骸；加之墓园土地多被权势之家侵吞占佃，遂使漏泽园变得名存实亡。
善心义冢日渐繁盛
明代以后，商人、文友结社成风，善会善堂也孕育而生，各种民间慈善团体不断涌现。各地商贾按乡籍不同，聚集在全国主要的商贸重镇，成立会馆和商会。一方面为往来的本籍商人提供宿食和商机，另一方面也为旅居同乡筹措公益事业。倘有本籍商人客死他乡，商会都会捐出一部分财赀，或迁葬回乡，或就近掩埋。此后，这一善举并非囿于商贾，但凡本籍同乡需救济的，都可联络商会，以求帮助。
商会的善举，毕竟只限于同乡。明末，江南文人开始积极投入地方慈善事业，他们所兴办的善会，只看需帮助与否，不分畛域。如崇祯十年，在京为官的浙江嘉善人陈龙正携在京江南籍官员，在北京创设掩骼会，并刊布《掩骼会章程》，为京师贫民提供丧葬帮助。翌年，经僧侣恒鉴提倡，刘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等江南文士在浙江绍兴也创立了掩骼会和白骨会。他们“醵钱作社，集枯藏朽，为死者谋”，兴办公益事业，造福地方百姓。尽管掩骼会的成员屡有变动，但恒鉴的弟子们却传承衣钵，延续这一事业，善会的活动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清顺治年间，杭州成立悲智社，专为病人送药，向死者施棺，并设有义冢，掩埋尸骨。此后，各种名目的丧葬善会大量涌现，如天津的掩骨会、浙江桐乡的葬会等。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成立更多的则是助人收埋义葬的善堂，像锡类堂、思豫堂、不忍堂、恻隐堂等。虽各地名称不一，却都以施舍棺木、掩埋尸骨为专责。清中期，苏州收葬性质的善堂在江南堪称为最，如雍正十年，苏州吴县创立的掩骼会，其制定了详细的入会细则和施救条件，规范了掩骼会的管理。此后，全国其他地区的掩骼会争相以此为蓝本。此外，乾隆十七年，张云龙募设的施棺局，崇明的永仁堂，长州县的培仁堂，元和县的广仁堂、仁济堂、永仁堂、怀善局、遵善局、积善局，以及稍后兴建的同善堂，仅义冢就达30余亩。
雍乾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各种民间慈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官衙的监管。一方面，地方官署出资协助，支持善会日常经营；另一方面，也借此控制善会。如清雍正年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专门颁布了《掩骼会事宜册》，对掩骼会的日常运作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今应责令两城总约及保甲，遇有身后无人，贫苦不能备办者，告知乡保查实。(掩骼会)具报经营官支领棺木，并给抬埋人夫工钱四百文，星速眼同殓埋。仍将死者姓名住址年月日期登明查考，毋许稽延。如有掯勒担延，经管官查出重处。掩骼会所需棺木，应令经管官每年预先动银制备数十具。一半存贮南城，一半存贮东城：择宽敞寺庙存贮。令两城总约及保甲经营，以备临时支领。经营官仍于年底将动用银两制棺木若干，掩埋人数姓名住址，逐一造册，申送本司查核。”
咸丰、同治年间，南方普遍遭受太平天国之乱，长江沿省难民，倒毙路旁的不计其数，战死者及饿殍的尸骨遍野皆是。于是，地方绅衿纷纷组织丧葬善堂，或施棺，或雇人掩埋，或买地为冢。如江西的义缘堂、诚心堂、乐善堂等，仅德化积善堂就散棺木3000多具；湖南嘉禾县“义冢不下数十”。
红十字会短暂出现
晚清时，西洋传教士来华，他们在沿海城市兴办教堂和医院。不仅收治贫民，而且对于毙亡的贫者，亦出资掩埋，为中国的丧葬事业注入了新的元素。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动荡，百业凋敝，传统的慈善事业江河日下，趋向式微。红十字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标志，西洋诸国均有分会，惟中国迟迟未有。直至日俄战争期间，才出现了由沈敦和、杨杏城等二十余知名沪商组建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商议救济和掩埋东三省同胞事宜。然而该会实际上只存在了7天就被迫解散了。
1907年，吕海寰、盛宣怀等官员上奏清廷，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1910年，清廷降旨由商约大臣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了加强控制，责令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但髓着清廷的即刻倒台，“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业已变换门庭。
责任编辑 王凯
官办公基祭奠亡员
在古代，上等之家如有客死异乡者，尚可自雇仆丁运尸回乡；中等之家往往聘请“赶尸队”，如久负盛名的“湘西赶尸”队；凄惨的莫过于贫瘠之家，只能在异地草草收埋；更有甚者因生前片无瓦砾，死后也只能被弃于荒野郊外。
北宋时，官府出于施行仁政的考量，开始关注贫民丧葬，于是在开封近郊创设“漏泽园”。所谓漏泽园就是官置性质的公墓，官府将那些因饥疫死亡或无主者或因贫穷无告而葬之家者，概由官府代为出钱择地，替其安葬或由官府代为掩瘗。北宋真宗天禧初年“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嘉祜七年“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宋神宗熙宁元年，朝廷还专门发布御诏，要求全国所有州府“每年春首，令诸县告示村耆，遍行检视，应有暴露骸骨无主收认者，并赐官钱埋瘗，仍给酒馔祭拜”。于是，漏泽园这一善举，开始在全国兴盛起来。
宋代漏泽园多选募僧人负责管理，另有忤作来具体执役司事。官府对于选募的守园僧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具有良好德行者；凡入漏泽园司职守护墓庐的僧人，概由官府支付钱薪，每人大致“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不等。此外还有恩例，凡“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有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漏泽园一般都选在高旷不毛之地，或城郊荒山僻壤，四周还筑有围墙、栅栏以免人畜入内损坏，并规定“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一旦圈禁为漏泽园墓地，即纳入官地范畴，可防止当地绅衿恣意侵占，起到庇园的作用。漏泽园内还往往建有屋舍，除供守园僧居住外，主要是用来为死者亲属每年“春秋祭奠”亡灵提供居住的场所。
后来，官府对漏泽园收葬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多为寄留在寺院的无主棺櫘、无名死者、乞丐及遗骸暴露者，军民贫乏亲属也可安葬其中。此后，倘有因客死他乡又无力回乡迁葬者，亦可入园掩瘗。凡入园中者，官府给葬地八尺或九尺，并深埋三尺，立有标记。为了更好地管理墓园和安葬事宜，宋朝政府还专门设立监司巡历制，负责殡葬事宜，并定期督查各地安瘗死亡枯骨的情况，其职能类似于当今民政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
漏泽园的经费来源，初期大多从左藏库内支拨，后经僚臣奏请裁减；宋神宗后，改为“以户绝动用钱给瘗埋之费”；至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又变更为“于常平钱内量行支给”。随着时间的推移，瘗埋费也不断增加。北宋年间，埋葬一名死者仅需六百钱，幼者三百钱；然而到南宋时，竟增至三贯，以致于世人讥讽官府只管死人，不管活人。如究其缘由，除丧葬用度剧增外，更重要的在于官府将这些耗费摊派给百姓，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漏泽园这项补苴之术，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毕竟引起了社会对弱势群体丧葬问题的关注。南宋末年，政局日益动荡，漏泽园也疏于管理。地方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对所收骨骸“埋瘗不深，遂至暴露”；而且守园僧为获得度牒和紫衣，往往析分死者遗骸；加之墓园土地多被权势之家侵吞占佃，遂使漏泽园变得名存实亡。
善心义冢日渐繁盛
明代以后，商人、文友结社成风，善会善堂也孕育而生，各种民间慈善团体不断涌现。各地商贾按乡籍不同，聚集在全国主要的商贸重镇，成立会馆和商会。一方面为往来的本籍商人提供宿食和商机，另一方面也为旅居同乡筹措公益事业。倘有本籍商人客死他乡，商会都会捐出一部分财赀，或迁葬回乡，或就近掩埋。此后，这一善举并非囿于商贾，但凡本籍同乡需救济的，都可联络商会，以求帮助。
商会的善举，毕竟只限于同乡。明末，江南文人开始积极投入地方慈善事业，他们所兴办的善会，只看需帮助与否，不分畛域。如崇祯十年，在京为官的浙江嘉善人陈龙正携在京江南籍官员，在北京创设掩骼会，并刊布《掩骼会章程》，为京师贫民提供丧葬帮助。翌年，经僧侣恒鉴提倡，刘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等江南文士在浙江绍兴也创立了掩骼会和白骨会。他们“醵钱作社，集枯藏朽，为死者谋”，兴办公益事业，造福地方百姓。尽管掩骼会的成员屡有变动，但恒鉴的弟子们却传承衣钵，延续这一事业，善会的活动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清顺治年间，杭州成立悲智社，专为病人送药，向死者施棺，并设有义冢，掩埋尸骨。此后，各种名目的丧葬善会大量涌现，如天津的掩骨会、浙江桐乡的葬会等。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成立更多的则是助人收埋义葬的善堂，像锡类堂、思豫堂、不忍堂、恻隐堂等。虽各地名称不一，却都以施舍棺木、掩埋尸骨为专责。清中期，苏州收葬性质的善堂在江南堪称为最，如雍正十年，苏州吴县创立的掩骼会，其制定了详细的入会细则和施救条件，规范了掩骼会的管理。此后，全国其他地区的掩骼会争相以此为蓝本。此外，乾隆十七年，张云龙募设的施棺局，崇明的永仁堂，长州县的培仁堂，元和县的广仁堂、仁济堂、永仁堂、怀善局、遵善局、积善局，以及稍后兴建的同善堂，仅义冢就达30余亩。
雍乾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各种民间慈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官衙的监管。一方面，地方官署出资协助，支持善会日常经营；另一方面，也借此控制善会。如清雍正年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专门颁布了《掩骼会事宜册》，对掩骼会的日常运作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今应责令两城总约及保甲，遇有身后无人，贫苦不能备办者，告知乡保查实。(掩骼会)具报经营官支领棺木，并给抬埋人夫工钱四百文，星速眼同殓埋。仍将死者姓名住址年月日期登明查考，毋许稽延。如有掯勒担延，经管官查出重处。掩骼会所需棺木，应令经管官每年预先动银制备数十具。一半存贮南城，一半存贮东城：择宽敞寺庙存贮。令两城总约及保甲经营，以备临时支领。经营官仍于年底将动用银两制棺木若干，掩埋人数姓名住址，逐一造册，申送本司查核。”
咸丰、同治年间，南方普遍遭受太平天国之乱，长江沿省难民，倒毙路旁的不计其数，战死者及饿殍的尸骨遍野皆是。于是，地方绅衿纷纷组织丧葬善堂，或施棺，或雇人掩埋，或买地为冢。如江西的义缘堂、诚心堂、乐善堂等，仅德化积善堂就散棺木3000多具；湖南嘉禾县“义冢不下数十”。
红十字会短暂出现
晚清时，西洋传教士来华，他们在沿海城市兴办教堂和医院。不仅收治贫民，而且对于毙亡的贫者，亦出资掩埋，为中国的丧葬事业注入了新的元素。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动荡，百业凋敝，传统的慈善事业江河日下，趋向式微。红十字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标志，西洋诸国均有分会，惟中国迟迟未有。直至日俄战争期间，才出现了由沈敦和、杨杏城等二十余知名沪商组建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商议救济和掩埋东三省同胞事宜。然而该会实际上只存在了7天就被迫解散了。
1907年，吕海寰、盛宣怀等官员上奏清廷，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1910年，清廷降旨由商约大臣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了加强控制，责令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但髓着清廷的即刻倒台，“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业已变换门庭。
责任编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