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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谈一谈您正在读的一本书，选择这样一本书是否有特殊原因？
房宁：在时下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诸多论争中，如何认识和有效应对腐败问题无疑是一大热门话题。值得反思的是，一些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经常出现“对象化”倾向，即把自身需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转向西方，认为效仿西方体制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在这些事关大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和启示。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现代化既是物质生产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而且往往会伴生着腐败易发高发现象。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之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其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经济途径或者说生产性激励渠道，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价值追求；另一条是政治途径或者说分配性激励渠道，即通过政治活动、集体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以便获取利益。在这一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开放政治权力，无疑就是开放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必然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斗争，结果往往是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集团竞相通过政治参与牟利寻租。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根本、最现实也最有效的两条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
在一项为期三年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中，我们通过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近的亚洲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亦发现：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分配性激励，“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模式所引起的政治争夺效应，是造成社会转型期腐败高发的重要诱因。如相互竞争的政党经常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武器相互攻击，同时又以政治迫害为由，将腐败问题政治化以躲避攻击。最终，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方又会以政治妥协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结束利用反腐败名义进行的相互伤害。反之，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则有利于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引领社会群体与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以生产性激励模式为主的道路更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也与《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作者的研究成果殊途同归。
记者：“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不失为探寻腐败根源问题的一种解释，那么相应的，解决腐败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加快完善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您对此怎么看？
房宁：从抽象意义上说，古今中外的腐败形态各异，但有三要素大体不变：动力、机会和成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腐败的动力源于工业化阶段迅速增加的财富以及财富分配差距在国家公职人员心理上形成的落差，这种心理落差总会突破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并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和腐败诱因；腐败的机会则源于频繁发生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建设财政”条件下，现金流、物资流巨大而且频繁，交易机会众多，客观上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腐败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力度越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暴露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就是腐败行为的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面临高动力、多机会和严处罚的形势。腐败作为“社会之癌”不是由一个原因所造成的，治理腐败同样不可能“一方治百病”。
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败工作是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绝佳“视窗”。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是“三统一”的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当然要通过法治手段来实现。党的领导要维持动态平衡，让社会通过一个核心来运转，而不是片面地通过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博弈来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业已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工作格局，其实质是由政治核心驱动的顶层治理模式。由此，在廉政建设中推动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促进廉政建设，在有序政治参与中统筹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和民主的关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往往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政治制度就是在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实践中逐渐地规范化，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法律。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讲更稳妥。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的明朝在腐败高发期中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英国和美国却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面对腐败高发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叠加，之所以有的国家政权能成功重组，有的却惨然倒闭，关键在于能否针对“问题域”进行有效管用的顶层设计与创新。
记者：您认为反腐败工作应做好怎样的顶层设计？
房宁：我们必须在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实现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改革的良性互动，以应对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的挑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利益相关性和非利益相关性冲突，防止利益冲突背后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蔓延，使得经济社会在发展转型中实现软着陆。
（选自《学习时报》2013年4月15日）
房宁：在时下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诸多论争中，如何认识和有效应对腐败问题无疑是一大热门话题。值得反思的是，一些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经常出现“对象化”倾向，即把自身需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转向西方，认为效仿西方体制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在这些事关大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和启示。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现代化既是物质生产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而且往往会伴生着腐败易发高发现象。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之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其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经济途径或者说生产性激励渠道，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价值追求；另一条是政治途径或者说分配性激励渠道，即通过政治活动、集体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以便获取利益。在这一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开放政治权力，无疑就是开放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必然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斗争，结果往往是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集团竞相通过政治参与牟利寻租。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根本、最现实也最有效的两条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
在一项为期三年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中，我们通过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近的亚洲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亦发现：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分配性激励，“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模式所引起的政治争夺效应，是造成社会转型期腐败高发的重要诱因。如相互竞争的政党经常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武器相互攻击，同时又以政治迫害为由，将腐败问题政治化以躲避攻击。最终，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方又会以政治妥协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结束利用反腐败名义进行的相互伤害。反之，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则有利于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引领社会群体与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以生产性激励模式为主的道路更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也与《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作者的研究成果殊途同归。
记者：“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不失为探寻腐败根源问题的一种解释，那么相应的，解决腐败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加快完善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您对此怎么看？
房宁：从抽象意义上说，古今中外的腐败形态各异，但有三要素大体不变：动力、机会和成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腐败的动力源于工业化阶段迅速增加的财富以及财富分配差距在国家公职人员心理上形成的落差，这种心理落差总会突破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并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和腐败诱因；腐败的机会则源于频繁发生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建设财政”条件下，现金流、物资流巨大而且频繁，交易机会众多，客观上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腐败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力度越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暴露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就是腐败行为的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面临高动力、多机会和严处罚的形势。腐败作为“社会之癌”不是由一个原因所造成的，治理腐败同样不可能“一方治百病”。
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败工作是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绝佳“视窗”。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是“三统一”的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当然要通过法治手段来实现。党的领导要维持动态平衡，让社会通过一个核心来运转，而不是片面地通过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博弈来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业已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工作格局，其实质是由政治核心驱动的顶层治理模式。由此，在廉政建设中推动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促进廉政建设，在有序政治参与中统筹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和民主的关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往往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政治制度就是在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实践中逐渐地规范化，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法律。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讲更稳妥。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的明朝在腐败高发期中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英国和美国却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面对腐败高发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叠加，之所以有的国家政权能成功重组，有的却惨然倒闭，关键在于能否针对“问题域”进行有效管用的顶层设计与创新。
记者：您认为反腐败工作应做好怎样的顶层设计？
房宁：我们必须在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实现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改革的良性互动，以应对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的挑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利益相关性和非利益相关性冲突，防止利益冲突背后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蔓延，使得经济社会在发展转型中实现软着陆。
（选自《学习时报》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