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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在调查北京开放外地生学籍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这样的教育会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又一个映射点,改革的呼声迫在眉睫。
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内,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信孚教育集团和湛江师范学院承办的“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教育学家杨东平更是痛心疾首地呼吁:“去年北京有7000多名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参加美国的SAT考试,如果我们再不改革教育,优秀的学生就都走了,不跟我们玩了。”然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力量在哪里呢?
公办与民办之争,永恒的教育话题
在此次“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来自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教育学专家和始终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学者共同为中国教育的现状把脉,在争论与探讨中寻求中国教育的改革方向与动力源之所在。
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恩恩怨怨”,不出意外地成为了本次论坛上被提问最多和争论最多的话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劳凯声教授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全部问题都源于公立学校。”他也承认,中国的公立学校在持续的改革中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如今它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坚持彻底的市场化还是坚持原有的公益性原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前者会导致教育机构蜕变为纯粹盈利性的企业,后者则有可能使得教育倒退至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
在对当下两种改革方向的观点评述之后,劳凯声认为,鉴于“教育机构的服务目的和服务对象的特性,教育机构应该成为一种非政府、非企业的特殊组织。赋予它特定的法律地位,限定它的义务和权利,同时也保障它的办学独立性。
6月6日,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教育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既然教育改革的呼声在民间不断高涨,那么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给出了一个乐观的答案,“我们要弘扬‘学在民间’的伟大传统,相信‘学在民间’的伟大力量,相信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杨东平引用著名改革家吕日周的话:“任何老大难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需要我们去肯定它,去总结、宣传和推广它。”杨东平认为,“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已经不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学龄儿童的大幅度减少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供求关系的紧张局面,“资源匮乏”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变革的借口。“据统计,2008年在校小学生数比2000年学生数减少了1/5,小学校数量减少了40%多。北京市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是8万多人,过几年只有5万。这些学生中,2007年有2000多人直接参加美国的SAT考试,去年达到7000余人。也就是说我们再不改革的话,最优秀的学生都走了,不跟你玩了。供求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改也得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力量。”
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杨东平指出,地方政府、NGO、企业、对外合作和网络都是教育改革的动力之源。地方政府一贯被视为阻挠改革的力量,“但很多地方官员已经是60后、70后的博士、硕士,他们有接纳新思想和变革的追求。”这些人的政绩观也在发生变化,不再是追求升学率、大校园,而是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在谈到NGO促进教育发展时,杨东平特别指出了NGO在普及农村幼儿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教育部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再建多少所示范学校、每个镇建一所示范幼儿园,但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农村的教育,用陶行知的话说,应该是一种‘粗茶淡饭’的教育、‘家常便饭’的教育,也就是说是因地制宜的、便宜的、方便的、用得上的教育。一些NGO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西部地区建立的乡村幼儿园,大致10万块钱建一个,3年之后自负盈亏,还可以帮助大学生就业。”
户籍制度对中国教育的巨大影响
如果说要为杨东平的“学在民间”找到一个例证和样本的话,信孚教育集团显然是不二选择。信孚教育创始人信力建一直在呼吁有关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待遇公平问题。
信力建说:“我们有一些资料显示,去年北京一个研究所给中国技工学校或者中专只排列了200多个学科,他认为只有这200多个学科才是合法的,超越就是不合法的或违规的。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专业达到了3000多个,美国拥有的专业或学科是30000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部分或者研究机构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或知识的发展。”
相对于专业学科限制,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才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中所面对的最大和最顽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公平之处,公立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广州户籍的学生每学年可以得到的款项大概是4000到6000块钱,而非户籍居民一分钱都没有。广州目前新生儿童当中,每两个新生儿童有一个是非户籍的。按照美国的观点,你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人,在广州出生的儿童应该是广州市人,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够得到财政的补贴?现在广州一共有300多家外来工学校,大概有30到40万的在校学生,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同等待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现有的财政格局应该改变,中央财政应该支持九年义务教育,或者以中央财政为主,而不是以县乡财政为主。既然是公办学校,就应该让每个国民都享受到国家所给予的阳光雨露。”这是户籍制度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最大伤害。
中山大学的校园,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执教、居留之地,为什么世间再无陈寅恪这样的大师?责任似乎在教育,然而教育又似乎是无辜的,因为决定“怎样教育”的是人。
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内,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信孚教育集团和湛江师范学院承办的“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教育学家杨东平更是痛心疾首地呼吁:“去年北京有7000多名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参加美国的SAT考试,如果我们再不改革教育,优秀的学生就都走了,不跟我们玩了。”然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力量在哪里呢?
公办与民办之争,永恒的教育话题
在此次“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来自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教育学专家和始终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学者共同为中国教育的现状把脉,在争论与探讨中寻求中国教育的改革方向与动力源之所在。
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恩恩怨怨”,不出意外地成为了本次论坛上被提问最多和争论最多的话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劳凯声教授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全部问题都源于公立学校。”他也承认,中国的公立学校在持续的改革中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如今它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坚持彻底的市场化还是坚持原有的公益性原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前者会导致教育机构蜕变为纯粹盈利性的企业,后者则有可能使得教育倒退至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
在对当下两种改革方向的观点评述之后,劳凯声认为,鉴于“教育机构的服务目的和服务对象的特性,教育机构应该成为一种非政府、非企业的特殊组织。赋予它特定的法律地位,限定它的义务和权利,同时也保障它的办学独立性。
6月6日,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教育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既然教育改革的呼声在民间不断高涨,那么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给出了一个乐观的答案,“我们要弘扬‘学在民间’的伟大传统,相信‘学在民间’的伟大力量,相信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杨东平引用著名改革家吕日周的话:“任何老大难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需要我们去肯定它,去总结、宣传和推广它。”杨东平认为,“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已经不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学龄儿童的大幅度减少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供求关系的紧张局面,“资源匮乏”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变革的借口。“据统计,2008年在校小学生数比2000年学生数减少了1/5,小学校数量减少了40%多。北京市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是8万多人,过几年只有5万。这些学生中,2007年有2000多人直接参加美国的SAT考试,去年达到7000余人。也就是说我们再不改革的话,最优秀的学生都走了,不跟你玩了。供求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改也得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力量。”
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杨东平指出,地方政府、NGO、企业、对外合作和网络都是教育改革的动力之源。地方政府一贯被视为阻挠改革的力量,“但很多地方官员已经是60后、70后的博士、硕士,他们有接纳新思想和变革的追求。”这些人的政绩观也在发生变化,不再是追求升学率、大校园,而是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在谈到NGO促进教育发展时,杨东平特别指出了NGO在普及农村幼儿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教育部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再建多少所示范学校、每个镇建一所示范幼儿园,但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农村的教育,用陶行知的话说,应该是一种‘粗茶淡饭’的教育、‘家常便饭’的教育,也就是说是因地制宜的、便宜的、方便的、用得上的教育。一些NGO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西部地区建立的乡村幼儿园,大致10万块钱建一个,3年之后自负盈亏,还可以帮助大学生就业。”
户籍制度对中国教育的巨大影响
如果说要为杨东平的“学在民间”找到一个例证和样本的话,信孚教育集团显然是不二选择。信孚教育创始人信力建一直在呼吁有关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待遇公平问题。
信力建说:“我们有一些资料显示,去年北京一个研究所给中国技工学校或者中专只排列了200多个学科,他认为只有这200多个学科才是合法的,超越就是不合法的或违规的。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专业达到了3000多个,美国拥有的专业或学科是30000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部分或者研究机构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或知识的发展。”
相对于专业学科限制,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才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中所面对的最大和最顽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公平之处,公立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广州户籍的学生每学年可以得到的款项大概是4000到6000块钱,而非户籍居民一分钱都没有。广州目前新生儿童当中,每两个新生儿童有一个是非户籍的。按照美国的观点,你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人,在广州出生的儿童应该是广州市人,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够得到财政的补贴?现在广州一共有300多家外来工学校,大概有30到40万的在校学生,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同等待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现有的财政格局应该改变,中央财政应该支持九年义务教育,或者以中央财政为主,而不是以县乡财政为主。既然是公办学校,就应该让每个国民都享受到国家所给予的阳光雨露。”这是户籍制度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最大伤害。
中山大学的校园,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执教、居留之地,为什么世间再无陈寅恪这样的大师?责任似乎在教育,然而教育又似乎是无辜的,因为决定“怎样教育”的是人。