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是古代中国的特色之一。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它较好地畅通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使贫寒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但科举的公平是相对的，对高官和皇族常有优待，不但其子弟可上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官二代”可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也容易得到考官关照。
　　明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考中状元，大儿子考中进士。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众议嚣嚣。因为3年前，张的二儿子中了榜眼。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
　　鉴于“科举制”对“官二代”的特殊关照，许多朝代对官宦子弟参考进行限制和监督，对作弊者严厉处罚。一些正直的考官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手段。唐朝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弟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专送别处考试；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清康熙时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这些限制“官二代”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贫寒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相反，一些“官二代”因为出身官宦之家而失去竞争优势。宋太宗时有个叫李宗谔的考生参加殿试，当时的殿试有个规矩，每个考生要当着皇帝与考官、众考生的面，自报家门、履历。快轮到李时，他非常紧张，因为父亲是宰相。一报家门，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宰相儿子，如有人质疑，必定舆论哗然。想到此，他推说身体不舒服，放弃了可能到手的“进士及第”。
　　宰相的儿子不但没沾上老爸的光，反而害怕“有人质疑”，在竞争进士时成了“弱势群体”，这种“反常”发人深思。应当承认，“官二代”中也有人才，限制他们参与科举竞争是不公平的。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古代权力的特征之一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捞好处，对“官二代”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和难能可贵的。
　　然而，古时的科举对“官二代”有种种限制，今天的一些招聘和考试却对“官二代”情有独钟，不是“萝卜招考”就是“内部应试”。
　　其实，科举也好，考试也罢，都只是保持公平的一个工具。如果这个工具被权势霸占，公平就难以存在。
　　在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是普遍做法。美国联邦法律就禁止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亲属到他们控制的任何机构和部门工作。19世纪的英国法律专家梅因在所著《古代法》中，曾这样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今天某些单位和部门“官二代”破格录用的现象恰恰相反，它退步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即从现代以来的契约平等复辟为中世纪不平等的身份世袭。
　　古往今来，社会精英多是“打出来”“考出来”的，发达国家是“选出来”的，而今天的“官二代”多是“生出来”的。如果官僚政治比古代科举更无章法，就让人搞不懂社会在前进还是后退。“英雄莫问出处”，平等向上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价值诉求。一个社会对待人才的态度，决定了社会的兴衰。当“王侯将相都有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官二代”通吃的时候，社会裂痕会越来越宽，社会断裂难以避免。因为，“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
　　（选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