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在《光明日报》撰文：用电脑或电子阅读器难以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相反，容易让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以致上瘾。以前，家长教育孩子通常会给他讲故事，陪他看书，帮助孩子逐步培养阅读能力与读书习惯。到了今天，很多家长因为忙，就买个iPad让孩子玩，里面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有交互功能，但也有不利的影响：孩子与父母的互动大大减少，与真实的社会接触减少，与现实的同伴接触大大减少，那将来这些人是不是会越来越孤独，不善于交流？如果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以致上瘾，那么这些电子阅读器就无异于是孩子们的“鸦片”。孩子只玩游戏，没有阅读的习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家庭与社会环境对孩子的阅读是有重要影响的。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目标，我认为应提倡家庭藏书，为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方可开展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等活动。
　　齐相潼：要在“三审三校”上严防死守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齐相潼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对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要求已提出很多年，但仍有部分出版单位未能形成有效的出版质量保障体系。一些关键的质量管理环节责任不明确，工作落实不到位，质量管理流于形式，特别是在编校工作中以审代编、以校代编、草率审读、压缩“三审三校”等现象时常发生。关键质量关口缺乏有效工作规范，委托甚至主要依靠社会上的文化公司代为编校，依靠作者或校对软件进行校对等现象均有存在。
　　对于如何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与规范工作，他认为，首先，各级出版行政和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前出版形势，在选题论证和审批制度、稿件“三审”制度、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责任编辑制度、校对责任制度等方面，适时充实新的管理内容，不断完善出版物质量的预报机制、引导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责任机制，保障出版物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出版单位要围绕“三审三校”这一保证质量的根本环节，充分认识到编辑和校对是保证质量的两个根本支撑点，对各岗位人员的知识素质和业务技能严格要求，保证“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再次，出版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拥有一支整体知识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人才队伍。出版单位应根据图书出版发展情况分层次、有重点地设计培训内容，开展专业培训，着重在出版及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编辑工作规范、编校质量管理、出版标准规范等方面，提高编校和出版人员的质量意识。
　　徐晓军：古籍修复缺年轻人才
　　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晓军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古籍修复缺年轻的人才，更缺培养年轻人才的高等学府。之前，修复技术仅靠师傅的传授。近年来，国家才开始在院校开设该专业。全国虽有50多家院校设立了古籍修复相关方向的专业，但大部分为中专和高职院校。
　　尽管对古籍人才的需求很大，但50多家院校的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绝大部分放弃专业改行，留下来从事该行业的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进入图书馆的门槛太高！
　　图书馆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编制有限，进人很难。此外，各级文化组织目前普遍追求高学历，进入体制内必须有本科以上学历。国图古籍修复中心每年只能进1至2个人，省级图书馆大部分已经定编，队伍扩大不了。
　　在实际工作中，从修复岗位转行的人也不少。修复人员不能参评研究岗位，大部分是初级职称，待遇很低，而且修复人员普遍学历偏低、工作被动，无法推动行业发展。
　　他认为，解决古籍修复后继乏人的问题，一方面应职业化和高等教育并存，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另外，应当建立文献修复师的资格认证机制和职称评定机制，提高人员待遇，联合各方制定行业标准，使整个古籍修复行业社会化。
　　征鹏：合理对待“泛主业化”与“品牌延伸”
　　征鹏在《今传媒》撰文：“跳出出版业搞出版”，这是对出版业多元化经营的生动诠释。尽管品牌延伸策略是一把双刃剑，但“泛主业化”在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中，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是“馅饼”而非“陷阱”。
　　主营业务是出版单位的品牌核心竞争力所在，衍生业务是出版单位的品牌增值所在。出版单位不能只主一业，亦不可一业不主。主营业务是出版单位持续发展的立身之本，唯有做大做强做优主业，形成文化品牌，并将其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出版单位方能“安身立命”。正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蔡潮峰所言：“随着图书市场环境的日臻成熟，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竞争形态也由过去单一的低层次的产品竞争转变为包括产品、服务、渠道、品牌等全方位的竞争。”面对出版业出现的“泛主业化”现象，出版单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着力从产品链或产业链两个方面进行品牌延伸，从而推动出版品牌向纵深发展，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金来源和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