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采访时表示：内容生产的创新，包括三方面，一个是作者问题。作者是内容生产创作的主体，是第一位的。二是出版者的创新。出版社要考虑在出版创新方面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帮助作者进行内容创新。出版者担负有内容生产创新的责任。出版者有出版权、传播权和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这些需求信息会对作者产生影响，有的会受到引导。因此，出版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作者协同进行内容创新，发现作者、发现文稿、策划选题并组织内容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三是我们要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创新。就要给读者做好服务和引导、推介，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创新的过程。由此可见，出版者在内容创新中应当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数字出版冲击下，如果出版者只是一般的拷贝，那么在作者那里出版者就没有权威性和助推力，在读者那里没有了公信力和吸引力。特别是权威性，对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公信力对读者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点对图书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在出版链条上不被边缘化的必要保证。在这种转型期，出版社尤其需要对于内容的精准把握能力以及有效的推介能力，这将是出版业决胜的核心能力。
　　何奉芹：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增强文化实力
　　何奉芹在中国青年网撰文：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行业管理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将两者职能职责重新梳理，科学划分，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无疑是大有裨益。
　　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是多维体的结合，将推动建成现代传播体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传统的平面宣传、书籍出版受到网络多媒体的冲击，影响力大大削弱，然而在人们心中，虽然需要“快餐传媒”适应快速的生活节奏，也需要“慢拍媒体”释放压力。现代化的传播体系，不是单一的多媒体时代，也不会是低效率的平面模式，而是两者的结合。建立现代化传播体系本身是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所需，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就是为现代传播体系建设所做的“粮草先行”举措之一。此外，应当看到，建设现代化传播体系，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化宣传的不重视、文化品牌意识的淡薄等原因，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两种文化的角逐中一度被西方文化占领上风，传统文化遭到质疑。如今两大部门合并，在传统文化宣扬和强化方面必然效益增强，长远来看，这对于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梦”也是有所助益的。
　　关海山：“无用”之书也当读
　　文学评论家关海山在《山西日报》撰文：书的分类很多，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总是直截了当地把书分为有用之书和无用之书。什么是有用之书呢？比如，各类学生教材、教辅，考职称、考公务员的参考书等，可以让读者从思维意识到行为准则立竿见影地发生变化，这些书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反之，像历史类的、哲学类的、文学类的书，既不能让人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如鱼得水，又不能让人们以此来挣钱得利，就属于“无用”之书。
　　但是，“无用”之书果真就无用吗？这些书并不能让人立刻掌握一种生活或工作的方法，但是，它们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这类书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细无声的，不知不觉中，它可能让你对身边的事物有了新的、更加通透的认识，它可能让你思考问题具有更加灵动的机变。
　　真正的无所求的长期阅读，将教化人们心态平和，让人们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理性地、多向度地去思考——这种看似无用的读书最大的好处便是，避免使人变成工具，而使人成为完整的人。
　　蒋德均：网络不是文学的救星
　　宜宾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院长蒋德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互联网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运用，尽管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性事件，但它只是也只能改变文学艺术的创作、传播、保存、阅读的形态，却无法改变文学艺术本身的内在审美属性。无论纸质媒介也好，电子媒介也罢，还是多媒体技术也好，它们都只是文学艺术存在的一种形式或方式、一种媒介或载体、一个平台或途径，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依然是创新与唯美。
　　当然，网络写作可以根据写作者写作意愿和美学追求，自由地加入音乐、绘画、游戏、动漫等其他艺术元素，使文学艺术获得全新的活力与生机。然而，它的隐蔽性、便捷性、自由性也使其写作群体素质良莠不齐，作品质量参差不一，广遭人们诟病。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电子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的传播方式得到革命性的丰富和发展。但我们始终认为，文学艺术存在的意义仍取决于它对人的智能的开启、精神世界的涵养以及对现实存在审视和终极指向的关怀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