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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现状】
打造金融中心，金融业务（产品和服务）是基础。对照金融中心的要求，重庆的金融产品缺位：未能根据重庆这种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现实特点，对症下药地推出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把众多精力放在了垄断行列、优势产业等大客户身上，忽略了中低端客户的产品需求；金融服务缺力：商业性金融过度逐利，减少了在库区这类投资预期偏低地方的业务拓展和网点设置，导致二级市场偏弱，致使这些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缺位。
一座城市的金融生态因一个公司而改变。
2003年，重庆上千家国企深陷数百亿元银行债务无法自拔，重庆银行（原重庆商业银行）被银监会黄牌警告面临出局，西南证券因巨额亏损濒临崩盘……重庆要发展，再造金融生态已刻不容缓。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应运而生，让一切开始峰回路转。
■ 创平台，打折减债卸包袱
2000年8月25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成立。这个集团并不是一艘新型“战舰”，而是众多亏损企业集合而成的一艘“大破船”——资产负债率高达127%。
成立当年，重庆机电亏损3亿元，职工生活窘困，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
“尽管集团千方百计减员增效，绞尽脑汁招商引资，但在几十亿元债务的压迫下，呼吸越来越艰难。”重庆机电常务副总裁余刚说。
重庆机电的四面楚歌，正是重庆这座老工业城市国企经营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末，重庆国企通过债转股改革转走300多亿元包袱，但仍残留270亿元债务。这些债务都是死资产，没有任何效益，且每年还会产生20多亿元利息，连锁债务就像一个无底洞，国企即便产品旺销也扭亏无望。
重庆贷款余额160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就有500多亿元。
面对日益恶化的金融生态，银行开始紧缩放贷。没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重庆基建的日新月异、企业的蒸蒸日上，都成了无水之鱼。
“长此以往，国企改革越来越难，银行坏账越来越多，银行和企业会两败俱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
要破解这个“双输”的恶性循环，必须寻找另一个出口。
恰在此时，国有银行的重组正山雨欲来——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将以国家埋单的形式被剥离，剥离出的不良资产将被拍卖到资产管理公司。
“与其这样，不如由政府买下这些债务包，再按商业化程序进行处理，这不仅可解决国企的负债难题，还可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建立国有资产资本运作平台，过滤国企不良债务。
2004年3月，肩负重任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降生——这是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
渝富一诞生，就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打包减债。
“先由政府指令国企将银行债务分类打包，然后由渝富与银行谈判，以20%—30%的折扣，从银行手中买下这些债务包。”渝富董事长何智亚说，国企再以相同的价格，买回这些清洗干净后的净资产。
在这个流程中，渝富起了一个债务清洗的平台作用，国企的债务经渝富清洗之后，出来就变成了无债务资产，而这些无债务资产又回到了原企业。
重庆机电就在这次打包减债中涅新生——渝富以5.57亿元买回该集团的银行债务25亿元，重庆机电又以相同价格从渝富回购，一来一往，其债务就减少了19.43亿元，轻装上阵后的重庆机电，当年就扭亏为盈。
随后，渝富依葫芦画瓢，帮轻纺、化医等上千家国企减债230亿元，让它们从债务泥潭中重获新生。
打包减债，不仅让重庆的不良贷款率从36%降至8%，还破解了老工业城市国企改革的难题。
■ 做杠杆，托底周转解死结
自2004年开始，按发展规划，主城区大批企业必须进行环保搬迁或“退二进三”。
搬迁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
“在主城区扎根的这些老企业，陈旧得像百年老宅一样，设备一旦拆卸就等于报废。”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说，“而另一方面，一旦新厂在建，就必须采用新技术，采用新技术就意味着要淘汰无法胜任的员工，人员安置就成了大难题。”
搬迁资金对这些老态龙钟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2003年前，囿于上述搬迁困局，“退二进三”的企业搬一家死一家。“不搬等死，搬了找死。”企业都把搬迁名单称为“死亡通知书”。
如何破解困局？渝富再次挺身而出，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又一种崭新模式——托底周转。
“这些搬迁企业所处的位置，大多是主城区黄金地块，地价很高，而搬迁的目的地则相对偏远，地价很低。”何智亚说，“土地一置换，便可换取大笔资金作为搬迁费。”
于是好戏上演：渝富先筹措一笔钱，按市价收购搬迁企业的现用土地，企业利用这笔钱，安置职工、建设新厂、完成搬迁后，渝富再拍卖这片土地，收回先前支付的资金。
在这个流程中，渝富扮演了资金托底周转的杠杆角色。
随后，在重钢、民丰农化等30多家企业搬迁中，渝富频频施展托底周转妙手。
“以前，是政府强制企业搬迁，现在，我们主动请缨搬迁。”重庆电池总厂厂长徐星亮说，“换厂址所产生的土地级差资金，除去搬迁费用外，还有结余，正好可以利用结余资金升级换代。”
嘉陵化工厂搬到荣昌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锰酸钾生产企业。天原化工厂搬到涪陵后，成为西部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这些企业搬迁后，每年可为主城区减少排放二氧化硫3949吨、烟尘6029吨、废气15.2亿立方米、废水1141万吨，主城区环境质量焕然一新。
而搬迁后腾出的大量土地，将用于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解决都市人群就业问题。
渝富巧施托底周转妙手，唱出了“一石三鸟”的好戏。
■ 施手术，控股参股破危局
金融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然而，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外地银行的激烈竞争，重庆仅有的四家地方金融企業，在2003年底，全部陷入困境。
重庆银行股本金只有2亿元，不良资产33亿元；农信社不良资产103亿元，占比36.4%；重庆国际信托在亏损的边缘挣扎；西南证券大量资本被抽逃，巨额亏损7亿元。
重庆地方金融的作用和功能基本丧失，重振地方金融已势在必行。
怎么办？黄奇帆打了一个形象比喻：一个重伤的人，要想自己动手术治疗，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要有执刀的第三方，动外科手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渝富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控股参股。
挪用客户保证金4.6亿元，违规国债8.7亿元，大股东抽逃资金10.4亿元，账内外代客理财2亿多元——2004年6月，西南证券接到中国证监会的黄牌警告，面临出局。
“要么倒闭关门，但影响社会稳定；要么借助外科手术，重组新生。我们选择了后者。”黄奇帆说。
渝富通过注资3亿元，成为西南证券第一大股东，为西南证券争取国家资金注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渝富协助西南证券归还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解除西南证券为股东关联公司的担保等。
这一系列举措，终于使西南证券起死回生，成为全国第一家政府主导重组成功的地方券商。
利用同样的技巧，渝富公司还重组了重庆银行——一个原本处于倒闭边缘的商业银行，在渝富实施控股参股外科手术之下，强势跨入全球1000强银行之列。
随后，渝富与公交控股、机电控股共同创建了西部最大的租赁公司——银海租赁；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创建了全国最大的担保公司——三峡担保；安诚财产保险股份公司成立，渝富持股20%……
渝富一小步，重庆一大步。通过一系列大手笔控股参股运作，重庆恶劣金融生态得到全面改善和升级，一举迈入全国金融生态坏境排行榜前五名。
通过三次业务创新，渝富一跃成为集土地储备、证券、信托、银行、保险、担保为一体的金融控股企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渝富模式”。
打造金融中心，金融业务（产品和服务）是基础。对照金融中心的要求，重庆的金融产品缺位：未能根据重庆这种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现实特点，对症下药地推出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把众多精力放在了垄断行列、优势产业等大客户身上，忽略了中低端客户的产品需求；金融服务缺力：商业性金融过度逐利，减少了在库区这类投资预期偏低地方的业务拓展和网点设置，导致二级市场偏弱，致使这些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缺位。
一座城市的金融生态因一个公司而改变。
2003年，重庆上千家国企深陷数百亿元银行债务无法自拔，重庆银行（原重庆商业银行）被银监会黄牌警告面临出局，西南证券因巨额亏损濒临崩盘……重庆要发展，再造金融生态已刻不容缓。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应运而生，让一切开始峰回路转。
■ 创平台，打折减债卸包袱
2000年8月25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成立。这个集团并不是一艘新型“战舰”，而是众多亏损企业集合而成的一艘“大破船”——资产负债率高达127%。
成立当年，重庆机电亏损3亿元，职工生活窘困，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
“尽管集团千方百计减员增效，绞尽脑汁招商引资，但在几十亿元债务的压迫下，呼吸越来越艰难。”重庆机电常务副总裁余刚说。
重庆机电的四面楚歌，正是重庆这座老工业城市国企经营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末，重庆国企通过债转股改革转走300多亿元包袱，但仍残留270亿元债务。这些债务都是死资产，没有任何效益，且每年还会产生20多亿元利息，连锁债务就像一个无底洞，国企即便产品旺销也扭亏无望。
重庆贷款余额160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就有500多亿元。
面对日益恶化的金融生态，银行开始紧缩放贷。没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重庆基建的日新月异、企业的蒸蒸日上，都成了无水之鱼。
“长此以往，国企改革越来越难，银行坏账越来越多，银行和企业会两败俱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
要破解这个“双输”的恶性循环，必须寻找另一个出口。
恰在此时，国有银行的重组正山雨欲来——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将以国家埋单的形式被剥离，剥离出的不良资产将被拍卖到资产管理公司。
“与其这样，不如由政府买下这些债务包，再按商业化程序进行处理，这不仅可解决国企的负债难题，还可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建立国有资产资本运作平台，过滤国企不良债务。
2004年3月，肩负重任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降生——这是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
渝富一诞生，就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打包减债。
“先由政府指令国企将银行债务分类打包，然后由渝富与银行谈判，以20%—30%的折扣，从银行手中买下这些债务包。”渝富董事长何智亚说，国企再以相同的价格，买回这些清洗干净后的净资产。
在这个流程中，渝富起了一个债务清洗的平台作用，国企的债务经渝富清洗之后，出来就变成了无债务资产，而这些无债务资产又回到了原企业。
重庆机电就在这次打包减债中涅新生——渝富以5.57亿元买回该集团的银行债务25亿元，重庆机电又以相同价格从渝富回购，一来一往，其债务就减少了19.43亿元，轻装上阵后的重庆机电，当年就扭亏为盈。
随后，渝富依葫芦画瓢，帮轻纺、化医等上千家国企减债230亿元，让它们从债务泥潭中重获新生。
打包减债，不仅让重庆的不良贷款率从36%降至8%，还破解了老工业城市国企改革的难题。
■ 做杠杆，托底周转解死结
自2004年开始，按发展规划，主城区大批企业必须进行环保搬迁或“退二进三”。
搬迁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
“在主城区扎根的这些老企业，陈旧得像百年老宅一样，设备一旦拆卸就等于报废。”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说，“而另一方面，一旦新厂在建，就必须采用新技术，采用新技术就意味着要淘汰无法胜任的员工，人员安置就成了大难题。”
搬迁资金对这些老态龙钟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2003年前，囿于上述搬迁困局，“退二进三”的企业搬一家死一家。“不搬等死，搬了找死。”企业都把搬迁名单称为“死亡通知书”。
如何破解困局？渝富再次挺身而出，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又一种崭新模式——托底周转。
“这些搬迁企业所处的位置，大多是主城区黄金地块，地价很高，而搬迁的目的地则相对偏远，地价很低。”何智亚说，“土地一置换，便可换取大笔资金作为搬迁费。”
于是好戏上演：渝富先筹措一笔钱，按市价收购搬迁企业的现用土地，企业利用这笔钱，安置职工、建设新厂、完成搬迁后，渝富再拍卖这片土地，收回先前支付的资金。
在这个流程中，渝富扮演了资金托底周转的杠杆角色。
随后，在重钢、民丰农化等30多家企业搬迁中，渝富频频施展托底周转妙手。
“以前，是政府强制企业搬迁，现在，我们主动请缨搬迁。”重庆电池总厂厂长徐星亮说，“换厂址所产生的土地级差资金，除去搬迁费用外，还有结余，正好可以利用结余资金升级换代。”
嘉陵化工厂搬到荣昌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锰酸钾生产企业。天原化工厂搬到涪陵后，成为西部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这些企业搬迁后，每年可为主城区减少排放二氧化硫3949吨、烟尘6029吨、废气15.2亿立方米、废水1141万吨，主城区环境质量焕然一新。
而搬迁后腾出的大量土地，将用于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解决都市人群就业问题。
渝富巧施托底周转妙手，唱出了“一石三鸟”的好戏。
■ 施手术，控股参股破危局
金融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然而，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外地银行的激烈竞争，重庆仅有的四家地方金融企業，在2003年底，全部陷入困境。
重庆银行股本金只有2亿元，不良资产33亿元；农信社不良资产103亿元，占比36.4%；重庆国际信托在亏损的边缘挣扎；西南证券大量资本被抽逃，巨额亏损7亿元。
重庆地方金融的作用和功能基本丧失，重振地方金融已势在必行。
怎么办？黄奇帆打了一个形象比喻：一个重伤的人，要想自己动手术治疗，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要有执刀的第三方，动外科手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渝富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控股参股。
挪用客户保证金4.6亿元，违规国债8.7亿元，大股东抽逃资金10.4亿元，账内外代客理财2亿多元——2004年6月，西南证券接到中国证监会的黄牌警告，面临出局。
“要么倒闭关门，但影响社会稳定；要么借助外科手术，重组新生。我们选择了后者。”黄奇帆说。
渝富通过注资3亿元，成为西南证券第一大股东，为西南证券争取国家资金注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渝富协助西南证券归还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解除西南证券为股东关联公司的担保等。
这一系列举措，终于使西南证券起死回生，成为全国第一家政府主导重组成功的地方券商。
利用同样的技巧，渝富公司还重组了重庆银行——一个原本处于倒闭边缘的商业银行，在渝富实施控股参股外科手术之下，强势跨入全球1000强银行之列。
随后，渝富与公交控股、机电控股共同创建了西部最大的租赁公司——银海租赁；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创建了全国最大的担保公司——三峡担保；安诚财产保险股份公司成立，渝富持股20%……
渝富一小步，重庆一大步。通过一系列大手笔控股参股运作，重庆恶劣金融生态得到全面改善和升级，一举迈入全国金融生态坏境排行榜前五名。
通过三次业务创新，渝富一跃成为集土地储备、证券、信托、银行、保险、担保为一体的金融控股企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渝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