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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第一宴受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宴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时来自社会各界代表和国外来宾600余人，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北京饭店，出席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第一宴”。
据说，开国第一宴举办时，考虑到嘉宾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亲自确定：菜式以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为主。当时，北京饭店厨房人手不够，还特意征调了京城著名的淮扬饭庄如“玉华台”的一些淮扬菜名厨。此后，国宴菜从淮阳菜风格，历经几代人，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堂菜”。“开国第一宴”菜单如下：燕菜汤，热菜是：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毛泽东对宴会的指示尤为深刻。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国宴热菜减少了，“四菜一汤”的标准便确立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其实到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不管哪个国家元首来访举行国宴，菜单都是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四菜一汤”并不包含冷盘、点心，冷盘标准不大一样，有时有一个大拼盘，有时有七八个小碟之多。
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
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每顿饭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大寨村的国宴
国宴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的庆典，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而举行的正式宴会。地点通常选择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地举行。1959年前则在北京饭店、中南海勤政殿等地举行。但是，1965年的一次国宴的举办地却在距京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大寨村。当时正逢中国经历自然灾害，国家经济生活遭遇困难。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些要求，周恩来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安排第二天陪同科列加一行参观大寨，并在大寨村用餐。
1965年5月21日，接到通知的太原方面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来的人、拉的东西，没有下车便撤走了。
大寨人在食堂为一行人准备了玉米面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周恩来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历程。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粗茶淡饭”的宴会。
这次“大寨国宴”成为新中国国宴史上最特别的一次。1976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大寨，外宾仍然对大寨主人“粗茶淡饭”接待大加赞赏。
改革国宴礼仪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注重礼尚往来。国宴礼仪尤为重要。例如，宾主入席时取消奏两国国歌；宾主双方在席间不发表正式讲话，或致辞、祝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席间乐，曲目单包括来访国著名乐曲；宴会期间或宴会后安排歌舞、文艺节目助兴；镶嵌国徽的菜单和曲目单由中方礼宾官事先安排精心制作，让客人赏心悦目。
20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占宴席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在通常情况下，宴席上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摆大中小杯3个，酒类主要是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还摆放橘子水、矿泉水等。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3种文字。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国宴作了改革，欢迎国宾的宴会不再邀请外交团出席，宴席规模几乎减少了一半。1965年2月28日，外交部递交了《关于改进接待国宾的礼仪安排的几点建议》：国宴上取消外交团祝酒和敬酒，拟同外交团协商后免去排队敬酒，我领导人也不去各使节桌上敬酒。
不过，“文革”十年中，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国宴的改革速度也相对放缓。直至1978年9月，新的改革方案才正式实施，规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后，增加邀请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由来访国确定。 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宴会时间，也减少了中方领导人喝酒的负担。随后又有几次调整，国宴的规模缩小到现在的规格。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到8桌，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宴席的减少来自对邀请对象的严格控制，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同时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以及少数主要外交官。此项改革既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外交实践，又切实做到了不讲排场，节约外事财政开支。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吴德广/文）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宴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时来自社会各界代表和国外来宾600余人，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北京饭店，出席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第一宴”。
据说，开国第一宴举办时，考虑到嘉宾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亲自确定：菜式以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为主。当时，北京饭店厨房人手不够，还特意征调了京城著名的淮扬饭庄如“玉华台”的一些淮扬菜名厨。此后，国宴菜从淮阳菜风格，历经几代人，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堂菜”。“开国第一宴”菜单如下：燕菜汤，热菜是：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毛泽东对宴会的指示尤为深刻。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国宴热菜减少了，“四菜一汤”的标准便确立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其实到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不管哪个国家元首来访举行国宴，菜单都是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四菜一汤”并不包含冷盘、点心，冷盘标准不大一样，有时有一个大拼盘，有时有七八个小碟之多。
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
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每顿饭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大寨村的国宴
国宴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的庆典，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而举行的正式宴会。地点通常选择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地举行。1959年前则在北京饭店、中南海勤政殿等地举行。但是，1965年的一次国宴的举办地却在距京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大寨村。当时正逢中国经历自然灾害，国家经济生活遭遇困难。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些要求，周恩来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安排第二天陪同科列加一行参观大寨，并在大寨村用餐。
1965年5月21日，接到通知的太原方面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来的人、拉的东西，没有下车便撤走了。
大寨人在食堂为一行人准备了玉米面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周恩来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历程。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粗茶淡饭”的宴会。
这次“大寨国宴”成为新中国国宴史上最特别的一次。1976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大寨，外宾仍然对大寨主人“粗茶淡饭”接待大加赞赏。
改革国宴礼仪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注重礼尚往来。国宴礼仪尤为重要。例如，宾主入席时取消奏两国国歌；宾主双方在席间不发表正式讲话，或致辞、祝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席间乐，曲目单包括来访国著名乐曲；宴会期间或宴会后安排歌舞、文艺节目助兴；镶嵌国徽的菜单和曲目单由中方礼宾官事先安排精心制作，让客人赏心悦目。
20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占宴席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在通常情况下，宴席上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摆大中小杯3个，酒类主要是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还摆放橘子水、矿泉水等。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3种文字。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国宴作了改革，欢迎国宾的宴会不再邀请外交团出席，宴席规模几乎减少了一半。1965年2月28日，外交部递交了《关于改进接待国宾的礼仪安排的几点建议》：国宴上取消外交团祝酒和敬酒，拟同外交团协商后免去排队敬酒，我领导人也不去各使节桌上敬酒。
不过，“文革”十年中，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国宴的改革速度也相对放缓。直至1978年9月，新的改革方案才正式实施，规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后，增加邀请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由来访国确定。 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宴会时间，也减少了中方领导人喝酒的负担。随后又有几次调整，国宴的规模缩小到现在的规格。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到8桌，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宴席的减少来自对邀请对象的严格控制，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同时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以及少数主要外交官。此项改革既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外交实践，又切实做到了不讲排场，节约外事财政开支。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吴德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